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疑云：程序合规与信任成本
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来到第六百一十一期**《参考信息》。首先关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项目招标争议。该院拟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工程，估算总投资达8.27亿元。今年3月17日，工程公示了建设施工总承包合同，意味着招标完成了最后一步。但是，多家投标单位反映，最终中标单位是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该企业在去年10月的首次候选人公示中仅仅排名第八。此外，在2025年12月的二次公示中，首次公示的六家中标候选人被全部更换。第二次公示后，第八名逆袭，让多家企业提出了抗议。
面对抗议，今年1月，招标方公告称，因收到投诉暂停招投标，并将投标期限延长90天到4月27日。然而，两个月后的最终合同公示，中标方仍是二次公示的中标者。除了程序之外，湖南四建联合体中标方的资质也存在瑕疵。在投标期间，湖南四建刚因为工程质量问题被处罚，并在湖南省第一批建筑市场责任主体不良行为中遭到公示；其联合体成员江苏和天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则未按要求在湖南备案。澎湃新闻报道后，湖南发改委6月6日通报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全面深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最关键的问题是，最初排名第八的中标候选人是如何逆袭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数家参与投标企业表示，在填写同意延期回复函后，并没有等到重新招标，而是直接用了前期结果，其投诉也没有给出任何回复。这种做法显然不合规，不仅严重损害投标人的知情权，实质上还剥夺了投标人依法就评标结果提出异议的法定权利。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三日内做出答复；在做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一方有权利提出异议，一方有义务进行答复，这才是平等的互动。不解释，人们会天然倾向于这就是掩饰。沉默会产生巨大的信任成本，只会让外界更加质疑里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猫腻。招标信息公开的初衷是为了确保招标活动在阳光下进行，进而保障公平竞争、防治腐败。说白了，就是方便参与者和公众监督，尽可能挤压利益输送空间。如果连关键信息都没有，又如何让外界进行监督？
公共路权之争：资源商业化陷阱
近期，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38公里，省道收费120元持续引发热议。5月下旬，博主“吕大侠V50”发视频称，稻城亚丁景区将S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的部分路段截断，要求必须交120元观光车费才能进入。他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要求景区出示相关文件，最终在签了免责承诺书后成功驾车进入。随后，景区通报称，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然而，对于最核心的争议——截断省道收费一事，景区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引发了二次质疑。
拦路收费并非稻城亚丁首创。此前，河北张北草原天路、山西五台山景区、云南泸沽湖景区等都曾陷入类似争议，将摆渡车费异化为“第二张门票”，更是许多景区的普遍冲动。此前4月，文旅部也点名稻城亚丁等5A景区存在摆渡车线路设计不合理、价格不合理、服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不可否认，稻城亚丁这条路确有特殊之处。最开始它只是伴随旅游新建的通村土路，在2013年到2022年期间，由亚丁景区管理局使用并负责管理维护；直到2022年升格为省道，日常养护由财政出资。但它的功能仍是服务景区和当地村民，是一条断头路。根据《公路法》和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除公安、交通、林业部门外，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在公路上拦截车辆、罚款和收费。
但四川交通厅的一名干部辩称，《公路法》禁止的是非法设卡。亚丁管理局作为甘孜州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设卡对社会车辆进行管控，理论上不属于违法。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也回应，舆论讨论的费用并非网传的道路通行费，而是游客乘坐景区摆渡车的“交通服务费”。不过，稻城县发改局长承认，这种收费确实有不合理之处。交通服务费的定价固然应当考虑前期投入成本，但是计价成本应当严格核定。虽然亚丁管理局曾经投入大量管护费用，但是修路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家财政。
5月底，甘孜方面宣布提前整治稻城亚丁景区问题，观光车及电瓶车暂停收费。当地财政文件显示，稻城亚丁景区门票收入七成归州里，三成归县里，一部分从收益分配中切出反哺群众。而观光摆渡车费则遵从纯商业逻辑，由纯国资公司收取，税后利润由省、州、县三级四家国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分红。此次整改前，景区实行核心区域强制乘坐摆渡车、园内交通分段收费的运营模式，其中观光车票价120元，电瓶车票价70元。这场争议表面上看是公共路权之争，实则暴露出部分县域文旅的深层困境：全民共有的生态与公共资源，正在悄然成为地方专属的创收载体。
商业激进与国资捆绑：造血的隐忧
近年来一直颇为高调的追觅创始人兼CEO俞浩，在6月5日被微博禁言，具体原因未知。不过其其他社交账号依然正常，但加上先前的“崩老头”争议，追觅的商业模式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俞浩是1987年生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航天专业，在校期间就创办了科技平台天空工厂。2017年，他成立了追觅，核心创始团队大都来自清华。企业以吸尘器研发、制造起步，自称是“造飞机的人去扫地”。自2023年以来，追觅业务加速扩张，成立了多个事业群和事业部。其产品线从清洁电器扩展到割草机器人、泳池清洁机器人、厨房与家电，甚至还跨界到了汽车、手机、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等领域。智能消费电子产品方面，更是涵盖了智能戒指、3D打印机、录音卡片、AI智能泳镜、骨传导运动耳机，以及农业机器人、矿业机器人、芯片算力等领域；此外，还涉足了咖啡、奶茶、潮玩、在线旅游平台等产业。
就在次月，他又放言追觅有两百多个事业部，每个都会对标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但是，这种疯狂扩张的钱从哪里来？这些事业部主要通过天空工厂创投基金获得融资。这是俞浩2023年设立的风投基金，由大学同学雷鸣负责，对外宣称是百亿级基金，但运行模式非常特殊——更像一个FA（财务顾问），专门为自身孵化的项目找资金。在孵化项目前期，在追觅体系内发展的资金也主要来自追觅；融资后转为天空工厂创投持股，追觅不再持股。俞浩和雷鸣对外解释，这么安排是为了规避潜在利益冲突，保障产业链合作关系。但有追觅的早期股东提出异议，认为由追觅出资培育项目，却未能对应获得股权回报。
天空工厂创投的主力资金来自各地国资。在各地政府成为合伙人的同时，追觅会宣布去投资设厂，会与当地既有产能合作推出产品。已落地的项目至少包括浙江杭州、绍兴、丽水，江苏苏州、宿迁，四川成都青白江，湖北武汉东西湖，安徽滁州，山东枣庄等。上个月，财经自媒体“兽爷”将这种模式总结为“崩老头”模式。文章称，俞浩之所以发表很多看似癫狂的言论，是因为盯上了地方政府——那些急需为高新产业园找到业主的国资委，以及那些背着招商指标的官员。财经社近日报道，长三角某市辖区要求统计当地企业与追觅开展合作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合作项目总体规模、资金投入、财政与国资投入经营情况等。追觅人士回应界面新闻称，问过常州发改委，只是常规检查，而追觅官方则暂无回应。
追觅模式的争议，除了政企合作边界问题，还在于一个容易出风险的财政领域：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国办日前公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虽然规范的是私募行业，但最受关注的其实是国资基金。近年来，以央国企、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国资LP（有限合伙人）在私募基金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截至2024年末，全国政府引导基金有2178支，目标规模约12.84万亿，认缴约7.7万亿。截至2025年底，县级政府投资基金超千支，规模超万亿。但同质化、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甚至部分乡镇园区也盲目设立基金。文件提出，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确有必要新设的，应当报上级政府批准。这比去年初发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更加严格。
文件指出，部分政府和国企投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在“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出资人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私募基金甚至成为违法犯罪、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工具，行业风险仍时有发生，并与其他领域交叉传导。因此，文件要求严把入口关，坚决制止滥设国资基金，退出运作低效的基金并进行整合重组，还要建立健全“吹哨人”制度，发挥社会监督和预警作用。
现实运作中，县区层面最容易把股权投资基金做成三种异化形态。第一种是当成变相举债或融资通道。比如内蒙古审计披露，一个地区以政府投资基金运作形式变相违规举债80亿。第二种是当成变相补贴或抢项目的“现金武器”。比如淄博原市委书记江敦涛为早出政绩、快出政绩，强势推进金融招商。未经评估论证和集体研究，违规引入私企，安排国企融资并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由私企主导使用，造成巨额国资损失。第三种是当成面子工程：设了不敢投，投了不会管，管了退不出。比如，湖北审计披露，因为前期手续不到位等原因，14支基金长期闲置，涉及金额达28.85亿。其实，政府股权投资的现状与土地财政是畸形共生的。很多地方的想法是，地卖不动了，指望股权投资的账面收益来填窟窿。但是，股权财政的回报周期往往要7年甚至10年以上，远比卖地当年就能变现要长。而且，大量县级项目缺乏清晰的产业定位，也没有相应的人才，根本不具备上市或被并购的前景。指望基金创造财政收入，往往只是镜花水月。
医疗保障变革：从支付规范到惠民共济
一年前，售价3000元左右的华为智能手表能用医保购买，一度引发热议，原因是其算作二类医疗器械。但如今，这类产品要彻底告别医保了。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近日发文，要求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商品，个人账户在定点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一律不予支付。文件明确要求，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椅、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主要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且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均不得纳入白名单。核心就是要坚决防止将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近期，相关部门还连续公布了多地8起药店骗保典型案例，包括买香菇、大枣、牙膏、荔枝也能刷医保，以及串换药品销售、回流药等乱象。
另外，异地就医结算有望更加便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日前出台。异地打拼的参保职工，终于可以让老家的更多亲属用上自己的医保个账余额了。一般而言，异地工作的年轻职工个人账户常年有大量结余，但户籍地的父母、子女看病买药时可能却要自费。医保地域分割的规则导致“卡里有钱，家人难用；一地参保，全域难享”。跨省共济改革，就是要彻底打破这层壁垒。
2021年，各省开始实行省内基本统筹区家庭共济。2024年9月，31个统筹区率先试点跨省共济；去年这项政策扩展至全国。这次的新规将共济范围从配偶、父母、子女这三类亲属，拓展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八类法定近亲属。并且，新规支持“一人绑定多名亲属”和“一名亲属接受多人共济”，以更好地适配各类家庭结构。
在商保层面，创新药落地仍然遇阻。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首次亮相，大多数药企希望以此为跳板进军基本医保目录。但因为超出了医保的基本定位，去年19款商保创新药无法纳入基本医保，今年则允许这些药品继续申请进医保。虽然名为“商保创新药”，但是除了医保性质的惠民保之外，真正的买单方——商业保险公司并不买账。和医保谈判不同，纳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并不是直接降价，而是给险企15%到50%的折扣。比如一款药品挂网定价100万，此前商保以原价纳入赔付清单；现在打折30%，以70万进入，节省下来的费用由保险公司支配使用。因此，患者享受到低价药的关键，在于未来目录如何与商保产品进行无缝衔接。
基层治理困局：“被贷款”的罗生门
最后，我们关注河南一名60岁低保老人莫名“被贷款”20万的恶性事件。南阳市唐河县村民小邢反映，他60岁的低保户叔叔邢明金莫名背上了20万的贷款。贷款到账当日，资金就被转入陌生账户，最终被提现取走，去向成迷。更恶劣的是，邢明金的低保金持续多年被自动扣转用于还款，生活陷入绝境，小邢只能靠借钱度日。直到2015年底，小邢帮忙取钱时才发现账户异常。
在深入调查后，小邢还发现自己的父亲在2012年也曾遭遇过异常的贷款担保。担保人是邻村人，但该村民查询征信后，发现自己名下竟有两笔毫不知情的担保记录。其中一位贷款人他根本不认识。邢明金本人没有上过学，也不识数。涉事担保人之一是邢万坡，此人曾当过村会计，并在2021年带邢明金去了一趟唐河县农信社。据邢万坡称，这笔贷款是应银行工作人员的要求办理的。工作人员让他“找一个单身穷的来办”，他便找了不识字且经济困难的邢明金。而银行的个人客户信贷业务调查报告中赫然写道：邢明金有价值35万的房产，10万的私家车，存款10万。这份报告显然是伪造的。
媒体曝光报道后，唐河县全面排查整治了“被贷款”问题，共发现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金额达79万。这些案件都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涉事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目前已处理了15名相关责任人。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涉事群众的相关贷款及被自动扣划的低保金已全部追回，失信被执行信息也被依法删除。
针对此事，看看新闻发出了尖锐的“五问”。首先，处置的15人到底都是谁？违法事实为何被刻意淡化？这起事件绝非普通的“操作失误”。当事人根本不会写字，合同上的签名是被人握着手伪造的。这早已突破了业务违规的范畴，涉及刑事违法和诈骗。究竟是谁在主导？谁在经手？谁在获利？必须给公众说清楚。再者，审批为何会完全失效？老人的征信被凭空捏造，虚假的资产证明却能顺利绕过银行的层层审核。这到底是全员履职躺平，还是内外串通、监管漏洞大开？这些细节必须摊开细说。
审批通过后，涉案资金又流向了哪里？资金最终进了谁的口袋？退回的低保金又是出自哪个账户？完整的利益链条不能模糊带过。最后，司法防线为何被轻易击穿？虚假贷款引发纠纷后，老人无故被诉甚至缺席庭审。庭审结束后，法律明令保护的低保“救命钱”惨遭强制扣划。面对这样漏洞百出的案件，司法机关在执行前真的进行过实质性核查吗？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