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欧洲社会撕裂的魔幻现实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左边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Charles III: 英国君主）正引用《古兰经》感谢穆斯林群体对英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但屏幕的右边却是2024年夏天英国南港，极右翼示威者正在围攻清真寺。这就是这几年英国最魔幻的现实：上层依然在宏大叙事里号召大家手拉手唱“We are the world”，但在中下层，本地人觉得自己家的篱笆已经破了，安全没有了，福利被抢了，甚至连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快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

这种现象不仅是在英国，在整个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地中海，对立是现代的主旋律。就像以前的“白左天堂”瑞典，连他们的时任首相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 瑞典前首相）都不得不承认，瑞典已经出现了平行社会（Parallel Societies: 指不同族裔或文化群体在同一地理区域内，生活在各自封闭的社会体系中，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敌视的现象）。穆斯林移民和本地居民地理上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但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敌视，而且这种隔阂越来越深。

一边是极右举着国旗，把穆斯林移民都当成入侵者，号称要夺回国家；另一边是极绿，举着绿色旗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欧洲内部建立帮派和封闭社区，甚至用教法代替世俗法律。这两拨人互为镜像，极绿搞一次袭击，就是极右最好的征兵广告；而极右的排外，又把更多的年轻穆斯林推向激进，形成了一个死亡螺旋（Death Spiral: 指两个或多个负面因素相互强化，导致情况持续恶化的循环）。所以今天，咱们就通过2024年英国这场席卷了27个城镇的暴乱，来拨开欧洲的这个伤口，看看整个欧罗巴大陆是如何一步一步被逼进了死角，战火是怎么从民间一路烧到了议会。

南港暴乱：一条谣言引发的连锁反应

咱们先从一起恶性袭击说起。2024年7月29号星期一，在英国的海滨小镇Southport（南港），一个叫Hart Space的舞蹈工作室里，26个小女孩正在参加泰勒斯威夫特主题的瑜伽舞蹈班，做手链学跳舞，本来应该是最梦幻的一天，但没想到噩梦突然降临。上午11点47分，一名17岁的少年持刀闯入教室，三个小女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另外八个孩子受伤。这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案件。

但就在人们还为这些小女孩流泪的时候，另一场袭击已经在网上开始了。因为嫌疑人不满18岁，按英国法律，警方不能公布他的姓名，这是标准程序。但这个程序也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信息真空，在当下的这种社交媒体时代，任何真空在瞬间就会被各种信息填满。案发当天下午4点50分，一个叫“Channel 3 Now”的网站发布文章，标题是“17岁的阿里沙·沙卡提（Alisha Khati）因南港刺杀案被捕”，还煞有介事地描写说这个阿里沙·沙卡提是穆斯林，是去年坐小船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而且还在情报部门的监控名单上。

那这个网站是什么来头呢？根据事实核查机构“Logically Facts”的调查，网站背景极其可疑，很可能是巴基斯坦或者美国，也有可能是俄罗斯运营的，之前就有前科，传播过川普枪击案的假消息。但在这个时候，这些可疑背景都不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南港袭击案这条谣言，已经完美契合了人们心里一个早就存在的潜意识——穆斯林移民是危险的入侵者。这种心理学上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指人们倾向于以偏向现有信念的方式寻求或解释证据，即只相信符合自己已有观念的信息，而忽略或排斥不符合的信息）有一个经典定义，就是人们倾向于以偏向现有信念的方式寻求或解释证据。直白说就是，你已经信了的事，任何符合它的信息都会被秒收，而反驳它的信息会被本能地过滤掉。这种心态可能咱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不管是在YouTube还是X平台（X platform: 社交媒体平台，前身为Twitter）上，不管是对话题本身，还是对其他人的评论，都难免有类似的这种心理倾向。

这就是为什么阿里沙·沙卡提这个名字能像病毒一样扩散。到案发第二天下午三点，在X平台上已经冲上了英国热搜榜第一，在全世界的潜在触达人数已经达到了17亿。紧接着是超级传播者入场，百万粉丝大V安德鲁·泰勒（Andrew Tate: 英国裔美国网红，因其厌女和极端言论而知名）发帖说：“一个非法移民一个月前坐船到达，西方人的灵魂已经破碎，当入侵者屠杀你的女儿时，你什么都不做。”极右翼领袖汤米·罗维逊（Tommy Robinson: 英国极右翼活动家，以反伊斯兰言论著称）告诉他的80万订阅者：“又一个证据表明，伊斯兰教是精神健康问题。”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之下，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在几亿人的手机屏幕上变成了确凿事实。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真凶叫埃克赛尔·鲁达库巴纳（Axel Rudakubana: 南港袭击案的真实凶手），2006年出生在威尔士的卡迪夫，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公民。父母是卢旺达的图西族难民，2002年就迁居到了英国，而且是福音派的基督徒。也就是说，这个被网络塑造成穆斯林非法移民的凶手，实际上是在英国出生，来自基督教家庭，跟伊斯兰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从后来法庭披露的信息看，他从13岁起就已经有严重的暴力倾向，曾经三次被转介到心理辅导项目，而且还曾经在2019年主动打电话给儿童求助热线，问过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如果我想X人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精神严重扭曲的少年的个体罪行，但在谣言的煽动之下，被升级成了文明冲突的又一个证据。

实际上案发当晚，英国警方就发了声明，明确说网上流传的姓名是错的，但没人信。数百名极右翼年轻人照样是聚集在南港清真寺的外边，朝警察扔砖头，还点着了警车，当晚就有超过50名警察受伤，其中8人是重伤。

信任链条的断裂：政府“背叛感”的累积

那为什么这些人宁愿信网上的谣言，也不信官方通报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年，在一些欧洲国家，人民越来越不信任左派长期掌权的政府，甚至有很多时候有一种被政府背叛的感觉。那么这种背叛感，又被几个关键的恶性事件成倍地放大。

比如在英国的罗瑟勒姆（Rotherham），这是南约克郡的一个工业小镇，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至少有1400名未成年少女在这遭到了性侵和虐待。2014年的独立调查报告查实，说施暴者大多数是巴基斯坦裔的男子，而当地的警方和市政官员为了不被说成是种族主义者，也为了所谓的社区和谐，这么多年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报告里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受害者被官员描述为自愿参与性行为。”有女孩的父母去报案，反而被警告不要制造麻烦。罗瑟勒姆不是孤例，类似的丑闻后来在罗奇代尔、泰尔福德、牛津等等好多城镇都逐渐曝光。

这是英国，还有瑞典。瑞典为了政治正确，官方在犯罪数据统计里长期回避族裔背景，但现实不讲情面。根据瑞典犯罪预防委员会的官方数据，2022年瑞典发生了391起枪击案，63人死亡，创历史记录。还有瑞典特有的爆炸潮，2023年发生149起爆炸案，2024年飙升到了317起，翻了一倍还多。瑞典的警察总监安德斯（Anders Thornberg: 瑞典国家警察总监）最后也承认，说瑞典的爆炸浪潮在国际上都没有对应案例。虽然政府不公布族裔数据，但从恶性案件的发生地点看，这些暴力的震中绝大多数都是在穆斯林移民聚居区，也就是安德松首相所说的平行社会。

除了英国和瑞典这两案子，那么最有名，也是第一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是德国科隆。2016年的跨年夜，那天晚上科隆火车站周围聚集了大约1000名男子，对路过的女性进行大规模的性侵和抢劫。最终是1252名受害者报案，其中492人报告遭到性侵。德国联邦刑警局后来的调查显示，肇事者里边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44%是正在申请庇护的难民。这种群体性的恶性犯罪本身就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但更让人心寒的是警方的处理方式。科隆警方最开始的通报竟然说当晚是“基本和平”，主流媒体呢，连续好几天也不敢报道，直到发声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最后实在掩盖不住了，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所以了解了这些背景，咱们就能理解为什么2024年南港警方说凶手不是移民的时候，人们会下意识反应：“你们是不是又像过去一样，为了保护特定族裔而欺骗我们？”再加上咱们人类社会本来就有一种本能，感知威胁会放大实际威胁。荷兰曾经做过一项研究，问本地居民：“你们觉得有多少比例的商店是移民开的？”得到的平均答案是40%，但实际数字只有13%。也就是说，人们对威胁的感受远远超过了现实。所以过去政府的这些背叛，跟这种放大的威胁感知一叠加，人民对官方的信任链条就彻底断了，官方的辟谣反而会被解读成掩盖真相。

暴乱升级与政府应对：不对称多元化的反噬

所以南港的火一烧起来，就控制不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蔓延到了全国。7月30号案发第二天，南港清真寺外的抗议演变成暴力冲突，警车被点着，超过50名警察受伤。7月31号骚乱蔓延到伦敦、曼彻斯特，光在伦敦就有111人被捕。到8月2号在桑德兰，公民咨询局和一个警察局被纵火，同时有好多商店被洗劫。8月3号，利物浦的社区图书馆被烧毁，大量商店被毁，布莱克浦、布里斯托尔、贝尔法斯特都发生暴力事件。8月4号暴力达到顶峰，在罗瑟勒姆，就是咱们刚才说过对未成年少女发生过大规模性侵的地方，一家收容了不到200名难民的Holiday Inn酒店被围攻，有超过700人聚集在酒店外边，其中8名暴徒闯入酒店里要袭击难民，这个过程中又导致了51名警察受伤。整整6天，全英27个城镇陷入混乱，除了移民社区受到威胁，这些暴徒对整个城市无差别的破坏和抢劫，让本地人也损失惨重。

那官方是什么态度呢？8月5号，英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组建专业公共秩序警察。英国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 英国现任首相）启用了24小时紧急法庭，快速给这些暴徒定罪。但铁腕镇压能解决问题吗？恰恰相反，政府的强硬反而是激起了更大反弹。因为在右翼眼里，政府是在搞双标执法。他们拿出在南港案发生前几天，在利兹发生的另一个案子做对比。7月18号，在另一个城市利兹，起因是社工要解救一个怀疑被家暴的吉普赛家庭的孩子，引发吉普赛社区暴动，也是警车被推翻，汽车被点燃。但当时警方为了不激化社区矛盾，做出了战略性撤退。那凭什么两周后在南港，白人因为孩子被杀走上街头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呢？虽然这两件事性质不同，而且吉普赛人事件警方后来也重新介入了，但咱们刚才说过，人都有这种确认偏误心理，选择性接受跟自己认知相近的事。所以在极右翼的鼓动之下，人们就只看到了警方在利兹的战略性撤退，因为这个行动正好是印证了很多人的怀疑：政府只在乎少数族裔的感受，忽视本土中下层居民的利益。也就是在英国和整个欧洲人眼里，这么多年形成的一种压制本土权益的不对称多元化（Asymmetric Multiculturalism: 指政府或社会在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时，对不同族裔或文化群体采取不平等的态度，尤其偏向少数族裔，而忽视或压制本土多数族群的权益）。

政治地震：中左翼失势与极右翼崛起

咱们如果把视野从南港拉开到整个欧洲，这种不对称多元化已经催生了政治地震。欧洲的中左翼政党，不管是德国的社民党、法国的社会党，还是英国工党，因为在穆斯林移民问题上长期回避现实，很多被中下层选民抛弃，他们转而把票投给了极右翼。

那么咱们现在快速过一下欧洲目前的政治格局。在德国，2017年联邦选举，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首次进入议会，得票率大概是12.6%。但到2024年9月的图林根州选举，选择党是拿下了33%的选票，成为本州的第一大党，这是自二战结束之后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拿下州选举。到2025年2月的联邦选举，选择党得票率已经达到了20.8%，已经成了全国的第二大党。

在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极右翼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 法国极右翼政党，前身为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勒庞（Marine Le Pen: 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得票率是33.9%。但到2022年，已经上升到了41.45%。2024年立法选举第一轮，国民联盟的得票率是33.2%，成为法国第一大党，议席从2017年的7个飙升到了2024年的143席。

在奥地利，2024年大选，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PÖ: 奥地利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是拿下了29.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这是二战以来在希特勒的家乡，极右翼第一次赢下全国大选。党魁基克尔（Herbert Kickl: 奥地利自由党领导人）自称是“人民总理”，咱们可得知道，他说的人民这两字可不是咱们中文翻译出来的意思，在德语语境里是特指日耳曼民族，有强烈的排外性。除此以外，还有荷兰、瑞典等等很多国家，右翼和极右翼都攻城掠地。

福利与融入困境：经济与身份认同的冲突

其实十多年前，英法德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欧洲的多元化政策失败了。默克尔（Angela Merkel: 德国前总理）、卡梅伦（David Cameron: 英国前首相）、萨科齐（Nicolas Sarkozy: 法国前总统）在2010年前后几乎是同一时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当时他们还只是回顾二战之后这几十年，欧洲国家从前殖民地，比如法国从北非招的劳动力，英国从南亚和加勒比地区招的工人，反思的是这些人和家庭的融入问题，还没预料到后来文化和背景更独特的穆斯林人口因为中东动乱大规模地涌入。所有结果都表明，个体的融入是有可能的，但作为一个族群整体，不同人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融入，几乎是天方夜谭。

再加上二战之后欧洲建立的高福利社会已经是岌岌可危，退休年龄越来越高，但对难民的支出却一直飙升。英国2023年用在难民和庇护的支出已经达到了42亿英镑。所以本地工人每周为房租发愁，扭脸一看，难民却住在政府安排的酒店里，你说谁心里能平衡？所以南港骚乱那些人，表面上是因为假新闻，因为仇恨穆斯林，但根子上，也有对资源分配的不满，安全问题是导火索，经济问题也是柴禾堆。

那么极右翼群体对穆斯林的指控，说他们在抢福利，有道理吗？如果咱们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那答案是“对”，但在这个答案之下，情况又复杂得多。根据欧盟基本权利署（EU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欧盟的独立机构，负责提供关于人权问题的建议和专业知识）2024年的报告，大约有40%的穆斯林在求职的时候遭遇过歧视。整个欧盟范围内，穆斯林的失业率比非穆斯林高得多，在瑞典差距甚至达到了22个百分点。法国蒙田研究所（Montaigne Institute: 法国一家独立智库）的数据更扎心，一个法国穆斯林获得面试邀请的概率，只有非穆斯林的四分之一。现实是很多穆斯林年轻人不是懒惰，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找不到工作。投简历，因为名字叫穆罕默德，连第一轮都过不了。一个人被拒绝一次两次还能撑，但如果是十次二十次呢？

于是很多年轻人就索性退回到自己的穆斯林社区，大家都说一样的语言，信一样的神，至少不会被歧视。这就让平行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在这种封闭环境里时间一长，很多移民二代对宗教的态度比父母那一代更虔诚，甚至更极端。法国蒙田研究所和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 德国一家大型私人基金会，致力于社会改革和研究）都发布过类似的报告，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知道逃离的是什么环境，而且主要目标是定居和生活。但孩子就不一样了，在这出生在这长大，而主流社会却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你跟我们不一样。”这种身份的撕裂，让很多年轻人只能向宗教找认同，不被社会接纳的时候，本能就要去找能接纳的地方，而帮派和极端组织最能提供这种归属感。

而且更可怕的是，第一代移民信奉的伊斯兰教，很多是已经跟家乡的传统文化、跟现实社会融合的比较温和的教义；而第二代更容易通过互联网接触到一种更全球化、更教条、甚至更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蒙田研究所的数据是说，在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里，有超过50%主张伊斯兰教法高于共和国法律。所以在穆斯林社区内部，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被歧视导致失业，导致退回社区，导致隔离加深，导致二代更极端，导致主流社会更恐惧，导致歧视更加剧。这个齿轮一转起来，就再也停不下来。

未来担忧：从社区到议会的“大替代”

而换个视角，对欧洲本土居民来说，他们虽然没有被歧视的痛苦，但实际他们更恐惧，不光是当下的街头犯罪，更多的是对未来。2024年的英国大选，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叫“穆斯林选票”。这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号召穆斯林选民集中选票力量，结果是四名亲巴勒斯坦的独立候选人从各自选区里脱颖而出，直接把原来的资深议员给赶下台。同时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穆斯林政党TFA（TFA: 布鲁塞尔当地穆斯林政党）异军突起，成了当地议会的第二大党。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在政府机构里要戴头巾，推行清真屠宰方式。这就让很多欧洲人切实感到了危机：如果今天他们能改变午餐会的菜单，那明天会不会改变国家的宪法？

这种担忧是不是杞人忧天？美国就有个现成的例子，密歇根州有个小城叫汉姆特拉姆克（Hamtramck），两万多人，曾经是波兰移民的聚集地。但过去二十多年，也门和孟加拉移民大量涌入，穆斯林现在占到了一半以上。2022年终于是选出了全美第一个全穆斯林的市议会。上台之后市议会马上投票，禁止在公共场所悬挂彩虹旗。当地的LGBT群体和自由派一下就崩了，有居民就哭诉：“我们过去欢迎你们，帮你们找房子找工作，结果你们一上台，第一件事就针对我们。”后来市议会还批准了宗教性的动物献祭，也就是允许在自家后院屠宰牲口，这就太离谱了，让当地的非穆斯林居民简直是目瞪口呆。

汉姆特拉姆克只是个两万多人的小城，但它也是面镜子，让很多欧洲人似乎是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未来。因为人口趋势就摆在那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美国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提供社会问题、舆论和人口趋势信息）的数据，2016年欧洲穆斯林还只占总人口的4.9%。但穆斯林的平均年龄比欧洲人要年轻13岁，再加上高生育率，按现在的移民政策，到2050年，人口占比可能要达到14%。看起来比例好像也没有过高，但穆斯林群体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主要是聚集在大城市，所以导致选票集中度极高。2024年英国举行了11个城市的地方选举，包括前两大城市伦敦和伯明翰在内，其中9个城市当选的都是穆斯林市长。

所以在很多人眼里，现在已经不是治安问题，而是大替代（Great Replacement: 一种极右翼阴谋论，认为欧洲白人人口正被非欧洲移民“替代”）。这种一人一票的民主，就像美国的汉姆特拉姆克全穆斯林议会和英国的穆斯林选票一样，把政治宗教化，最终可能会导致世俗社会的消亡。这种伤害比一两次袭击更恐怖也更极端。到这儿咱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极右翼在欧洲的支持率越来越高，极右翼政党得票率一路飙升，穆斯林选票越来越集中。所以极右和极绿的对抗早就超越了砖头和燃烧弹，而是从社区街头到政府议会，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对立。而这两股力量恰恰又在互相从对方的行动里汲取养分。极右翼认为西方正在被伊斯兰入侵，我们必须战斗；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却说西方永远不接受穆斯林，我们必须战斗。两方互相印证，互相强化，这就是咱们开头说的死亡螺旋。

2024年夏天南港的这把火虽然灭了，但只要这个平行社会的结构还在，只要这套死亡螺旋的逻辑没破解，那么下一场大火可能就在一墙之隔，也可能就在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