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繼承時代的來臨與「繼承經濟」
2024 年，全球房地產公司宣稱，千禧世代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富有的世代。千禧世代是目前 30 至 45 歲的人群，他們的父母——目前年齡在 65 至 80 歲之間的嬰兒潮世代——將逐漸離世，這意味著大量的財富將被傳承下來。
台灣即將進入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繼承時代。「繼承經濟」正在戲劇性地改寫資本主義的規則。它不僅擴大了貧富差距，還改變了千禧世代「長大成人」的定義，甚至對男性和女性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這部影片中，我們來看看什麼是「繼承經濟」。
根據《商業周刊》的統計，2024 年台灣每年的遺產總額暴增至 1.32 兆，高於冰島全年的 GDP。所有這些財富都將傳遞給下一代，也就是大約 30 到 45 歲的千禧世代。2024 年，台灣有 7.6 萬棟房屋透過繼承過戶，而 2025 年則創下 7.8 萬棟的新紀錄。
金融界將這種現象稱為「財富大轉移」（Great Wealth Transfer）。這一現象正在影響全球的千禧世代。研究估計，千禧世代繼承的財富將佔其一生收入的 16%。但這只是一個平均值，忽略了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根據《商業周刊》的數據，台灣 60% 的家庭財富是在前 20% 最富有的家庭中流轉。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年輕人可以透過繼承提早致富。
在大繼承時代，一個年輕人一生能否成功，關鍵不再是性別、種族、甚至階級。因為即使在工薪階層中，你能繼承多少，也取決於你父母一生積累的資產。
如果你是千禧世代，過了 30 歲之後，你可能很明顯地感受到了所謂的「贈與差距」（gift gap）。有些朋友的父母在經濟上給予支持，讓他們能夠辦婚禮、準備生小孩或買房。這種「父母銀行」（Bank of Mom and Dad）就像一個安全網，讓千禧世代可以創業、換工作或生第二胎。
統計顯示，在台灣 30 歲以下的首購族中，「60%」需要父母的經濟資助才能負擔頭期款。
因此，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表示，資本主義已經倒退為 19 世紀的世襲經濟（patrimonial economy）。我們與其說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不如說是生活在「繼承經濟」中。因為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不再是自由市場競爭，不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是繼承的家庭財富。
這就是為什麼皮凱提提倡徵收全球財富稅和遺產稅，以便富裕家庭傳承財富時，有一部分能回饋社會。因為現行的遺產稅制實際上無法對富人有效徵稅：
「在我的提案中，我將年度財富稅和遺產稅的收益完全用於資助全民繼承制度，每個人在 25 歲時將獲得 120,000 歐元。」
「在 25 歲時一次性給付？」
「就像繼承一樣。」
嬰兒潮世代的財富紅利與教育軍備競賽
但我們應該退一步想：為什麼嬰兒潮世代擁有這麼多財富？「父母銀行」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現在千禧世代必須依靠父母銀行才能生存？
戰後嬰兒潮世代其實出生在一個充滿經濟紅利的時代。當他們成年並開始賺錢時，工資隨著國家生產力一同上升。這是因為二戰結束後一切百廢待興，戰後的人口紅利正好帶來了巨大的生產力。這樣的人口爆發在當今的富裕國家已不再可能出現。戰後的嬰兒潮世代可以工作、儲蓄，並很快買房。
1980 年，台北市每坪平均房價約為 7.6 萬元新台幣。1986 年，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僅為 5.7，但現在卻高達 14.72。
1980 年代也是資本主義走向「金融化」的時期，「股票投資文化」開始出現。個人投資股票成為積累資產的主要途徑，而不再僅僅依靠固定薪水。1984 年，只有 3.5% 的英國人持有股票；到了 1989 年，這一比例已升至全國的三分之一。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複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蹟」的說法開始流傳。只要你開始投資，到了你子女的世代，財富就會翻倍幾次。
1980 年代，台灣掀起了股市投資狂潮。嬰兒潮世代將積蓄投入股市，「台灣錢淹腳目」。這成為父母銀行積累資本的重要途徑。
總而言之，嬰兒潮世代享有多重紅利：戰後人口紅利、工資穩定增長、低廉的房價以及火熱的股票市場。對於出生在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努力讀書和工作確實能換來人生的成功。
嬰兒潮世代的政商精英在 1980 年代開始大力推崇「菁英體制」（meritocracy）意識形態，告訴普通人可以透過教育實現階級翻身。1999 年，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宣布，全國應有一半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
「問我政府的三大優先事項，我會告訴你：教育、教育、還是教育。」
高等教育開始在全球大規模擴張，將「學生的競爭力」視為一種可投資的「資本」。
歷史學家麥爾坎·哈里斯（Malcolm Harris）發現，千禧世代是歷史上「人力資本」密度最高的一代。他們的童年充斥的不是玩耍，而是補習班。學校本身更像是一種無償勞動的形式。孩子們被要求努力學習，儲存足夠的「人力資本」，以供未來的雇主提取。大學招生辦公室就像評級機構一樣給孩子評分，提前替雇主檢驗人才素質。
這其實反映了 1980 年代冷戰結束後的社會氛圍。就像美蘇軍備競賽一樣，千禧世代也成長於一場學術軍備競賽之中。美蘇雙方都試圖證明自己的體制更為優越。1958 年，美國通過了《國防教育法案》，將教育直接與國家安全和科技競爭掛鉤。冷戰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強調競爭，並建立了各種國際考試排名，比較各國年輕人的「競爭力」，以證明自己國家的優越性。各國將兒童視為「人力資本」，以此與其他國家競爭。
這是一個全球現象。在 OECD 國家中，25 至 34 歲的人口中有高達一半擁有高等教育學位。千禧世代就是在這種思維方式下長大的。儘管冷戰早已結束，千禧世代卻過得像是仍處於冷戰之中，耗費了人生中最寶貴的 20 年在讀書上。
因此，大學畢業後，千禧世代常常覺得過去的 20 年都被浪費了。因為在學生時代他們積累了大量「人力資本」，但進入社會後做的事情卻完全無關。調查發現，在英國 45 歲以下的人群中，有 26% 認為大學學位不值得其付出代價。
階級流動破滅與躺平主義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進入職場後覺得自己白讀了？因為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曾經讓嬰兒潮世代成功的條件全都消失了。股市崩盤、薪資停滯、房價高漲——這就是千禧世代的人生起點。
而正當此時，嬰兒潮世代紛紛退休，千禧世代剛剛踏入職場。他們貢獻的生產力被國家徵稅，用於支付嬰兒潮世代的退休金和養老福利。例如，近期法國騷亂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在財政緊縮下削減教育預算以支付退休金。
在過去的 100 年裡，每一代人的生活品質都比上一代好。只有千禧世代是第一個過得不如父母的世代。
因此，今天的千禧世代不再相信「努力讀書工作就能翻轉階級」。當千禧世代為人父母時，他們也不再對自己的孩子強加同一套價值觀。研究發現，在英國只有 12% 的千禧世代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學。因為連父母都知道，在學校努力是沒用的，依然無法翻轉階級。
更有趣的是 Z 世代。目睹了千禧世代的挫敗和階級固化，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努力讀書和領固定薪水的工作，永遠買不起房或翻轉階級。因此 Z 世代很早就開始投資，40% 的年輕 Z 世代擁有投資習慣。
有人可能會說：「難道不是一直都這樣嗎？古代的世襲特權更嚴重！」這種看法理解錯了。因為資本主義與封建制度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向人們承諾可以透過市場競爭開拓自己的道路。每個人都可以積累人力資本，成為市場上有價值的勞動力。如果資本主義不能再兌現其階級流動的承諾，那麼它與過去世襲的封建制度就沒有什麼兩樣。
那麼，普通家庭為什麼還要那麼辛苦地撫養孩子？如果今天的資本主義無法再信守承諾，那麼我不如躺平。
千禧世代無法透過個人努力翻轉階級，相反地，父母的「繼承經濟」更有用。
長不大的「小大人」與過渡成年期
這產生了一種有趣的社會現象：千禧世代即便長大成人，也不覺得自己是個大人。
2018 年一項英國研究發現，在 18 至 24 歲的英國人中，有 70% 認同自己是成年人，但感覺自己不像大人。台灣的千禧世代甚至創造了一個詞彙：「小大人」。它指的是那些已經長大、擁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人，但遇到報稅、保險等「大人」懂的事情時，必須向他人求助。
這不僅僅在台灣，而是一個全球現象。英語中也有一個類似的概念，叫做「kidulthood」。這反映出各地的千禧世代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越來越難透過經濟獨立來證明自己已經「長大」。
隨著房價與租金攀升、工作薪資微薄，越來越多年輕人畢業後依然與父母同住。因此千禧世代也被稱為「迴力鏢世代」（boomerang generation）。父母投入了 20 年將他們撫養長大，發射出去後，他們又像迴力鏢一樣飛了回來。
這是一個全球趨勢。在義大利，18 至 34 歲的男性中有一半與父母同住；在美國，33% 的人仍與父母同住，創下美國數十年來的新高；在南韓，有躲在父母「育兒袋」裡的「袋鼠族」；在日本，半數千禧世代仍與父母同住；在台灣，20 歲以上的成年子女中有 33.53% 與父母同住，這意味著有 633 萬人與父母住在一起。
過去，他們會被嘲諷為「尼特族」或「啃老族」。但現在這已經成為千禧世代的常態。因為和父母同住時，很多事情可以由父母代勞。所以即使已經是成年人，千禧世代的舉止仍像「小大人」。
這體現在生活習慣的許多改變上。2019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跨世代的家庭旅行越來越受歡迎。因為跟家人一起出遊時，由嬰兒潮長輩買單，年輕的千禧世代就可以無憂無慮地玩樂。
2019 年，在 18 至 34 歲的美國人中，有七成表示在過去一年內接受過父母的經濟資助。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的一項研究發現，96% 的父母會資助 18 至 35 歲的子女。但公開場合中沒有人承認這點，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依賴父母。
然而，千禧世代「長不大」的原因並不是他們自身的問題，而是大環境根本不讓千禧世代長大。因為「成為大人」意味著能夠獨立買房、生小孩、成家立業。但資本主義的低薪結構與貧富不均，讓「屬於大人的東西」變得負擔不起。此外，資本主義的長工時讓許多人沒有足夠的時間撫養小孩，使更多人對生小孩猶豫不決。
既然再怎麼存錢也買不起房、負擔不起小孩，千禧世代轉而追求他們負擔得起的東西，例如出國旅遊、大吃大喝、購買新電子產品。
然而，房價之所以如此高昂，正是因為嬰兒潮長輩佔據了大部分房產。台灣的嬰兒潮世代擁有多達 413 萬棟房屋。因此嬰兒潮長輩喜歡調侃年輕人，說年輕人只知道享受生活，不願意成家立業「承擔責任」。但事實上，嬰兒潮世代坐擁房產，偷走了年輕人的未來，使他們無法經濟獨立，轉頭卻指責他們「只想玩樂」、不想傳宗接代。
事實上，從小大人升級為「真正大人」的關鍵，在於父母銀行的支持。
富裕家庭在父母健在時，就透過「生前贈與」將財富轉移給下一代，例如資助買房以讓子女提早進入房地產市場。越早進場，意味著能以越低的價格購屋。據估計，有父母銀行支持的人，比起沒有的人，平均可以提早 2.6 年買房。
因此，如今社會上最重要的房貸提供者其實不是民營銀行，而是父母銀行。父母不僅幫忙支付頭期款，還能擔任保證人。在台灣，30 歲以下的首購族中有 60% 依賴父母；在美國，35 歲以下的年輕人中有 43% 買房需要父母幫助；在中國，高達 70% 的千禧世代擁有住房，但其中 40% 完全依賴家裡的資金。
我們發現，父母銀行已經成為全球現象。許多能在 30 或 40 歲買房的人，都是在父母銀行的幫助下做到的。他們只是不敢說出來，只在公開場合抱怨房價離譜，私底下卻用父母的錢買房。
這改變了資金的流向。在上一代人中，父母花費最多金錢是在子女 18 歲之前撫養他們，子女成年後則寄錢回家孝敬父母；但在千禧世代身上，父母反而是在子女成年後投入更多資金，並且父母不再向孩子收取孝親費。
繼承經濟對男性的衝擊：菁英過剩與政治左傾
但是，繼承經濟不單純是將財富傳承給下一代那麼簡單。背後對男性和女性有著不同的影響。
繼承經濟重塑了千禧世代的性別價值觀。人們注意到，千禧世代男性的男子氣概與上一代大相徑庭。在千禧世代男性中，出現了許多「草食男」、「媽寶」以及「普信男」。這些男性並不符合傳統的男子氣概。
以「媽寶」的興起為例，許多人畢業後依然住在父母家，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到了 30 歲，他們可能不會做飯、洗衣服或打掃。因為如果你和父母住在一起，這些事情都由他們代勞，媽媽會替你把一切打理妥當。這導致千禧世代男性變得較不獨立，更像媽寶。
這也影響了他們的親密關係。許多青年女性發現，與這些男性約會感覺就像在照顧小孩。例如，當你約一個千禧世代男性去看電影時，他竟然回答「我要先問我媽媽」。千禧世代男性的種種「奇葩行為」催生了 Facebook 上的「直男研究社」，無數女性用戶在上面上傳她們見過的千禧世代男性的怪異行為。
大家都以為這是性別問題，但背後其實是父母銀行在起作用。因為父母的支持，使得男性即使成年了也變得較不獨立和自律。
另一個因素是，在高等教育擴招之後，千禧世代男性獲得了高學歷，卻無法在社會中發揮專業技能。因此在社交關係中，這些男性變成了「考題男」，習慣於「男性說教」（mansplaining）。
歷史社會學家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指出，這背後存在一種「歷史動力學」（cliodynamics）。當資本主義的貧富差距將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時，社會中的機會就會縮小，導致過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追求者去爭奪過少的職位。這種現象被稱為「菁英過剩」（elite overproduction）。社會上充斥著大量找不到工作的高學歷人才。
嬰兒潮世代沒有這個問題，因為當時只有少數人能上大學，而這少數人能獲得高階職位。但對千禧世代而言，人人都有大學學位，學位已經貶值。每個人都必須繼續往上念，但當你念完碩士或博士後，卻發現學歷與工作並不匹配。社會上的職位根本不需要那麼高的學歷。
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依然不斷生產菁英。這讓社會充滿了受挫的男性，他們帶著過高的期望畢業，卻找不到好工作，最終領著微薄的薪水。對於被現實幻滅和挫敗的男性來說，在職場或戀愛市場上面對優秀女性時，可能會將不滿轉移到女性身上，導致有毒關係的出現。
圖爾欽預測，在未來十年內，大量無法在社會中找到合適職位的大學畢業生過剩，將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縱觀人類歷史，往往正是這些「過剩」的菁英成為挑戰現有秩序的力量。
這些預測在今天可以說是正在應驗。在歐美，大量年輕人現在傾向於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在英國 16 至 34 歲的人群中，有 67% 更願意生活在社會主義經濟中。2017 年英國工黨候選人傑瑞米·柯賓（Jeremy Corbyn）透過向年輕人承諾教育改革和「免除大學學費」，贏得了廣泛支持。在美國，有一半年輕人支持民主社會主義，這促成了民主社會主義候選人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市長：
「競選時我承諾對富人徵稅。今天，我們將向富人徵稅。我很高興地宣布，我們將在紐約歷史上首次實施豪宅稅（pied-à-terre tax）。」
因此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三十歲前不當左派是沒有良心，三十歲後還是左派是沒有大腦。」但從統計數據來看，這句話其實只適用於嬰兒潮世代，並不適用於千禧世代或 Z 世代。許多千禧世代在 30 歲後依然是左派。因為當資本主義失靈，無法給予年輕人住房、成家立業或合理薪資等基本生存條件時，年輕人自然會厭惡這個體制。
2020 年，矽谷資本家彼得·提爾（Peter Thiel）向各大資本家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解釋了為什麼 70% 的千禧世代支持社會主義。因為在資本主義下，你背負著沉重的學貸、拿著低薪、買不起房，年輕人對資本只能產生負面情緒，因此反對資本主義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繼承經濟對女性的影響：財富分配不均與婚姻市場重構
接下來，繼承經濟對女性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世代間的財富轉移之前，通常會先發生一次性別間的財富轉移。因為夫妻中通常有一方會先離世，另一方留下來；而台灣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 6 歲，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財富首先會傳遞給家族中的女性長輩。
例如，當今英國 60% 的財富由女性持有，年長寡婦繼承了龐大遺產。綜觀全球的 Airbnb 房東，55% 是女性；在台灣，女性 Airbnb 房東的比例也在 54% 左右。所以當你在 Airbnb 上租房時，經常會發現房東是年長的寡婦。從 2007 年到 2017 年，65 歲以上開設商業帳戶的女性人數增長了 132%，是所有群體中增幅最大的。
但有趣的是，當發生跨世代的財富轉移時，財富通常首先流向千禧世代男性，而不是女性。家庭依然傾向於將遺產留給男性後代。華人社會「傳男不傳女」的觀念，意味著台灣男性持有超過 70% 的繼承財富。
這造成了一種矛盾。因為千禧世代成長的年代（2000 年至 2010 年），恰逢台灣性別平等運動逐步推進的時期。千禧世代女性是歷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與上一代相比，千禧世代女性更有能力在職場上打拼事業，更自由地規劃自己的人生。
然而，當千禧世代女性到了 30 歲，許多家庭與社會的期望依然反映著其父母世代——嬰兒潮世代的價值觀。他們認為女性如果沒有「安定下來」、沒有結婚生子，就是沒有「完成人生目標」，彷彿人生進度落後了一樣。當社會談論女性的年齡時，總會說「到了那個年紀」，該結婚了，怎麼還不生小孩？彷彿 30 歲以上未婚的女性一定有什麼問題。
例如，川普曾在廣播節目中說女人到了 35 歲就該結束了：
「30 歲是完美的年齡。」
「是的，她有足夠的生活經驗。」
「直到她滿 35 歲。」
「生活經驗太豐富了。」
「35 歲是什麼？」
「35 歲叫做結帳退房時間（checkout time）。」
2007 年，中國教育部甚至新增了一個詞彙——「剩女」，這等於是國家間接對未婚女性施加結婚壓力。你看，即使在千禧世代，主流社會價值觀依然沒有改變，依然認為女性的價值只在於生育，彷彿不生小孩的女性就毫無價值、沒有人要。這是典型的父權價值觀，不生小孩就顯得你不是個真正的大人。
但是，即使千禧世代女性想要孩子，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經濟也讓女性難以進行長遠規劃。
養一個小孩到底要花多少錢？從三歲以前的保母費，到幼稚園一路到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加起來高達 668 萬元，真的讓人不敢生小孩。這已經不再僅僅是夫妻雙方是否分工平等的課題，因為即使分工平等，單靠夫妻兩人也很難維持一個家庭，通常還需要上一代父母的幫助。
因此，父母銀行的角色至關重要。父母銀行雄厚的家庭通常能更順利地規劃生育。例如父母可以幫忙照顧孩子，讓女性產後更容易重返職場。
千禧世代夫妻還面臨著一個新問題：在雙薪家庭中，為什麼家務事大部分還是女性在承擔？倫敦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女性為經濟支柱的家庭中，仍有 45% 的女性承擔家務；即使家中雙方收入相當，93% 的女性仍必須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
另一個世代差異在於，嬰兒潮世代的女性往往必須「向上擇偶」（marry up for strength），因為一旦進入婚姻就必須犧牲事業，所以女性通常尋找社會地位較高的男性，進行向上攀附。但現在女性在經濟上獨立了，不再受經濟束縛，因此可以更自由地選擇伴侶。
這產生了一種新趨勢：女性傾向於尋找價值觀和社經地位相似的伴侶，這被稱為「同質婚」（assortative mating）。
但問題來了：隨著女性在教育和職場上比男性更成功，千禧世代男性卻變成了媽寶和草食男，女性很難找到與自己匹配的對象。根據衛生福利部關於 15 至 64 歲婦女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只有 32.4% 的未婚女性有結婚意願，其餘皆無意願。在過去，女性進入婚姻是為了獲得經濟安全，但千禧世代女性賺得比男性多，因此結婚的動力減退了。
更有趣的是，一旦社經條件匹配的兩個人結合成為新趨勢，實際上反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因為上層階級在上層階級內部通婚，兩個家庭的世襲財富相互結合。雙方的父母銀行強強聯手，成為更加穩固的特權階級。貴族保護家族資產最常見的方式就是與其他貴族家庭聯姻。
這可能帶來一個後果：未來，越來越少的工薪階級能夠結婚，只有中上階層才結得起婚。因此，今天台灣的少子化問題，其實可以從父母銀行的角度來思考。當中產階級擁有父母傳承下來的財富時，他們更有動力組建家庭；而這正是普通工薪家庭所欠缺的。
今天的約會市場似乎倒退回了 19 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只有富有的男性才有資格追求女性並談婚論嫁。因此，如今許多「仇女網紅」的興起，正是利用了 Z 世代男性在約會市場上的相對剝奪感，將過錯錯誤地歸咎於女性，卻忽視了這並非性別問題，而是資本主義造成的世代不平等問題。
在這部影片中，我們介紹了繼承經濟。嬰兒潮世代的巨額財富將在未來 10 到 20 年內由千禧世代繼承，台灣已正式進入大繼承時代。資本主義白手起家的成功故事將變得愈發罕見，取而代之的是父母銀行，它讓千禧世代不勞而獲地繼承大筆財富。
在繼承經濟時代，許多沒有父母銀行支持的人只能選擇躺平。躺平並不代表缺乏競爭力或野心，而是身處大繼承時代，年輕人已經看穿了資本主義的神話，而躺平正是他們所採取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