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判决与逆向歧视焦点

六月初，美国最高法院在洛杉矶骚乱等备受关注的事件之外，做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裁决。其中，六项判决中有五项获得了惊人的一致支持（9比0），这在涉及同性恋职场歧视、枪支管制等高度敏感且充满分歧的议题上，实属罕见。这些9比0的判决，远超通常的5比4或6比3结果，预示着某些社会认知上的悄然转变。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项涉及职场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 少数群体歧视主流群体）的判决。传统的歧视观念常指向主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压迫，例如白人歧视黑人或异性恋歧视同性恋。然而，当少数群体反过来歧视主流群体时，便形成了逆向歧视。这一概念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争议，极端自由派甚至否认其存在，但主流观点普遍承认其可能性，只是对其是否需要法律干预存在分歧。6月5日的最高法院判决，虽然表面上源于一起职场晋升纠纷，但其背后映射出美国社会数十年来对平等（equality）和歧视（discrimination）认知的深刻演变。

Marlene Ames 案：职场歧视的挑战

此案的原告名叫Marlene Ames，她是俄亥俄州青少年事务局的一名员工。她于2004年入职，后晋升为项目主管。2019年，当一个管理职位空缺时，她申请未果，该职位最终被授予了一位女同性恋。更令她不满的是，几天后她被降级回行政秘书，工资也大幅缩水。与此同时，她曾担任的项目主管职位则被给了另一位男同性恋。

Marlene Ames因此起诉了其雇主，俄亥俄州青少年事务局。她声称，自己的资历和工作表现优于被提拔的两位同性恋同事，不被晋升反而被降职，是因为她是一名异性恋，遭受了同性恋上司的歧视。起诉书指控，职场升迁并非基于能力、表现或资历，而是依据性取向，即“同性恋提拔同性恋，不给异性恋机会”。这种做法被认为违反了民权法案第七条（Civil Rights Act Section 7: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or national origin）。

民权法案第七条的初衷与法律实践

民权法案第七条的原话是：“雇主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家来源歧视任何人。”（"An employer shall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any individual because of his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or national origin."）在立法之初，该条款的明确意图是保护当时处于社会少数或弱势地位的群体，如黑人、华人、女性、移民、非基督教徒等，免受主流社会强势群体的歧视。

然而，在Marlene Ames的案件中，地区法院最初驳回了她的起诉，理由是她未能达到起诉职场歧视的“门槛”。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标准（evidentiary standard: 证明事实所需的证据门槛）是关键。通常，对于弱势或少数群体遭受歧视（如同性恋受异性恋老板歧视，黑人受白人老板歧视），起诉门槛较低，更容易立案和胜诉。反之，当主流群体（如异性恋、白人）指控少数群体时，门槛则被提高，使得起诉更为困难。美国许多法院长期以来奉行这种“双重标准”或“矩阵双标制”。

歧视的本质与法律边界

生活中，只要存在人，就可能存在偏见（bias），而偏见可能导致歧视（discrimination）。各种各样的偏见（对种族、性别、性取向、外貌等）都可能在职场上表现为歧视。但并非所有歧视都触犯法律。法律所禁止的歧视，主要集中在民权法案规定的五大类别：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国家来源。例如，仅因华人身份而不提拔工作能力更强的白人，可能构成种族歧视。

此外，法律在处理管理职位时，也会考量领导和管理能力，而非仅仅技术专长。在不了解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很难断定所有不满都源于种族歧视。

国家来源歧视的复杂性

关于国家来源的歧视，德克萨斯州近期通过的17号提案便是一个争议案例。该提案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代理人或临时签证持有者在德州购买房地产，尤其是在军事设施附近。此举并非单纯的种族歧视，因为其中包含了白种人（俄罗斯人）和非黄种人（伊朗人）。此案涉及国家安全，法律禁止基于国家来源的歧视，但国家安全考量使其复杂化，最终需由法院裁决。

补偿性正义与逆向歧视的副产品

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法院在处理歧视案件时，常基于补偿性正义（compensatory justice: 为弥补历史不公而对弱势群体提供的特殊照顾）原则，对弱势群体设定较低的举证门槛。其逻辑是，由于主流群体在资源和机会上长期占据优势，少数群体“输在起跑线上”，需要特殊照顾才能达到“同一条起跑线”甚至“往上拉平”（level up）。诸多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正是基于此。

然而，这种补偿性正义也催生了逆向歧视的副产品。随着传统弱势群体的阶层上升，许多曾属主流的群体（如白人男性、异性恋）开始感到自身因平权措施而丧失了升学、晋职的机会，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他们不满于法院在举证标准上的双重标准，使得他们在遭遇歧视时难以胜诉。

最高法院9比0判决：废除举证双重标准

6月5日的最高法院9比0判决，直接摧毁了许多法院实行的职场歧视案件的举证双重标准。最高法院一致认为，这种双重标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民权法案第七条明确保护的是任何个人（any individual: 民权法案保护的对象是独立的个体，而非群体），不论其群体归属、强弱或主流与否。

该案原告Marlene Ames，一位普通的职场女性，并非社会名流，她只是为争取自己认为遭受的不公而努力了五年。尽管最高法院废除了对其不利的举证双重标准，但并未直接判决她胜诉，而是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要求按单一、统一的举证标准重审。Ames本人表示，自2017年以来，其部门的领导层大力推行多元化管理，优先提拔同性恋候选人，她认为身份标签不应压倒资历和能力，这关乎用人理念是身份优先还是能力、资历优先。

平等新走向：从群体到个体

自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通过至今61年，美国社会结构和不平等形式发生了巨变，从基于种族、性别等的群体不平等，逐渐转向阶层和收入不平等。传统的补偿性正义措施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政治反弹。

两年多前，最高法院在哈佛大学招生案中裁定，招生时按种族划分群体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Fourteenth Amendment: ensures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的平等保护条款。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在判决书中强调，应关注个人努力而非所属群体，标志着平等理念从“着眼于群体”转向“着眼于个人”。

此次最高法院审理的职场逆向歧视案，判决书由自由派大法官Ketanji Brown Jackson起草，并获得了全部九名大法官（包括六名保守派和三名自由派）的一致支持。这一结果表明，自由派法官也在顺应这一转向。Jackson大法官在判决中特别强调了反对一切歧视，不论对象是谁，这与Roberts大法官在哈佛案中的论点一致。

身份政治的反思与未来

这一系列判决，特别是9比0的逆向歧视案裁决，被视为对近年来美国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泛滥的一种纠正。通过降低逆向歧视诉讼的举证门槛，未来或有更多“主流群体”成员提起诉讼，迫使公司、大学等机构修改其招聘和晋升政策，可能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最高法院门楣上的“Equal justice under law”（法律之下的平等正义）四个字，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而是更强调法律的至高性——法律高于所有人。在这个背景下，最高法院没有创造新的受保护群体，而是将平等和反歧视的核心拉回到个体，强调法律对any individual（任何个人）的平等保护。尽管能否实现真正更平等的社会仍是未知，但这种将平等从群体划分回归到个体层面的做法，无疑比将人群简单分类并区别对待更为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