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继续讲美国。
都说美国是个宪政民主国家，美国有一部宪法，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国宪法的正文加上签名，总共是有四千五百四十三个单词。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在里面出现了几次呢？
很多听众可能已经有了答案。答案很简单，是零次，一次都没有。
我再问一个问题：从一七八九年宪法生效到现在两百三十七年，美国宪法呢是增加了二十七条修正案，总共是三千零四十八个单词。在这二十七条修正案当中呢，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出现过几次呢？
答案是一样的，零次，一次都没有。也就是说呢，整部美国宪法七千五百九十一个单词，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呢一次都没出现过。
所以呢，如果看宪法只看字的话，美国根本不是个民主国家。谁才是民主国家呢？中国才是。美国宪法都两百三十七年了，才从四千多个字增加到七千多个字。中国宪法呢才几十年，一写就是一万六千个字。不但字数比美国宪法多一倍还要多，而且呢，民主这个词出现了十四次。如果让中国宪法跟美国宪法搞个民主造词比赛的话呢，结果是十四比零，这比中国男足强多了。
回到美国，我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美国立宪之前十三年先宣布独立，有个最重要的文件就是《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比美国宪法更短，加上五十六个代表的签名，总共才有一千四百五十八个单词。在《独立宣言》中，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出现了几次呢？答案仍然是零，仍然是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国父们的饮酒逸事与历史背景
这么重要的事儿，这么重要的一个词，民主，宪法中不写，独立宣言中也不说，是不是美国的国父喝多了，把这件事儿给忘了呢？
这不是开玩笑啊！美国国父喝酒是出了名的厉害。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呢，好几个关键人物都是当之无愧的酒鬼。
一七八七年九月，先后有五十五名代表在费城开会制定宪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费城制宪会议。九月十四号的时候呢，乔治·华盛顿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天晚上的一场酒宴。打独立战争的时候，他率领的一支部队，费城第一骑兵连，在有一个酒馆叫City Tavern城市大酒馆，摆宴席呢招待这位老首长。独立战争一结束呢，华盛顿就交出了军权，但是呢，他的一些老部下呢仍然还在从军担任军官。那天晚上的宴席呢，有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去作陪，总共是五十五个客人。
宴席的账单呢，作为一份历史文件保存了下来。五十五位客人总共喝了多少酒呢？喝了一百六十四瓶，外加七大碗punch。他们喝的都是些什么酒呢？有五十四瓶马德拉，六十瓶claret，八瓶whisky，二十二瓶porter，八瓶苹果酒，十二瓶啤酒。酒馆的账单上呢，还包括客人打碎的杯子和醒酒器的赔偿。五十五个人制宪会议代表加上骑兵连的军官，喝了一百六十四瓶酒，他能不摔杯子吗？
华盛顿本人呢就爱喝酒。立宪以后，他干了两届总统，不干了，回家开酒庄做酿酒生意，酿whisky。两年呢，就把产量提高到了一万一千加仑，能装五万五千多瓶。
第二位总统呢，John Adams，每天一起床就喝，早饭的标配是一大杯苹果酒。
第三位总统Thomas Jefferson，也就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家里藏了两万多瓶欧洲的葡萄酒。在喝酒方面呢，他比较谦虚。他说自己呢只是小酌，小酌怡情，一晚上呢只是喝个三四杯葡萄酒。
第四位总统James Madison麦迪逊，他就没那么谦虚。据说呢，他每天要喝一品脱的whisky，相当于现在的大半瓶whisky。
另一位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专门编了一本《酒鬼词典》（The Drinker's Dictionary），其中有两个词，现在美国人呢仍然还在用，用来形容酒鬼，一个是cocks，另一个是boozy。
上个月呢，一位历史学家Brooke Babbitt，他写了本书，书名就是《Cocks and Boozy》，还有个副标题：“An Intoxicating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醉方休，美国革命醉酒史。这本书呢，挖出了大量国父酗酒的黑历史。
现在不少美国人呢是当成黑历史来看，但是呢，在美国独立和立宪的那个年代，喝酒一点都不黑，甚至可以说呢，酒就是美国革命的燃料。在独立战争最艰苦的年月呢，华盛顿带着手下的一群伞兵游泳，跟英国正规军周旋。富兰克林在巴黎搞外交，目标很明确，就是说服法国出兵帮着打英国人。为了加强说服力呢，富兰克林在巴黎雇了个专业厨师，买了一千多瓶上等的葡萄酒。他拿这些酒呢招待法国的宫廷政要，为了表达诚意，都是一口闷，bottoms up，coursage，一直喝到痛风发作，终于感动了国王路易十六，派出援兵，扭转了战局。富兰克林为了革命成功，喝到痛风，说起来呢也算是值了。
今年呢是美国独立两百五十周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很多美国人大谈国父怎么样喝酒，就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法庭辩论中呢也抖露这个话题。前不久呢，有个第二修正案的案子，最高法院开庭辩论。大家知道呢，第二修正案是保护持枪权。那个案子辩论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吸毒的人，政府有没有权利禁止他持有枪支？政府的律师说呢，当然要禁止了。人吸毒以后神志不清，政府当然要禁止他有枪了。Neil Gorsuch大法官，Neil Gorsuch大法官很有学问，尤其是呢他的历史知识特别丰富。他就问政府的律师，美国的国父都喝酒，当年那种喝法，按照现在的标准都是习惯性的酒鬼啊。那时候呢，吸毒还不是个社会问题，但是酒喝到那个份上，效果跟吸毒也差不多。但是呢，正是这些酒鬼立了宪法，还增加了第二修正案，而且呢，他们还人人都有枪，是不是政府也应该把他们的枪拿走呢？当然，律师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来回应Neil Gorsuch大法官的疑问。
我们在这里呢，不去讲第二修正案的问题，只是说呢，建国二百五十周年之际，美国上上下下很多人呢都在谈论国父酗酒这件事儿。
共和政体与双重防范：防暴君与防暴民
美国宪法中不写民主这个词，当然不是因为国父们喝多了忘了民主这回事儿，这么做呢是他们有意为之，是故意不写，因为他们信不过这个词。
关于美国的政体呢，宪法第四条第四款是这么说的：联邦保证每个州实行共和体制（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那么共和跟民主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下面呢就说说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呢，一七七六年七月四号，五十六名代表在费城敲定了《独立宣言》。那个时候呢，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传播主要是靠报纸，还有靠活人。当时的美国呢，可以说是文盲遍地，识字的人并不是很多。报纸印出来呢，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读。《独立宣言》传到每个地方呢，都得有人念，很多民众才听得懂。
《独立宣言》在费城敲定了两个星期以后呢，传到了波士顿。在州议会大楼的阳台上有位军官Thomas Cravens上校，向聚会的群众逐字宣读。他念完了以后呢，群众当然是一片欢呼。波士顿的官员呢，回到议事厅去喝酒庆祝。他们也没忘了与民同乐，就给外面的群众呢送去了大批的烈酒。群众放开喝，喝高兴了呢，有人就爬到了州议会的楼顶上，把象征着英国王室的狮子和独角兽雕像呢砸了个稀巴烂。
其他的城市呢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纽约呢，市民群情激昂，把国王乔治三世的雕像斩首，把头部呢插到长矛上，到街上游行，然后呢把他的铜像化了，做成了子弹。美国革命就这么开始了。
签署《独立宣言》和立宪的那批人呢，后来成了美国的国父。他们对民众力量有着清醒的认知。一方面呢，他们发动民众，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宪政民主共和国。目标呢是让每个人都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呢，他们对群众的暴民冲动相当警觉，在理念上呢，一点都不回避这个问题；在制度上呢，设立了多道护栏，以防暴民冲动失控。
这些护栏呢，不但没有妨碍美国的宪政民主，反倒是支撑了美国宪政民主成功延续了两百五十年。可以说呢，美国这部宪法从一开始设计就有着双重功能：一是防暴君，二是防暴民。
我们看历史呢，大部分人看到的是暴君统治老百姓，老百姓受暴君压迫。但是呢，那只是历史的一面。暴君是怎么产生的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就是暴民把他们拥戴上去的吗？没有暴民，暴君上不了台。就算阴差阳错上了台，也统治不下去。所以呢，暴君上台，暴君统治都要靠暴民，这是历史的另一面。暴君跟暴民并不是单向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这个历史真相呢不太好看。暴君统治暴民，暴民活不下去，起来造反，推翻暴君，又产生出新暴君。新暴君再统治把他推上台的暴民，历史就是这么循环往复。你看看中国，两三千年一直是这个德性，到现在呢还打破不了这个闭环。
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远离英国，天高皇帝远，有些先知先觉呢就开始探索打破这个闭环。他们干脆不要国王，立一部宪法，建立共和国，把政府的权力分成三大块：立法、行政、司法，让政府这三大分支呢相互制衡，就是所谓的checks and balances。国家权力呢也不再是从上到下一竿子捅到底，而是自下而上，把自由留给个人，把大部分权力留给各州。这等于是给权力加上了一道一道的护栏。这些护栏呢，就是防止产生暴君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专制独裁。
在人类历史上呢，这已经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了。但是呢，美国的建国者并没有局限在防暴君上，他们清楚的意识到呢，共和国有两大敌人：一是暴君，二是暴民。所以呢，只防暴君还不够，还要防暴民。在制度设计上呢，还要给潜在的暴民也加上一道一道的护栏。
《联邦党人文集》与多数人的暴政
我们上期节目讲过托克维尔，他是法国人。美国宪法生效那年呢，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群众运动迅速发展成暴民政治，暴民滥杀无辜，然后相互残杀，无数人呢被送上了断头台。因为法国这段历史呢，托克维尔对暴民政治相当敏锐。在美国考察期间呢，他专门观察美国的制度是怎么样预防暴民政治的。在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中呢，他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多数人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现在呢，这个说法已经成了政治学中的一个常用语。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有一百个人，其中呢一个是财主，九十九个是穷人。如果民主只是数人头的话，数选票的话，这一百个人投票去决定是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消灭财主，分掉他的财产。九十九个人投赞成票，财主反对也没用，可能连小命都保不住。这在民主程序上没有什么问题，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结果却是灾难。
民主程序呢是决定在一件具体事务上呢由谁说了算，这一点很清楚。按投票结果走，谁拿到多数谁说了算。但是呢，还有比投票更根本的问题，先于投票的问题，或者说呢，在投票之前就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哪些事务必须是民主说了算，哪些事务呢不能让民主说了算。一方面呢，没有民主选举制度就会出现暴君；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制度没有足够的护栏，民主选举呢就可能成为暴民政治。暴君是一个人的暴政，暴民是多数人的暴政，施暴的人数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暴政。
美国的建国者比托克维尔早半个世纪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且呢，他们明白了之后没有假装不明白，说些好听的假话去讨好民众，而是呢把想法拿到台面上公开讨论。这就有了跟《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同样重要的一份建国文件《联邦党人文集》。
一七八七年九月制宪会议结束，十三个州当中呢，罗德岛是拒绝参加，其余十二个州的代表呢都在宪法上签了字。按照宪法规定呢，只是代表签字还不够，还必须经过至少九个州正式批准宪法才能生效。为了说服公众接受新宪法，纽约的几家报纸呢连续登载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署名Publius，那是个笔名。实际作者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三名国父麦迪逊、汉密尔顿还有杰伊。他们写了八十五篇文章，向公众推销新宪法。这些文章结集成册，就成了《联邦党人文集》。
美国宪法的很多条文为什么是这么写的，不是那么写的？背后的考虑是什么？有哪些考虑虽然很重要，但是呢没有体现在宪法当中？这些问题呢，在《联邦党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答案，至少呢可以找到回答的线索。
《联邦党人文集》是怎么讲民主的呢？在第十篇当中，麦迪逊说呢，纯粹民主政体历来充满了动荡与争斗，跟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是不相容的。他说呢，这种政体一般都很短命，而且死得很惨。显然呢，这是一种很负面的评价。但是呢，这不是民主的敌人给民主泼脏水啊！这是美国的国父在向公众推销宪法的时候这么说的。这等于是告诉公众，美国这个共和国呢需要选民投票，但是呢选民是靠不住的，宪法必须给民主设立护栏。这是麦迪逊的说法，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说出真实的想法，不讨好大众。
美国的国父呢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没觉得这是政治不正确，也没有害怕就会因此失去选民的支持。对自己诚实，对选民诚实，对宪法忠诚，这是国父那代人的伟大之处，也是那代政治家区别于后来很多美国政客的一个地方。
骂完了纯粹民主以后呢，麦迪逊给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共和制。具体到宪法的制度设计当中呢，就是代议制。公众的意见不能直接变成法律，必须经过民选代表这道工序，认真辩论、认真筛选、认真提炼。民众的诉求、民众的焦虑、恐慌、狂热、愤怒，经过民选代表的加工，该过滤的过滤，该沉淀的沉淀，该冷却的冷却，剩下的才拿去立法。
关于暴民政治，《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五篇中呢有句更狠的话，他说呢：“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清楚，就算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是一群暴民。大家知道，苏格拉底公认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有德性的人。这句话说的一点余地都没有，即便是每个人都是圣贤，都是天使，为了政治凑到一块儿呢，也是一群暴民。
这第五十五篇是谁写的呢？很多人说呢是麦迪逊写的，因为观点和风格呢跟第十篇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但是呢，也有人不同意，说是汉密尔顿写的，因为他也是这种观点。学界吵了两百多年，到现在呢也没吵出个名堂。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呢可以说都是性情中人，他们共同的品德就是对自己诚实。宪法生效十五年以后呢，汉密尔顿为了自己的荣誉，跟当时的副总统决斗，死在对手的枪下，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
提防暴民政治深深扎根在国父那代人的忧患意识当中。上期节目呢我介绍过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唱衰民主的那个说法，他说呢民主一向长久不了，他很快就会内耗殆尽，自相残杀。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哪个民主政体不是自我毁灭的。亚当斯说的呢就是那种没有宪法护栏的纯粹民主，那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宪政民主。
有位推友呢在我的推文后面留言，他把美国建国跟中国革命做了一个比较，说的特别清楚。他是这么说的：美国独立的主心骨大多是士绅土豪，受过教育，是启蒙一代。中国土地革命的主心骨却大多是社会边缘人，依靠地方的流氓无赖夺取政权，是痞子革命。打击对象恰好是华盛顿、杰克逊之流的人物。这句话呢说出了一个让很多中国人不容易接受的残酷的历史真相：革命发生在美国，结果就是宪政民主共和国；革命发生在中国，结果就是暴民造反加暴君独裁。即使是天降华盛顿、天降杰克逊，在中国，他们如果是跑得慢，也会被暴民消灭掉。然后呢，就是历史几代人还看不到尽头的集权独裁。换一个角度来讲呢，暴民在中国成了气候，把整个一代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几乎消灭干净了。同样是暴民呢，在美国呢，则是昙花一现，成不了气候。
谢斯起义与宪法设立的制度护栏
美国立宪的前一年，马萨诸塞州西部呢闹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领袖名叫Daniel Shays，史称Shays Rebellion（谢斯叛乱）或者说呢谢斯起义。谢斯呢是一名独立战争的老兵，仗打完了回家去种地，农民生活是很苦的，很多农民呢是借贷种地，收成不好呢就会欠一身债，法院呢就判他们破产，银行呢就没收他们的地呢来抵债。那时候呢美国还是个农业社会，农民没了地，他就很难生存。愤怒的农民呢就带上枪包围了法院，阻止法院开庭。想想这些农民呢，也是对生活绝望了才走出这一步。法院一开庭，法官一判，他们的地就没了，生活着落就没了。
一七八七年一月，谢斯带领了上千人去抢联邦军械库，这是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剧本，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拉队伍就起义了。按照中国历史的老剧本呢，接下来无非是两种结局，要么是剿灭，要么是招安，然后呢天下恢复太平，国家什么都没改变，接着下一个轮回。美国在剿灭了谢斯起义以后呢，走了第三条道路，各州的州长和州议会呢推举出本地的社会贤达、律师、商人、种植园园主，把他们派到费城开制宪会议，要立宪。
独立战争结束以后呢，乔治·华盛顿本来已经交出军权，卸甲归田，回到自己的农庄过平民日子，不再参与政治了。但是呢，他被谢斯起义震动了，他担心呢联邦政府没有力量来对付这类武装叛乱，国家呢将会从此陷入动荡。忧患意识让他结束了归隐生活，再次出山主持费城制宪会议。华盛顿跟各州的代表，当时的美国政界、商界、法律界的精英呢有个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给国家建立稳固的护栏。
有意思的是呢，另一位国父托马斯·杰克逊，他的反应有点不一样。他当时呢是在巴黎当美国驻法大使，他隔着大西洋呢看热闹，在给朋友的信中呢他是这么说的：“The tree of liberty must be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and tyrants。”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这是句流传非常广的名言，听起来呢很浪漫。杰克逊的文采是没说的，文采不好呢也写不出《独立宣言》来。距离产生美，古今中外都一样。美国农民在起义，杰克逊在巴黎可以浪漫起来，但是呢，那些人在美国现场经历谢斯起义的国父呢，像华盛顿、亚当斯、麦迪逊、汉密尔顿，他们浪漫不起来，他们身处其中看到的呢不是自由之树，而是攻打枪械库的暴民，还有无数担忧失去土地、伺机而动的农民。他们得坐下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呢就是开立宪会议，设计一种制度来保证国家呢能长治久安。
费城制宪会议设计的美国宪法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双向设防，一头防暴君，不要国王给总统任期，国会呢可以弹劾总统；另一头呢就是防暴民，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呢就是防多数人的暴政。宪法中植入了好几道护栏，比方说呢大家熟悉的总统不是由选民来直选，而是中间隔着一层选举人团。联邦法官呢是终身制，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核准，总统任命，不是由选民选出来的，不用去讨好民众，判案子呢是看法律不看民意。在最初的宪法中呢，参议员也不是由选民直选，而是由各州的议会推选。这一条呢一直维持到了一九一三年，宪法增加第十期修正案，才把参议员呢改成各州选民直选产生。也就是说呢，美国立宪的头一百二十多年，政府立法分支中权力最大的民意代表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由各州的议会指定的。
宪法生效以后呢，只过了两年就增加了十条修正案，这十条修正案呢被称为权力法案。一方面呢，他们是保护公民的权利，比如说呢大家熟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另一方面呢，它大大加固了防暴君、防暴民的护栏。这十条修正案中呢列出了最重要的几项，不能由选票说了算。比方说呢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人身自由，还有财产权。国会的民意代表就算百分之百全票通过，也不能立法侵犯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说穿了呢，就是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选票不能碰，不能通过一人一票由多数来决定。
最高法院呢有位大法官名叫Robert Jackson，他把这个道理呢讲的特别清楚。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呢，二战还没结束，美国呢还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打仗，国家还需要大力宣扬爱国主义。西弗吉尼亚州呢要求学生每天向国旗敬礼宣誓，有学生家里呢是耶和华见证派的信徒，他们的信仰禁止敬拜世俗偶像。后来呢最高法院判决西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做法呢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Robert Jackson大法官呢写了个判决书，他说呢当初给宪法增加权力法案，就是把公民的几项基本权利从政治纷争中撤出来，放到多数派还有政府官员够不着的地方。一个人的生命、自由、信仰、财产，不能拿去让民众表决，不能交到选民手里去决定。
美国宪法之路的最高一道护栏，就是修改宪法的法律门槛儿。要动宪法一个字，先得要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然后呢还得有四分之三州的州议会批准。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呢国会两院绝对多数通过了还不行，还得美国各个州的州议会也要绝对多数通过。现在美国有五十个州，得有三十八个州的州议会通过才行。
美国的国父不是不知道，有些问题解决起来越快越好。他们之所以设立一道一道的护栏，把修宪的门槛设的那么高，就是因为他们不只是看到了高效率好的一面，而且呢他们也看到了追求效率令人恐怖的一面，一步走错，全盘会毁于一旦。他们不愿拿国家的命运去赌。有句话说呢，民意如潮水呀，潮水涨得快，退的也快，不能让一波潮水冲上来就把地基冲毁了。宪法呢就是为了夯实地基，不让国家毁在某些人的暴君冲动手里，也不让国家呢毁在民众多数派的暴民冲动当中。
美国宪法呢从生效到现在两百三十七年，只增加了二十七条修正案，而且呢头十条修正案呢还是生效的头两年打包一次性加上去的，修宪之难呢可见一斑。
所以呢严格来讲，美国从立宪开始，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它是个宪政民主共和国，它的民主制度是宪政民主，宪法为民主提供护栏。用更简单化的语言来说呢，就是宪法是个笼子，里面呢关着两只野兽，一只是政府的权力，另一只是民主多数，同样是政府的权力，同样是民主多数，在宪法的笼子里边关着呢就是文明，一旦跑到宪法的笼子外面了，就是野蛮。
观念的制度化：精英建制与宪政秩序的扩展
讲到这里呢，我想专门说一个中文世界经常忽略的问题，就是一个好的观念怎么样才能道成肉身，具体化成可以操作、可以执行的制度。美国在独立前后呢，短短几十年之内完成了这个观念道成肉身的过程，就是把观念变成了制度。
美国宪法呢最早只是一些人的一些想法，只是一些观念，或者说呢只是一些理念，一些ideas。《独立宣言》说呢，人人应当平等，都有不可让渡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呢，光知道有权利还不行，权利必须在秩序中才能兑现。用美国最高法院的话来说呢，普通人在法律秩序中才能追求幸福啊，没有秩序，你追求什么呀？没有相应的秩序，权利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秩序是由谁来建立的呢？美国建国那代人的答案很直白，秩序必须由有见识、有恒产、也有恒心的精英来建立。费城立宪会议的代表不是由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而是由州长和州议会推举的各界精英。建国以后有很多年，各个州的选举权呢大都设有财产门槛儿，没有恒产的人没有投票权。这话今天听起来很刺耳，但这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大部分人类社会秩序的一个基础。很多听众可能知道孟子那句话，我以前的节目中也讲过，两千三百年以前呢，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估计美国的国父那代人呢没有读过孟子，但是孟子说的也是一直到他们那个年代为止人类生活秩序的一个常识。在常识问题上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不管是十八世纪的北美殖民地，还是战国时代的中原，都是人同此心，身同此理。
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有恒心、有恒产的社会精英就可以世世代代做人上人。美国建立的是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贵族寡头专制国家。宪法第一条第九款呢专门写了一句：国家不得授予任何贵族头衔。精英可以建立秩序、管理秩序，但是呢不许把自己固化成世袭贵族。宪法在防多数人暴政的同时呢，也防精英阶层呢形成贵族寡头统治。
立宪的这批人呢对人性的敌防是全方位的，他们不相信民众天然善良，甚至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天然高尚。他们清楚的意识到呢，自己跟大众一样，都需要宪法的护栏。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有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么说的：“If men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 If angels were to govern men, neither external nor internal controls on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来统治人，也就不需要从外部和从内部限制政府了。这是美国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一个出发点，他假定谁都靠不住，民众靠不住，精英也靠不住，必须设立宪法护栏，对他们的冲动、狂热、对他们的权利欲、对他们的特权严加限制。
这种认知呢，正是美国建国那代精英跟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一个关键区别。中国的士大夫也讲精英治国，讲了两千多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皇帝利用这批士大夫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秩序，士大夫呢也心甘情愿为皇帝所用，老百姓在这种秩序中呢只有当蝼蚁的份儿。这种大一统秩序呢周期性的分崩离析，然后再重启，开始新的一个周期。新皇帝上台，士大夫呢照旧心甘情愿为皇帝所用，老百姓呢照旧是蝼蚁。
而十八世纪美国那批精英建立的宪政民主秩序呢，是基于一个承诺，就是保障每个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个承诺当然没有马上就兑现。我在几年前写的那本书中讲述的就是建国以后那个漫长的兑现过程。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像投票权、受教育权、自由恋爱权，怎么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一步一步从精英阶层扩展到普通人，从白人有产男性扩展到穷人、黑人、女性、移民。精英建立宪政秩序，宪政秩序保护小人物，小人物再靠宪政秩序争取平等。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依据宪法去状告校长、状告州长、去状告总统。法院呢依据宪法把小人物的权利往上拉，拉到跟当年精英阶层平等的地位。这是美国这套宪政民主制度的完整逻辑。
有句话呢说认知决定命运，一个国家精英阶层的认知呢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美国建国那代人一不跪国王，二不跪民众，一手防暴君，一手防暴民，开创了至今两百五十年的宪政民主基业。
这两百五十年当中呢，世界上发生了无数场革命，只是在二十一世纪呢，就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十月革命，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的共产党革命，还有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这些革命呢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取代坏的并不是好，而是更坏。革命建立的新秩序比旧秩序更野蛮，更反人性。归根到底呢，跪皇帝跟跪老百姓，跪国王跟跪民众，跪神权跟跪政权，只是换一块跪的招牌而已，跪的姿势没有变，结局都是暴政。
一七八七年九月十七号呢，费城制宪会议结束，美国宪法呢就诞生了。富兰克林走出会场的时候呢，有位女士拦住他，问：“博士，我们得到的是个什么？是个共和国还是个君主国？”富兰克林回答说呢：“夫人，是个共和国。如果你们守得住的话，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自那以后呢，美国人世世代代守了两百五十年。我们半途来到这个国家，也加入了守的行列，不是守着一堆标语口号空喊，而是守住宪法设立的那一道一道的护栏。有些声音呢，你听起来貌似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你仔细听一听呢，却只是在坚守不同的护栏，同一部宪法。
不同的护栏。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