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5年6月5日，欢迎大家来到三枪内参。我是贾佳，对面是负责国内社会新闻报道的武雷。
绝食抗争与全球纪念声势
前两天我为了纪念六四进行了进食，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看到很多网友在推特上留言说也要通过进食来纪念，但如果没有经验，其实不太建议这种做法。回顾历史，像王丹、吾尔开希他们当年的绝食记录长达十八天，从5月17日一直坚持到天安门广场清场。刘晓波的直系学生（北师大的一批学生，如小山等十几个人）也是最早从5月17日开始绝食的，那是极其惨烈的一幕。
今天最重要的新闻依然是关于六四。我离开中国已经五年了，观察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每年纪念六四的声势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2023年我在东京参加新宿的六四集会时，现场有一两千人。今年，吾尔开希参加了由王建忠老师、中国民主阵线和对话中国在早稻田大学组织的活动，现场两层楼全满了，人数达到两百多人。令人欣慰的是，其中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不仅是日本，无论是纽约、洛杉矶、伦敦、柏林、墨尔本、悉尼还是台湾，各地组织的缅怀六四活动规模都很大。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一个特点是流出了大量新的视频和照片。例如，新华社有一位2005年去世的老记者，他在生前将自己带出的三千多幅关于六四的照片交给子女带到海外，这批照片在今年得以公开（明居正老师和明慧网近期也发布了相关内容）。此外，原“外高联”（外地赴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机构在洛杉矶召开了研讨会，当事人现身说法，并结合旁证，澄清了关于广场清场的一些不实传言，为六四研究贡献了大量新史料。大家也可以关注陈立群与胡平老师近期发布的相关内容。
在这样的全球声势下，面对那些试图为加害者辩护的声音，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对话的底线。
对话的底线与是非之辩
在上一期六四讨论节目中，我与扮演“小粉红”的李厚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没吃饭导致脾气暴躁，我在此向大家道歉。我事后反思，对话确实是重要的，正如吾尔开希所强调的：“不对话是不可能的。”
但对话必须看对象。如果一个人已经能够翻墙，能够看到防火墙外海量的资讯——包括亲历者的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研究者关于从胡耀邦之死到清场期间的详实著作（如吴仁华的一系列电子版书籍）——在完全有条件掌握真相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站在中国政府那一边，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是非问题。“杀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底线问题。如果你为杀人者辩护，那我只能认为你是和刽子手站在一边的。
正如韩寒所说：“善良、聪明和党性这三者不能同时拥有。”如果你了解了真相却还要辩护，你要么是不聪明，要么就是不善良。对话的意义在于面对那些不太了解真相、但又渴望了解的善良的中间群众。对于那些立场先行、在自由世界依然满口谎言甚至胡搅蛮缠要求“给资料”的谩骂者，对话是缺乏基础的。面对当年共产党的杀人暴行，要求资料的人应该去向掌握档案的政权索要真相，而不是向事发时年仅九岁的孩童推卸责任。看看天安门母亲们的主张，就知道悲剧的沉重。
除了坚守是非底线，我们更需要拓展历史的视野，去看见那些被忽视的流血之地。
天安门外的流血与抵抗
很多人认为六四仅仅是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关注点多集中在学生领袖身上。但事实上，正如李承鹏在推特上披露的，他在成都亲眼目睹了大学生被打死，北京也有大量工人市民遇难。
六四是一场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在武汉、南京、长沙、上海，特别是高校集中的西安和武汉（当时西安高校学生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上街甚至流血事件。大家熟知的21名被通缉学生领袖名单（包括王丹、吾尔开希、马少方、柴玲、侯德健等），仅仅是公安部发布的国家级通缉令，各省市还有自己的省级通缉犯。例如，湖北省通缉犯第一名蔡崇国，他在6月5日当天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一场三万人的追悼会，随后被迫逃亡一个多月才抵达香港。甚至在当时相对偏远的海口、厦门、福州，都有大量学生上街并遭到抓捕。推测全国各省市高校被抓捕的年轻人多达五六千名。
目光转向当下的香港，这座曾经自由的城市，依然在用不可思议的勇气延续着抵抗的记忆。
香港：国安法下的微光与记忆
近期有网友投稿，在东京的巴士电视上看到了当年日本记者拍摄的六四视频，这令人十分感动。而香港，作为过去三十年每年纪念六四最集中的地方，在《国安法》实施后，依然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坚守。
三十年来，香港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的烛光从未熄灭，最高记录达18万人，即便狂风暴雨也有11万人。这三十年的集会，见证了至少两代人（如黄之锋这一代）从婴儿车时代开始的民主启蒙。尽管如今的维园在六四这天被政府刻意改造成了售卖西安凉皮、贵州羊肉粉的“嘉年华”饮食展，以此来羞辱六四记忆，但香港市民的抵抗并未停止。
昨天，香港发生了多起市民在维园周边被警察带走的事件。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一边走路一边左手比“六”、右手比“四”，就这样被警察带走。我的艺术家朋友陈美彤，仅仅拿着一个金色的问号形状气球去铜锣湾，也被带走。另一位在油麻地开设“中国梦”工作室的艺术家三木，试图在维园外栏杆上绑一根自己测量好的、长达6.4米的红丝线（象征6.4），同样遭到了警方的拘捕。
香港人对六四的情感远超世界任何地方。他们眼睁睁看着香港的自由被剥夺，但在风雨无阻中，依然选择表达情感和意愿。香港曾是为不能保存记忆的中国保存记忆的“体制外U盘”，尽管这个U盘现在正快速被中国化、被损毁，但香港人民的创造力与韧性依然令人敬佩。
在关注记忆保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直面历史清算中的现实困境。
台湾转型正义中的加害者之谜
台湾《报道者》近期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关注台湾的转型正义问题。2023年台湾通过了《政治档案条例》修法，今年“二二八”事件周年时，官方承诺五万多件白色恐怖时代的政治档案将“一件不留、一字不遮”地移交档案管理局公开。
这五万件档案总长度突破了三公里，摞起来相当于六座101大厦的高度。然而，当民众去申请查阅档案时，却发现受难者的隐私（包括私生活、病状描述等）被大量公开，而背后的加害者姓名却被全部涂白。如果加害者被隐匿，转型正义还有何意义？正如我自己2016年遭遇了19天的非人折磨，如果未来档案公开，那个用各种语言羞辱我、摧残我自尊的审讯者（可能用了“王”这样的假姓），他在档案中依然是个面目模糊的影子，我该如何去追究责任？加害者凭什么得到保护？
谈到台湾，近期还有一则关于前“太阳花女王”刘乔安的新闻（注：此处口误提及“鸡排妹”郑家纯，已在节目中更正）。刘乔安因涉及介绍卖淫被台湾通缉，逃往美国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根据台美司法互助协议将其逮捕并在波士顿关押一年多，于昨日押解回台北。
这启示我们：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能因为个体的道德瑕疵而全盘否定。我们不能要求“完美受害人”或“完美英雄”。正如有人用道德瑕疵或行为举止（如指责吾尔开希绝食虚弱时见李鹏坐姿歪斜）来攻击八九年的学生领袖。民间的底线应当是看他们反抗的是谁——只要他们敢于批评和反抗暴政，他们的公共贡献就不容抹杀。胡平老师也撰文解释过，当年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上书，本质上也是一种通过“自我悲情化”来要求平等对话的和平策略，展现了事件的张力与荒谬。
这种对历史细节的刻意抹黑，掩盖不了政权深层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正体现在无孔不入的审查制度中。
荒诞的数字禁忌与审查机器
有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6月3日，在印度达兰萨拉，格莱美委员会正式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格莱美奖，获奖作品是他与印度古典音乐大师父子合作的有声书《沉思尊者》（Inner World），内容反思了慈悲、和平、正念与人类一体性。
另一方面，香港一位保时捷车主的遭遇则充满荒诞。2024年6月4日，他将自己拥有“8964”合法车牌的汽车开上皇后大道，结果被警察强行拦下并用拖车拖走。令人钦佩的是，这位车主花了一年多时间将车运到英国，并在英国重新申请了“8964”的牌照，昨天再次开了出来。这也让我想起在东京和京都，有不少朋友特意申请了“8964”的车牌来表达态度，甚至引来了吾尔开希的合影。
中共对数字的恐惧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前天，全球顶流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发行于2014年的专辑《1989》，在QQ音乐上被禁止分享。仅仅因为分享标题中会出现“1989”这个被视为敏感词的数字。更荒谬的是，她名字的缩写“TS”恰好也是“Tiananmen Square”（天安门广场）的缩写。2017年我穿着印有“TS 1989”的套头衫在深圳海关被拦下，海关警察愤怒地质问我，直到我用百度百科搜出这是美国歌手的专辑才被放行，但依然被全身搜查。
如今在抖音直播中，甚至连“2的几次方”或“8乘8”都被禁止出现；出生于1989年6月4日的著名导演毕赣，在AI大模型（如豆包、通义千问）中成为了无法回答生日的敏感词；微信朋友圈发一张白纸图片，不仅发图者被封号，连点赞者也会被封。前几年在郑州，甚至有人因为喝名叫“八九六四”的白酒并穿着印有相关字样的背心而被判刑。
中共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破坏六四纪念馆、出动水军淹没评论区、在各处设下数字禁忌，恰恰证明了“真相”就是他们的软肋。但系统性的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镇压上，还蔓延在社会的隐秘角落。
医疗黑产与系统性的法治倒退
台湾近期宣判了一起非法器官移植案件。台湾知名肝脏科医生陈尧俐，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与中国多名医疗人员合作，长期中介台湾病患到中国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据检方披露，有患者支付了高达1400万新台币（约300万人民币）的费用，但术后仅存活9天，甚至有人当场死亡。陈尧俐从中获利上千万新台币的中介费。
判决书中明确提到，陈尧俐是在与大陆医学交流期间，结识了两位中国医院的主管医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医师臧运金，以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明英姿。台湾患者的肾脏和肝脏购买费用分别高达20万和40万人民币。这个庞大且残忍的产业链背后，那些供体的来源究竟是哪里？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追问。
在国内的公权力滥用方面，天安门母亲张先林透露，今年她们首次被北京市公安局禁止在6月4日当天前往万安公墓集体祭奠。警方要求必须避开六四，并且以后只能以家庭为单位单独审批，获准后由警察陪同前往。这种做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打散民间的组织化力量，阻断一切发声的可能。
同时，在“709案”中被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王全璋（2020年出狱），近期在推特上披露，他再次遭到了警方的近距离跟踪。在中国，这绝非个案，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产物。体制在不停地制造冤案，公安的喜好直接决定了公民的自由程度。许多人依然处在一个没有法治、被警察肆意凌辱的状况下。
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年轻人的选择和价值观也正在发生激烈的碰撞。
考公狂热与生命价值的碰撞
近日，在香港上市的粉笔网CEO张小龙（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受邀前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做讲座，结果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
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二党校”，是考取公务员热情最高的学府之一。张小龙原本被期待去传授公考秘籍，但他却大谈人生规划和生命价值，批评学生们满脑子只有考公务员。面对台下只顾看手机、毫无互动的冷漠学生，他最终发怒，痛骂他们考上公务员就是为了“坐吃等死”（Sitting around waiting to die）。
尽管他在事后用道歉来平息口诛笔伐，但他的话其实戳破了残酷的现实。在AI时代来临之际，探讨人的命运和工作选择本是极具价值的，但在体制的规训下，大量年轻人的最高追求已经退化为进入体制内“坐吃等死”。这既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教育和大学环境腐烂的缩影。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社会展现出的活力。高雄在过去三年举办了400场演唱会（2023年117场，2024年157场），吸引了包括Blackpink和Twice在内的全球顶流，凭借着周边服务和粉丝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已经成长为亚洲的音乐重镇。同时，台湾股市总市值晋升全球前五，民间甚至开发了“立委持股”（由David Chen创办）网站来公开监督政治人物的投资状况，上线一周访问量突破两千万。这种充满创造力与监督机制的社会生态，与对岸的一潭死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最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回应关于为什么要反复纪念六四的质疑。
拒绝遗忘与百分之百的自由
有人问，文革和大饥荒死的人更多，为什么单单要纪念六四？因为文革和大饥荒可以被定性为政策失误，但六四，当政权决定将坦克开向要求和平对话的学生和市民的那一刻，就是带有主观恶意的杀人暴行。
正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在声明中所言：“无论多么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去历史。那些为捍卫其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而牺牲的人们，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这也是他访华后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未变、维持台海现状的清晰表态。
台湾总统赖清德也通过英中双语发表声明强调：“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土地大小或武力的强弱，而在于人民是否自由，人民能否被尊重……当年被射杀与碾压的不仅仅是生命与青春，更是中国一整个世代对自由民主追求的渴望与实践。”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也发表了强硬声明，表示将继续向遇难者致敬，坚决与捍卫人权的人士站在一起。
最近，第三届香港人权作品展在台北“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开幕，同时，《卫报》也详细报道了成立于2003年并在美国注册的中国六四档案馆的运作状况。虽然档案馆屡遭黑客攻击和骚扰，但高达80%的中文访问者证明了人们拒绝遗忘的决心。曼谷骄傲节期间，中国海关对参与游行的回国游客进行无理盘查，再次暴露了公权力对公民境外合法集会自由的粗暴干涉，也提醒我们必须学会在荒诞中保护自己。
对于我们这些身在海外或体制边缘的人来说，有网友质疑我们使用人民币或中国护照是服从政权的体现。但我想说，就像当年日本占领江南发放“良民证”，作为被压迫者，为了养家糊口而生存，并不代表我们在精神上屈服。
台湾的民主先驱郑南榕曾提倡**“百分之百的自由”**。我在台北的郑南榕纪念馆买过一个印着这句话的帆布包。他曾说：“我做完了我的事情，剩下的是你们的事情了。”从入行做媒体的第一天起，我的前半生都在对抗审查。对抗审查，就是为了争夺一个能够自由说话的空间。只要真相的追问仍在继续，只要我们还向往那百分之百的自由，暴政的软肋就永远会被戳中，历史的记忆就绝不会被抹除。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