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意：被洗脑还是在表演？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与中国民意相关的话题。通过讨论近期因日本政治人物高市早苗的涉台表态，中国发出赴日旅游和学习警告令这一事件，我们希望深入探讨中国民意的真实面貌。
通常，对中国民意有两种简单的解读。第一种认为，中国人只是在网上表现得激昂，一旦触及自身利益，即所谓的**“真有一头牛”**（注：中国网络俚语，指当事情涉及到个人实际利益时，人们的态度会发生转变）时刻，他们便不会跟随国家。也就是说，只要不付出实际代价，人们愿意在网上扮演国家喜欢的样子。第二种说法则认为，中国人已被国家彻底洗脑，基本上是国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次的赴日警告，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真有一头牛”的时刻。取消旅行可能意味着损失酒店预订等费用，而中止留学则损失更大，过去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可能付诸东流。那么，这次是否有人响应国家号召退票了呢？从网上看，应该是有的，尽管具体数量和比例难以统计。最终的数据需要依赖日本方面每月公布的游客数据。等到12月初，我们就能知道11月的事件是否影响了中国游客赴日数量。或者等到明年1月，回顾11月和12月这两个日本旅游旺季的数据，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在利益攸关时，民众是否愿意大规模响应政府号召。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网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表演性”。在公共场合，很多人已经养成了配合国家表演的习惯。因为说真话可能面临审核，而说假话有时却有各种动机，比如在国庆阅兵时，即便一个人对军事不感兴趣甚至反战，也可能会在网上表达“国家强盛、令人振奋”之类的言论。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应观察人们在什么时候不再愿意配合表演。当这种意愿减弱时，可能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网络民意逆转的时刻。
在节目开始前，我做了一个投票：这次事件与佩洛西访台那次相比，网民反应哪次更热烈？绝大多数人（49%）认为佩洛西那次更热烈，20%认为这次更热烈，31%表示感觉不出来。我个人也觉得难以直接比较，因为媒介环境不同。但无论如何，这次事件仍在发酵，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反制措施，网民情绪是否会被进一步点燃，仍需观察。因此，本期节目旨在提供一个观察和理解此事件背后真实民意的框架。真实的民意，远比单纯的“表演”或“被洗脑”要复杂得多。
“旅游卡脖子”的实际效果有多大？
首先，我们来分析这次通过旅游和留学来“卡日本脖子”的措施是否有效。坦率地说，效果可能相对糟糕。
一方面，中国政府要完全限制公民赴日旅游难度极大。虽然中国游客占日本外国游客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市场份额重要，但人毕竟不是稀土，无法说禁就禁。从最近的新闻来看，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日本的航班基本客满。我个人认为，这次警告能影响10%的游客就已经非常惊人了，甚至达到这个比例的可能性都很小。
另一方面，日本当前正面临“过度旅游”的问题，国民对此怨声载道。日本政府近期也推出了一系列限制旅行的措施，例如：
- 设立入境预审制度：针对免签游客增加入境前筛查，并设定年度游客上限。
- 提高出境税：计划将1000日元的出境税增加至3000日元。
- 调整免税政策：从2026年10月1日开始，将从店内直接免税改为机场退税的繁琐方式。
- 推行双重票价：从202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对本国国民和外国游客实行不同票价。
- 增加地方游客税：京都等多个地区都在增加游客税。
整个日本的基调是在限制游客，而非吸引游客。因此，中国此时的“卡脖子”行为，对日本旅游业的冲击可能并不大。甚至可以说，许多日本人听到这个消息可能会感到开心。日本社会中“外国人问题”很多时候其实暗指“中国人问题”，他们可能正希望在不影响整体旅游业的情况下，减少一些中国游客。现在，中国政府主动“帮忙”，效果可想而知。
当然，中国未来可能还会推出商业或稀土领域的反制措施。但仅就此次旅游反制而言，对日本的压力非常有限。最近的数据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反而攀升了5%，这说明该事件并未对她造成实质性的政治伤害。
解构中国民意：谁会真的取消日本行？
这次官方给出的警告理由是，由于日本近期的排外情绪和两国关系摩擦，中国游客在日本可能面临安全风险。然而，这个理由发布的时间点非常不巧。虽然今年上半年在大阪和东京确实发生过针对中国人的街头攻击事件，但下半年以来，类似的暴力事件并未增多。在没有直接安全事件作为背景的情况下发布旅行警告，显得有些奇怪。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些人会相信这个警告并真的退票？
第一类：被彻底洗脑的人
如果有人发自内心地认为日本现在非常危险，那么我们可以将这类人归为被政府彻底洗脑的群体。他们对政府的说法深信不疑。这类人确实存在，通常可能具有一些特征，比如年纪较大、文化程度或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信息渠道单一等。
但我想提供一个更精确的框架来区分他们。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漫长的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 指政府或政党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动员社会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历史。在持续的政治动员中，人们被反复引导去恨某个国家或群体。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且缺乏其他替代信息（alternative information）的人，很容易形成无脑跟随国家的思维模式。
这类人的核心特征是，他们无法将个人生活与国家的政治动员分离开。他们的政治性随时处于被唤起的状态。国家说日本水产危险，他们就信；国家说美国有问题，他们也信。接受政治纪律已成为他们默认的生活方式。这种人通常信息渠道非常单一，不接触外国信息，也不接触公民社会的信息。
然而，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这类人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国家很难将全部民意基础都压在他们身上。
第二类：被迫跟从的人
有很多人明知日本没有危险，但仍然可能取消旅行计划。这些人是“被迫”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体制内人员，如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他们的护照大多被统一管理，出国需要申请。在当前这个涉台的政治敏感时期，即便已经获批，为了避免在体制内留下“在国家不希望你去的时候你非要去”的污点，他们有极大的动念力取消行程。这并非因为被洗脑，而是一种理性的自保行为。
围绕这种“被迫”的叙事，最近衍生出两个谣言：
- 海关严查：谣传近期出境去日本会在海关被严格盘查。我认为这是谣言，因为每天赴日人数上万，如果真有此事，网上早已怨声载道，但目前并未形成大规模讨论。
- 回国被监视：谣传近期去过日本的人，回国后会因护照上的出境章而被监视。这可能性更小。
这两个谣言非常有意思。制造和传播它们的人心里清楚，日本本身不危险，所以他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性的危险来劝退他人。这恰恰说明，在许多网民心中存在一种默契：我们都知道这是政治表态，真正的危险来自政治，而非日本的治安。
自愿的“表演者”：两种核心心态分析
接下来，我们探讨最核心、最有趣的部分：那些明知日本不危险，却自愿选择不去，甚至在网上鼓动他人不去的人。这类人数量庞大，心态也更复杂。
第一种：表演者 (The Performers)
中国存在一种民意，他们内心清楚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问题，民主状况不佳，但他们依然愿意配合国家表演。你会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我听国家的话，国家这么做一定有国家的考虑。”说这话的人，言下之意就是他知道国家的真实考虑并非纸面上写的“治安危险”。
这种配合国家表演的心态在中国，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非常普遍。顺着国家说话，至少在网上能获得一种“赢”的快感和参与感。这种心态的深层逻辑与极权政治的运作方式有关。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极权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20世纪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和特征）中所说，极权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它会撒一个连自己人都知道是谎言的谎，并强迫所有人跟随这个谎言起舞。
在中国，这种现象更多体现为一种主动的配合。国家在撒谎，民众知道国家在撒谎，但由于国家权力过于强大，许多人愿意和国家一起把这个谎言继续下去。去年的福岛核废水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很多人在事件发酵一个月后，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事实真相，但他们依然愿意在网上配合国家，抵制日货，辱骂吃海鲜的人。这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行为。
第二种：“GameStop”式行动者 (The GameStop Activists)
这类人则将配合国家的表演视为一种积极的政治行为。我称之为**“GameStop”型**（注：指2021年美国股市中，散户通过网络论坛集结，集体购买游戏驿站公司股票，对抗做空的机构投资者并获胜的事件，现泛指网民通过集体行动以期在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行为）。
中国的普通民众缺乏选票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因此他们习惯于通过在网上聚集舆论来影响现实。从过去的“鼠头鸭脖”等公共事件，到这次的对日施压，其模式都是一样的：通过网络民意的集结，产生现实的政治效果，并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
这次行动的目标很明确：迫使高市早苗撤回言论。许多人明知日本没有危险，但他们愿意参与这场网络动员。他们会发布“日本不值得去”、“经济停滞三十年”等言论，希望通过这种民意施压，配合国家的外交行动，最终让日本屈服。如果高市早苗真的因此撤回言论，那么所有参与者都会获得巨大的心理回报，这无异于在一场选战中压对了宝。
因此，许多年轻人甚至会主动退掉已经买好的机票，并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以表明“我是这个行动的一份子”（I'm part of it）。这种独特的政治参与方式，满足了他们的政治欲求。
“GameStop”式政治参与的宿命：为何注定失望？
然而，与佩洛西访台事件一样，这次“GameStop”式的行动很可能最终会以失望告终。他们期望高市早苗撤回言论，但这非常困难。
首先，仅靠旅游警告并未真正卡住日本的脖子。其次，高市早苗因此事在国内支持率不降反升，获得了正向回报，她没有任何动机妥协。对华强硬本就是她重要的政治标签。
国内媒体正在营造一种“高市早苗内外交困”的假象，仿佛只要中国网民再推一把，她就会屈服。这是一种典型的狗哨（Dog Whistle: 指使用特定编码语言，向特定受众传达信息，而普通大众可能无法理解其深层含义的政治策略）。但实际上，我认为她撤回言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这种“GameStop”型的民意将如何落地？这就像上次佩洛西事件一样，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可能转化为对内的失望和反噬。
强烈的舆论与温和的措施：一场精心策划的内宣
对比佩洛西事件，这次中国的反应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状态。
一方面，官方媒体的火力比上次更猛烈。佩洛西访台时，主要是胡锡进等个人在鼓噪，而《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党媒甚至发表过降温文章。而这次，从《解放军报》到央视，官方媒体火力全开，大肆下场炒作。
但另一方面，实际采取的反制措施却远不如以往的冲突。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远超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或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当年，中国不仅使用了稀土武器，还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游行。而这次，面对根本性的主权红线问题，中国的反应仅限于旅游警告，甚至没有像对待韩国“萨德”事件那样采取“限韩令”。
这种“政冷经热”、舆论上吵得火热而实际举措相对缓和的局面，揭示了这次事件浓烈的**“内宣”**（Internal Propaganda: 指主要面向国内民众进行的宣传活动）色彩。官方媒体的激烈言辞，更多是说给中国人自己听的。无论是“迎头痛击”的热搜，还是华春莹用英、日双语发布的外交辞令，其核心目的都是在国内塑造一种“人民与国家一条心”的信号，以应对经济下行和合法性危机。
内宣的未来：当观众不再愿意配合表演
我认为，未来这类服务于内宣的事件会越来越多。去年美国俄亥俄州火车脱轨事件，在中国被炒作了近一个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而，内宣要起效，依赖于我们之前分析的“表演型”和“GameStop”型网民的持续配合。但这种配合并非无条件的。
对于“GameStop”型网民，如果一次又一次的行动都以失望告终，他们的参与热情自然会下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时会出现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替代性结果。例如，如果无法让高市早苗屈服，舆论可能会转向攻击最近在日本的中国名人（如李连杰），通过网暴他们来获得一个替代性的“胜利”。
对于“表演型”网民，他们的配合意愿与个人生活状况息息相关。随着经济持续下行，一个人如果长期失业在家，是很难持续陪国家演下去的。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官方评论区的“翻车”事件，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演了”。
因此，国家需要不断制造这类内宣事件的信号，让普通人感觉到民意与国家的共鸣，从而相信统治依然稳固。但如果“表演者”越来越少，这类内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当那种信号出现时，整个政权将面临更严峻的困境。
观众互动：深入探讨“表演性”与民意真相
Pavanay: 老师您好，您是否有点太高估了这些配合国家的人的反思能力？他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只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惯性？到底有多少人是经过反思后仍然去执行的呢？
我认为人其实没有那么傻。当一个人说“国家这么做一定有国家的理由”时，他的言下之意就是知道真实原因并非纸面上所说。这不一定需要高度的反思能力，但至少说明他理解事情比表层更复杂。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长期处于**“塔西托陷阱”（Tacitus Trap: 指当政府或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中，民众早已习惯政府的官方说辞与事实不符。因此，配合表演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经验。我认为，“双重思想”**（Doublethink: 源于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指在头脑中同时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并对两者都坚信不疑）在中国是大量存在的，这种表演并不需要高明的反思，甚至可以在一种很混沌的状态下进行。
Pavanay: 您提到中日关系长期存在“政冷经热”的现象。最近日本动画电影《鬼灭之刃》在国内票房很高，同时又有很多旅行团取消的新闻，呈现出一种平行世界的感觉。另外，我观察到一种现象，在漫展上，会有cosplay《火影忍者》的人去霸凌cosplay《我的英雄学院》（被指有辱华背景）的人。您觉得这种行为属于哪一类？是“GameStop”型吗？
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就是“GameStop”型，并且与我提到的“攘外必先安内”高度相关。人们追求一种政治参与感，希望自己的行为能产生政治结果，即打倒“敌人”。但打倒一个外国敌人很难，打倒一个国内的“敌人”却很容易。所以，很多涉外事件最终都会转化为对本国国民的攻击。比如，打击为“辱华”品牌代言的中国明星，打击去靖国神社拍过照的中国艺人。通过举报、网暴，让这些“汉奸”、“精日”付出代价，从而达成一种替代性的政治胜利。这种行为的本质，是通过执行社会上发明出来的某种政治纪律，来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求。
Frez Ling: 我觉得霸凌《我的英雄学院》coser的行为，更像是在借助国家的指令来合法地宣泄自己的暴力欲望，类似于校园霸凌。另外，我刚看到复旦大学的沈逸转发了一条视频，内容是一个在日上海人说日本很安全，沈逸评论说这属于“旅游上头，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利益”。这是否说明，他们内部也承认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安全问题？
是的，沈逸的言论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心里清楚那个上海人说的是事实，日本是安全的。但他强调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双重思想”的体现。他以及其他官方媒体最近释放的信号——比如“高市在反省”、“日本派官员来沟通”——都是在塑造一种“日本在服软，中国威慑在起作用”的舆论氛围。这种信号的目的是鼓励更多网民参与到这场“GameStop”式的行动中来，让他们相信“这事能赢”。
Juice: 我想探讨一下，在这种大的表演环境下，各个阶层的心态是怎样的。我太太在三大行之一工作，领导开会只是“建议”近期不要去日本，同时要求飞日本的票价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这看起来不像是来自高层的死命令，更像是中层领导在捕捉到某种风向后，自发的一种“免责性政治表演”。这次事件，从薛剑大使的激烈言辞到各大官媒的跟进，显得很没有章法，不像是中宣部统一布置的。您觉得这次事件是高层指示的，还是各层级自发的表演行为？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各层级自发的表演行为，而薛剑是开了第一枪的人。中国人对“表演”其实非常有章法，其核心是解读和利用“信号”。在一个没有明确规则、只有政治约束的舆论环境中，每个人都练就了极强的信号解码能力。薛剑的言论火了，并且得到了官方的默许，这就成了一个新的信号范式：“勇于斗争、敢于斗争是安全的、受鼓励的”。于是，从媒体到企业，各个层级都开始按照这个信号来调整自己的表演。你提到的航空公司的票价策略，就是一种非常精明的表演，既要显示政治正确，又不能损失实际利益。这种基于信号的、自下而上的表演，构成了中国当下舆论场一个非常核心的运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