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刘汶蓉，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长期从事家庭社会学研究。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不仅是关于青年人婚恋难和结婚焦虑的现象讨论，而是将其置于代际关系研究和家庭场域中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青年人真的不再向往结婚和生育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比表面观察要复杂得多。

初婚年龄跃升与生育政策的失效

让我们先从宏观数据看起。中国人的结婚模式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巨大转变。2010年之前，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男女平均初婚年龄的上升幅度只有约0.7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进入2010年代后的十年中，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都飙升了4岁，这在曲线上体现为一个非常陡峭的上升。我在2023年对北上广的调查发现，当地青年人的理想结婚年龄已经达到31岁左右，男女差别不大，这个年龄水平已经与生育率长期低迷的日本和韩国非常接近。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趋势完全超出了生育政策的预期。看生育政策的演变，两孩政策出台后每年都产生了生育率上扬的效应，但到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时，生育率却没有任何上扬，反而持续下滑。这背后反映的是代际更替的效应：两孩政策针对的是70后（当时多数已婚且有生育意愿），但到了三孩政策时代，70后已经过了生育年龄，而政策主要作用对象——80后和90后——则根本还没有进入婚姻阶段。在东亚社会，生育与结婚紧密挂钩，婚都没进入，何谈生育？

从"懒"到理性选择的认识转变

在我的调查中，父母对青年人的晚婚现象最常见的解释就是"他们懒"。一些成功的父亲无法理解，自己有稳定、体面工作的儿子为什么宁可在家弹琴、做咖啡，甚至陪自己喝酒，也不愿出去恋爱。父母普遍认为这反映了价值观问题——没有进取心，安于舒适。但我的调查数据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

青年人对婚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结婚不再是人生的必经之途。在我2023年的北上广调查中，超过八成的青年女性认同"结婚是个人选择，结不结都可以"，但对"结婚总比单身好"的认可率仅为10%。也就是说，青年女性已经不再把婚姻视为人生幸福的必然归宿，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吸引力显著下降。这与90年代欧美的数据高度相似，但我发现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绝不会像西方那样直接进入亲密关系的多元化时代。

爱情与婚姻的解绑，以及家长权力的悄然回归

我的数据发现了几个出乎预期的结果。其一，未婚青年对婚姻中爱情的期待反而在下降。当被问"如果对方符合你的择偶标准但你还没爱上他，会和他结婚吗"时，上海在2001年回答"会"的女性只有8%，到2023年已升至23.6%。相比之下，90年代美国仅有2%的男性和13%的女性这样回答。这说明中国人对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婚姻可以不建立在爱情之上。

其二，更显著的变化是恋爱与结婚的彻底脱钩。2001年，上海只有6%的未婚青年同意"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到2023年这个比例飙升至四成以上，女性甚至达到46.5%。曾经流行的说法是"不以结婚为目标的恋爱是耍流氓"，但现在年轻人认为恋爱就是恋爱，结婚完全是另一回事。

最令我意外的是，青年人对父母婚恋介入的接受度在上升。在同意"我所爱的人，即使父母反对我也不在乎"这一八九十年代标志性观点的人群中，比2001年大幅下降。上海未婚女性中有五成反对这个观点，说明她们认可父母的介入，认为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无法继续。在理想结婚对象的10个条件中，"对方父母通情达理、好相处"排在第三位，青年人开始主动考虑与对方父母的匹配度。

在我的个案调查中，甚至有青年人提出了"新包办婚姻"的概念。上海的盛小姐这样描述：包办并非绝对，而是在父母的大安排框架下的自由。父母已经帮她筛选了那些能顺利结婚和长久维持的对象，她身边25岁左右能结婚的人几乎都是父母介绍的，而自由恋爱的少数几对面临了极大困难。在她看来，接受父母的安排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这与长三角数据一致——江浙沪地区约两成的婚姻来自父母介绍，这些介绍形成了同质婚，也防止了"独生女儿下嫁"现象。

无力感的结构性根源：拉力、推力与拖力

那么，青年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边焦虑一边躺平"的状态呢？我用三个力的模型来分析。

拉力来自社会个体化——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股结构性力量。在个体化背景下，教育制度和生活方式都以"自我导向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驱动。很多青年女性跟我说，从小就被教育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父母也是这样教的。但离开学校后，母亲突然告诉她们要"改变""变得弱小""去结婚""做母亲"，这种价值观的急转令她们感到巨大冲击。

支撑这种个体化追求的另一股力量是消费主义。从小的经验告诉青年人，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定。现在蓬勃发展的单身经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物质上想要的东西都可以买，甚至情感也可以通过消费购买。AI恋人、虚拟恋爱、Coser委托等新形式弥补了他们的情感空缺。

推力来自婚姻的风险化。一位年轻人跟我说，"结婚不再是跳跳脚就能到的事"。择偶标准在提高，每个人都为自己在婚姻市场上的形象担忧；恋爱成本在提高，一位儿子问他父亲："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钱养别人的老婆？"在男性买单的文化下，在大城市高消费的压力下，一次又一次的无果相亲显得完全不划算。

协商成本也极其高昂。当独生子女家庭双方都在江浙沪有一定经济条件时，关于买房、买什么样的房子、买车、生几个孩子、跟谁姓、养老责任划分——这些都需要逐一协商。这导致了**"两头婚"现象**：男不娶女不嫁，即使结了婚也主要维系原生家庭网络，各养各自的父母，生两个孩子也各自抚养。

更本质的是生活可行性的逆转。过去，一个人难以独立生活，必须结婚才能从单位获得房子、依靠两份工资养家。但现在在大城市，一个人靠自己的收入可以过得很潇洒，但如果要买房、结婚、生孩子、养孩子，则困难重重、难以想象。很多青年人表达的是：我自己都过得很艰难，为什么还要生孩子把他带到这个受苦的世界？这背后是中国亲子一体的文化——把孩子的终身幸福都与自己挂钩，这种无限责任感的压力令他们无力。

加上婚姻本身的不稳定性——结了婚也没有保障能一直过到底。有人跟我说，她妈妈最近不催婚了，因为闺蜜已经离婚了，这让她妈妈看清了婚姻其实没有那么靠谱。

拖力来自代际关系的复杂性。代际关系在中国既是支持也是束缚。只要孩子不结婚，父母就把他当"孩子"，照料他的日常生活，没钱时只需一个电话就能得到帮助——因为父母害怕他出事，认为任何风险都不能让孩子承担。这意味着青年人缺乏建立自己生活网络的动力。很多人会衡量：如果结婚对象不能让我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就没必要迈出这一步。男女都在做这个计算。

但这种支持的另一面是隐性的掌控。大城市中产阶级父母对孩子的"亲密亲职"看似温柔，却让孩子没有感受到压迫，反而失去了走出家庭、建立社交网络的动力。加上原生家庭的负面模板——很多迟迟不结婚或无法维持稳定恋爱关系的人跟我诉说，他们在父母的婚姻中看不到美好和幸福。曾经的普婚和早婚时代，社会规范如此强大，人们来不及处理原生家庭的创伤就进入了婚姻。但到了晚婚时代，青年人必须在进入婚姻前诚实地面对和处理内心的隐藏伤痛，这个过程自然带来迟疑和犹豫。

虚拟之爱与现实之困

我和学生做了网络文学的分析，发现青年人理想的婚恋模式倾向于一种纯粹的关系——平等的、指向心理回报和自我成长的关系。他们渴望被无条件地接纳和爱，但自己又没有力量去无条件接纳和爱别人。谁都不愿意先迈出那一步。当爱情在现实世界无法落地时，青年人要么把爱永远留在虚拟世界，要么在现实中一心搞钱，看不到进入婚姻的意义。

有趣的是，他们把对无条件爱的渴望转向了父母。我2023年的调查发现，青年人对与父母关系的满意度反而在下降，比2001年显著下降。这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个时期父母的养育投入更多、态度更好，但为什么子女评价反而降低？我的反思是：青年人的期待在变高。他们期待从父母那里获得无限的情感支持。

中国家庭的代际压力与社会网络的逼仄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家庭制度保持了强大的韧性，帮助个人度过快速的经济转型和危机。但同时，代际轴承载了过大的压力——工具性支持、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劳务支持都压在了代际关系上。代际轴变得重负不堪，反映出青年人的社会网络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压缩。

所以，懒婚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症候的镜像——反映了当下青年人发展的根本困境。而这种困境是全球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由阿尼特在2000年正式提出。他的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后，人在从青春期到成年期之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过渡阶段。经济发展越好、福利水平越高的国家，这个阶段越长，可能从20到25岁，也可能延伸到30岁甚至35岁。这个漫长过渡期的最大特征是不稳定**——职业身份不稳定、亲密关系不稳定、父母身份缺失。它反映了生理成熟与社会成熟的脱节，导致了"四分之一人生危机"——表现为焦虑、迷茫、不确定性、孤独和自我怀疑。

婚姻已经不仅仅是价值观问题，它已成为社会分层的指标。社会分化程度越高，婚姻市场竞争压力越大，婚姻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那些内向、不擅交际、缺乏颜值、金钱、地位的青年人面临巨大的婚恋挤压。

全球经济低迷下，全世界青年人都面临一个难题：难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超越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能否顺利度过成年初显期，很大程度取决于父母的支持。在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下，紧密的代际支持缓解了社会转型中的青年贫困问题。但代价是更严峻的关系贫困问题——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普遍缺乏与陌生人交往、营造社区、建立个人支持网络的文化习性，人们习惯躺在血缘网络中。

2015年前后同时出现了两本书：《单身社会》和《无缘社会》。前者讲述个体主义文化下，不结婚的人如何积极投入社会建设，建立社交网络，创造更有活力的社会。后者讲述日本那些在80年代经济繁荣中观望、滑入终身不婚的人，到了四五十甚至六十岁，父母去世后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他们，他们的死亡就成为了"无缘死"，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悲剧。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文化变迁中的未来与希望

我们要反思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不断推进会导致什么。中国社会会怎样？我们的文化会断裂吗？会发生像日本那样的悲剧吗？不一定，但谁也说不清。

如今，无论东亚圈还是中国，很多社会政策在促进青年婚育上显得无力。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因为这些政策没有关照到青年人的生命体验，没有出现一个让青年人能接纳的新的婚姻家庭文化脚本。

但文化总是在变动中传承。每一代人都会看到上一代人的经验，在其基础上调整自己的人生规划，总结上一代的教训，寻找自己的路。就像美国学者戈尔丁在她的书中分享的百年美国女性人生规划的演变——从早期的"要么家庭要么事业"，到"要工作没孩子"，再到现在的"既要工作又要家庭"。虽然不完美，她们做得很挣扎，但一直在不断努力寻找方向。

我相信中国的青年人也一样。我希望每一代人在将自己的人生处境放在更宏大的结构中去理解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力量去行动，找到更多的方向。或许青年人本身只有迈出自己的脚步，才能探索出一种新的婚姻文化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