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兴坤，一名文化研究学者，近期我主要致力于工作文化和工作伦理的研究。大家从下午一点坚持到现在七点多，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说明你们的文化体力非常强，是传说中的“高能量人士”。如果换到我，哪怕是我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恐怕我也做不到，所以非常佩服大家。
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座的大家对“热爱工作”是什么态度？如果说你热爱工作，请举手。有多少人热爱工作呢？没有是吧？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曾经热爱工作，你有没有过一个时间点，或者说某个瞬间，感觉自己被“热爱工作”这样的话术所欺骗？
今天我演讲的话题，其实就是当“热爱工作”成为骗局，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工作？我们从小被父母、老师教育要爱劳动，长大后被社会教育要“干一行爱一行”、“爱岗敬业”。好比马云说的：“我希望阿里人都热爱你做的工作。如果你不热爱，哪怕八个小时你都嫌很长；如果你热爱，其实十二个小时都不算太长。”马云还针对我们的成语“累觉不爱”，发明了“爱觉不累”。大家是否热爱自己的工作呢？其实有一首歌给了我们答案：《感觉身体被掏空》。其中有句歌词：“我真的好喜欢工作，我热爱工作，工作让我进步。”当然，大家应该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的主唱者表达的是一种反讽，他不热爱工作。
爱工作：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国人不热爱工作，可以从一个指标来看：那就是敬业度——我们对工作的投入、热情和满意程度。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虽然勤劳，但敬业度却比全球平均水平还要低。
在讨论中国人为什么不热爱工作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讨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工作？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被教育要爱工作？
工作是什么？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工作是一种现代现象。在古代，并不存在我今天所讨论的这种工作现象。以西欧封建农奴社会为例：农奴与封建领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完全自由。他们为领主劳动是一种封建义务，没有自由选择劳动对象的权利。这种人身依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随意出卖劳动力。
而现代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我们与雇主约定，每天出卖八小时的劳动力。这种关系是一种雇佣关系。这种雇佣劳动可以是长期的（如在高校或企业），也可以是短期的（如自由职业者）。无论如何，我们通过自由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与老板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工作：现代性的核心支柱
工作在现代社会处于核心地位。首先，大多数人的生计依赖于出卖劳动力打工获得收入。其次，工作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
社会意义：工作是我们获得社会身份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可以说“我是老师”、“我是程序员”，以此表明对社会有贡献，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从而获得社会的承认。
心理意义：通过工作，我们可以实现抱负，将所学专业技能、知识付诸实践，从而获得自我实现感。
考虑到工作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我们每天至少要付出八小时，甚至更多——工作占据了我们清醒时间的绝大部分。从这四个方面看，工作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内容。
反过来说，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特别是非自愿失业者，他们的心理状态非常糟糕。我在“看理想”平台做一个节目时，一位听众回复说：“我作为一个三十五加失业的人，听到‘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我没有工作，这给我造成巨大的压迫感，我没有社会身份。”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既然是工作社会，就对打工人提出伦理道德或心态上的要求：既然是打工，就要有打工人的觉悟，那就是要热爱工作。
劳动伦理的形成：规训与惩罚的历史
这种“热爱工作”的觉悟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西方脉络说起。西方的现代社会始于圈地运动，导致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进城后，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进入资本家的工厂打工；二是流浪街头或成为乞丐。
当时的失地农民难以适应工厂的工作节奏。封建农奴虽然生活艰辛，但工作节奏相对缓慢，只需完成领主交给的任务即可，无需争分夺秒或热爱工作。这种原本的生活节奏到了现代工厂，无法适应。因此，老板或资本家对新进厂的农民不满，称他们为“懒惰”。社会上的流浪汉和乞丐也给社会带来问题。当时的统治阶级将进城穷人、劳动者、流浪者和乞丐都视为“懒惰”，懒惰因此成为近现代西方需要攻克的难题，学者称之为“向懒惰开战”。
规训与惩罚：改造打工人的手段
如何向懒惰开战？我总结为两个方面：规训和惩罚。大家可能读过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它主要讨论监狱。但在近代西方，存在许多规训机构，有的是国家，有的是资本家。
国家层面：可能有人认识这张图片（此处省略图片描述）。如果读过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会知道主人公费斯特出生在贫民习艺所。这张图表现的是他在里面吃不饱，鼓起勇气向管事的说“我还要一点”。管事者震惊且愤怒，因为贫民习艺所表面是慈善机构，但目的并非让你吃饱穿暖，而是让你在艰苦条件下锻炼性格，参加劳动。费斯特九岁就开始劳动。贫民习艺所是国家建立的规训机构，让进入其中的人承担繁重工作，养成勤劳习惯。
知识层面：我将这些人称为“意识形态专家”，包括牧师和思想家。有思想家提出，孩子三岁就应进贫民习艺所或“劳动学校”参加工作，养成勤劳习惯。今天看来这很不人道。约翰·洛克也认为需要劳动学校来规训孩子。许多牧师也通过宗教语言动员穷人孩子，为践行上帝意志而努力工作。
资本家层面：进入工厂的穷人无法适应节奏，资本家通过打卡制度和罚款来让他们适应。迟到、说话、触碰规章制度都会被罚款。
资本家、国家、意识形态专家这三方面，在近代以来全力使用规训和惩罚手段改造打工人。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革命完成，对打工人的改造基本完成。西欧国家的打工人基本变成了勤劳、热爱工作的人。
一个证据是1880年，法国思想家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在他写的小册子中提到，一种奇怪的狂热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这就是“对工作的爱”，最终消耗个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力。拉法格将“工作的热爱”视为一种“病态激情”，因为它不光不会使工人变富，还会损害他们的身体、智力和精神。基于此，拉法格主张反对这种“热爱工作”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劳动伦理：历史的对比与当下的失落
与西方“热爱工作”意识形态相对，中国在建国后社会主义时期也宣扬“爱劳动”。但这种“爱劳动”与西方近代“热爱工作”意识形态有本质区别。西方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剥削阶级。所有劳动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在过程中，所有劳动者相对平等地参与生产，并能获得相对的获得感。因此，社会主义时期常说的“主人翁精神”，在更大程度上是劳动者真实的心理感受，他们对劳动确实发自内心地热爱。
那么，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人不爱工作了？答案相对简单：
- 时间方面：社会主义时期，工作相对稳定，大家有八小时工作制。而今天，城镇平均工作时间每天约十小时。
- 收入方面：生活水平虽提高，但获得感并未显著增强。
工作之殇：失落的热爱与现实困境
更微妙或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去技能化了。这不仅影响蓝领工人（如流水线工人），白领也深受其害。去技能化的目的，说白了是为了“降本增效”，压缩劳动力成本。方法是让工作任务变得简单，提高劳动者的可替代性。这样，劳动者因缺乏技能和专业知识，就无法向老板争取高工资，也便于老板管理。
对比工业革命初期，有技能的打工者敢于与老板叫板，因为他们掌握了不可替代的专业技能。但流水线化后，这种底气消失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美剧《人生切割术》（2022年播出，第二季已完结）。这部剧表现的正是白领的去技能化。剧中角色身着西装革履，在高端科技公司上班，但工作内容是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上飘动的数字，根据这些数字引发的情绪波动来筛选、删除。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有何意义或用途。这种工作状态必然导致一种“虚无又无所言说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源于去技能化导致的工作无意义感和看不到效果。
网上流传一句话：公司格子间里哼哧哼哧做PPT的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没有本质区别。
关于工作去技能化导致的无意义感，美国七十年代有一部著名的口述史著作《美国人谈工作》。访谈记录了打工者面对工作的普遍心态：电焊工说“我是一台机器”；银行出纳说“我被困在一个笼子里”；钢铁工人说“我是一头骡子”；接待员说“猴子都能干我的活”；年轻的会计绝望地宣布：“没有什么好谈的。”
大家不爱工作，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工厂专制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概念，意指我们表面上与老板是契约平等关系，但一旦进入工作场所，关系就转变为不对等。工作场所是一个充满宰制（domination）的地方。这种宰制体现在老板可以对员工提出各种要求，甚至在言语和生理上进行侵犯和冒犯。图片（此处省略图片描述）显示了一些老板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说出的话。许多老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因为存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老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为所欲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签过“敬业协议”？在中国职场，存在一种“全员敬业”的趋势。敬业协议通常是高管、高级知识/技术人员或有保密任务的人签署。但研究显示，中国职场中签署敬业限制义务的，只有13%是高级管理人员，8%是高级技术人员，剩下的大多数是基层岗位，甚至包括厨师。这典型反映了老板对员工的霸凌。
综合以上原因，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值得我们去爱。
可爱的工作：重塑劳动体验的可能
在讨论“应不应该热爱工作”之前，我们更应该问：我们当下的工作，有没有可能变得可爱？“变得可爱”，意味着我们会问：“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
在我看来，一份“可爱的工作”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 相对体面的工资。
- 相对少的工作时间。
- 习得：能在工作场所学到技能，让技能有用武之地，即有自我实现感或成就感。
- 自主性：工作场所不一定是压抑的“上班如上坟”。打工人作为一个集体，能否与老板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在企业中，能否对工作流程、工作任务有一定的话语权？
如果具备这四个方面，即使是普遍认为的“脏活累活”，也有可能变成一份可爱的工作。例如，美国七十年代一位社会学家调查了旧金山环卫工人组成的合作社。他们不被老板雇佣，而是自己出钱成为股东和管理者，共同管理环卫社。因为没有老板剥削，工资相对较高。他们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节奏，因此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且较少。由于能自主管理，他们还能优化工作流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脏活和所有权的骄傲”，因为共同拥有、决策、管理，他们对这份“脏活”感到骄傲。
超越工作的视角：不工作何以为继？
在讨论工作可能变得可爱之后，我还想讨论一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不工作？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提两个方面。 第一，一个事实或趋势：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足够的工作让所有人充分就业。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实现充分就业都是政党纲领。但我认为这是一种“缘木求鱼”的纲领。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竞争，总会有人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相对过剩人口”。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并非不想找，而是市场经济决定了结构性因素，总有人在市场社会里找不到工作。
另一个观点：社会认为就业率是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在我看来，就业率不一定就好，有些工作不一定是好的。大家应该知道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提出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格雷伯认为，金融、广告等行业虽收入体面，但从业者常感到工作没有意义。
第二，不工作不一定不好。今天，就业是社会核心问题，失业者常被视为失败者、被社会抛弃者。但要认识到，家庭主妇没有被雇佣、没有工作，却照顾老人孩子、为家人做饭，为社会提供了巨大价值。即使是彻底不工作的“御宅族”，虽然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但也未破坏资源，甚至因消费少而减少了碳排放、碳足迹，客观上为地球做了贡献。反观一些有钱人、社会精英，他们的碳足迹巨大，在破坏地球。
构建更人性的工作未来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全社会应更合理地分配工作。因为现代社会，许多人处于过劳状态（一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时），而许多人却想工作而不得。为什么不让过劳的人减少工作时间，将任务分给想工作的人呢？
许多国家、地区或企业正在试行四天工作制，中国一些地区也在推行“四点五天工作制”。这只是开始。我们应该有意识地缩短工作时间。拉法格提出的“懒惰权”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大胆将工作时间缩减至三小时。如果社会工作能平摊到每个人身上，让想工作的人都工作，缩减到三小时并非遥不可及。
另外，要改变收入分配方式。对于想找工作但找不到的人，**全民基本收入（UBI）**可以作为托底收入，让他们即使不工作也能自信地探索兴趣，并可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会不会养懒汉？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实验表明，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绝大多数人在获得基本收入后，变得更自信，更想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最后，我想做一个小结。中国的“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确立于1995年，历史很短。在追求劳动法保障的五天八小时的同时，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我们应追求一种更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能让我们有“有限度的热爱”。如何有限度？即更少但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更丰富的生活。
有人可能说，不工作了，不知道干嘛。马云也问：“你不996你干嘛呢？”的确，许多人可能没有生活能力，或不善于利用休息。还有人有“休息羞耻”，不敢或不好意思休息。但现在，我们应该大张旗鼓、自信地追求更少的工作时间，从而拥抱更丰富的生活。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观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