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困境：工时超长与过劳悲剧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虽有小幅回落，但仍远超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上线。从国际规律来看，工时走势与宏观经济整体成正相关：宏观经济景气度提升，企业生产活动更活跃时，周均工时便会增加。但中国情况相反，自2016年以来，GDP增速逐渐下滑，周均工时却持续上升。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疫情期间全球多数国家普遍工时缩短，但中国依旧逐年上升，2023年和2024年达到新高，每周平均工时达49小时。不过，2025年，除1月外，其余11个月的周均工时均低于2024年同期。

曾湘全（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表示，工时下降一方面可能是工时吸收经济压力的调节机制已接近极限，工时不可能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反内卷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持续加强。毛宇飞（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认为，工时下降一方面源于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生产节奏趋于稳定；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灵活就业劳动者可自主选择工作时间，且劳动保障政策干预初见成效。

当前，中国人的工时仍处于较高水平，普遍比欧美、东亚、东南亚国家更高。2022年，韩国和越南周均工时分别为37.9小时和41.5小时，而中国为48小时。哪些行业和群体工作时间最长？《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3年，住宿和餐饮业就业人员周均工时最高，为53.8小时。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的周均工时均超过51小时。从教育程度看，小学学历者有49.3%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初中学历者占59.7%，大专学历者占23.6%。

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显示，虽然近几年GDP增速保持在5%左右，但岗位创造数量并未大幅增加。同时，各地针对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多在2000元至3000元之间，换算成最低小时工资会明显低于针对非全日制劳动者设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部分行业，尤其在制造业、服务业基层岗位，实际小时工资增长缓慢，加上加班费支付不规范，“多劳未必多得”。因此，要破解工时过长问题，需要调整工资决定机制，按照国际惯例，将全日制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调整为小时工资率。

在经济下行周期，“选多挣钱还是少加班”成为许多打工人的两难。近期，广州32岁程序员猝死的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引发了对工伤认定、加班制度等话题的广泛讨论。主人公高广辉是河南人，随父母来到广东，年少时曾捡垃圾换零用钱。大学学习软件工程的他，曾多次兼职以缓解拮据。他与同校的爱人结婚，至今生活仍未宽裕。猝死前一周，他最早到家时间为21点38分，最晚为22点47分，过往还有半夜一两点未下班的记录。猝死当天是周六，部门有4项工作任务到了截止日。他曾打开公司OA系统，并在抢救期间仍被拉入一个工作群。死后，还有不知情的同事发来消息，拜托他修改工作。高广辉的薪酬不低，睡前（指其生前）月薪两万多，但其薪酬结构是低底薪、高绩效。基础工资3000多元，略高于广州23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主要靠绩效。这种薪酬模式与公司推崇的无边界协作文化紧密挂钩，实际上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需要员工24小时待命。而申请工伤认定的关键证据——高广辉猝死当日凌晨登录OA系统的后台记录，被公司以涉及商业机密为由，既不向家属提供，也不提交给人社局。高广辉妻子与公司反复拉扯，最刺痛她的一句话是HR所说：“如果我死在自己热爱的岗位上，我不会有遗憾，也不希望我的家属拿着我的遗体去换钱。”

健康警钟：年轻人心梗与儿童高血压

在劳工权益受到关注的同时，国民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36氪近日发文探讨“为什么突发心梗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过去常被贴上老龄化标签的疾病，如今已盯上年轻人。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每年新发心肌梗死约100万例，其中26.14%的患者发病年龄不足45岁，意味着每4个心梗患者中就有1个是年轻人。打工人突发心梗更是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瞿阳洋（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认为，根本原因是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他发现，突发心梗的年轻人有三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吸烟、混乱的生活作息是主要原因；而对基础病的忽视也是一大隐患。许多年轻人已检出高血压、高血脂或血糖异常，但因无症状且觉得自己年轻，往往不规范治疗。这些问题与当下工作生活压力不无关系。广东某基层医院急诊科护士林晚曾在120急救车上接到过两名20多岁的突发心梗年轻人，他们床头地上堆满烟头和酒瓶。据工友说，他们是要上夜班的，因熬夜加大量抽烟导致猝死，最终因错过黄金抢救期，死在了出租屋里。

高血压是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成年患者近3亿。然而，这种原本的老年病正盯上儿童，但家长认知普遍不足，导致大量患者未能及时就诊，高血压成为潜伏在孩子身边的“无声杀手”。石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医生协会儿科分会副会长）介绍，2007年调查显示3至17岁儿童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为1.9%，2024年已飙升至约3.7%，在儿童疾病中属于较高水平。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前名誉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米杰教授介绍，全国儿童高血压患病率约5%。202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宋雷团队发表的研究显示，中国12至17岁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高达8.8%。

全球范围内情况类似。浙大公共卫生学院宋培歌团队去年11月在《柳叶刀·儿童青少年健康》在线发表的荟萃分析显示，2000年约3.2%的19岁以下儿童青少年患有高血压，2020年已升至6.2%以上，人数高达1.14亿。高血压按病因主要分为继发性与原发性。过去儿科多接诊继发于肾脏疾病、先心病或内分泌疾病的患儿，但近年来原发性高血压比例显著提升，部分患儿收缩压甚至能达到180毫米汞柱，属于重度高血压。儿童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与成人类似：肥胖是首位危险因素，过去5年儿童肥胖率增长明显；疫情期间长期居家饮食结构不合理、外卖点单频繁导致食物普遍高盐高油，易造成血脂升高，体重增长是高血压的直接诱因；缺乏运动是另一个核心因素，疫情期间形成的居家久坐习惯至今仍影响孩子生活方式，许多孩子更愿室内刷手机、玩电子产品，不愿户外活动，运动量大幅减少；焦虑情绪也是关键因素，来自家长对成绩的过度关注以及孩子自身面对作业负担、升学竞争产生的自我焦虑，长期精神紧张会引起血压上升，部分孩子因此失眠，进一步加剧血压波动。石林医生表示，过去申请高血压课题或做学术报告时，总有人质疑“哪有那么多高血压的孩子？”，这说明行业内外对儿童高血压问题普遍忽视。直到近5年，该问题才逐渐得到国内外医学界重视，但挑战依然重重。

教育减压与师者困境

在关注儿童健康的同时，教育体系的改革也对学生和教师的身心健康提出了新的要求。为给孩子们减压，教育部去年12月发布通知，要求减少日常考试频次，严禁面向小学各年级及初高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跨校考试。眼下临近期末，成都、青岛、厦门、福州、广州等地宣布取消初三、高三以外的统考，改由学校自主组织评价，此举引发大讨论。这并非教育部首次出台类似政策，早在2021年8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就提出过此要求，但几乎未获执行。此次政策似乎得到了有效落实。尽管有些地方做了变通，如将统考卷子内容调整为学校自主命题。

“减考令”旨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得到不少家长支持，认为能促进孩子身心健康。但也让一些家长担忧：没有统考后，中高考是否会变成“开盲盒”？新高考实施复分制，考生分数取决于卷面分及成绩所处区间，没有统考排名，家长无法直观了解孩子在区域内的学业水平。此外，教育薄弱学校的命题能力如何提升？取消统考是否会激化马太效应，让弱校更弱、强校更强，不利于教育公平？这些都需要后续措施。此次“减考令”也被视为中高考改革的风向标。专家表示，核心在于让考试回归诊断、改进教学的本质功能，打破“唯分数论”。同时，在AI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更需增加跨学科实践、项目式学习等课程，培养综合能力。频繁考试强化的是记忆与应试能力，而AI时代需要的是批判性思维、协作与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唯分数论”指挥棒下，教育部门对学校排名高度依赖分数，对教师奖惩也依赖学生成绩，加上家长“望子成龙”的期待，给未成年人带来沉重精神压力。然而，教师队伍的身心状况也不容乐观。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四成教师自评处于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认为自己非常健康的仅占8.14%。在心理健康方面，近40%的教师认为自己有抑郁、焦虑倾向，其中超过20%明确认为自身存在心理问题。教师压力来源主要包括：迎接检查等非教学任务过多、不敢管教学生、害怕发生安全事故、管理留痕要求过高等。此外，50.58%的教师认为社会与家长仅是表面尊重，认为社会和家长要求苛刻、不够信任的接近一半，认为不够尊重的占36.37%。身心透支的教师难以有效教学。

养老挑战：失能老人补贴与养老金困局

在关注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和养老金体系也迎来新的政策调整与挑战。老年人方面也传来利好政策。民政部、财政部日前通知，自1月1日起，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全国实施，周期为12个自然月。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可申请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电子消费券形式按月发放。补贴项目包括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其中居家养老服务消费券抵扣比例为50%，机构养老服务券抵扣比例为40%。

失能是指因年龄、疾病等导致身体功能或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损。中国失能半失能人群已有4500万，预计2025年将增至9000万。民政部门公布的这组数据虽常见诸报端，但并未引起足够警觉。若无有效改变，将有更多老年人困于身体衰弱，度过人生的最后十年。目前，中国主导的养老模式为“9073”（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在养老机构中，失能老人的照护专业性和难度更大，家属很难胜任。加之家庭结构日益少子化、空巢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化照料的需求剧烈上涨。2025年7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并在浙江、山东、重庆、辽宁沈阳、安徽滁州、江西新余、四川成都等地先行试点。今年是在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开。

发放补贴的首要环节是评估老年人能力等级。根据试点地区经验，评估师需具备5年以上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老年社会工作等实践经历及相关专业背景，并经过培训、考核及实习后方可上岗。评估人员会上门对老人的自理能力、运动能力、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四大维度进行综合评定，评估结果将汇入全国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数据库。民政部要求基层民政部门按不低于1%的比例进行实地核查，避免“一评了之”，并强调要压实养老服务机构主体责任，对违规行为强化惩戒。

在养老金发放方面，哈尔滨近期查出1014人死后仍在领取养老金，要求家属退回多领金额，从几十元到几千元不等，最高达5974.47元。不少人仅多领了一个月，最低为56元。按规定，参保人死亡后30日内，法定继承人应办理停保手续，次月起停止支付。不及时申办导致多发属不当得利，应予退回。但死后多领问题普遍存在，根源在于养老金自动发放却不能自动停付。户籍注销由公安机关负责，养老金发放由社保部门负责，两者信息不共享，社保部门只能等家属申报才能停发。要堵住漏洞，需打破信息壁垒，实现公安、民政、社保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例如，老人离世后，医院死亡证明、民政部门殡葬记录、公安部门户口注销信息都应第一时间同步到社保系统，实现养老金发放的自动停付。

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云南、安徽、贵州、辽宁等地近期宣布，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最高标准将迎来新一轮上涨。据测算，在大多数省份，如果个人按上限连续缴纳15年，退休后每月可领取的养老金将超过1000元。为激励个人按更高档次缴纳，各省份配套政策是个人缴费档次越高，政府补贴也越高。例如在辽宁，个人选择200元缴费档次，政府每年补贴40元；选择5000元缴费档次，政府每年补贴180元。然而，提高缴费上限对许多地区农民构成挑战。例如在云南，按上限缴纳，个人每月需支出约833元，已超过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2023年，全国农民养老金人均月领取额为214元，而企业退休人员为3162元。2024年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报告显示，80%的村民选择最低档缴费。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20%群体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542元，折合每月795元。因此，仅提高个人缴费上限，难以解决农民养老金水平偏低的问题。农民养老金由中央财政补贴、地方财政补贴和个人缴费构成。2024年，农民养老金获得的财政补助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考虑到农民参保人数远多于后两者，人均差距会更大。2021至2025年，中央财政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93元提高到143元。地方财政补贴方面，北京、上海对农民养老金补贴每人每月达800元以上，而云南、辽宁、安徽等多数省份仍在100元以下。因此，农民养老金的财政补助仍有上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