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节目深入分析了俄乌战争（Russia-Ukraine War）的起因，并以此推测战争结束后世界的可能走向。尽管普遍认为战争源于北约（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东扩挤压了俄罗斯（Russia）的战略空间，但本期节目将从经济周期（Economic Cycles）的视角进行解读。演讲者提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往往由经济周期驱动，而战争与人类秩序的重构，不过是经济周期的显性表达。当前俄乌战争的宏观背景，正是康波周期（Kondratiev Wave: A long-term economic cycle, approximately 50-60 years, characterized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ading to prosperity, followed by overcapacity, imbalance, recession, and depression）的萧条期，与美国霸权周期（US Hegemonic Cycle: The rise and fall of US global dominance, characterized by its role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reserve currency status, and military influence）衰落的共振。

康波周期与战争的催化

康波周期描绘了经济的长波循环。自2008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后，在2015年后转为萧条。这个周期由康德拉奇耶夫提出，其循环模式为：技术创新带来经济繁荣，继而导致产能过剩，再引发分配失衡，最终走向衰退与萧条。萧条期过后，新的技术出现将开启新一轮周期。在萧条期，技术红利消失，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可能催生战争。荷兰经济学家范读因（Van Duyn）曾推演，康波萧条期引发的战争并非全然负面，它往往是萧条期向复苏期过渡的外部触发器。其原因有二：首先，战争催生了军事技术的民用转化（如一战时的无线电、二战时的计算机技术），战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其次，战争能够破坏旧有的经济秩序，加速资源的重新分配，即所谓的“破坏性创造”。中国周期天王周金涛在2016年曾预测康波周期萧条期将发生战争，其逻辑是经济衰退导致资源价格下跌，资源国财政恶化，进而引发地缘及资源争夺。他特别指出，资源国俄罗斯与制造国欧洲之间可能爆发资源争夺战。然而，仅有康波周期的萧条未必引发战争，当它叠加霸权周期的更替时，战争的发生就变得极易。

历史上的霸权更替与衰退共振

历史上有诸多典型案例。约1500年前的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当帝国资源枯竭，无力维持“罗马和平”时，边疆地区便爆发了资源争夺战。更近的例子是120年前，英国（UK）在布尔战争（Boer War）后，进入了达利奥（Ray Dalio）所指的财政、军事、货币三重衰退。1894年，美国在经济上超越英国；1914年，德国在工业总产值上超越英国。布尔战争后，英国赤字占财政收入的14%，财政开始恶化，被迫从全球战略收缩，固守本土，军事能力随之下降。英镑最终被美元取代，金融中心也从伦敦转移至纽约。两次世界大战彻底重构了国际秩序。如今，美国（USA）同样面临三重衰退。其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72%降至目前的53%。预计到2028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将超过军费支出，达到112%，这与1914年一战前英国国债利息支出占军费支出的93%形成呼应，构成所谓的财政死亡螺旋（Fiscal Death Spiral: A situation where a government's debt interest payments become unsustainable, consuming an increasing portion of its revenue and leading to further borrowing and fiscal deterioration）。美军从阿富汗撤军、退出北约以及计划缩减全球军事基地，都与英国布尔战争后的战略收缩极为相似。布尔战争被历史学家视为大英帝国衰落的起点，那么美国此刻是否正经历全球秩序的再次瓦解？康波周期的萧条叠加国际秩序的真空，战争的发生几乎已成必然。

俄乌冲突的根源与欧洲的空心化

回顾2008年以来的康波衰退，它始于全球产业链核心国——美国，并向上游蔓延至制造国（如欧洲、日本、中国）。随后，衰退进一步传导至资源国（如俄罗斯、中东、巴西等）。这种长周期的经济萧条往往伴随一系列事件，持续时间可达10至20年。以俄罗斯为例，次贷危机爆发前，原油价格高达140美元/桶，随后暴跌至30美元，导致俄罗斯出口收入锐减40%，GDP在2009年下滑近8%，卢布贬值55%。在俄罗斯国力疲弱之际，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发动“颜色革命”，挤压其战略空间，误判俄罗斯无力还击。俄罗斯确实缺乏经济和外交上的反制手段，但通过占领克里米亚，为其争取了地理和资源空间。然而，自2014年起，西方开始制裁，2020年又遭遇疫情，油价甚至跌至负30美元。北约（NATO）的东扩被视为西方“趁你病，要你命”的策略。如果俄罗斯处于强盛时期，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反制。但事与愿违，俄罗斯选择了极端手段。战争，在演讲者看来，是“弱者最廉价的谈判工具”，当别无选择时，只能使用。如今结果显而易见：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源转移。战前，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高达40%，现在则主要依赖美国（USA）。天然气枢纽也从乌克兰转移至土耳其。德国工业巨头如大众（Volkswagen）关闭了欧洲工厂，巴斯夫（BASF）则将新建产能迁往中国。欧洲（Europe）正逐步走向空心化，这标志着一次重大的经济格局重塑。演讲者判断，即使俄乌战争结束，欧洲的动荡恐难平息，因为只要这种双周期共振的大环境不改变，战争的温床便不会消失。美国的衰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旧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若美国今年经济再次衰退，本轮康波萧条或将延续。

潜在冲突与债务能源绞杀

设想俄乌战争结束后欧洲的境况。以波罗的海小国拉脱维亚（Latvia）为例，其外债高达400亿欧元，占GDP的140%，而自身储备仅50多亿美元，外债是外汇储备的8倍。更严峻的是，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的主权债评级恐被大幅下调，因担心俄罗斯报复。其借贷利率已达7.8%，每年仅利息支出就吞噬了12%的财政收入。加之2023年3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和收入下降，还债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生产成本也在急剧上升。拉脱维亚国家电网改造项目耗资占其GDP的4%，接入欧洲电网意味着电价将是原俄罗斯电价的数倍。拉脱维亚正遭受债务与能源的双重绞杀。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国亦面临与拉脱维亚相似的困境。若大环境不改变，这些国家五年内必将陷入危机。一旦它们陷入危机，俄罗斯很可能成为“背后捅刀者”，届时新的战争时机便会再次出现。它们害怕的并非立即的俄罗斯侵略，而是自身崩溃之时，被俄罗斯毫不留情地“捂死”。因此，只要上述“双重共振”的逻辑存在，未来全球可能迎来更多战争。冲突可能首先发生在俄罗斯等资源国，随后可能蔓延至中东（Middle East）等资源富集地区。从“阴谋论”角度看，作为全球最大产油国，美国可能需要高油价来支撑其“再次伟大”的议程，而挑起中东战争是推高油价的捷径，伊朗（Iran）可能是潜在的策源地。归根结底，俄乌战争背后的推手是残酷的经济周期规律。

黑暗中的未来与中国的机遇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最黑暗的萧条期往往孕育着最耀眼的未来。演讲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展现出这样的未来，其康波周期复苏可能已在中国（China）开始，并伴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核聚变等前沿技术的发展。战争本身并非终点，在经济周期中，战争更像是“文明跃迁的助产士”。因此，我们无需对战争过度恐惧。本集节目到此结束，若有所获，请推荐给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