引言：转型问题应从起点而非终点审视

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接下来讨论中国转型的问题。这次讨论与近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本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行为和结果的经济学分支）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自由的窄廊》——密切相关。最近，围绕这两本书的讨论非常多，例如“不明白播客”对许成钢教授的访谈，就主要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角度探讨了制度经济学问题。同时，正如伍雷律师所言，国内对这些观点的批判也早已开始。

这两本书自2016年中文版面世以来就备受关注，因为其中有大量直接评论中国的内容。书中的核心观点认为，非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难以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长久维持。许多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发展势头良好，并反驳说，或许要等到2050年中国经济体量真正超过美国时，才能证明这种制度的有效性。因此，关于书中对中国预测的讨论一直很激烈。王局也曾做过一期节目，认为这套理论无法准确预测中国，尽管它可能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

我们今天系列活动的目的，并非要评判这几位作者的对错，而是希望帮助大家拓展对中国转型的想象力。过去，关于中国转型的想象多种多样，许多都基于社会秩序总崩溃的设想。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可以渐进式转型，还是必须采取激进的替代方式？我相信，没有人能对未来做出确切的预测。

然而，转型问题并非一个终点问题。我们不能仅仅设定一个“民主社会”的终点，然后倒推如何实现它。例如，谈到转型，人们会联想到开放社会和公民意识。如果从终点倒推，公民意识似乎就等同于培养民主意识，但这会错过很多关键环节。我认为，转型的关键在于“现在如何变化”，因此需要我们对中国当下有足够的理解，并对变化的可能性有足够的想象力。

那种预设激进秩序崩溃的路径，可能会限制我们的政治学想象力。转型的起点是现在，是“如何变化”这个核心问题。虽然我们在中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细节观察，但仍需要理论和视角来更好地构想“现在”与“变化”。

无意识的转型：从个人意愿到制度动力

在讨论转型时，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英雄史观，认为转型是关键人物在历史时刻做出的关键抉择，比如华盛顿、曼德拉或甘地。于是，我们总在问：某个集团或某个人是否有改革的意愿？

然而，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关键不在于某个人的想法，而在于制度本身。民众的想法也并非仅指对政体的看法，更多是关乎经济、生活等一系列秩序的看法。许多国家完成制度转型，并非因为民众从一开始就倾心于民主，而可能是出于对产权、经济发展的追求，最终走向了那个结果。

因此，设想一种“无意识”的转型视角至关重要，即从个人想法转向制度视角。哪些制度视角最重要？例如，国家的财政能力。今年，国家财政能力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矛盾。无论是税收还是地方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都在大幅后退，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务员、医疗和教师系统欠薪，以及对企业家的“留置”现象——伍雷律师可能会用“绑架”、“抢劫”等更直接的词汇。这些都与财政能力直接相关，是理性的财政动机走向了特定的政治治理模式。

我们的讨论将不局限于对民主的追求或对过去的清算，而是着眼于建立一种对社会与制度动力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政治学想象。

两本核心著作的真正价值：理解变化的动力

很多人读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后，觉得内容不过是常识：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保护私有产权、维护法治并鼓励投资创新的制度）会比榨取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旨在将社会一部分人的财富转移给另一部分精英的制度）更能带来繁荣。而《自由的窄廊》的核心观点似乎也可以总结为：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能力必须齐头并进，社会才能繁荣。

然而，这两本书的真正价值并非重申这些结论，而在于推进对“动力”与“改变”的研究。例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 指社会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因微小的制度差异或偶然决策，导致国家走向截然不同发展路径的现象）。书中通过大量案例，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关键时刻为何做出不同的制度选择。

《自由的窄廊》则提出了红皇后效应（Red Queen Effect: 源于《爱丽丝梦游仙境》，比喻国家和社会需要不断地“奔跑”（竞争与制衡），才能维持在原地，即保持自由和繁荣的状态）。这个概念强调，国家与社会的拉锯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没有所谓的历史终点。要维持在自由的廊道中，就需要二者不断互动和制衡。

因此，这两本书并非简单的“政体决定论”，其核心在于刻画政治变化的过程：为什么有些国家走向了包容性体制，而有些没有？转变的关键是什么？这才是制度经济学和制度转变问题的核心。

转型的起点：作为“全能国家”的中国

我们讨论中国转型，起点应是中国作为一个全能国家（Omnipotent State / Totalitarianism: 指政府试图管理和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政体，不仅提供福利，也管理思想、行为和所有公共生活）如何走向开放社会。

“全能国家”这个词比“独裁”或“集权”更能描述当下的体制。“独裁”侧重于权力集中和决策过程，而“全能国家”则强调其管理的广度和责任的范围。许多非洲的独裁军政府并非全能国家，它们的治理能力有限。相反，苏联式的体制是典型的全能国家，政府从出生管到坟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是如此，个人要么隶属于农村公社，要么属于城市单位。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中国走出全能国家的过程，私有部门和社会开始出现。而近年来，又呈现出重回全能国家的趋势。这种体制的特点在于，它对社会承诺“一切我都要管”，因此责任范围极广。这也解释了为何社会一有问题，国家就必须出面干预。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1. 民意的变化：民众何时开始拒绝“全能国家”的理念？
2. 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国家在何时开始“管不了、负不了责”？
3. 精英集团的选择与变化。
4. 经济变化带来的转型动力。

作为社会要素的民意转变

民意常被看作思想和观念问题，比如许成钢教授提到，系统通过“洗脑”让民众接受其观念，从而简化治理。我们也常听到“中国人就是喜欢被管”之类的说法。但今天，我们不评价民族性，而是从社会要素的角度分析民意。

2022年的经历表明，“中国人特别能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真是如此，为何下半年会有那么多人选择不再忍耐？这证明了民意转变不仅可能，而且可以非常迅速。洗脑是存在的，但它有边界，一旦超出边界就会失效。这时，问题就从观念层面转向了制度和社会层面。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时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托克维尔此书说明，一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刻就是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因为放松高压会引发民意反扑。这种观点主张，要走严控之路就必须走到黑，一旦松口改革，民意就会反噬。这便是一种对民意的社会学刻画。

从社会学角度看，民意并非对现状的简单反应，其变化过程与两个因素高度相关：

1. 预期与现实的差异：当社会承诺改善，却反复违背承诺时，最容易激怒民意。2022年下半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卫健委三次发文承诺遏制地方“层层加码”，但地方行为却变本加厉。这种预期的反复落空，导致了民意的巨大逆转。
2.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指个人或群体感到自己相对于参照群体而言，在所应得的资源或地位上处于不利境地的一种主观感受）。

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民意的转变几乎是必然的。例如，当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失业率却依然高企，通胀持续，就会出现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违背。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经历了二十多年对通胀遏制的反复失败后，民众最终选出了与过去高福利、民粹主义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米莱。

此外，当经济刺激之下社会并未实现公平好转，相对剥夺感会急剧增加。例如，如果财政供养体系的工资收入因“放水”而好转，而社会其他群体的状况持续恶化，这种对比会激发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同样，当水费、电费等基本公共服务价格上涨，而服务质量却在下降（如公交停运、管网老化），也会引发民意的强烈反弹。

我们这个政治体还有一个特点，我称之为民粹维权主义（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指一种执政风格，一方面对舆论反应极为迅速，以显示其负责任，另一方面又强烈引导民意，但这种引导和反馈常出现背离）。政府对社会舆论高度敏感，反应迅速，但这种反应有时会适得其反。佩洛西访台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官方媒体将预期炒得极高，但最终缺乏实质性反制措施，导致民意巨大失落。最近股市的例子也是如此，官方和学者们在节前大力唱多，结果节后市场表现不佳，套牢了大量跟风入市的民众。鸭脖鼠头事件也显示，官方的快速反应和层层介入，反而让事件越闹越大，最终侵蚀了公信力。

当然，民意可以被“祸水东引”，转移到其他方向。但以上分析表明，民意的变化是正常的，即使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也完全可以预期，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这会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

全能国家的裂隙与社会的需要

当全能国家的治理能力因财政问题出现困境时，社会的补充就变得至关重要。这并非取决于某个领导人是否有改革意愿，而在于一个全能国家是否还能维持其全能治理。当国家治理出现问题，社会力量就必须补上。清末地方秩序失控，才产生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民团，最终导致军阀时代的到来。

那么，在经济下行期，国家治理能力可能在哪些地方出现问题？ 首先，过去的高基建模式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大量高层住宅面临维护难题，尤其是电梯更换，预计到2030年仅此一项就需要3.5万亿资金。高速公路和高铁的维护费用也是一个天文数字，高铁的年维护成本约为建设费用的20%。这些巨大的财政缺口几乎必然会导致问题。

其次，人口结构带来了严峻的养老困境。从2022年到2031年，中国正处于三年大饥荒后出生高峰期人口的退休潮，而去世的则是建国前出生的人口，两者差异巨大，导致养老人口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31年，养老金年缺口将达到3万亿。

再次，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持续严峻。由于1996年至2018年的人口出生高峰，未来15年，每年都将有超过千万的毕业生涌入市场，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研究生扩招只能延缓问题，而无法根本解决。

最后，医疗和教育体系也面临挑战。医疗反腐和DRG/DIP医保结算（Diagnosis-Related Group/Diagnosis-Intervention Packet: 一种按疾病诊断和治疗方式进行分组付费的医保结算体系，旨在控制成本）改革，虽初衷良好，但在实际执行中导致医院为套取医保资金而扭曲诊疗行为，或因报销额度低而疏于治疗某些病种，影响了医疗服务质量。

当国家治理出现这些裂隙时，社会力量就会介入。例如，政府鼓励私立医院发展，就是向社会让渡权利的典型例子。围绕这些新生的社会空间，可能会形成新的专业群体和公民社会组织。

有人会说，即使其他方面失序，暴力机关的工资会发足，足以维持秩序。但各地财政驱动的“留置企业家”行为表明，暴力机关的“军阀化”问题已经存在。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大国能长期单靠军警系统维持秩序。当问题成为持续的、全国性的结构性问题时，比如大规模失业，删帖是无济于事的。

精英团体在社会转型中的多元角色

谈到转型中的精英，我们通常会想到当权者中的开明派。但精英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在现代政治秩序中，“少数人”（精英）本身就是君主与多数人之间的平衡力量，是政治秩序的中枢。

除了体制内的改革派（如韩国的卢泰愚、台湾的李登辉），还有许多其他精英群体在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1. 商业寡头和精英：在韩国、印尼、菲律宾的转型中，倾向于民主和融入西方世界的商业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宗教领袖和组织：南非的图图大主教、波兰的教会、韩国和台湾的教会在凝聚社会力量、提供组织庇护方面功不可没。
3. 媒体人与知识分子：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米奇尼克等人，在媒体时代成为运动的典型领袖。
4. 大学生群体：大学生因没有家庭和经济负担，且组织动员能力强，在许多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
5. 独立工会：在没有民主架构的国家，独立工会常常成为凝聚政治力量的核心。波兰的团结工会会员曾达到1000万人，巴西总统卢拉的劳工党也源于工会运动。工人群体的诉求常直接与经济问题挂钩，且易于通过罢工等形式组织起来。

可以看到，精英的光谱非常广泛。尽管我们的政治体对各类可能推动转型的精英群体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有所“关照”，但社会的自发发展是无法完全抑制的。

机会结构与转型动力

民意、国家治理能力和精英集团都已具备，那么在何种背景下，转型才可能发生？ 经济问题是许多国家转型的最主要催化剂。苏联东欧剧变、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政治转型。当然，转型也可能走向更坏的方向，如伊朗伊斯兰革命。

在危机中，精英集团的选择至关重要。他们会权衡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风险。俄罗斯寡头在08年后选择与普京合作，巩固了集权。泰国他信家族为了对抗新兴政治力量，也选择与军政府合作。资源型行业的寡头（如俄罗斯的能源寡头、缅甸的矿产寡头）尤其容易在转型中走向反面。

因此，转型并非必然走向开放社会，它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游戏”，为社会与政府的角力提供了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概念是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 指社会中存在的、能够为政治行动者提供资源和发动变革机会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结构）。

每个国家的转型都与其特有的机会结构相关：

• 苏联：其联邦制和民族加盟共和国体制，成为其最终解体的结构性机会。
• 台湾：退出联合国后的国际孤立，使其不得不转向依赖本土意识和美国，而美国在冷战时期对盟友的民主化有一定要求。
• 韩国：教会不仅是政治力量的凝结点，也因美国的影响而成为军政府不敢轻易迫害的“安全区”。

那么，我们这个政治体存在什么样的机会结构？这是一个最难也最有趣的问题。

1. 劳工权益问题：围绕加班、996等议题，劳动权益已成为一个高度敏感且重要的社会议题。
2. 双轨制：福利、户口、国企与社会分配等方面的双轨制，是社会不公的核心来源之一，也因此成为未来改革最能动员社会力量的焦点。
3. 央地关系：地方财政危机正倒逼中央重新划分财权与事权，这可能带来央地权力的重分配。
4. 国际环境：伊朗、俄罗斯等威权盟友如果发生民主化，将对外部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结语：转型是一种充满细节的想象力

对机会结构的想象，能让我们对转型目标产生更丰富的看法。

• 引入政治竞争：除了多党制，也可以从央地权力分配、差额选举等更具体的制度层面引入竞争。
• 公民社会参与：可以从解决具体的治理问题（如社区服务、公共设施维护）入手，以问题为导向来提升公民参与。
• 司法独立：这是权力制衡的核心。在中国，司法独立或许不来自顶层设计，而可能源于“司法扩权”。当社会矛盾（如经济纠纷、央地争端）激增，行政权无力解决时，司法权可能通过介入这些领域而扩大其权限和权威，逐步走向独立。

因此，转型与制度思考是一个细节问题。它深入到公共服务的具体环节、社会力量的填充方式、工会与劳权、央地关系等无数细节之中。这些细节背后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的冲动。我们对转型社会的想象力，最终就体现在对这些具体机会结构的洞察和构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