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数字背后的真相

各位好。每到岁末年初，华尔街都会玩一个猜谜游戏：中国下一年的GDP到底要增长多少？前几天，高盛掐指一算，说2026年中国经济会增长4.8%。但是，如果你在中国生活得长一点，对中国官场有一点了解，可能会觉得这种精确到小数点的猜测有点滑稽。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GDP是一个反映总体经济活动的指标。但在中国，GDP是政府制定的一个目标数字。中国政府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各种手段去实现那个目标。更重要的是，无论外界怎么猜，中国国家统计局最后总能让GDP达到政府制定的目标。我们以2024年为例，中国政府说目标是GDP增长5%左右。第二年初，统计局一锤定音，说增长了5.0%，不多不少，跟党中央定的目标严丝合缝，官方数字看着很漂亮。

但是，很多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很多民营企业家，他们对经济的体感却是寒意刺骨。收入在下降，工作越来越难找，房价跌跌不休，生意越来越难做，很多店铺关门。有人说，实际增长可能只有2%到3%左右，甚至是负增长。中国经济到底增长了多少？可能连中国统计局自己都搞不清楚，因为各省报上来的基础数据大都经过层层修改、层层编造，与现实严重脱节。当然，每个省的脱节程度不一样。这是中国官场的常识。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就说过，他不相信统计局的数字。连总理都不相信的数字，为什么外国投行会相信呢？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中国GDP数据的真假问题，我们要讨论一个更实质、更可怕的问题。即使退一步说，假定中国统计局的数字是真的，中国经济真的增长了5%，这一定是好事吗？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的美国金融专家给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答案：增长5%，不但不是好事，反而是中国经济在泥潭中越陷越深的证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这些年的增长，大部分是靠债务驱动的无效投资堆出来的。

独到视角：Michael Pettis的洞察

这位专家就是 Michael Pettis。要了解中国经济，绕不开Michael Pettis这个名字。我一直关注他的文章、访谈和推文，特别看重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专家不少，我为什么特别关注他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隔着太平洋看报表玩模型的远程理论家。他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机理，掌握宝贵的第一手经验。从2002年起，他就在中国教书，先是在清华大学，后来长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教授。他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看着这个国家平地起高楼，然后高楼开始烂尾、出现坍塌的迹象。他也是依据第一手观察，最早预测中国经济坠入陷阱的专家之一。

第二个原因，他不是那种只会掉书袋的书呆子。在进入学术界之前，他曾经在华尔街投行工作了好多年，有着丰富的实操经验，特别是对主权债务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做过很多研究。这种背景能让他看穿金融游戏背后的猫腻。当大部分美国专家还在为中国宏大的基建工程欢呼的时候，他却已经在计算这些工程背后的现金流能不能覆盖利息。当很多美国专家还在为中国亮眼的GDP增长数字鼓掌的时候，他却在分析每1块钱的增长背后背负了几块钱的债务。这种眼光不是每一个专家都有的。

有这种背景的专家做出的分析，往往比那些只会给中国唱赞歌或者一路唱衰的“中国崩溃论”患者更可信得多，也更冷峻得多。

低消费驱动的增长陷阱

早在至少15年以前，Pettis就对中国经济做出了极其犀利的诊断。那时候，中国经济如日中天，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奇迹”。但是，Pettis已经看到了繁荣背后的阴影。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逻辑链条：政府通过压低老百姓的收入来补贴生产和投资。

这听起来有点抽象。用老百姓容易理解的话说，就是中国政府通过压低工资、保持极低的存款利率、维持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变相地把财富从老百姓手里转移到国有企业、转移到地方政府手里、转移到基建项目上。结果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的钱太少，导致国内消费严重不足。

在正常的经济体中，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通常是在60%左右，美国甚至接近70%。而中国这个数字长期徘徊在38%到40%之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最低的。老百姓买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去哪儿了？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出口给全世界，这就制造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引发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贸易战。第二条路就是在国内继续搞投资：盖更多的房子，修更多的路，修更多高铁，建更多工厂，进一步加剧中国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内部不平衡。

Pettis当时就警告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听进去这个警告，或者说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根本停不下来。如今，这个病症已经不仅仅是很严重，而是病入膏肓。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地产崩盘、地方债爆雷、年轻人躺平、欧美国家围堵中国出口，其实都是这同一个病根、同一种癌细胞在不同部位的扩散。Pettis说，这怪不得别人，是中国自己给自己设的陷阱。

错失转型窗口，陷入困境

三年前，新冠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政府、老百姓还有华尔街投行，都在盼望中国人报复性消费，期待中国经济强劲反弹。而Pettis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How China Trapped Itself: The CCP’s Economic Model Has Left It With Only Bad Choices.”（中国如何自设陷阱：中共的经济模式只剩下坏的选择）。

如果说15年前，Pettis是给中国经济做诊断，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给中国经济模式做了一个“验尸报告”。Pettis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他至少肯定了一点，就是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初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前二三十年，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是完全正确的。那时候，中国缺少道路、缺少桥梁、缺少港口，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经济回报远远大于建设成本，这是有效投资。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刹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弯。在2006年到2008年前后，中国其实已经填补了大部分基础设施缺口。那段时间，本来应该是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一个黄金窗口。遗憾的是，中国错过了那个转型窗口。为了维持高增长，也是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猛踩油门，继续在过度投资的道路上狂奔了15年。本来基建已经出现过剩了，但是它仍然继续在老少边穷地区修没有几辆车跑的高速公路，在贵州山区建一堆世界领先的大桥，在三四线城市建一座座没人住的鬼城。

这就从创造财富变成了毁灭财富。把本来应该给老百姓消费的钱，花到这种无效投资的基建项目上，这是不折不扣的资源错配。在中国“自设陷阱”这篇文章中，Pettis借用了经济学家 Albert Hirschman 的“发展陷阱理论”。一个成功的模式，因为太成功了，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导致它在需要改变的时候，想改也改不动，自己走向了成功的反面。最终，这个曾经成功过的模式就变成了经济的“绞索”。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自设的陷阱中挣扎。

三大痛苦的经济选项

下面应该怎么办？Pettis给出了三个选项。他非常直白地说，已经不存在“无痛治疗”的方案，这三个选项，每一个都很痛苦，而且一个比一个痛苦。

第一个选项，就是继续走老路，也就是继续借债、搞基建、搞房地产，继续借债、补贴制造业，或者换个名字叫“搞新基建”、“搞新质生产力”。这看起来能维持短期的GDP增长，但是它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债务，雪球会越滚越大，直到最后引发系统性崩溃，就像1980年代的巴西那样。这是一条通往悬崖的绝路。

第二个选项，就是从根本上“再平衡”，也就是把钱从政府和国企手里转移到老百姓手里，真正大幅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从经济学上来讲，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在眼下的中国，从政治上讲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这意味着要动政府的奶酪、要动国企的奶酪、要动红色权贵的奶酪。这也意味着政府会失去一部分对老百姓的控制。中国政府眼下的实际做法，都是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个选项，承认现实，接受停滞。如果不能通过再平衡来提高消费，不能把钱从政府、国企和权贵那里转移到老百姓手里，但是又不得不停止债务增长，那么后果只有一个：GDP增速会断崖式下跌，不再是5%、不再是3%，而是0%，甚至是负数。这听起来相当可怕。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下降的成本主要由政府部门来承担，就是由一直拿走财富大头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来承担。GDP下降，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冲击就不会那么大。但是，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将会大幅缩水，这当然是中国政府不可能做的。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好像是一边走老路，一边试图通过“既要又要还要”来逃避选择。但是，经济规律是无情的，拖得越久，最终会被经济规律清算的后果就越惨烈。

财富分配：政治的死结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会问：既然解决办法是提高老百姓的消费，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像一些正常国家政府那样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呢？那不是最简单的吗？为什么不动用国企资源来为老百姓完善社保呢？

这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消费不足，从来不是老百姓不爱花钱，而是因为老百姓手里缺钱。那么，中国每年增长5%，以前每年增长8%甚至超过10%，老百姓手里为什么还是没钱呢？答案在分配制度上。具体来说，就是老百姓分到的太少了，大头都让政府拿去搞投资、搞放贷、搞浪费、搞腐败去了。

那么，中国老百姓在GDP这块大蛋糕中分到的份额到底有多小？根据相关数据测算，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总额仅仅占到GDP的43%到45%左右。而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这个比例通常能达到60%到70%。那么，中国大部分钱都去哪儿了？主要是流进了三个腰包：第一是政府的腰包，第二是国企的腰包，第三是权贵阶层的腰包。了解了这一点，你就可以明白，眼下中国经济的困境根源其实是个政治难题。中国经济进入的死胡同，其实是个政治死胡同。

分析得很清楚，要提高消费，就必须进行财富再分配。这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更要命的是，这意味着权力重新洗牌。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要把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50%（这里插一句，你即使是达到50%，仍然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我们假定就算它提高到50%，也意味着每年要把十几万亿人民币的财富从政府、国企和权贵的口袋掏出来，分给中国普通家庭。你觉得在现有的体制下，尤其是在“土皇帝”时代，这可能吗？

政策悖论与“不养懒汉”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喊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干打雷不下雨。2010年代初，中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曾经有过缓慢回升，但是从那以后就停滞不前。2020年以后，甚至出现逆转。政府宁愿发几万亿、十几万亿的债去无效投资、搞已经过剩的基建，也不愿把钱发给老百姓去消费。

更奇葩的是，“中国土皇帝”还发表署名文章说，“政府绝不养懒汉”。这里的潜台词是什么？他的潜台词实际很清楚，就是必须把中国老百姓弄穷点，他们才会勤快干活。他们手里要是有了钱，就会成为懒汉。这是“中国土皇帝”对财富分配的态度。有这种认知，中国怎么可能提高消费呢？那是异想天开。

GDP目标驱动的债务怪圈

这几年，中国政府说每年经济都增长至少5%，但是老百姓对经济的体感却是越来越差，怎么感觉都不像增长了5%。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交代清楚：世界上有两种GDP，一种是正常市场经济国家的GDP，一种是中国的GDP。

在正常市场经济国家，GDP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度量衡，就像温度计一样，显示了经济活动的温度。但在中国，GDP是一个经济数据包装起来的政治目标。每年年初，党国定下一个目标，今年要增长5%，然后就把任务层层压给地方政府。如果按照市场活动，经济增长只能有2%，那怎么办？如果完不成任务，地方官员的人生事业前途都要泡汤。地方官员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启动借债机器，借钱，搞投资，搞基建，哪怕项目根本不赚钱，只是累计债务。只要钱投下去了，GDP就产生出来了，这就是为数字而增长的无效增长。

从账面上看，GDP确实增长了5%，目标实现了，任务完成了，皆大欢喜，全国庆祝。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增长变成了银行的坏账。这种增长并没有创造价值，而是毁灭价值。说的更清楚一点，就是政府把本来应该分给老百姓的钱抢过来，烧掉了，甚至比烧掉还要坏，成了永远也还不上的债务。

经济学上有一个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叫 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 (ICOR)，增量资本产出比。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每增加1块钱的GDP需要投入多少钱的资本。在2000年代初，中国大概是投入3块钱就能多产出1块钱的GDP。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7到9，甚至更高。也就是说，要多产出1块钱的GDP，中国现在需要投资7到9块钱。这意味着，现在为了凑出那1块钱的GDP增量，中国需要砸进去比以前多3倍的债务。

这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债务规模会以惊人的速度膨胀。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是140%到150%。而到3年前，Pettis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300%。短短15年翻了一番。这种债务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就是中国经济保持5%增长的真相。它不是国民财富的增加，它是债务负担的增加。它增长的不是肌肉，而是肿瘤。这种恶性增长模式已经把中国经济拖进了死亡陷阱。

贵州样本：债务的绞索

这就是Pettis给中国经济模式做出的“验尸报告”。我们具体看一下一个局部解剖的结果，现实给出的一个惨痛样本，就是贵州省。

就在今天，中国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贵州省有位副省长被中纪委双开。第一条罪名就是“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这真是个巨大讽刺。两年前，贵州还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样板。直到一年前，中国的宣传机器还在疯狂吹嘘“贵州奇迹”：说世界前100座大桥，将近一半是在贵州；全省实现了县县通高速。从官方到民间，各种“绕喇叭滴滴答答”，把债务陷阱和无数投资当成建设成果来吹捧。但是现在，这些刚吹捧完的建设成就，就成了吊死贵州经济的绞索。

贵州是个贫困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每年也就2000亿人民币左右。但是，贵州只算显性债务，却已经高达1.5万亿人民币。如果算上城投公司，那些隐性债务总规模可能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这是个什么概念？即使是贵州省政府不吃不喝、不发工资、不再搞任何建设，把所有收入都拿来还债，也需要15到20年才能还清，这还没算利息。现实是，贵州省的财政收入，连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支出都不够，连债务利息都没有钱支付。这就是世界前100座大桥，一半建在贵州，而且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的成就，它实际上，已经是财政破产。那些被宣传机器吹嘘的中国经济建设“奇迹”，背后，是永远不可能还清的巨额坏账。

官员替罪羊与体制困境

贵州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这种由权力操纵的、不计成本的“为数字而增长”的伪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曾经成功过的投资拉动经济模式，因为政治制度没有办法转型，它就变成了绞死经济的一条绞索。

这条绞索绞杀的不只是中国经济，还有中国的官员。上面为了推卸责任，开始抓替罪羊，把贵州的副省长双开，说他“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利”。可以预见，经济越差，坏账越多，以“划债不利”这条罪名被抓起来的官员也就越多。

今天早晨，Pettis在这条新闻下面评论说，这位副省长可能真像报道说的那么腐败，但是把贵州的债务问题都推到他头上，是不公平的。Pettis说，中国的债务问题，他已经讲了快20年了，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中国定的GDP增长目标过高，会导致整个国家债务增长过快，这会要了贫困省份的命。

曾几何时，中国有个奇葩理论：越落后，越投资，追赶的就越快；越是贫穷省份，就越能通过巨额投资基础设施，跑步赶上沿海富裕省份。但现实是，中国的贫困省份生产效率远远低于沿海富裕省份。生产效率越低，消化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就越低，投的越多，坏账也就越多。贵州那位被双开的副省长被以贪污腐败罪名抓起来，可能不远。但是呢，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利”把它开掉，可能真有点冤。借债搞基建，这是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几年前，“土皇帝”还大力提倡，逼着下面的官员搞基建。现在呢，出了大问题，又开始逼他们去化解债务。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连维持正常运转都不够，他们哪里有什么资源去化解债务？这不是逼着一群300斤的胖子去玩“倒空翻”嘛。

模式不变，未来堪忧

党国的官员，哪个抓起来都不冤。但是，在这种体制下，经济“趴窝”了，抓官员解决不了问题。根本问题在于，那个把国民当成牛马的发展模式，老百姓只是干活的工具，是贡献GDP的“耗材”，而不是享受生活、拥有消费能力的人。

只要这个模式不变，经济不可能再好起来。只要那个把中国模式搞到极端的“土皇帝”还在，这个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他只会依靠惯性，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冲刺。经济完蛋了，钱没了，锅必须有人背，权力“绞肉机”会加速运转，“土皇帝”会加大清洗力度，用恐惧来维持这个摇摇欲坠的系统。但是，恐惧产生不了信心，抓人创造不了财富。

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展望2026年，甚至下面几年再去预测中国的GDP增长是4%还是5%，还有意义吗？了解了Pettis的分析框架，我们应该明白，在这个已经破产的增长模式下，GDP数字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在没有彻底转换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继续维持5%的增长，只能说明他在通过借更多的债制造更多的无效投资，在陷阱中越陷越深。这种增长越高，未来的崩塌就越惨烈。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看到那个增长5%的数字，应该感到恐惧。因为大部分都是债务，是债，总归要还，不是以这种方式还，就是以那种方式还。不管是以哪种方式还，最终都是有中国的老百姓来还。普通人能做的十分有限，底线就是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