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当最好的时光已成过往

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如果我们能确定，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该怎么办？

这个想法并非无病呻吟。它源于我之前听台湾罗世宏老师的讲座所受到的启发。罗老师在谈论后真相（Post-truth: 指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的时代特征）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他说，“后真相”并非指人类一直拥有真相，只是现在才进入了后真相时代。实际上，人类媒体和社会机制能够维持真相，使其成为一个可盈利的商业模式，仅仅是从1920年到2010年之间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在此之前和之后，真相都不是社会传播的核心。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外国，真相都属于极少数人。报纸诞生之初，充斥的也是黄色小报和假新闻。

所以，所谓的“真相时代”其实非常短暂。这让我引申思考：或许不只是真相，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感觉比较好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例外。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80后、90后，实际上经历了一段非常特殊的黄金年代。

黄金年代：一个历史的巨大例外

人类确实在某个时段经历了一个黄金年代，其背后有多种原因。

首先是生产力的飞跃。从1870年到1970年这一百年间，电力、内燃机、抗生素、化肥等根本性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相比之下，1970年之后，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我们基本上已经消化完了过去的科技进展。

其次是制度的红利。二战后，人们因战争吃了大亏，痛定思痛，创造了联合国、世界银行、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新制度。这些制度在战后为全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治理能量。但如今，联合国机制基本瘫痪，各国都在呼吁改革，但在安理会“五常”的制约下，改革难于登天。

再者是冷战格局的演变。从1980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时代开始，苏联自身发生了巨大改变，叠加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由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概念，指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开始，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共识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苏联解体和民主化高潮之后成长起来的，感受到了一个似乎走向“历史终结”的世界。即便是中国，也恰好在这一时期通过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期。

社会共识方面，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的兴起，塑造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共识，甚至跨国共识。这同样是黄金时代的一个特征。

文化领域也是如此。1990年代后，CGI（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 电脑生成图像）等技术的普及降低了电影制作成本，好莱坞既能产出特效大片，也催生了像昆汀·塔伦蒂诺这样的独立电影运动，市场足以滋养高质量的艺术片。电子游戏也进入了爆发期，充满了独创性和多样性，不像今天许多作品沦为不断重复的“年货”。

黄金时代的终结与回归均值

总的来看，从二战后到2000年这大约50年，世界呈现出三大特点：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高度共识、以及高福利制度的普及。我们成长于这个时代的余晖中，误以为世界会一直这样越来越好。

然而，从2000年之后，各种问题开始浮现。这并非暂时性的问题，而是标志着过去50年的“例外状态”结束，世界开始回归历史的“均值”。

• 增长放缓：从2000年起，全球及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衡量生产效率的经济指标，指扣除所有有形生产要素投入后，剩下的无法解释的‘余值’，通常代表技术进步等无形因素的贡献）增速大幅放缓，从每年1.5%-2%降至0.5%，表明技术红利基本消化完毕。
• 共识瓦解：互联网和金融全球化导致了资产和人心的“脱域”，人们可以轻易脱离本地社区，在全球化的网络社群中找到归属，这极大地瓦解了在地共识。
• 民主退潮：根据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 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以发布各国民主和自由状况的年度报告而闻名）的统计，从2006年到2024年，全球自由状况连续19年净下滑。委内瑞拉、俄罗斯、匈牙利等国纷纷从民主走向威权。
• 贫富分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成为各国极端政治的温床。
• 共识碎片化：2010年后，4G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彻底打破了由传统大众媒介构建的社会共识，世界进入高度碎片化的时代。
• 右翼崛起：从2016年开始，欧尔班、杜特尔特、特朗普等人上台，全球进入右翼政治大潮。
• 财政与福利危机：2020年的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各国的福利、就业和财政危机，高负债率成为普遍现象。

回看过去，支撑那个黄金年代的所有特征——技术驱动的高增长、二战后的制度红利、民主化浪潮、大众媒体创造的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文化爆发——几乎已全部丧失，且短期内看不到好转的可能。

我们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这个时代的终结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对于后进国家而言，像中国那样享受到巨大全球化红利的机会可能不复存在。印度、越南、巴西等国或许再也无法复制中国式的发展路径。

其次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危机。无论你看台湾、美国、德国还是英国，民主制度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正如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复杂性的回报正在递减。过去，社会越复杂（如金融化、信息化），带来的边际效益越高。但互联网和短视频时代之后，信息爆炸导致认知过载，复杂性的增加反而带来了退化，使人更容易被操控。未来AI带来的黑箱式复杂性，其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仍是未知数。

我们正面对一个走下坡路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能否“独善其身”？看看当下的中国、美国、日本，一个普通中产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不受政治动荡的影响，已经越来越难。

那么，该如何应对？“躺平”是可行的选择吗？一种躺法是当“职业儿女”，在游戏里麻醉自己，但这真的能让人心安理得地度过一生吗？我深表怀疑。

对于那些努力想让社会变得更好的人来说，如果认清社会在短期内“好不了”，甚至只能延缓其变坏的速度，那努力的意义何在？所谓的“软抵抗”，如果不合作无法带来新秩序的建立，最终是否只会限制自己的生活空间？

走向强者的悲观主义

我们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乐观主义，可能是一种错觉。那个持续向好的世界，只是一个特例。

这种处境与尼采的哲学思想产生了紧密关联。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最严厉批判的就是黑格尔式的历史乐观主义，即认为世界和历史会越来越好的观点。尼采本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并非叔本华式的消极悲观，而是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Pessimism of the Strong: 源自尼采哲学的概念，指强者在认识到世界并无内在目的或必然进步后，非但不陷入虚无，反而以强大的意志创造自身价值，肯定生命）。

什么是强者的悲观？就是你愿意并享受与这个末人时代格格不入的状态，你能够爱上一个悲观的处境。当然，这不是一个听完就能做到的事。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坏消息是：我小时候相信世界会变好，会走向民主和自由。但现在我意识到，这并非必然。世界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往好的方向走。我们有幸赶上了那个特例时代的尾巴，但不幸的是，在我们进入壮年时，这个时代结束了。

听众的多元视角与讨论

Jack：移民是出路吗？

如果从一个20分的环境移民到一个60分的环境，比如日本，即便两个环境都在匀速变差，59分也比19分好。但问题在于，人的幸福感是在对比中完成的。当你在日本，感受到环境在下滑时，回头看中国并不能给你带来多少安慰，就像你在中国时，看朝鲜也无法让你开心一样。

Hear：黄金时代真的那么“黄金”吗？

所谓的黄金时代远比描述的要短，也充满了动荡。日本经历了安保斗争，意大利经历了“铅之年代”的政治暗杀和恐怖袭击。所谓的高共识，在冷战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背景下也难以成立。美国在扶植独裁政权方面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黄金年代并非没有问题，只是当时有技术消化、制度红利等好运气掩盖了这些问题。现在好运结束，问题便全部暴露出来。面对当下，信仰或许是维系个人道德与原则的重要支柱。

付苏敏：经历过谷底后的平常心

作为一个经历过疫情封控、失业困境的人，我对未来并没有那么悲观。最差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了，现在能活着、能工作，就已经很好。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是，我们知道美好的时代是什么样子，这让我们在想让世界变好时，不会失去方向。我们可以像文艺复兴一样，将过去美好的东西重新包装，让它适应现在的社会。

尤利西斯：警惕“黄金时代”的回溯性建构

这种“今不如昔”的观点，很像伍迪·艾伦电影《午夜巴黎》里的怀旧情节。我们很难用客观数据证明现在一定比过去更糟，这种感受很可能是因为糟糕的当下而对过去进行的美化。向更年轻的一代强调世界在变糟，说教味太重，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悲观，或直接否定他们的存在前提。或许，我们应该接受黄金时代的结束，以此为起点，获得一种与这个时代更融合的认知状态，培养尼采所说的“超人”后代。

Peggy：谁的黄金时代？

当我们讨论黄金时代时，应该看到，对于LGBTQ等弱势群体来说，这个世界可能从来没有好过。他们一直生活在“失去信心的危机”中。黄金年代更多是属于主流群体的。我们应该利用自己现有的特权，去做一些更有风险、更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事。但问题在于，社群内部的互助虽然重要，但缺乏改变整体社会环境的外部性。当外部环境恶化时，社群也难以独善其身。

Nobody：是经济周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经济增长放缓，或许是因为科技发展遇到了上限。但我们当前的问题更多是分配问题，而非总量不足。现在的科技水平足以让每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此外，人的素质在提高，这是否会带来转机？然而，素质提高在恶性环境下可能导致更高效的作恶，比如技术化的电信诈骗，反而会降低社会整体功利。

Adidas：体感上的“心气”不再

物质条件可能在螺旋上升，但人的体感确实变差了。身边创业的人少了，大家的心气没了。钱是人的胆，过去财富快速增长，大家也更开放。现在，很多人面临房产贬值、收入下降。这个时代不是永远的夏天，我们需要调整心态，适应季节的变化。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都需要真诚地衡量得失，保持自我。

陈：人文系统的螺旋式上升

从台湾的经验看，虽然数据可能下滑，但人文系统或许在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螺旋式上升。例如，关于数字中介法、同性婚姻合法化、核电公投等议题的讨论，一次比一次深入。这可能是一个科技和制度高度复杂化后，人文系统追赶和适应的过程。我们或许正处于一个等待人文系统跟上时代的阵痛期。

问答环节：翻电问答极速版

关于特朗普的帝国主义姿态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并非蛮横的帝国主义，而是捍卫本土利益的孤立主义。他针对委内瑞拉、加拿大等美洲国家，是为了迎合国内“美国优先”的政治叙事。他要求盟友分担军费，看似蛮横，实则忽视了美国通过担任“世界警察”输出秩序所获得的巨大战略和经济利益。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国际空间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

关于对“毛左”的同情与批判

同情与批判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从宪政权利角度，任何人因其政治主张而遭受打压，都值得同情。但从政治主张本身来看，我并不认同威权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会提出批判。至于“真毛左”与官方的关系，虽然有不合作的派别，但其意识形态与官方存在诸多公约数，未来合作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关于精英民主与全民直选

我是一个中右翼，我确实认为需要更精英的民主制度。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全民直选行政首脑，特别是那种强制要求过半数的二轮投票制，很容易被民粹绑架，导致极端政治人物上台。间接民主制，比如选举国家议会，可能是更稳妥的制度。

关于基督教神学与个人信仰

我接受耶稣基督具有完整的神性，但这不完全等同于必须接受“三位一体”教义，后者更多是早期教会为了区分异端而制定的原则。我认为“不可停止聚会”是主耶稣的命令，因此教会生活是必要的，但这不意味着教会本身拥有拯救的权柄。至于“唯独圣经”，我认为这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因为对圣经的任何理解都包含了人的选择和阐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只要是人的教会，就存在人的软弱和问题，没有完美的教派。

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降温

各国并非不提环保，而是其优先级在下降。右翼抬头使各国更关注自身短期利益。为了能源安全和产业回流，欧美国家甚至在加强化石能源开采。同时，关于减排责任和资金分担的国际博弈日益激烈，中国和印度要求发达国家“拿钱来”，而后者意愿降低。在全球结构性危机下，环保这种需要高度国际合作的议题，解决起来愈发困难。

关于特朗普对俄乌战争的摇摆

特朗普的目标并非支持俄罗斯或乌克兰，而是尽快结束战争，以塑造自己“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并将资源从欧洲转向他更关心的领域。因此，他会向双方同时施压，逼迫乌克兰割地求和，以满足俄罗斯的目标，从而最快地达成停战。至于这是否公平，他并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