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繁荣与微观体感的对立
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2026年11月14号。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生活成本是不是有危机，这个难道是幻觉吗？为什么统计数字说经济很好，而我们自己感觉生活是存在成本危机的。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感觉跟数字之间的这个差别。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数字呢，目前加拿大的通胀数据是低于2021年的，失业率低于2020年，GDP的计算呢也一直显示没有陷入衰退。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感觉更好呢？
微观体验呢，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大多数人现在不敢换工作，即使有工作好一些的机会，由于有AI的存在、贸易不确定性的存在，不太敢换工作。在不敢换工作的情况下，你不敢跟老板提加薪。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工作的收入并不会提高得那么快。
另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感觉到的是，只要有打折的商品能替代我们想买的商品，那就肯定买打折的。另外大家也都尽量减少出外就餐，有些人也砍掉了一些去国外的旅游。还有像债务比较重的人，一直担心加息，盯着央行的利率。
所以这些微观体感的东西一直都重压在我们身上。这个形成的一种对立的情况就是纸面上统计数字上是富裕的，但现实生活中压力却越来越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也有。现在需要破解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我们的一个幻觉，还是真正存在着一种生活上的严重挑战？为什么数据不支持我们的这种感觉？
我们先从收入上看一下。过去26年，就是从2000年开始到2026年，加拿大人的实际中位数——也就是说剔除那些极高收入的人，有几百万年薪、上千万年薪的人，去掉这个中位数的家庭收入——在剔除通胀以后，我们去看呢，过去26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是0.8%到0.9%，也就是说收入在过去26年里是跑赢了通胀的，而且因为用的是中位数，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增长的。
那么过去6年可能就不一样了。过去6年呢，就是2020年到2026年这6年呢，同样的数字去看，实际的中位数剔除通胀以后增幅是零，没有增加。过去6年的确没有增加，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幻觉，而是的确收入停滞了。
但是从通胀数据上看呢，每年都有通胀，这是实实在在的。即使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的收入剔除通胀以后基本上是能够跟通胀跑平的情况下，依然感觉上生活成本质量下降了，这个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感觉到底对不对？今天我从三方面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感觉对不对，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
面对这个数字很好、体感不好的情况，有三个嫌疑犯，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是不是他们造成的：
- 第一个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心理错觉；
- 第二个是，是不是一个成本问题，这个叫鲍莫尔成本病；
- 第三个是，是不是统计数字真的有问题，统计上有一些天生的缺陷，以前的统计方法跟现在不太适应了。
我们从这三方面分析一下体感跟数字不匹配的原因。
嫌疑之一：心理错觉与“情绪衰退”
首先先说一下是不是心理错觉，或者叫情绪衰退。
这个词曾经出现在报纸上，就是2024年的11月。可能大家还记得当年的加拿大财政部长叫方慧兰一位女士，她大放厥词，说加拿大人存在这种情绪衰退。这个情绪衰退呢是带有很强的贬义，就像说你这个人有精神病一样。她说了这个话之后，大家可以看新闻媒体直接就给她推上头条了，说我们财政部长说经济没问题，是大家有精神病。所以这件事发生一个月之后，2024年的12月方慧兰就辞职了，可能跟这个大放厥词有关系，因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侮辱性质。
但是从学术上讲，的确是存在这种错觉的，叫 vibecession，情绪衰退，或者叫心理错觉等等。这是哈佛大学教授研究出来的成果。说人的确有这种现象：在加薪的时候，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导致自己被认可了，所以收入涨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整体财富分配的变化，或者是整个社会财富增长造成了薪资增长，所以大家可能会在薪资增长的时候归功于自己；而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呢，通常归咎于外部，比如说什么贪婪的企业、没有能力的政客等等，导致了收入没有增加、物价上涨了。
所以这种心理偏差就是：涨工资认为是自己的功劳，物价涨了、工资没涨是别人的错。这种其实就叫情绪衰退，方慧兰说的。
那么加拿大人有没有这种病呢？这个很难说。其实大家有这种体感，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但是数据一直很好，这个感觉是从2016年开始的，也就是已经有10年这种感觉了。但是大家提出来挂在嘴上呢，是从2020年开始。所以这种心理错觉并不能解释说疫情以后大家突然由于疫情导致了这种精神疾病。应该有10年了都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情绪衰退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个原因。
嫌疑之二：鲍莫尔成本病
第二个我们来聊一聊生活成本问题。
威廉·鲍莫尔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的部门，什么制造业、科技业，可以用机械和资本替代人力的地方，这些部门工人的工资收入增长比较快；而生产率非常低的一些服务部门，比如说教育、医疗、艺术表演、理发服务，这些效率很难提高。老师教书，一个班还是教30个人，教3年才能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这种情况下教育的效率并没有提高，但是老师的工资你得给人涨，不涨的话他就负担不起生活成本了。所以效率不高的行业你又必须给他涨工资，就变成了一种服务效率没有增加，但是提供服务的成本增加了。这个就是威廉·鲍莫尔发现的问题。
具体体现呢，比如说生产一个洗衣机，1993年时候的成本跟2004年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教一个学生给老师的工资，1993年跟2024年你就必须保持增长。所以这就是鲍莫尔说的，有些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工资提高了是应该的；有些行业的效率没提高，工资也得提高。这种行业如果我们必须依赖于它的话，你的生活成本就会变高，这个就叫鲍莫尔成本病。
技术进步、生产率飙升导致工人大幅加薪是合理的；那么只依赖人工、效率难以提升、不依赖资本的行业，为了留住人才，就变成了效率没变、工资大涨，那么服务价格就上涨了。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就经常听到服务业通胀一直居高不下，问题就出在这儿。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可以用拖拉机让生产力翻倍，但是一个老师没办法让他教60个人、80个人，一个老师还只能教30个人，这就出现了一个服务业成本高企的问题。
生产率提高的像电视、玩具、电子产品，生产率提高了价格也下来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不换新电视，不买特别贵的玩具，甚至换电视机也没多少钱。我们在觉得生活成本增加的时候，完全可以不去换电视、不买新玩具或者不换新的电子产品。
但是有些产品跟服务，包括房子你得住，医疗开支得有，儿童教育得有等等，这些必需品属于服务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成本增加了。鲍莫尔病的症状就是：我们可以不花钱的地方，反而是它的商品价格下降了；我们必须花钱的地方，成本增加了。这就是我们觉得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的成本方面原因。
嫌疑之三：统计数字与实际体感的脱节
第三个问题就是再看一下统计数字跟体感到底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统计数字出问题了。
我自己认为统计数字绝对是没有反映出体感，尤其是在住房问题上，因为在这方面我是研究得比较多的。
我们看看加拿大的情况。在加拿大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消费篮子里，权重最大的就是住房，占了整个消费物价指数计算里的28.51%，将近30%了；排在第二位的是交通消费，占CPI成分的17.87%；排在第三位的是食品，占16.83%的权重。如果住房成本在CPI计算中出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会感觉到实际生活成本增加了而统计数字没变。
我给大家拆解一下加拿大的住房成本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在CPI里它分三部分：
- 第一部分是租房的成本，统计局会去找租金的变化；
- 第二部分要考虑自住房的成本。有房子的人并不是租房子，所以只统计租房成本肯定不行。自住房成本是由六项组成的：
- 按揭贷款利息；
- 折旧或者叫重置成本；
- 地税；
- 买房子所产生的各种保险费（只要是 insurance premium 都算）；
- 维修费用；
- 其他费用，包括买卖房子的经纪费之类。 这里边自住房成本开支可不算房屋买价，买价是60万这不叫住房成本，住房成本是由这六项组成的；
- 第三项是水、电、气等公共事业开支。
CPI房产部分的组成部分基本上就这三样。
那我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计算CPI的时候跟我们住房的实际体感不一样：
第一点，租金方面经常看见CPI跟体感发生很大的脱节。比如说在2024年、2025年甚至2026年，我们都看见市场上租金下降了，尤其是房东能感觉出来租金肯定是下降了，但是CPI体现的还是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就是CPI里边的租金成本算的是总量，不是新增量。我们体感到的租金下降，是指一个新的家庭出来租房，他能租到的租金比过去有所下降，市场上报道的只是边际增量出租房的租金变化趋势。而统计局统计的是存量，包括所有一直在租房的人，比如租金涨了、从一室换成两室的涨幅，这些都要算进去。另外，比如新家庭从埃德蒙顿搬到多伦多，面对的是市场租金；而多伦多本地老居民从2010年开始租房已经租了16年，受租金管制保护，两者的租金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CPI体现出来的租金跟新租客的体感截然不同。
第二点，自住房方面。有些人的自住房锁定了非常长期的低利率固定利率，有些人用的是浮动利率。在过去两年里，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家庭的体感完全不一样。但是CPI在统计的时候直接给你做了个平均，你可能觉得特别痛苦，但数据里没有体现出你的痛苦。
第三点，统计住房物价指数时，统计局算的是全国平均水平。生活在温哥华、多伦多这样的一线城市，租金水平跟二三线城市不一样。一平均体现的是全国水平，体现不出大都市“居大不易”的情况。
第四点，长期租廉租房的家庭锁住了租房成本，体感很好，在多伦多每月租金甚至只有几百块、一千多块钱。但是新来到这个城市的人起步至少2000以上，因为一室的租金就是2000，除非屈尊住地下室、分租，才能勉强跟受保护的老租客租金相提并论。否则新来的人体感到的住房成本是相当高的。
所以从住房角度看，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CPI，不能用平均数，看平均统计数字没有用。
单独再说说房东。刚才说的CPI住房指数计算里，记录了自住房房主的利息，但是房东投资房贷款的利息不计入CPI。如果你是个房东，利率涨了之后并没有纳入CPI；而由于加拿大的人口调控，房东很难把增加的利息开支直接转嫁给租客。所以房东在贷款利息方面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官方统计通胀可能是9%，房东承担了整体CPI通胀，加上隐藏的借贷利息成本增加9%，加在一起房东自己感觉到的实际通胀差不多就是18%。所以房东承担了利息上涨的风险与成本，体感跟没有投资房的人完全不一样。
核心根源：资本回报与劳动回报的差距
总结一下中产阶级购买力下降的原因：
- 心理幻觉或“精神通胀”并不成立，因为从2016年开始就存在这种体感，疫情后大家只是把它说出来了；
- 鲍莫尔成本病的确是最重要的原因：服务业成本下不来，制造业成本下来了但我们又不经常买那些工业品，主要消费集中在食品和服务等生活必需品上；
- 统计数字平均化，掩盖了不同家庭尤其是承受重债和房东群体的真实通胀。
中产家庭结构性脆弱的深层原因，其实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给出了答案。
2014年的时候，皮凯蒂写了一本《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这本书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这本书可以简单归纳为一个公式，叫皮凯蒂公式：$r > g$。
- $r$ 代表资本回报率；
- $g$ 代表劳动收入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GDP）。
从2014年到现在这12年，$r > g$ 这件事根本就没有改变。差不多有30年了，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保持着 $r > g$。资本回报率一般稳定在每年4%到5%——我们投资股票都知道，买一家企业股票分红率不达到4%到5%也不会去买，这是一个起码的水平。而劳动工资的增长每年只有1%到1.5%。
这就回到了皮凯蒂的结论：资本主义早晚要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你努力工作一辈子不如找个有钱人结婚，或者继承一大笔遗产，这叫世袭资本主义。在世袭资本主义下，继承的资本赚取的回报比打工的收入要多。
在1950年到1990年这40年里，很多中学毕业在工厂工作的家庭，首次置业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二十几岁就能买自住房。而现在的加拿大和美国，首次置业的年龄都超过了40岁，买房上车越来越难。1950年到1990年这段时期，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是极不正常的特殊时期。没有资本、中学毕业、凭工资收入为主的人也能买得起房并积累个人资产。除了这段时期以外，以前和以后的资本主义都趋向于世袭资本主义，即资本回报大于劳动回报。
现在看他的预言确实应验了。中产家庭要想保持住消费水平非常难。在1950年到1990年形成的橄榄型社会，中间大肚子在慢慢瘪下去，很多中产家庭掉队了。原因就是这些中产家庭没有抓住机会把收入变成资产，在回归世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掉队了。
另外，卡尔·马克思曾预言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必然导致财富无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走向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革命终局。但为什么没有走到革命终局？因为现代有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福利给低收入群体，推迟了革命。而美国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20年代发明GDP等指标时提出，随着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不平等会自然减少，社会终将走向和谐稳定的小康阶段。现在看来，这个童话破灭了。
财富属性与应对建议
分析这些问题是为了找到病症并提出建议。
皮凯蒂认为房东不劳而获是不正义的。但是从我们做房东的角度看，正义应该这样定义：如果财富是通过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欺诈掠夺来的，那当然是不正义的，那些资产形成的收入是脏钱；但如果是通过诚实储蓄、承担风险、克服困难为他人提供服务而获得的奖励，这种财富就应该是正义的。房东的房子是通过自己的储蓄、承担了加息和双倍通胀风险获得的，这种资本带来的回报是合理的。
对于加拿大的家庭来说，$r > g$ 是一个客观规律，必须寻求资本性收入，而不能仅仅依靠劳动收入。仅依靠劳动收入，生活会越过越难。对中产家庭来讲，需要把劳动收入逐步转化成利润、利息、股息和租金等资产性收入。虽然过程很痛苦，但不做的话会越来越困难，甚至有可能从中产阶层滑落。
为了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我写了一本书，差不多在11月28号左右面世。整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跟大家共同探讨如何把工资收入变成资本性收入，构建家庭财富。书中逐一分析了五种能力：
- 如何赚更多钱；
- 守住你的钱；
- 制定财务计划；
- 善用杠杆；
- 改善自己的财务信息，能够分辨正确的信息。
这本书很快会面世，到时候如何发行我再跟大家说明。今天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