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作为亲历者的二十年回顾

我想从我的个人位置开始谈起。女权主义的方法论非常强调我们自身的位置，即“我”在何处，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行动者位置，来开始我的行动与思考。我之所以将时间范围定为二十年，是因为这正是我亲身经历的时期，尽管中国的民间女权运动历史远不止二十年。我会比较重点地讲述我自己了解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是多重的。我最初是以记者的身份投入女权运动，后来参与创办的“新媒体女性”实际上是一个NGO，并且在一个非常短暂的窗口期成功注册，但最终于2022年注销。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体体系的变迁。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些，也最了解这些，所以我的研究也比较聚焦于媒体与女权运动的关系。

2005年的媒体环境：女权主义的“禁忌”时代

为什么作为一名记者，我觉得需要在那个位置上开始女权行动？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时，增加了一条反性骚扰的条款。当时，我工作的《南方都市报》，其评论专栏是全国公共知识分子聚集地，非常有公信力。然而，我却看到了非常令人诧异的反女权评论。我们当时写了回应，但对方根本不刊登，连“来信来函”栏目都不给我们的观点留位置。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状况。

我刚到广州时，那里的公共活动非常多，每周都有公共演讲，就像今天的东京一样。但你会发现，这些演讲里基本没有女性讲者，更不会谈论妇女问题，女权主义就更不必提了。在当时的自由派社群里，“女权主义”几乎是一个禁忌词、一个敏感词。如果你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大家会把你当成“芙蓉姐姐”或“凤姐”一样的“猴”来耍。

在新闻报道上也是如此。当年有一个“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的跨国女权倡议，她们认为和平奖总是颁给位高权重的男人，而真正缔造和平的是那些在草根社区工作的妇女。我记得当时很红的张靓颖也在名单上。然而，当时一位知名维权人士高智晟律师对此表示质疑，他不太了解这个倡议，觉得这听起来像医疗骗子，还要交参与费，更像个骗局。上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但她们在媒体上受到的待遇就是这样。2008年汶川救援期间，著名新闻漫画家邝飙的一幅漫画也反映了当时媒体的状况。

广州的实践：占领公共空间与媒体对话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广州需要改变。当然，最先想改变的是艾晓明教授。她当时开设了一门课叫“南方媒体批评”，作为一个行动派，她曾带着学生到《南方周末》谈判，批评他们的广告，希望他们做出改变。大约在2003或2004年，艾老师开始做媒体培训，这或许就是当时的NGO项目，其产出之一就是促成本地记者建立一个关注性别平等的小组，而我当时就在其中。这便是“性别平等媒体”最初的起点。很多年后，艾老师还感叹道：“真没想到这个东西你们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我个人在调查报道领域也比较关注性别议题，尤其是职场和教育领域的连环性侵案。后来，我将自己在自由派记者社群里的遭遇和观察写成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支持女权主义》，这可能是我流传最广的一篇学术评论。

在中国讨论女权运动，我们基本上谈论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因为政治代表权方面的状况大家基本都清楚。女权主义者能够开展工作的主要领域也集中在这些方面。今天很多人会问，女权到底极不极端？现状是，接受大学教育的女性比男性更多，但女性的劳动就业基本集中在中低收入档。最近一次的妇女地位调查没有公布两性收入差距的数据，但我记得2010年的数据显示，女性的年薪收入大约只相当于男性的百分之五六十，这还只是劳动收入，如果算上财产性收入，情况可能更糟。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和歧视依然存在，如果要理解为何有那么多愤怒和对立，应该从结构性的角度去分析。

在中国，发起社会运动的门槛非常高。而媒体对社会运动至关重要，它能够确认运动的存在、放大其影响，并征召更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对于女权、LGBT、环保等“新社会运动”而言，论述传播本身就是运动的一部分。研究表明，在2003到2013年间，中国媒体对于社会运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通常是社会运动的同行者，希望改变现状。

两代行动者的逻辑：体制内协商与大众动员的对比

要理解女权主义的发展，还需要引入“政治世代”的概念。每一代人有不同的成长环境、知识背景和社会身份，这些都带来了不同的资源，并影响了她们的策略。

我将运动的发展划分为几个节点。1992年前后，一方面是新闻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是世妇会（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在世妇会的准备过程中，NGO和性别研究、女权主义等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到2003年，第一代女权主义组织已经有了重要成果，比如提出了第一部反家暴法的议案。

广州的妇女组织大约在2003年前后发展起来，这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和SARS所催生的、杨国斌老师所称的“互联网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关。而2012年，则是一个报业的拐点，青年问责行动正是在报业的黄昏时期出现的。

世妇会一代的行动者有其鲜明的特征。她们中的精英大多在体制内，例如在政府、大学、妇联等机构有身份。比如郭建梅，她是第一个辞职做全职公益律师的人；梁军，在河南做妇女社区发展，本身是妇干校的老师；高小贤，是陕西省妇联的干部。她们的体制内身份使其可以在体制边缘进行实践，如发展女村官、反家庭暴力干预、司法援助以及农村妇女生计等工作。

在我的论文中，我借用基于东欧研究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叫交易型的行动主义（Transactional Activism: 指行动者主要利用其体制内身份和网络，通过协商而非公开动员的方式来推动变革）。这种模式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很普遍。她们希望改变现状，但主要利用体制内身份和网络。例如，高小贤推动女村官选举时，与民政厅一位愿意合作的干部是文革时期“地下读书运动”的好朋友。这就是政治世代的网络和资源，是我们这一代或更年轻的行动者难以想象的。

她们的资源更多来自关系网络，而非公众动员，因为政治环境不允许。因此，尽管市场化媒体已经出现，但她们很少在上面发声。一方面，作为体制内人士，她们需要保持低调；另一方面，她们对市场化媒体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对妇女形象的呈现存在问题。她们更希望通过官方媒体来表扬和鼓励与她们合作的地方政府，报道框架是“政绩”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话语体系也必须是政府的主流政策话语。她们希望影响的是决策者和干部，因此普通人很难了解她们的工作。

2012年转折点：青年问责行动派的兴起

与此相对，女权主义向大众媒体的转型发生在广州。如前所述，广州是报业之都，但性别观念却非常糟糕。我们希望首先在公共知识分子领域改变大家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引入更多性别议题。艾晓明老师是广州女权主义的奠基者，她引进了《阴道独白》，并将其从一门课程的师生表演，发展为在广东美术馆进行的公共部件。广州的女权主义逻辑基本上是“占领空间，占领媒体”。

艾老师的个人关注深刻影响了广州的女权主义，她很早就关注性与性向议题，中山大学很早就有彩虹社。同时，她也关注性别与其他议题的交叉性。我们通过举办艺术展、与日本女权组织合作等方式，试图改变广州的公共生活。我们不断与报业媒体对话，希望将性别议题纳入其关注领域，并改变一些平台（如早期的网易女性频道）的男性沙文主义色彩。我们的逻辑是以传播为中心，通过媒体互动来调动体制内单位的回应。

2012年，出现了年轻人的“青年问责行动派”，其最早的行动就是“占领男厕所”，一炮打响。他们一系列重要的行动都发生在广州，因为这里有支持性的媒体气氛。他们把活动做出来，第二天广州媒体带动报道，全国媒体随即跟进。

广州本身也是青年动员的中心。2010年前后，已出现许多青年问责行动，如本地文化保育、反对垃圾焚烧等全国性抗议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女性，特别是社区里的女业主，发挥了巨大能量。同时，从2007年开始，LGBT社群也做了很多青年培养工作。这些都为后来的青年女权行动奠定了基础。

青年女权问责运动是“女权之声”与青年行动者合作的结果。她们创作了很多行为艺术，主要针对就业、大学招生和公共空间中的性别歧视。这些行为艺术本身就是为媒体制造的事件，高调且易于传播。在广州这样的地方，很容易获得媒体以支持性框架进行的报道。传统媒体擅长设置议程，一旦提出问题，政府就必须回应。“占领男厕所”行动就带来了很多关于提高女厕比例的政策回应。

社交媒体的转向：平台的用户与商业策略变迁

很多人可能认为，青年行动派既然是年轻人，他们一定懂得社交媒体，所以运动发生在社交媒体上。但事实并非如此，青年问责行动的主要支持系统是市场化的纸质媒体。在那个时代，唯一在社交媒体上真正成功发酵并引起政策回应的，是叶海燕的“校长，开房找我”行动。她的表达方式和口号非常适合社交媒体传播，当时甚至有很多警察模仿拍照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但这个行动不仅是一个网络 кампања，背后还有一大群公民、访民和律师在当地支持受害者家属。

2015年的“女权五姐妹”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伴随这个事件的是新浪微博平台的变化。在此之前，微博是一个由“公知”设置议程的平台，而这些议题大多与青年女权无关。2012年微博开始实名制，2013年“净网”行动后，许多公知销声匿迹。微博的“公知路线”走不通了，便转向商业化，淡化时政，发展垂直内容，将美妆、母婴等垂直领域作为发展重点。

这一策略调整导致中老年男性用户离开平台，而年轻女性用户大量增加，她们也更愿意为内容付费。这彻底改变了网络内容的消费格局。一个有趣的故事是，2018年王思聪在微博抽奖，男女参与者比例相近，但最终女性获奖比例是男性的100倍。平台解释说，因为系统会自动检测机器人账号，而男性用户实在太不活跃，以至于被系统判定为机器人，失去了抽奖资格。

网络动员的实践：“反三七过三八”与众包式行动

微博的用户转型，使得女性的愤怒情绪在2015至2016年间被女权组织和内容生产者捕捉到。2016年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成为一个标志，进入了当年的用户报告。到2017年，很多人都意识到“女权”可以带来流量和商业价值。

2015至2016年是一个狭窄的窗口期。女权之声发起了“反春晚歧视”活动，但由于其投诉对象是审查机构，传播范围相对受限。然而，2016年的“反三七过三八”活动，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交媒体上女性用户的巨大力量。在此之前，几乎没人觉得“三七女生节”有什么不对。当年，这个话题的阅读量达到了1.1亿。相比之下，同期的全国妇联官方账号，阅读量只有几百几千。

当时，线下行动的风险越来越大，我们决定尝试网络倡议。我们反对的不仅是“女生节”这个概念，更希望用一种关乎权利的方式来度过妇女节，让大家理解妇女作为一个政治社群和权利主体的意义。我们组织了志愿者，收集了大量有助于推动流量的素材，并设计了“我是妇女，我不过三七”等口号。让我们惊讶的是，无数我们完全不认识的网友加入了进来，贴出了各种有意思的图片和内容。

这个行动的有趣之处在于，虽然从2017年开始，女权组织已无法再组织类似活动，但“反三七过三八”这个议题，每年都有网友自发地延续下去，各地学生也会举办相关活动。这个案例很好地诠释了网络女性运动的运作方式。

在风险增加的环境下，组织与网络化的运动之间形成了一种“众包”合作模式。例如，张累累当时筹款准备在广州地铁投放反家暴广告，但被地铁公司拒绝。后来，“新媒体女性”与她合作，向网友寄出了100块广告牌，要求他们把广告牌放到地标建筑或他们想问责的单位门口拍照。这就是一种众包行动。组织提供话语框架，将一部分工作留给个人，通过个人化的表达策略来规避风险。

2017年之后：米兔（#MeToo）浪潮与组织的式微

2017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主要因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实施。一方面，NGO组织受到极大限制；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操控、网络暴力和线下打压也日益严重。同时，官方也意识到需要用主流话语去“引导”年轻女性。

结果是，微博上的“女声”越来越大，但与女权组织的关系却越来越远。一些议程被“收编”，例如，在2017年三八节前，“新媒体女性”遭到长达一个月的严重网暴，“女权之声”被禁言。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报》却发表了一篇几乎照搬我们前一年论述的文章来反对“女生节”。

当米兔（#MeToo: 一场全球性的反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社会运动，“米兔”是其谐音）浪潮到来时，女权组织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但米兔运动仍然掀起了巨大的声势。这得益于女权社群强大的动员能力、社交媒体基础的用户结构，以及幸存的行动者和组织在幕后的支持性工作。然而，研究发现，在米兔运动中，拥有新闻采编权的机构媒体起到的作用相当微弱，更多的是非虚构写作和公民媒体在扮演施压者的角色。

组织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8年是妇女组织人最少、钱最少的一年，处理不了那么多求助个案。组织原有的通过课程、活动、聚会来构建信任关系的功能消失了。一位受访者说：“她们有愤怒，但没有一个机制让她们在人群里面识别出对方。”社会资本在减少，许多个案无法通过司法解决，而有女权主义取向的免费心理支持资源又极其匮乏。

后疫情时代：新的抵抗形态与公共文化的变化

2017年之后，女权运动缺乏有问责能力的媒体支持，行动风险严重增加。网络空间的女权舆论趋于“激进化”，而现实空间则“保守化”和“公益慈善化”。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将项目做成“社会企业”。

网络讨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议题更聚焦于性暴力，同时对家务劳动等议题的讨论反而减少。商业化的内容生产者为了规避审查，采用了各种策略，更不可能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或问责。这种个人化、商业化的策略导致了话语的“越结块”，缺乏交叉性视角，出现了对“穷男人”的阶级歧视，以及对多元性别议题的排斥。

后疫情时代，出现了像梁钰这样的女权网红。她可能从未自称女权主义者，但在一段时间内，她或许是商业变现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最强的人物之一。然而，在经历疫情等危机时刻，女权主义者往往能提出批判性的声音和视角，例如在“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中。

在“白纸抗议”中，我们看到，原有的公民社会组织似乎被新的力量取代了。妇女和LGBTQ群体的能见度很高，领导力凸显。组织被青年亚文化网络所取代，信息传播进一步去中心化。米兔运动激励和训练了新一代的行动者。同时，杨国斌老师提出的“戏谑”概念，即文化力量如何让暴力机关感到无力，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了一种从公民社会时期的自由主义变革观，向日常生活中的“尊严政治”抵抗的转变。人们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宏大变革框架，更多的是希望在相互支持和互助中获得持续的力量。

这些年，女权主义也确实带来了公共文化的变化。商业广告中出现了反思性的内容，公交系统里有了反性骚扰的标识。2015年，“女权五姐妹”被捕，正是因为她们想在公交车上贴反性骚扰贴纸。改变，仍然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