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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与民间期待
最近Twitter上很多人在传一个消息啊，说金正恩死了，而且这些说法往往还编得有鼻子有眼了。有人说是突发脑溢血，已经昏迷了，后来送到北京抢救，最后还是没救过来，连遗体都已经秘密运回朝鲜了。还有说法称，中国已经往平壤派了九千名军人，要帮着处理接班的问题。更有人说，金正恩死后，朝鲜高层就发生内讧，女儿金主爱接班受阻，妹妹金与正已经掌权了，将进入女皇时代。
针对这些传闻，韩朝两国随后都迅速给出了回应。韩国方面，国家情报院表示，他们判断金正恩死亡的传闻是假消息。而朝鲜方面，并没有官方人士正面出来回应该传闻啊，只在十月二十号由官媒发布了一组金正恩带着女儿参观平壤服装和鞋类展览的照片。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国际主流媒体确认这条死讯。韩联社、纽约邮报和英国《太阳报》等多家媒体虽然都报道了这件事，但都将其称为rumor，也就是谣言。所以不出意外，这大概率又是一条假消息，就跟之前的任正非外逃一样。
但相比于金正恩到底死没死，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这类消息每次都会有那么多人信，并且有那么多人转发？
一个最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听这些消息解气嘛，反映了很多人心里某种期待。之前有过一个苏联笑话，说斯大林死了以后，一个老头跑到克里姆林宫，说要见斯大林，卫兵告诉他说斯大林已经死了。结果第二天老头又来了，还说要见斯大林，卫兵只好耐着性子解释，斯大林已经死了。到了第三天，老头又来了，又问斯大林在不在。这次卫兵终于不耐烦了，说我都跟你说好几遍了，斯大林死了，你为什么还要跑来问呢？老头回答说，我知道，我就是爱听这句话。
这个笑话反映的其实就是类似的心理啊，也就是大家希望听到这些独裁者的死讯，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瘾。包括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只要习近平不露面，坊间就会传出他被软禁、失去权力或者已经死了但秘不发丧的消息，也是同样道理啊，反映的都是来自民间的某种朴素情感和美好愿望。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期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那种无力感，也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大家都希望他倒霉，但又拿他没办法，于是只好盼着他出事儿，哪怕没出事儿，只要有人说他嘎了，我也乐意搬个小马扎坐下来听两段，听完了，哪怕明知道是假的，我也乐意帮忙传播一下，因为最起码那一刻我是开心的。
但问题是，即便金正恩、习近平们死了，这两个独裁政权就会倒台，这两国家的民众就会从此得到解放吗？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真正想聊的啊，也就是独裁政权为什么越来越难倒台了。
领袖倒下并不等于政权垮台
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号，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军的袭击中死亡。消息传出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老大的被炸死了，伊朗这个神权政权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事实上，不仅是部分网友有此观点啊，据《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摩萨德的负责人巴尔内亚早在战前就提出过一个计划，说开战后几天内推动伊朗反对派发动大规模抗争，进而促使政权垮台，一次性解决伊朗问题。内塔尼亚胡采纳这个计划，特朗普对此也抱有期待。
二零零三年，美军攻入巴格达，很快萨达姆被逮捕并且处决，随后他领导的复兴党政权就此垮台，伊拉克随后也制定新的宪法，举行多党选举，开始了民主化转型。二零一一年的十月二十号，利比亚反对派攻破卡扎菲的最后据点苏尔特，卡扎菲在逃亡途中被俘，随后死亡。三天后，过渡当局宣布全国解放，正式宣告他长达四十二年独裁统治结束。再往前，一九八九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赶下台，随后和妻子一起被枪决，罗马尼亚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历史也随之结束。
这些画面看多了，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认为独裁政权就是靠某个伟大领袖撑着，只要把他拿下，再干掉几个核心人物，剩下人就群龙无首，作鸟兽散，整个国家机器也就跟着垮了，所谓擒贼先擒王嘛。
但伊朗状况显然没有按这个剧本走啊。三月八号，伊朗专家会议就选出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担任最高领袖，随后伊朗武装部队领导层宣誓效忠，革命卫队也表示服从新领袖，还是原来教职集团和军事力量掌权。三月十一号，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情报部门的判断是，伊朗领导层仍然保持运转，政权没有面临立即垮台的危险。之后几个月，伊朗还陆续向以色列和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一直到十月，双方仍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和停战条件讨价还价。
那问题来了啊，为什么最高领袖都被杀了，维持原来那套统治的国家机器却还能继续运转呢？这里面有几个原因啊。
接班制度与制胜者联盟
首先是独裁国家也会考虑接班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如果突然去世，在选举出新任总统之前，要由副总统接任，暂代总统之职。副总统如果出了意外，就由众议院议长接任，再往下，依次是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并且任何时候召开任何会议，都需要有一位内阁部长缺席，留在一个不向外界透露的安全地点，作为指定幸存者，以防万一。如果华盛顿突然遭遇袭击，上面那些政要全部死亡，他也能接任。设计这么周密，就是为了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有人接班，维持政局稳定。
伊朗也有类似的安排啊。它的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最高领袖死亡以后，先由总统、司法总监以及一名由国家利益委员会选定的宪法监护委员会教法专家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行最高领袖职权，再由这些专家会议尽快选出继任者。穆杰塔巴虽然是哈梅内伊的儿子，但起码从程序上，他也依然是按照以上这个流程选出来的。
其次是最高领袖虽然死了，但他身边那些掌权的人还在。我们平时看新闻，总是在看金正恩、习近平、哈梅内伊，好像整个国家只有这么一个人，但这些人的命令总得有人执行吧？比如打仗得有人具体指挥，财政得有人管钱，任命官员有组织部，抓上访的有公安部，这些活儿不可能都有总书记亲力亲为。这些帮助伟大领袖干活的人，尤其是中高层，就是政治学领域所说的制胜者联盟，也就是支持他、让他能够坐稳龙椅的那些关键人物。这些人未必总是一条心，很多时候彼此还是政敌，斗得你死我活。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一件事上利益是一致的，就是维持现行的政治制度不被推翻。
过去，大家很容易认为民主制度相比于独裁体制更有韧性，因为民众们一旦习惯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就很难说服他们继续下跪当奴才，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这个想法忽略了一件事啊，那就是独裁集团，也就是制胜联盟那些人，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学习、进化、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坚决抵制改革。
其实你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好理解了。假设你是某个军委副主席，最高领袖现在死了，只要你的部队和指挥系统还在，你手里就还有权力。你首先要考虑的是，接下来谁会上台，自己的位置能不能保住。你不会说，因为老大死了，我就心灰意冷，主动辞职，把军权交出去。其他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也都是一个心思啊。换一个最高领袖，当然会有风险，因为新任老大可能不喜欢你，把你换掉。但你至少还能争取一下，甚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扶持一个跟你关系好的一把手，保住自己的权位。
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内斗，会合纵连横，甚至于搞一场政变，但唯独不会彻底掀桌子，结束现行的政治制度。因为改变制度，相当于一切推倒重来，新的游戏规则你还玩不玩得转？你原来那套法子还好不好使？你之前做过那些脏事儿，会不会被重新调查、弹劾？全都是未知数。这种情况下，对你最有利的，一定是政体不变，而不是革命或者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是下任接班人了，就更没有动力推倒重来了。这个道理，就像你已经是福布斯排名前几的富豪了，现在让你参加一场赌局，把全部家产一把梭哈，要么资产翻倍，要么沦为穷光蛋，你会愿意上这个牌桌吗？肯定不愿意。
之前在讨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之路时，有观众留言啊，说以今天中国体量，指望一场外部战争来推翻现政权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可能性是期待中共内部出一个戈尔巴乔夫，主动推动改革，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这种可能性不能说绝对没有啊，但概率很低。理由很简单，一个是前面咱们说的，一个人如果已经做到最高位，手里握着别人很难约束的权力，只要他不作死，就能一直做下去。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主动推动改革，允许别人监督自己，甚至通过选举把自己赶下台，这得有多大动力啊？
其次是苏联解体加六四以后，中共其实也在研究，如何防止出现第二个戈尔巴乔夫或者胡耀邦、赵紫阳。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一九八九年，赵紫阳被撤职。后来，邓小平在九二年南方谈话里总结这两次接班人的选择，原话是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他看来，这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政治上。
此后近四十年间，中共高层也始终把接班人的政治方向问题视为头等大事，反复强调。比如二零一六年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就明确要求高级干部在党的政治地位受到威胁时，要表明态度，主动开展斗争。那些在关键问题上没有立场、置身事外的人，政治不合格的人不用，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也要调整。到了二零一九年，中共关于政治建设的意见又再次提出，对政治不合格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要求建立识别和评价机制，防止那些表面效忠、实际上另有想法的人蒙混过关。说白了，一个人如果能够顺利爬到中共最高层，成为政治局常委甚至总书记，那他大概率不会是你想象中的开明派，反而是习近平这种人的概率更高，因为他的筛选机制就是要把开明派淘汰嘛。
东欧剧变的历史经验与中共选择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问了，既然这些人都不愿意交出权力，那为什么过去那些独裁政权又会一个接一个倒下呢？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前后，柏林墙倒塌，东欧的多个共产党接连失去权力，最后连老大哥苏联都解体了。看到这些，大家很容易觉得历史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独裁政权迟早都会被淘汰。一九八九年，福山发表那篇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可能已经是人类政治制度演变的终点。这场制度竞赛虽然还没出最终的结果，但胜负已分。但这个结论其实有点过于乐观了。
首先，东欧那轮巨变有共同的背景，就是苏联的气候变了。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讲话，明确提出各国人民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后来在回忆东德危机时，他也说，苏联领导层当时首先排除的就是动用驻东德苏军，这其实才是东欧各国相继变色最重要的大背景。
其次，是一部分政权在应对危机时，自认为能够控制局势，因而放开了部分政治竞选，最终失控，进而彻底丧失权力。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波兰。一九八九年，波兰当局出于种种压力，同意举行部分自由选举，但提前给执政党和盟友预留了百分之六十五的众议院席位，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席位允许开放竞争。按照波共的判断，即便这百分之三十五全被反对党拿下，自己依然拥有绝对控制权。但结果呢？两轮投票结束，团结工会支持候选人拿下了全部一百六十一个开放竞争的众议院席位，以及参议院一百席中的九十九席。这么一来，所有人就都知道了，共产党不得民心。更关键是，那个预留的百分之六十五，并不全在共产党手里，还包括他的盟友。波共自己只有一百七十三席，在四百六十席的众议院里，远远不到一半。到了八月十七日，原本跟着波共的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开始倒戈，跟团结工会达成了新的联合执政协议，瞬间变成议会多数。最终，共产党提名的总理人选败选，来自团结工会阵营的马佐维耶斯基当上总理。波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个问题啊，这些共产党政权，并不是因为突然出了高风亮节的华盛顿，确定要推行民主化，才导致解体的。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他一开始也不想结束一党专政，只是为了改善危机状况，做了一份让步。只是后来变化就由不得他了。
有人可能会好奇啊，既然几个东欧国家都出现这种状况，那中共呢？中共改开前面临的其实也是相似的困境，后来也逐步放权了，为什么没有出现相同的结果呢？
事实上，中共当时也是考虑过开放选举的，并且推动少量试点，只不过他开放的不是全国，而是地方选举。一九七九年，他推动了县一级的人大代表直选，而且还是差额选举。一九八零年，北大还曾出现过公开演讲辩论的竞选活动，前北京之春主编、著名异议人士胡平，就是那年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但跟东欧各国不同的是，邓小平一开始就给这些改革画了一条线，也就是中国绝不搞多党竞选。
而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则正好相反啊，他认为政治开放是推进改革的必要条件。比如一九八八年的五月，苏联大约三分之二的部长以及六成左右的州一级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负责人都已换过一轮了。但戈尔巴乔夫在召开会议时，依然主张要建立持续发挥作用的民主机制，让公众参与、选拔人才、纠正工作，否则经济改革也会陷入停滞。这和邓小平的判断就出现了分歧。应该说，这种关于要不要搞全国性选举，要不要放开多党制的争论，在中苏两党党内都是存在的。苏共内部也有反对多党的声音，中共内部也有支持放开的意见，只是最终两位的话事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而事后，中共对于东欧变化的经验总结也来得很快啊。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月二十三号，柏林墙倒塌才两个星期，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就说，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以后遇到动乱时要坚决制止。五天后，江泽民向新闻界讲话，要求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宣传，亲自审阅重要社评、评论和新闻稿。这些表态和安排，同时回应了六四与东欧的巨变，说明共产党并不是等到两年以后苏联解体才开始总结经验教训、自我进化迭代的。
独裁政权的自我进化与维稳技术
那中共到底从中学会了哪些经验教训，又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进化的？接下来咱们一条条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学会了要改变组织经济的方式，但同时又要防止经济上的放权，最终发展成能够挑战党的政治力量。我们知道，苏联式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直接管企业，连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要层层安排。官员未必知道市场需要什么，经营者又不直接承担全部盈亏，最后导致公地悲剧、效率低下，这也是苏共高层最后被逼到不得不改革最主要的原因。
而中共后来做法是逐步放开这些限制，让私人办企业，然后卖掉一部分国企改制，投资和生产经营更多交给私人企业主自己决定。当年以美国总统克林顿为首的拥抱熊猫派，支持中国加入WTO，就有这样的一层期待，也就是认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私人企业，自己创业，生活不再处处依赖国家，就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这些人最后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倒逼中共进行民主化改革。但他们的这个判断是按照美国和欧洲的经验推断出来的，也就是存在一个二分法，一家企业如果属于国家，那它就天然低效；如果属于个人，那它要高效，才会产生政治诉求，要求权利。
但中共此后做法恰恰是，我可以让一家企业既属于个人，也属于国家，既享受私企的高效，又让它百分之百接受党的领导。注意啊，这里说的还不是所谓的混合所有制，而是即便一家企业名义上是百分之百的私人所有，它也可以是事实上的国企。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实行了百分之百的土地国有制和几乎百分之百的银行国有制，再叠加他掌握的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暴力机器，完全可以通过侵犯人权的方式，控制所有的企业家，进而控制他们手里的企业。说白了就是，平时老板可以在公司说了算，但只要政府需要，这家企业最终做什么、怎么做，还是得听党的。
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是微博。二零二一年，一家国有投资实体网投中文取得了微博境内的运营实体北京微梦创科百分之一的股权。百分之一看着很少对吧？但微博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文件披露，这名股东可以向三人董事会提交一名董事，并对内容决策事项以及某些未来融资拥有最终否决权。一个只拥有百分之一股份的股东，却拥有对整个公司决策的一票否决权，这还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吗？显然不是。事实上，即便中共不在名义上持有这百分之一的股份，他也能完全控制这家企业。很简单，在企业内部设立党委就行了。
然后是第二条啊，也就是借助所谓公众监督，提高基层政府办理日常事务的效率，但依然保留在关键问题上的最终决定权。过去老百姓办事，经常遇到部门之间踢皮球，民怨很大。现在他搞了一些类似于接诉即办、幺二三四五这样的渠道，把群众投诉、评价跟官员的考核问责挂钩。你把事儿办砸了，群众不满意，上级就可能找你麻烦，这就让一些官员有动力去解决一些日常的小事儿。但他跟前面办企业的道理其实相通的，也就是处理供暖、物业、办理证件这些事儿，你的意见可以起作用。可一旦涉及到征地拆迁、民告官等政府关键利益，它就不灵了。说白了，只有他想改、愿意改的部分，你的意见才有用。他不想改的，你依然没法约束他。这条做法的本质是在保留政治控制的同时，改善一部分的公共服务，减少官民之间矛盾，巩固统治根基。
再接下来是第三条，也是积极吸收新的科技，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过去几十年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和IT技术。很多人对互联网有种期待，信息流通越来越方便，普通人能够绕过官方媒体，披露问题，组织行动，独裁政府对于社会的管控会越来越困难。但这套判断忘了统治者其实也是能利用同一种技术能力的。你普通人可以通过网络更方便地彼此联系，政府也可以利用它大规模地收集个人信息，搞人脸识别、大数据监控，降低维稳成本。甚至于，他还可以把一份维稳的工作变成企业可以赚钱的生意，让商业竞争替他改进、优化维稳技术。
比如二零二三年，《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份研究，分析了中国人脸识别企业政府采购合同和社会抗议数据。研究者们发现，地方出现抗议以后，政府会增加人脸识别技术的采购，而采购增加后，后续抗议活动会受到压制。与此同时，拿到合同的企业在监控和维稳产品上的创新也增加了，这就形成了一种相互推动关系。政府为了加强管控给企业订单，企业为了赚钱继续研发，改进后的技术又能卖给政府，正向循环。
此外，中共利用新技术，很多时候还不只是为了删帖封号，也包括改变宣传的方式。比如2024年，一家研究社交媒体控制舆论的分析公司Graphika就发现，大批由中共控制的网络水军开始冒充美国选民、本地媒体和维权人士，围绕种族、枪支、巴以冲突等议题发表内容，既攻击民主党，也攻击共和党。这些账号多数没有获得多少真实的关注啊，但他们尝试的方向很清楚。我不必每次都站出来说中国的制度更好，只要混进既有的争论，放大已有的不满，让人更加怀疑本国政府和政治制度就行了。
苏联时代经验是一个封闭僵化的政治体制，迟早会因为缺乏创新而落后。但中共从中学到的教训是，我不需要亲自负责所有创新，我从市场上买就行了。
政权韧性与转型出路
说到这，有人可能会好奇啊，说既然独裁政权会自我进化，制胜联盟的人又不愿意放权，那之前那么多独裁政权是怎么倒台的呢？
这里面其实有个筛选机制啊，也就是一轮轮危机会淘汰掉那些学习、进化能力不强的政府，能够存活到今天的，比如中共、朝鲜劳动党，都是适应能力最强、最顽固的那几个。就像你用抗生素杀菌，到最后也往往会留下几种耐药性极强的超级细菌一样，你不能因为之前那些细菌都死了，就认定现在的这些也一定会步他们的后尘。
并且这里面还有个点啊，就是独裁者和独裁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2020年，政治学学术期刊《世界政治》发表一项研究，分析了1900年到2015年之间的355个独裁政权，其中包括18个革命性政权和337个非革命性政权。所谓非革命性政权，指的是靠军事政变或者外国扶持上台的政权。最终发现，前者，也就是通过暴力社会革命建立的政权，平均存续年限高达39年，而后者仅为15年。这个数据是2020年统计的啊，如果算到今天，前者已经增加到44.6年，差距更大。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革命政权都长寿，非革命的就短命，也有反例，像朝鲜就是外国扶持上台的，依然健在。而苏联虽然是革命型，却已经解体了。它只是反映了一个总体性的规律。关于这一点，作者给出的解释是，革命及其伴随的军事冲突，可能塑造出凝聚力很强的执政党、稳定的军事力量，同时摧毁其他能够独立挑战它的权力中心。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节目的最后，我想说，对所有希望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人来说，有一件事是必须提前想清楚的，那就是如何看待制胜者联盟里的这些人。前面说了啊，寄希望于突然上来一个明君，主动带着整个统治集团交出权力，很难。但如果能让其中一些人觉得，即便进行转型，自己也有退路，事情就还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
比如我妈，她其实也不太喜欢共产党，但她有时候会担心，如果哪天共产党倒了，我们这些退休老头老太太怎么办？还能领到退休金吗？所以你看，体制内这些人，退休了的担心生活保障，在职的人担心会不会失业，那些掌握军队、警察和重要部门的人，还得考虑交出权力以后会不会被报复，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
这些担忧，你不能用一句“你就是既得利益者”就把人家打发了，你得给出一个具体回应，正常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怎么维持？普通的公务人员怎么安排？退出权力的人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权利怎么保障？
这样的转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啊。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天鹅绒革命，在大规模示威和罢工压力下，共产党交出了权力。到12月，曾坐过牢的异见人士哈维尔当选总统。但当时主持过渡政府的总理马里安·恰尔法，恰恰就是旧体制里的官员。他原本是共产党政府的一个部长，参与了政府与反对派谈判，随后出任总理，直到1990年1月才退出共产党。他没有因为过去党员身份就被排除在新政府之外，而是跟哈维尔合作推动了民主转型。1990年自由选举以后，他继续担任总理，直到1992年离任。退出政坛以后，他还要继续从事法律和商业工作。这就给旧体制的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接受新的政治规则，参与转型，自己往后的生活依然可以有保障。
所以我历来就反对那种喊打喊杀式的革命口号，说什么等我们上台了就要清算所有的一亿党员。这么说听着是很解气啊，但你传递给对方的信号是什么？就是不管你做过什么，也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改革，只要有这个身份，将来都没有好下场。那你等于是逼着这些人跟党捆绑在一起，原本有些人可能愿意退出的，现在也只好死撑到底了。
当然，留退路不意味着谁都不用承担责任，那些犯了巨大罪行的，还是可以拿出证据，通过公正司法程序追究。责任要落到具体行为上，不能按身份定罪，更不能株连家属。因为一个值得我们争取的民主制度，不能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化身成另一台杀戮机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