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在点开这期节目之前，您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疑惑：为什么从二战前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仍是那帮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曾经那些穷国、弱国，包括殖民地，虽然有的从宗主国独立，并且独立后也有过一段时间的高光时刻，但兜兜转转到现在，依然是穷国弱国。这个现象从非洲、中东、西亚、中亚、东南亚，再到整个拉丁美洲都极其普遍，除了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是例外。其中很多前殖民地，即便照搬了前宗主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也没能复制对方的成功，仿佛受到了某种诅咒一样。

本期节目将以近期舆论漩涡中心的伊朗和委内瑞拉为例，结合中国的情况，尝试探讨上述问题。在此期间，我将顺带填一下前两期挖过的坑，即美国抓捕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到底是不是为了石油。由于节目较长，涉及历史人物和背景知识较多，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和记忆，这里我先给出一条主线：这些弱国穷国的突围失败，基本上都是因为陷入了以现代动员（Modern Mobilization: 运用现代技术和组织手段实现对社会的高度整合与控制）对抗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 以个人权利、契约精神、法治、权力制衡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的怪圈。这个学术概念是我自创的，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会详细解释，保证您一听就懂。

伊朗的百年变迁：从繁荣到神权统治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这是最近几天的伊朗。尽管政府已经下令断网，但靠着马斯克（Elon Musk）的星链（Starlink），这几天还是流出了大量视频。根据以色列摩萨德（Mossad）给出的估算，在短短48小时内，这一轮大规模抗议中，被哈梅内伊（Ali Khamenei）政权杀害的伊朗人已经超过2000人，俨然成了伊朗版的“六四”。然而，就在五十年前，伊朗却是另一番景象。这是1973年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时期的德黑兰（Tehran），街道上人山人海，人们的穿着很时尚，高楼大厦林立，豪华汽车随处可见，几乎人均一部小轿车。如果不告诉你，你可能误以为这里是纽约。此时的伊朗，不仅发达程度远超同时期的中国，甚至也丝毫不逊色于正处于黄金腾飞期的香港，绝对是当时整个中东地区的天花板。

短短几十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一切还得从一百多年前的一场交易说起。图中那位老兄叫威廉·达西（William D'Arcy），1849年生人，是个英国暴发户。他的人生其实挺传奇的，本来是个富二代，后来老爹破产，一家人就搬去了澳大利亚，结果靠着挖矿东山再起，又杀回了伦敦。你可以把他看成是澳洲版的煤老板，只不过人家挖的不是煤，而是金矿和石油。达西能被载入史册，是因为他在1901年做了一件事，和当时的波斯（Persia），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国王莫扎伐尔丁（Mozaffar ad-Din Shah Qajar）达成了一项石油开采特许协议。这位国王的名字有点拗口，我们姑且管他叫老莫。他跟后来我们熟知的巴列维王朝不是一家子，两边的关系，你大概可以理解成老莫是明朝，巴列维是清朝。总之，暴发户达西跟国王老莫签了个合同，拿到了伊朗大部分地区60年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权。

石油协议的公平性与历史背景

请允许我先用一些笔墨交代一下这个协议的主要条款。简单说，签字以后，达西要先给波斯国王一笔签字费，2万英镑；然后是固定年金，第一个油井投产以后，无论公司是否盈利，每年都要给波斯政府2万英镑；再然后是股份，也就是投产以后，需要一次性给波斯政府相当于2万英镑的开采公司股份；最后，波斯政府每年可以分到石油公司利润的16%。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公平，毕竟是全伊朗80%地区的石油，换到现在得是多大一笔财富，赚了钱才给人16%的利润，怎么也得对半分。但你得考虑当时的背景。我们觉得石油珍贵，那是站在现代人的视角，但在20世纪初，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1900年，人类还没有进入内燃机时代，石油地位远没有今天这么显赫。当时的世界依然是煤炭和蒸汽机的天下，工厂、火车、轮船都是烧煤的。德国的奔驰（Mercedes-Benz）虽然已经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台烧汽油的汽车，但这会儿还只是富人的玩具，并没有大规模推广。汽油车真正成为主流，得等到1908年福特（Ford）搞出T型车（Model T）以后。当时的石油主要是用来提炼煤油灯用的煤油，至于汽油，当时被认为是提炼过程中危险的副产品，一般都是直接烧了或者倒掉。

更重要的是，当时全球最大的油田一个在阿塞拜疆的巴库（Baku），一个在美国宾州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手里。整个中东，除了埃及有极少量的发现，其余地区包括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联酋等今天的产油国，还没有发现一处油田，学术界普遍认为那是一片贫油地区。也就是说，达西的这笔交易，在当时看来，风险是非常高的。屏幕前的各位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个富豪，敢不敢赌上全部身家签这个协议？首先，这地方专家都不看好，觉得没油。其次，即便有油，你怎么知道未来会是石油的天下？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看好核聚变（Nuclear Fusion: 将轻原子核聚合成重原子核并释放巨大能量的过程），但如果现在让你卖房子，把所有钱都投到某只核聚变概念的股票上，你敢不敢？再次，即便找到了油，也确实石油的天下，但你怎么知道这油田是什么地质构造？出来是轻油还是重油？目前的开采技术能不能搞定，开采成本如何？说个极端的，如果整个伊朗都是页岩油（Shale Oil: 蕴藏于页岩层中的石油），得等到一百多年以后才有这个技术，那你这60年的开采权，岂不是一文不值？最后，为了这份跟买彩票差不多的协议，你还得负责投入从前期勘探到后期的开采、提炼、运输、销售，整个过程的所有费用。说实在的，除非是穿越过去，开了天眼，否则正常人没几个人敢这么玩的。

以上都是达西的视角，那国王老莫是怎么想的呢？首先，这种叫石油的“脏水”，在老莫眼里一文不值。此前的几千年里，伊朗一直有少量地区能够自发渗出石油，当地人一般是拿来当沥青石，或者涂在骆驼身上治皮肤病，根本不值钱。其次，当时的国家财政压力很大，每年都严重亏空。现在来了个傻乎乎的洋人，说愿意用大价钱买这种没用的脏水，一分钱都不用我出，以后每年不光旱涝保收有分红，赚钱了还有利润，并且他还答应以后即便开采也得雇波斯的工人。这种好事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两边一比较，你就明白了，这笔买卖在当时是很公道的，甚至于伊朗这边还是占便宜的。你不能以后来人的眼光看问题，觉得合同不公平，对吧？这个道理，就像当初俄国把阿拉斯加（Alaska）卖给美国，结果多少年以后，那边发现了金矿和石油，你说“哎呀，当时卖亏了”。问题是，当时你哪知道有矿呢？在你手里那么久，不一直就是一片不毛之地嘛。事实上，接下来几年，达西也确实因为这份协议吃尽了苦头。他先是雇了一批地质学家和专业勘探人员开始找油。根据勘探人员的记载，这些沙漠环境恶劣，天花盛行，土匪军阀横行，水源不能饮用，温度经常在50摄氏度以上。找了几年以后，达西的钱已经快用光，濒临破产了。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将大部分的开采权卖给了另一家石油公司，继续勘探。

到了1908年，光勘探这块前后投入了50万英镑，新引入的公司也扛不住了。5月初，达西给负责勘探的地质学家发电报，说公司已经资金链断裂，撑不下去了，你们就地解散，把设备都拆了运回英国。结果这地质学家比较轴，没听。谁知20多天以后就绝处逢生，发现了油田。后来大家都知道，伊朗的石油储量世界第四，成了举足轻重的产油大国。但即便如此，达西也并没有一飞冲天，因为他之前已经把大部分股份卖了，用于回笼资金。后来虽然还占点股份，但相比于当初的投入和风险，回报率并不算高，但没办法，这就是生意。有人可能会好奇，不是要讲穷国为什么突围失败、发展不起来吗？怎么花了这么多时间讲一份一百多年前的石油勘探协议呢？原因很简单，了解这份协议的前世今生，你就能理解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主题。

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与民族主义浪潮

接下来出场这位老头叫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是1951到1953年的伊朗总理。这时伊朗已经进入到了君主立宪的巴列维王朝时期，就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被前任神权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推翻的那个巴列维。稍补充点背景知识，巴列维王朝也是军人政变上台的，前后就父子两代国王。摩萨台伺候的这位是儿子。摩萨台总理在位期间搞了很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驱逐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将石油收归国有化。前面讲了，商人达西不是跟前朝的国王老莫签了60年的开采权吗？现在改朝换代了，达西的公司也辗转被英国政府收购了大部分股权。摩萨台认为，是时候将伊朗人的石油夺回来了。他给出的理由是你那个合同是跟前朝国王私相授受，而且是殖民者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不平等条约。现在我要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撕毁合同，让你们英国佬滚蛋。

其实，早在这之前，伊朗就已经嚷嚷过好几次，想把油田从英国人那收回来。比如1920到1930年代，老巴列维国王（Reza Shah Pahlavi）在位的时候就闹过一回，因为当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认为英国人给他分成太少了，要求将伊朗政府的分红占比提高到五成，而且要大幅度缩小特许经营的区域，还得增加税款。到了1931年大萧条时代，因为全球经济严重下滑，石油供过于求，英国公司不赚钱，给伊朗的分红也少了很多。然后伊朗方面就怒了，老巴列维威胁要彻底废除达西协议（D'Arcy Concession）。当然他这招其实是漫天要价，坐地还钱，主要还是逼英国人提高价，因为他也知道没了英国的开采和提炼技术，单靠伊朗自己是玩不赚的。到了1933年，双方重新签订了协议，英方的许可区域被减少了四分之三，利润分成上调到了20%，固定年金也上涨到了75万英镑。对英方来说，唯一的好处是特许经营期从1961年延长到了1993年。总之，双方虽然吵吵闹闹，毕竟还是在合同框架内吵，没有完全毁约。

但到了摩萨台这儿，形势就更加严峻了。二战以后，全世界掀起了一阵民族独立、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风潮，伊朗也不例外。此时的伊朗民间出现了几种反对西方思潮的合流。首先是传统伊斯兰宗教思想，以及伴随而来的伊斯兰民族主义（Islamic Nationalism: 结合伊斯兰教义与民族认同的政治思潮）。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思潮，就是马克思主义（Marxism: 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政治理论），其中代表就是苏联人扶持的共产主义政党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你可以粗略理解为伊朗版的中共。我之前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我其实不太喜欢按左右，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标准划分政治光谱。很多时候，我谈到左派如何如何，右派如何如何，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按照左右来划分政治光谱，其实是18世纪搞出来一套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解释力很差的模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到了今天，你还在用阴阳五行（Yin-Yang and Five Elements: 中国古代哲学中用于解释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理论）来给世界分类一样。

举个例子，我们一般认为按照民族或者种族划分阵营搞血统论的纳粹（Nazism: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奉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是极右。但与此同时，主张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 一场起源于非裔美国人社区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旨在反对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种族主义），按照肤色划分压迫和被压迫者的这种主张，却被认为是左派。再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右派倾向于保护私有财产，左派倾向于二次分配，甚至会没收资产。但我们前面提到的右派摩萨台，也祭出了国有化这个大杀器。并且还有一些人是很难用左右来划分的。比如说霍梅尼，按照传统标准，作为一个主张回到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他似乎是右派。但与此同时，他又高举反帝反殖民大旗，搞阶级动员，煽动底层平民去冲击富人和中产阶级，似乎又像个左派。所以你发现了，这个左右其实是笔糊涂账。不信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二战以后发展失败的这些国家，绝大部分都出现了左右极端思想合流的情况，也就是一手高举共产主义，一手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这其实还挺讽刺的，因为按照原教旨的马克思理论（Marxist Theory: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体系），共产党员应该是天然的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 主张超越国家界限，促进国际合作与团结的理念），是要跨越国界的，怎么能搞民族主义呢？但包括苏、中、朝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一个不打民族牌的。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变种，无非是划定敌我的标准不同。到最后都是要求你仇视西方，并且服从同一个领袖。你要硬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苏联人创造性地搞出了列宁主义（Leninism: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出的政治理论，强调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专政）加政委那套组织方式，比传统的伊斯兰政教合一体系更集权，控制效率更高。之前做“共产主义是不是邪教”那个系列的时候，我不是提到过，受左翼思潮影响，基督教世界发展出了基督教共产主义（Christian Communism: 结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原则的社会运动）吗？同样的剧本也发生在了伊斯兰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伊斯兰社会主义（Islamic Socialism: 融合伊斯兰教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政治思潮）。这些教派的本质，其实就是共产主义的本地化变种。说白了，如果直接说我是无神论，反对一切宗教迷信活动，但在一些宗教传统比较浓厚的地区，你就会寸步难行。要想打入敌人内部，就得先宣称“我们也是穆斯林哦”，然后再单独搞出个教派推广“打土豪，分田地，造反”那一套。

契约精神与主权争议：石油国有化的深层逻辑

又扯远了，说回摩萨台。摩萨台搞这一次国有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他本人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靠打民族主义牌上台的。在他之前，那个首相就因为反对石油国有化，主张伊朗也应该遵守契约精神，通过谈判解决，结果遭到了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组织的暗杀送了命。与此同时，左翼的伊朗人民党也极力主张石油国有化。摩萨台本来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但考虑到可以通过这帮人牵线搭桥，获得苏联的支持，因为苏联是反英反美的，于是对他们也采取容忍态度。结果就是无论民族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力挺摩萨台，他靠这股民意，直接把国王架空了。总之，尽管英国方面承诺将分成的比例提高到50%，甚至将公司更名为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到期后也留下所有的设备和技术，摩萨台方面还是不松口，依然强行没收了英伊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并将英方的工作人员统统赶走。

这里还有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轮国有化的导火索之一，是因为美国的石油公司在跟沙特和委内瑞拉签协议时，承诺的分成比例是50%。伊朗人一听说这事直接就炸了，说你们英国人也太抠了，墨迹半天才给两成，看人家老美。关于这次没收，国际社会和法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果按照反殖民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价值观，虽然签过合同，但那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如今废约上应天意，下合民心，伊朗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那显然是伊朗方面有问题，因为白纸黑字签的合同，你怎么能不认呢？

其实，如果你站在中立的角度，就会发现，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说完全站不住脚。首先，当初签合同时，一边是土老板达西，一边是波斯国王，达西那边纯私人企业，也没有英国政府撑腰，更不存在英国炮舰兵临城下逼你签合同的情况，哪来的什么殖民主义不平等条约呢？你总不能因为对方是个英国人，就变成不平等条约了吧。其次，主张废约的人还有个理由，就是所谓的主权被侵害说，也就是这个事牵涉的是全体伊朗人民的集体利益，是国家民族的未来。而且当初达西是利用了信息差，欺负老国王不懂行，所以国有化没毛病。但这个说法同样立不住脚。首先，当年达西其实也并不能百分之百肯定石油就是未来的液体黄金，他也存在一个赌的成分。你伊朗政府不能有风险的时候全让人家担，有收益了就开始反悔、坐地起价。其次，就算他之前能肯定，确实利用了信息差，但你想想，古董行是什么规矩？你自己打了眼，把宋朝官窑的瓷器当成清朝的民窑卖了，事后想反悔，说对方骗了你行吗？不行吧。总不能说个人对个人就要守规矩，一方是国企就能耍无赖，因为我代表人民吧。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以后央企雇农民工干活，可以随便耍赖了，因为我背后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嘛。

理解这个逻辑，你就能看懂在美军抓捕马杜罗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一方说川普（Donald Trump）连装都不装了，就是想抢委内瑞拉石油，而川普一方却认为自己是夺回美国财产的原因，因为双方的立足点不同。在美国“抢油论”的人看来，石油是属于委内瑞拉的，就像之前讲古董那期，很多人觉得只要是中国的古董，就天然属于中国政府一样。这些人认为，哪怕签了合同，以国有化之名没收美方的资产也天经地义，因为有人民这个道德背书。而在特朗普看来，你别跟我这道德绑架，生意就是生意。当初合同怎么签的就怎么执行。美国公司真金白银投入技术、设备和人员，那挖出来的油就应该有我一份。当年查韦斯（Hugo Chávez）怎么抢我的，现在就得给我吐出来。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与伊斯兰革命的爆发

需要说明的是，在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事件中，小巴列维国王（Mohammad Reza Pahlavi）其实不赞成这么搞的。但没办法，当时的摩萨台和他所在的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 of Iran: 伊朗的一个政治联盟，由摩萨台领导）靠打民粹牌，煽动了几十万伊朗人上街游行，打着“石油归伊朗人民，打倒英帝国主义，伊朗独立万岁”的口号，焚烧英国国旗。这民间情绪一上来，谁阻拦，谁就是卖国贼，小巴列维也不敢说话了。当然，这次运动对伊朗的经济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一方面是国际声誉，一方面则是实打实的财政收入减少。英国离开以后，因为缺少开采技术，伊朗的原油产量从1950年的每年250万桶暴跌，到了1953年的10到15万桶，跌幅超过了96%，财政收入几乎归零。直到1953年8月，因为两国联合策划了一次政变，将摩萨台赶下台以后，石油产量才有所恢复。

摩萨台下台后，国家权力重新回到了小巴列维手里。他于1954年和英美等国重新签订了协议，将利润分成提高到了50%，远高于此前的20%。并且除了英国公司，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在内的几家美国公司也进来了，跟英国一样，拿到了40%的份额。在美国人的资金和技术加持下，伊朗不仅完成了输油管线等基础设施建设，还将年产量提高到了600万桶。加上1950到1970年代国际油价起飞，直接让伊朗的财政收入也跟着暴涨。我这说暴涨，你可能还没什么感觉，我列几个数字你就知道了。1953年低谷期，伊朗的财政收入低到什么程度呢？只有1到1.5亿美元。而到了巴列维末期的1977到1978年，伊朗财政收入已经高达250亿美元，增加了200倍。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年代德黑兰的繁荣景象，可以说完全就是拜小巴列维时期的亲美加世俗化、加石油经济所赐。

有人可能想到了，说卖油来钱确实快，但这玩意儿不能持续，这么大个国家没有制造业和先进技术，全靠卖资源，风险也高。万一哪天坐吃山空，或者油价跌了，或者来了个技术革命，以后大家都不用石油了，该咋整？小巴列维国王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从1963年开始，在他的主导下，伊朗搞起了轰轰烈烈、持续15年的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 1963年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推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之所以叫白色革命，是因为他想搞一场和平不流血的革命，跟共产主义的红色革命区别开。这个白色革命具体都包括哪些内容呢？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也是影响力最大的是土改（Land Reform: 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通常从大地主转移给农民），也就是通过没收加赎买的方式，让大地主和宗教基金会把土地吐出来，然后以低于市场价30%到40%并且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占人口多数的佃农。这个有点像中共土改的翻版，只是不流血，不杀人。其次是女性解放（Women's Liberation: 旨在实现女性政治、经济、个人和社会平等的社会运动），包括给妇女投票权，允许女性参政、当法官，鼓励女性上学和工作，可以不戴头巾、离婚更容易等等。总之就是告诉你以后男女平等。

第三是搞教育，建大量的学校，普及义务教育，提高识字率。除此之外，还包括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疫苗；大搞基建，比如修路、修水坝、修发电厂、建工厂；再就是国企私有化（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给私人部门），其实也不完全私有化，就是把国企的一部分股份分给工人，并且给工人分红权。整体看来，小巴列维的这一系列变革，除了土改存在点争议，大多是毫无争议的好事，对吧？但接下来事情的走向却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这里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向反共亲美的国王会效仿共产党搞土改呢？其实这也有点无奈。前面说了，伊朗有自己的共产党，伊朗人民党在苏联人的支持下，在农村地区拼命宣传“打土豪，分田地”。这么一来，压力就给他国王了，你不跟底层农民，就觉得你对农民不够好，还是跟共产党“盖各有前途”。于是国王也只好跟着出价，搞自己的版本土改。正好他也一直看保守派的教士们不顺眼，那就拿你们开刀吧。最后的结果就彻底得罪了包括霍梅尼在内的本土教士阶层。

托克维尔悖论：改革何以引发革命？

有人可能会想，得罪教士就得罪教士呗，只要农民和中产支持你，还怕那帮教士，他们才多少人？但神奇就神奇在这儿。国王那一系列政策不仅得罪教士，也引起了农民和中产阶级的不满。今天你去看墙内关于巴列维为什么下台的分析，几乎清一色都是这类论调，说你别看当时的伊朗多繁华，女性多自由，人人小汽车，但得到好处的只有占人口20%的城市中产，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始终没解决。国王和贵族们酒池肉林，贫民们饿殍遍地，最后的结果就是利益受损的底层，转而支持教士开始造国王的反了。这个叙事很符合中国人理解历史的方式，也就是只要有人造反，一定是因为统治者倒行逆施，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但凡有口饭吃，谁愿意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搞事情？

但很遗憾，真实的历史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如果你比较一下1979年和这两年的伊朗，你会发现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各项数据都要远远强于现在。我这里列了个表格，你看首先是失业率，当时是10%到15%，现在是15%到20%。青年失业率也是一样，现在的伊朗年轻人找工作更难。然后是通胀，伊斯兰革命前年通胀率高达20%到30%，确实很严重，但比今天的40%到50%还是要好一些。再就是考虑通胀以后的实际人均GDP、食品和住房的可负担性以及社会的向上流动性，1979年的伊朗都远比今年强得多。唯一一条当年更糟的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 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0.5左右，但这个数值也没有严重到必须造反的程度。毕竟当初北大（Peking University）可是调研过，称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3，还得到人民网（People's Daily Online）的肯定的。

总结一下，当年伊朗的经济确实出了问题，但远远到不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最起码比今天强多了。既然如此，那当初的伊朗人为什么还要造反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们一条条说。首先农民为什么不满？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您是伊朗的某个无地农民，那边共产党的承诺是“打土豪，分田地”，一分钱不要抢就行了。这边国王只给你打了七折，还是得掏钱，虽然能分期，但利率也不低。并且即便有了地，配套的种子、化肥、水利设施、耕种技术都没跟上，原来这些都是教士和地主们操心，你只要干活就行了。而现在呢，都得自己张罗，一年吭哧吭哧下来，收入比当佃户时强不了多少。这里，你其实可以揣摩一下农民的细微心理。我们打个比方，你去相亲，遇到第一个对象是个骗子，杀猪盘，但看起来高富帅，温柔体贴，性格还好，但你俩没成。后来跟第二个相亲对象结婚了，但他的条件比骗子看起来差很多，你俩结婚以后一地鸡毛。这时候，你是不是很容易怀念一开始那个骗子，并对现任产生严重的不满？因为你并不知道那是个杀猪盘嘛。同理，1970年代伊朗农民能知道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共土改后是怎么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收回来的吗？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你国王给的条件，就是没有共产党好。

最后，除了农民，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国王也产生了诸多不满。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其实也没那么玄乎。2013年，王岐山在十八大的反腐座谈会上，向党内全体干部推荐了一本书：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这本书里的主要观点，就完美地解释了那场40多年前的伊斯兰革命。简单说，托克维尔认为，民众并不是因为自身处境很糟糕才起来造反的。也就是说，你这个独裁者越是高压统治，残酷镇压，老百姓反而老老实实不敢动。反而是开始搞改革，给了民众一点自由和喘息空间的时候，最容易出事。为什么呢？因为管得特别死，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你不会有非分之想。可一旦开了个口子，允许你说话，也有那么点新闻自由了，你就会产生“好像有点希望”的感觉。这种情况下，高层主导的改革，如果速度太慢，没有达到大众的预期，就会有人起来搞事情，说“国王这么磨磨蹭蹭，完全没诚意，干脆咱们揭竿而起，给他弄下去算了”。而接受良好教育、有一定政治诉求的中产和知识分子群体，正好是以上这套逻辑的拥趸。

不信，你回想一下，清末的辛亥革命（Xinhai Revolution: 1911年推翻中国清朝统治的革命），是不是在慈禧（Empress Dowager Cixi）宣布预备立宪期长达九年以后，才有知识分子们搞起来的？要知道，清末民众的生活水平可比之前要好多了。“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宣布改革以后，由学生们搞起来的？之前的毛时代那么残酷，你见到过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抗议吗？总之，在这种托克维尔心态（Tocqueville's Paradox: 改革初期，民众对自由和改善的期望值提高，若改革速度未能满足期望，反而更容易引发革命）的加持下，全伊朗的各个阶层，从教士到农民，从中产到大学教授，都加入到了反对小巴列维的行列中，尽管日子过得并没有那么艰难。唯一还支持国王的大概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群体了。因为底层女性其实也是反对国王的，她们满脑子都是宗教保守思想，觉得不戴头巾、露胳膊露大腿的女人是堕落、不要脸，国王就是个亵渎了先知的老淫棍。

接下来的剧本大家都知道了，以霍梅尼为代表的教士们夺了天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他们不仅立马动手，重新没收了英美等国的石油资产，还顺带将所有的外资企业，包括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工厂一锅端，全部收归国有。很多外资公司的高管，还被关进了监狱。而霍梅尼之前的盟友伊朗人民党也兔死狗烹，被他们扣上了“苏联走狗”、“境外势力”的帽子，一块逮捕处决了。到了这会儿，曾经“小米加步枪”支持神权领袖们上台的农民、中产、知识分子和底层女性们全都傻了眼，但为时已晚，因为神权领袖们已经掌握了笔杆子和枪杆子，还有了自己的党卫军（Party Paramilitary: 专指纳粹党卫军，此处借指高度忠诚的政治军事组织）——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旨在保护伊斯兰革命），已经没人能来救他们了。

现代动员对抗现代文明：后发国家的“诅咒”

听完了伊朗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有，那恭喜你，你可能已经理解了我们开头那个问题，也就是后发国家始终无法突围、那个诅咒到底是什么。事实上，你把以上这个剧本里的名字稍微替换一下，基本上就是委内瑞拉、阿根廷以及大部分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历史。以中国为例，蒋介石就是小巴列维，毛泽东就是霍梅尼，习近平就是哈梅内伊，而民国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 指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经济和文化相对繁荣的时期）就有点像伊朗繁华的1970年代。而在委内瑞拉，他们的两代巴列维分别叫戈麦斯（Juan Vicente Gómez）和贝坦库尔（Rómulo Betancourt）。这两人引入美国石油公司和一大堆外资企业，并通过谈判，将政府在石油企业中的分成比例从10%一路谈到了50%。你今天看到的委内瑞拉人均GDP全拉美最高，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的1950年代，就是在贝坦库尔时期达成的成就。随后，他们也迎来了自己的霍梅尼，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查韦斯，以及自己的哈梅内伊，也就是马杜罗。总之，尽管各国历史有细枝末节上的差别，但整体上呈现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律，那就是永远会有一股力量，在阻止这些国家拥抱文明，双方来回拉扯，此消彼长。那这股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说的，以现代动员对抗现代文明。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现代性与大屠杀》（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书中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指在极权主义下，普通人因不思考、不反思而犯下的罪行）。这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很多参与大屠杀的人，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疯子，也不是满脑子仇恨的变态，而是一些非常守规矩、非常认真，甚至在生活中还算体面的人。他们做的事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照章办事”、“程序正义”。阿伦特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某个流程、程序规定来替代自己的良知判断，而基本上不会去反思这个程序本身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值得遵守。比如“六四”大屠杀中，那些对学生们开枪的士兵和军官，他们会思考自己的做法有没有问题吗？不会，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奉命办事，忠于职守。同理，当中共以“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拒绝外部武力介入时，那些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 联合国组织的根本大法）的各国政要，他们会觉得自己错了吗？也不会，因为袖手旁观，符合流程和程序正义。这也是我在之前的两期节目里所表达的主题。

但阿伦特所说的只是一种现象，她没有进一步剖析背后的成因，也就是是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制造出这种机械性的服从。要知道，在前现代社会，哪怕你是皇帝，要想让下面人做到百分之百的服从，也是非常难的。以明清两朝为例，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国古代皇权登峰造极的两个朝代。可是嘉靖皇帝搞出个大礼议（Great Rites Controversy: 明朝嘉靖年间围绕皇帝生父称谓引发的政治和礼仪争议），一帮大臣给打得屁股开花，却依然不肯服软。同理，清末，慈禧向十一国宣战，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在内的六大督抚，依然搞出了东南互保（Southeast Mutual Protection: 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南方各省督抚与列强达成的局部协议，拒绝执行清廷宣战命令），拒绝执行命令。而清廷倾全国之力打造出来给王朝续命的武昌新军，一转身就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了大清的掘墓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古代琢磨了几千年的这套思想控制术，依然没法把人变成机器人，完全放弃思考。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某个后发国家独裁者或者野心家，你会怎么想？你会想，我需要一套全新升级的、远比那套外儒内法更高效的思想控制工具，来确保下面的人百分之百服从我的命令。而这套工具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现代动员。只有掌握了它，独裁者们才有了对抗现代文明的、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杀手锏。

激进主义：现代动员的核心驱动力

那这套工具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激进主义（Radicalism: 主张对现有社会、政治或经济秩序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意识形态）。前面提过，我不喜欢用左右划分政治光谱，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用一种更贴近底层思维方式的划分法：渐进主义（Gradualism: 主张通过逐步改良而非剧烈变革来实现社会进步的理念）和激进主义。其中，渐进主义也可以称之为保守主义，但我没用这个说法，因为一提到“保守”两字，很多人就会先入为主地产生负面观感，觉得是封建顽固保守的意思，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简单说，就是我们都认为这个世界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纠正，但在纠正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渐进主义相信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文化和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它们就像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一根根柱子，你得慢慢来，一根根地换，逐步改良，以免伤筋动骨。而激进主义呢，就等不了那么久，觉得过去那一套都腐朽不堪，完全没有价值，最好整个推倒重来，为此不惜血流成河。注意，上面提到的“需要纠正”，不同人的理解可能正好相反。比如有人认为高福利是错的，对他来说砍福利算是纠正。而有的人觉得现在的福利太低，提高福利才是纠正。但无论你持有哪种观点，都既有可能渐进，也有可能激进。

过去一百多年，人类发展出的最典型也最常见的激进主义类型，就是前面提到的三个变种：共产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三者貌似八竿子打不着，但其实共享同一套逻辑和底层代码。这一点我们前面分析过了，不信你可以对比一下，所有突围失败、无法拥抱文明的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是不是基本都在上面三张牌里抽到至少一张？有的是两张，比如中国和委内瑞拉，最倒霉的比如伊朗三毒俱全。那为什么激进主义会有这么强动员能力呢？因为它天然契合了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野心家们的诉求，让下面的人放弃思考，百分之百地服从。大家想一下，改良和建设是极其痛苦且缓慢的，它需要不同的利益集团坐下来谈判、妥协，需要法律的严丝合缝，更需要每一个人认真思考、权衡利弊。这对野心家来说太慢了，对底层来说也太累了。

比如我们前面聊伊朗石油的前世今生，包括伊朗和西方关系的变迁，花了足足八九千字，也只能囫囵吞枣聊几个大概。但激进主义者，只需要四个字——“川普抢油”，就能帮某些群体得到答案了。相比之下，效率比我高了何止千倍。这样走捷径、偷懒的表述方式，当然比我的煽动力强、受众广，因为大部分人大部分时候都是愿意偷懒的。文章超过200字就“太长不看”，看电影不如刷短视频，这是人性。而激进主义那套非黑即白的叙事，正好迎合了群体中多数人希望快速、低成本理解复杂世界的需求，自然就成了最好用并且最高效的思想控制工具。注意，很多人以为激进主义的危险之处在于情绪化、不理性、反现代，这其实是个误解。应该说那些被煽动起来的炮灰，确实会有这类问题。但对于幕后掌控一切的野心家，恰恰相反，他们不仅不情绪化，反而非常冷静；不仅不反现代，反而会积极拥抱、利用现代性，将它发挥到极致，打造成最集权统治的工具。

需要说明，当我们提到现代性（Modernity: 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科学、个人自由和进步为核心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包含了双重含义。一是技术层面的，比如全国性的组织网络、高效的宣传体系、数据技术、监控、法律、制度等等，这些能帮助政府迅速地把每个人都管起来。除此之外，现代性还包含另一层精神性内容，也就是个人权利、契约精神、私有财产、权力制衡、法治、多元社会。当一个激进主义的政府，高效地吸收第一套的技术，用来系统性地摧毁第二套的文明时，就会成为这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民众的噩梦。很多外国人第一次到中国，见到各种高楼大厦、高铁、移动互联网、人脸识别，都会惊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而产生了一种“这个国家很国际化，跟世界文明接轨”的错觉。这是因为中共国的组织方式，就是我们上面提到过的，以现代动员对抗现代文明，在科技上高度发达，却在文明层面不断倒退。而今天的伊朗也正经历这一幕，哈梅内伊们一边强迫妇女们戴头巾，将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降到9岁，按照1000年以前的教法中规定的生活方式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建起了防火墙，用最先进的人脸识别监控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伊朗人，动用高科技手段屏蔽星链。这个国家恰恰是在这种极端的割裂中，悄然完成了现代性对于现代化最荒诞的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