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巨婴的“虚假撤离”

这几年中文世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经常听到有人说美国不能待了，要走。川普选上总统的时候，听到有些人这么说；几年前拜登选上总统的时候，也听有些人这么说。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好像这种现象又传到了日本的中国人社区。这么说的，几乎都是从中国出来的第一代移民，有些还不是移民，就是一些拿学生签证的在校生，也有一些拿工作签证的打工仔。他们也没说要去哪里，只是说要离开美国，要离开日本。但是说归说，在现实中，好像能合法待下去、又有体面工作的，没见有几个人离开的。看实际行动，他们人生中唯一主动离开过的国家，只有中国。如果他们言行一致，真离开美国、真离开日本，能去的地方八成也只有是回到中国。

人，要对自己诚实一点。绝大部分念叨说要离开美国、离开日本的中国人，并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国的能力。他们选择来美国生活、来日本生活，当然是觉得美国、日本比中国好。但能不能待下去，并不是他们自己说了算，而是取决于美国政府、取决于日本政府，也取决于他们自己在美国、在日本的谋生能力。对自己诚实一点，这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品性。对自己不诚实就是自欺，加上中国文人那种自怨自艾的表演型人格（Histrionic Personality: 极度渴求关注与赞美，行为具有高度戏剧化色彩的心理特征），结果就是奇葩现象层出不穷。

就像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位著名诗人的儿子，先是跑到欧洲抨击中国没有自由，然后又跑回中国抨击西方没有自由。这跟自由不自由没什么关系，就是表演型人格爆棚。跑到西方抨击中国，再跑回中国抨击西方，都是为了满足那种表演型人格的需求，因为这样才能把自己插到聚光灯下面。缺少独立人格，又不甘平庸，聚光灯就是一切。一些小有名气的中国人，可能在中国是个人才，至少周围有一圈年轻人簇拥着。但是到了海外，尤其是到了美国，什么也不是，要从零开始。因为这里人才太多了，全球的人才都往这里跑，有人就受不了这种虚荣感的落差。像以前的甘阳老师，他来美国念学位，却觉得自己是个思想大师，结果连学位也拿不到，学术门槛都进不了，只好回中国去当大师，继续忽悠保守主义，继续逗弄中国青年。这些年来，从中国出来的不少人是甘阳老师这种心态，待在美国不受待见，但是他们又没有甘阳老师的名气，回国也不受待见。其实都是些没有什么天分的普通人，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虚荣心，对自己诚实一点，像个正常人一样脚踏实地地过正常的生活呢？

告别革命与务实生存哲学

说起正常人来，不得不说一下李泽厚先生。李先生也是在八九之后离开中国的，跟甘阳一样，他们都是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生活。不管是论学术成就还是论名气，李泽厚先生都比甘阳老师高出几个数量级。但是李先生来到美国之后，不装模作样，不假装大师，更不乞求施舍，而是从头做起，凭专业能力谋生，凭专业能力教书写作。他退休以后，在落基山下度过了晚年。几年前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十多年前，我曾经把自己的一本小书寄给他，很意外的是竟然收到他的回信。信中都是一些夸奖和鼓励的话，他也寄来了自己的著作**《哲学纲要》**，还加了一张明信片说：“投桃报李，谨奉拙作。”那是2011年末的事儿。

李先生对他的同辈学者有不少批评，但是对我这个学术不入门的后生却不吝美言，让我很感动。有一年夏天我开车去科罗拉多，顺道去拜见李先生。那时候他还很健康，虽然已经80多岁，但是思路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在他家里，看到他沙发边的茶几上就放着我那本书，心里感到特别意外又忐忑不安。不管那是老人家有心还是无意，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长者风范，都足以让我学习一生。李先生是位智者，不是伪学家，更不是书呆子。至今我仍然记得他评论中国那些左派的话，他说：“哪是什么新左啊，分明都是些老左。”

李先生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两个地方：

• 历史的偶然性：他在80年代初就讲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很多必然性的东西是理论家虚构出来的。
• 理论与实践的剥离：他强调革命理论跟革命实践不是一回事儿。马克思跟苏联不是一回事儿，跟中国更不是一回事；卢梭跟法国大革命也不是一回事儿。

在80年代，有这种认知的中文学者不多。八九以后，我在北大上学，上面通知下来让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同学当中观点不一样，专业方向也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但是都知道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大家拖着不写，上面催了两次还是没人写，上面也就放弃了。那个年月，北大上上下下还多少有点自尊，多少有点是非之心，多少有点羞恶之心。后来我们听说别的学校有人写，连是谁我们都懒得问，反正都是些不要脸的玩意儿。

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倡告别革命（Farewell to Revolution: 摒弃激进的暴力破坏，主张通过渐进改良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主张）。这引起了很多误解，他肯定不是说告别美国革命这种意义上的革命，而是说要告别那种中国式的革命，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砸乱秩序的那种革命。他老人家看得很清楚，那类革命除了不择手段破坏秩序以外，什么也不会。他们不但砸乱不合理的秩序，而且也砸乱合理的秩序，破坏秩序是流氓无产者的第二本能。到美国以后，李先生曾经讲“吃饭哲学”，有些青年才俊嘲笑他庸俗，觉得自己比他高明。但是30多年过去了，再回头看，那些嘲笑他的才俊不只是信奉吃饭哲学，而且吃相也不咋地。在洞察人生世事、在待人接物、在活得更像人方面，他们连给李先生提鞋都不配。

民主的实然与头脑中的辫子

李先生在政治上不激进，但是他头脑中也没有守旧的辫子。100多年前，北大曾经有个教英国文学的教授叫辜鸿铭。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跟风割辫子，但是辜鸿铭继续留辫子。他被进步人士嘲笑，但是他不为所动。他说：“割脑袋后面的辫子容易，割脑袋里面的辫子难。”当今中国人脑瓜后面早就没辫子了，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脑瓜里面还留着根辫子，不但留着根辫子，而且缠着裹脚布。以前我说过，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很多嘴上挂着民主标语口号的，头脑里都藏着个“小胡锡进”，一到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现在看，那种说法是高估他们了。看他们最近这一系列折腾，我的认知多少也有点提高。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包括那些嘴上挂着民主标语口号的、跑到西方抨击中国没有自由又跑回中国抨击西方没有自由的，脑瓜里都藏着个“小阿Q”。当年辜鸿铭说中国人割脑壳后面的辫子容易，割脑壳里面的辫子却割不掉，到现在也没割掉。

最近听赵立新老师的一个访谈，很受启发。他有个听起来政治不太正确的观察：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跟苏联向全世界推广共产主义革命一样，大都以失败告终。这听着政治不正确，却是现实，一个冷冰冰的现实。现实不会按照政治正确的逻辑运转，现实就按照现实的逻辑运转。民主有无数可见和不可见的必要条件，还要加上机缘耦合，才能在特定的国家发生。从中国社会这100多年的现实来看，能长期维持有点质量的独裁就已经相当困难了，民主更是遥遥无期。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独裁无底线的劣质化。

几十年前，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很多人天真地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实现民主，事实证明那是一厢情愿。二战以后，美国砸进去数以万亿级美元的钱财和物资，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子弟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主，结果是教训惨痛。那些国家的人群和反对派烂泥扶不上墙。从最近一些事态的发展来看，美国正在吸取教训，改变政策。比方说在斩首了马杜罗以后，他让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靠边站，不花大钱去养他们，不牺牲美国子弟的生命去给他们保驾护航。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楚：能不能实现民主，要看委内瑞拉人自己的造化；反对派能不能掌权，要看他们自己的能力。如果反对派有能力，就会实现民主；如果反对派是阿斗，你怎么扶都是白瞎。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中国人就不配享有民主吗？”这是个无意义的假问题。一个人得先有了某个东西，才有配不配的问题。你指着马斯克问：“他难道不配过亿万富翁的生活吗？”这是个有意义的真问题，他配不配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你指着一个叫花子问：“难道他不配过亿万富翁的生活吗？”这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中国没有民主，无所谓配不配有民主的问题，得先有了才谈得上配不配有。所以每次听到有人一本正经地问“中国人配不配有民主”，我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鬼才知道呢。假问题不可能有真答案，纠缠任何答案都是浪费呼吸。

另一种问法多少有点意义，就是问“中国应该不应该有民主”。答案当然很简单，中国当然应该有民主，任何有文明的人类社会都应该有民主，不应该是独裁。但是“应该不应该”，那是个应然世界（Ought: 理想中应该达到的状态）的问题，跟实然世界（Is: 客观存在的现实状态）隔着一层。这就好比问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过上幸福生活？当然应该了。但是事实上很多人过不上幸福生活，这是实然世界的一个现实。我们生活在实然世界，虽然知道还有个应然世界，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先得分清楚，应然世界跟实然世界遵循不同的逻辑。

民主进程与政治成熟度

我们中文世界流行的另一个逻辑混乱，就是用日本、韩国、台湾有了民主，来证明中国也必然会有民主。这种逻辑混乱让有正常理性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能从别人的成功推导出自己也必然会成功呢？他的邻居都成功了，只有他反复失败，不是恰恰证明他自己有问题吗？比方说，张三、李四、王老五家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同一条街上只有赵老六家剃光头，虽然孩子好几个，但是连考十年连大专都没考上一个。赵老六不服，反倒拿张三、李四、王老五家的成功来证明自己家必定成功。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头脑、更荒唐的逻辑吗？周围都成功了，就这一家失败了，而且是反复失败，不恰恰证明这家缺少成功的必要条件吗？周围邻居都成功了，只有他反复失败，说明这家出了大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他自家的问题，这是已知的事实。将来能不能成功是个未知数，主要取决于他家里是不是改正自己的问题，这是正常的认知。

作为正常认知的一部分，人们还知道要改正问题，必须先正视自己的问题。中文世界很多民主标语口号家缺少这种正常认知。说起这类标语口号家，我会想起老雷评一些“反贼”的话，他说共产党不该迫害他们，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再也没什么了。“反”是一种本能，连动物都会，但是民主是成年人的游戏，靠本能玩不了。当“反”成了一个人唯一的资本，这只说明这个人的精神世界有多么空空荡荡。中国人从来不缺少砸乱秩序的“反贼”，从太平天国的洪天王，到反清灭洋的义和团，再到山寨共产主义，再到红卫兵。这种人在中国乌乌泱泱，每个时代都是遍地都是。给自己贴上个“反”的标签，这本身并不增加任何文明层次。

在中文世界做个有头脑的人，要学会理性地看“反”。对一些民主标语口号家，不要只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间常识。《论语》中有个记载，记述了一段孔子的自白。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年少无知的时候，对人的态度是听他说什么就信什么；无数次上当受骗以后，现在对人的态度是不但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么做。当年洪秀全闹太平天国造清廷的反，是打上帝的旗号；后来中国的山寨共产主义借苏联势力造反，推翻民国政府，是打民主、平等、反独裁的旗号。山寨共产主义造反造成功了，但是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民主、更平等，反倒变得更独裁、更不平等。这就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逻辑：坏的对立面不是好，而是更坏。不经历一场国民精神的凤凰涅槃，中国就会一直在从坏到更坏的下沉螺旋上运转，只有下沉，没有底部。

很多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小农心态。你听他们讲话，经常会听到“你多年不回国了，不了解中国现状”。类似的话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经常听到，都是进城的老乡这么说的：“你多年不回来了，村里变化很大。”正常人当然知道村里变化很大，现在不是200年以前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现在妨碍认知的不是知识匮乏，而是对知识缺少鉴别力。从农村到城市定居的正常人，不需要回村去看看才知道村里变化有多大。正常人知道村里变化很大，但是同时也知道村里人的德性没有多少变化。通上电、喝上自来水、用上手机，并没有改变村民封闭的精神世界，听他们说几句话你就知道了，你不需要回去亲眼看一看。

这几十年，西方有不少学者研究为什么民主在有些国家会失败。世界上200来个国家，有民主成分的国家很多，但是有成熟民主制度的国家是少数。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转型，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只有在少数国家获得成功。有见识的学者会研究这个现象：民主是个过程，不是个事件，不是零星的事件。中国从来不缺少单独的零星事件，但是从来没有形成民主化的过程。100多年了一直是这样，这就像100多年以前严复讲的那样，只有零星的事件，没有民主化的进程。

中国没有民主，是民主的叫花子，从民主观念到民主制度都是一穷二白。但是很多中国人却整天不是为美国民主指明方向，就是嘲笑美国宪政制度，说美国民主完蛋了，现在连日本的民主也完蛋了，权力制衡完蛋了。这就像叫花子给地主家指明方向一样，这也算是中文世界特有的一个认知奇观。美国民主从来没按这些巨婴的想象运转过。这些小脑瓜想象出一个民主的白雪公主，以为权力制衡就是公主跟王子跳舞。他们遇到现实中的恋爱有阴晴圆缺，就说爱情完蛋了，就跑到社交媒体上要死要活的。美国换了个总统，他们就跟祥林嫂一样念叨美国不能待了得走；日本换了个首相，他们就跟祥林嫂一样念叨日本不能待了又得走。好像他们去美国生活是冲着哪个总统去的，去日本生活是冲着哪个首相去的。现实是，除非他们犯了什么事儿，美国和日本都没扣留他们不让他们走。如果他们在美国没有身份是非法移民，还能从联邦政府领3000美元的路费，等于美国纳税人出钱欢送他们离开，据说已经有上百万人领钱走人了。现实又不是不透明，何必这么矫情呢？走的时候，别忘了带好你脑瓜中的那根辫子。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说过，政治是拿钉子钻透硬木板的工作。没有耐心的人玩不了，连围观都需要耐心。但是中文世界很多巨婴观众，心理年龄追不上生理年龄。他们看政治就像少年儿童看成人电影，前两分钟就得分出好人坏人，前5分钟就要知道大团圆结局，否则民主就完蛋了。这种巨婴别说搞民主，就连像样的独裁都搞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