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爆发与四方围剿

[Speaker 0]: 1986年12月，美国最有名的那本商业杂志封面换了一张脸。

[Speaker 1]: 照片上这个男人没有站着，也没坐在办公桌的后头，他坐在地板上——自己办公室的地板上，灰头土脸，眼睛底下两团浮肿。以前这个人挺上镜，照片旁边配着一行字，翻译成中文就是“被职场危机给撂倒了”。

[Speaker 0]: 字面意思上就是摁在地板上，所以摄影师那天让他坐在地板上，他就真坐上去了。这个人其实就是全华尔街最让人害怕那家公司的一把手，也是我们主角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的顶头上司——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首席执行官弗雷德·约瑟夫（Fred Joseph）。

[Speaker 1]: 从他的长相来看，他就不是一个阴沉的人。恰恰相反，他还给自己起过一个外号叫“开心果医生”，就是个乐子人。现在这个开心果坐在地板上让人拍照，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姿势，这是整栋楼当时的姿势，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公司当时的一个姿势。

同月12月22号那一期《商业周刊》上，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不知道这儿有做错过什么。”

[Speaker 0]: 这个句式后来被他自己的合伙人拿去学着玩：“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我们不知道……”三重保险套在一句话上。以前他不这么说话，以前他给答案是又快又稳，哪怕里头是空的，听着也让人踏实。

[Speaker 1]: 只不过这张照片最要紧的东西，恰恰是那个不在照片里的人——米尔肯。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出事以后他就缩回到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那间屋子里头不露面，不出声。台前就只剩下约瑟夫一个人了。

[Speaker 0]: 上一集我们讲了，1986年11月14号星期五，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认罚一个亿，然后答应配合政府往下查。秘书把那沓交割册塞进了壁橱里头。从那之后六个月，德崇就像坐了过山车，不是往上的过山车，而是已经坐过了高峰、看到底下是什么但停不下来的那种过山车，六个月从山顶一直滑向深渊。

[Speaker 1]: 博斯基认罪之后的第十天，也就是11月24号前后，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一个77岁的老人，他早就不管事了，挂着一个名誉董事长的头衔。他说外面关于我们公司、关于我们某些员工那些歪曲甚至编造的说法，多到这个地步、狠到这个地步，让人不禁要想，是不是有人存心想要弄死我们？写信的这个人叫伯纳姆，公司门口那块牌子“德崇·伯纳姆·兰伯特”中间的三个字就是他，这家公司最早叫伯纳姆公司。

你看当时这个新闻闹到什么程度了，连不管事的名誉董事长都跑出来了。当时德崇内部一致认为有四方势力想要置他们于死地。第一个凶手就是报纸，主要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peaker 0]: 博斯基日之后没几天，那张报纸就开始疯狂爆料，扒德崇的细节，一天比一天细。米尔肯、德崇，还有他那台收购机器，全都在调查名单上了。

[Speaker 1]: 第二波力量就是政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还有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司里认定这两家至少有一家在往报社递料，要不然《华尔街日报》哪来这么多信息？

第三方势力就是全美国最大几百家公司的董事长凑起来的一个联合会。这帮人跟德崇打了好几年了，在国会打、在法院打、在美联储打，打一场输一场。现在他们闻到血腥味了，感觉翻盘的机会来了。

第四波势力就是街上那些同行。大家都说同行是冤家，当年就是这帮同行怂恿着五百强联手围剿德崇，可是打着打着，一个个又开始下场跟着德崇一起玩这一套了。

[Speaker 0]: 当时德崇有很多高管认为这几家根本就是串通好想要搞死德崇。比弗利山有个合伙人，他的算法特别典型。他说：“1986年这一年，五百强公司里头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消失了。我坚信就是这个，再加上我们动的那几家大石油公司——海湾石油（Gulf Oil）、菲利普斯石油（Phillips Petroleum）、优尼科（Unocal），这才招来今天这些破事。”

这个数字你一听就觉得不太对劲，一年之内五百强没了四分之一，去看当年统计完全对不上。所以这个高管明显有一点受迫害妄想症了，连数字都没算清楚。但问题是，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当时德崇很多高管都这么认为。德崇虽然拥有一屋子全美国最聪明的脑袋，在这种压力巨大的时候，还是想给自己找一个能说得通的解释——就是别人想害我。

[Speaker 1]: 还有一种更阴谋论的说法，一个专门做债券换股的说，这里头有很多反犹的因素在起作用。人家看德崇就是一帮犹太人钱挣得太多了。公司里这么想的人可不止他一个，这种委屈也确实有些年头了。可是摆到台面上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华尔街没有朋友与内部反思

[Speaker 0]: 博斯基日之后，有一件事情变得特别清楚：这条华尔街上，德崇一个朋友都没有。

[Speaker 1]: 八十年代初他做高收益债（垃圾债，Junk Bond）刚做起来那会儿，华尔街老牌大爷们是看不起他的：“你就一个二流公司，卖些垃圾债，我都懒得搭理你。”

[Speaker 0]: 可是等到德崇自己熬成大爷之后，他还挺享受当那个外人。规矩能不守就不守，同行能踩一脚绝不留手。

[Speaker 1]: 别人家做承销是要拉一个承销团的，一头是分摊风险的考虑，更多的是这条街上的规矩：好处大家一起享，今天你分我一口，明天我分你一口，抬头不见低头见。米尔肯最烦这一套，他讨厌承销团：“什么联席主承销商？东西是我的，我凭什么分给你？你那个圈子我才不进呢。”

[Speaker 0]: 现在轮到还账了。

[Speaker 1]: 执行委员会有位老人，公司还在叫伯纳姆公司的时候他就在，他承认：“我们有些同事特别是年轻那一批太狂了，现在回旋镖打到自己身上了吧。”

[Speaker 0]: 有一个高管讲得更狠，他说：“这场调查对我们来说就是报应。”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高管也不想混了。报应在哪呢？他一条条数给你听：路演的时候把人家的人支到别的城市去；联席主承销商一张券都不给人家的单子；材料都报上去了，我们半路给抢回来……这些事情听着就很缺德。

他说：“这件事别人也偶尔对我们干过，可我心里有数，多半是我们先干的，别人报复。到今天为止，政府好像还没拿出任何我们犯法的证据，可我们已经被打成这样了，这就好像别的账现在一起算了。”可以看出这位高管还挺有反省精神的。

业务停摆与客户流失

[Speaker 0]: 到了1986年12月初，公司对外宣布了一个决定。这次的起头得回到半年前。1986年6月，德崇租下了世贸中心七号楼（7 World Trade Center）47层一整栋全包了，当年宣布要搬进去，就是一句宣言：德崇从此就是华尔街的正规军了，跟那些老牌巨头平起平坐了。到了12月，这事黄了，不搬了。

所以你看德崇这家公司跟华尔街上其他公司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高盛（Goldman Sachs）靠的是一套规矩，靠一个传了几十年的合伙人制度，今天谁走了明天照转，机器不停。德崇当时靠的是什么？其实靠的就是迈克尔·米尔肯一个人，一个每天凌晨四点半坐在交易台前的人。公司所有的钱、所有客户、所有的单子都是比弗利山那间屋子里头流出来的。这套东西太好使了，整整好使了十年，好使到没有人愿意去问一个问题：万一有一天那间屋子的灯灭了呢？

[Speaker 1]: 1986年11月14号灯没灭，可那扇门被人从外面给看住了。于是纽约这边一低头，发现这公司中间都是空的。接下来这几个月，公司一步步走向毁灭，用葛优的一句话就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Speaker 0]: 博斯基日砸下来的那一天，德崇手上正在做三笔大单：卡尔·伊坎（Carl Icahn）在收购美国钢铁（US Steel），罗纳德·佩雷尔曼（Ronald Perelman）在收购吉列（Gillette），还有威克斯（Wickes Companies）刚刚宣布要买下利尔西格勒（Lear Siegler）。这三单加在一起大概是140亿美元。

[Speaker 1]: 对这三个买家来说，这是各自帝国的又一次大扩张；对德崇来说，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过路费。光美国钢铁那一单，德崇的融资费大概就是两亿五千万美元。要注意，这只是中介费，可不是投进去的本钱，是牵个线配个债的辛苦费。

结果德崇嘴上说这些债照样配得出去，可市场不信了。债一旦有疑问，买家的腰杆就软了，三单全黄了。威克斯放弃利尔西格勒，佩雷尔曼和伊坎两人都在门口被人给打回去了。

接下来1987年上半年整整六个月，德崇一单敌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都没接到。

[Speaker 0]: 米尔肯那套机器里头最要紧的一个零件也停了：那些不用登记的私募债不能再成批成批地换手了。一个常年买他们债的基金经理在博斯基日之后两个月说了大实话：“私募还在交易，可是现在每一笔都得记台账，而且他们只能跟25个人谈，不能算公开发行了。他们在给迈克尔上龙头。”

博斯基认罪之后几天，街上同行就开始拿着德崇的客户名单一家一家上门去挖了。老客户基本没走，真正掉得快的是德崇拼了老命才抢过来的那批蓝筹公司。

[Speaker 1]: 说几个名字大家都懂了：固特异轮胎（Goodyear），在博斯基日之前几个月请了德崇跟高盛一起做防御性重组；维亚康姆（Viacom），请了德崇跟另一家一起做管理层收购；罗尔斯顿·普瑞纳（Ralston Purina）发投资级债，把德崇加进来做第三家联席主承销商。

表面上看这是什么呢？德崇终于挤进正规军的圈子了，高盛在场，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在场，德崇的名字并排印在封面上。约瑟夫做了十几年的那个梦眼看就要够得着了。可这几家知情人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把德崇请进来就一个理由，防着他转身去帮别人来打自己，说白了就是掏一笔保护费。

而在德崇内部，这事儿也挺别扭。这种蓝筹客户业务是约瑟夫和西格尔那条路线——建一家真正的机构。这跟米尔肯那一套理念是顶着的。米尔肯的道理是：这些庞然大物本来就应该被人收购，因为他们被管坏了，所以打他们不光是赚钱，而且是对的，是正义的行为。这几单米尔肯看上去是让了步，同意约瑟夫花钱买个太平。

[Speaker 0]: 现在米尔肯手被绑住了，五百强也不怕了，因为不怕那也就不请了。利尔西格勒是最干脆的一个，这家公司当年是跟着西格尔从原东家转投德崇的，卖给威克斯那一单德崇就是投行。博斯基日之后大概一个星期，那单就黄了，利尔西格勒转头就把高盛请进来了，研究是做杠杆收购（LBO）还是干脆重组。

一家前员工的原话是：“跟五百强打交道靠的是怕。1986年夏天、秋天，我给一个CEO打电话，半个小时之内电话回过来。等德崇一出事，他们也不开始回我电话了。”

德崇是靠“怕”挤进这些董事会办公室的，现在轮到让他自己怕。怕什么呢？怕政府查出东西，怕生意跑光，怕公司的股票和资本被赔穿。要注意，德崇不是几个大合伙人的公司，他的股票散在大约2050个员工手里。

[Speaker 1]: 怕以后招不到人，而最怕的是人跑。这头有个机制你一听就懂：在德崇，人走不光是带走故事，他手上那份股票公司得掏钱赎回来。所以在德崇辞职不叫辞职，叫“抽血”，走一个抽一个。

头几个月，并购部和企业融资部大概走了六个人，都很年轻，也不算伤筋动骨。到了一九八七年四月，真来了一整组七个人，包括一位高级别的管理层，跳槽去了另一家投行。这七个人还有个共同点，全是过去这一年刚被德崇从同一家公司挖过来的，还没坐热，整组又走了。

[Speaker 0]: 据德崇一位员工说，1986年12月约瑟夫琢磨出一个办法，他想让公司所有高级员工签一份东西，承诺一年之内不离开德崇，说白了就是保证书。据说有高管赶紧劝他，理由有三条：第一，这实在太难看了，等于向对外承认我们心虚；最后，就算签了，法律上也强制不了，人想走照样走。最后约瑟夫也放弃了这个念头。

约瑟夫的局限与投行墓志铭

[Speaker 1]: 约瑟夫这个人早年其实是摔过跟头的。七十年代初他在另一家券商当过首席运营官，上任六个月公司就撑不下去了，被迫并进了别人家。这事也不怪他，正好赶上运气不好。也正是从那阵子起，约瑟夫心里开始有一个梦：他要建一家跟高盛一样重要的企业。十几年后这个梦想眼看就要够着了，他坐上了德崇一把手的位置，是在博斯基日之前大概18个月。

刚上任那会儿开会，一个从旧东家跟他一路过来的老同事当场开了一个玩笑：“弗雷德啊，你当这个一把手，你觉得咱们几个月完蛋？”当时这是一句玩笑话，多年以后一位德崇高管再提起他，语气就不一样了。

[Speaker 0]: 约瑟夫身上有三样本事。首先，他是一个超级销售员，在企业融资这一头正好补上了米尔肯的位，尤其是早年米尔肯还没有把什么活都自己干了的时候。第二，他是天生的门面，很接地气，性格很好，爱开玩笑，一身孩子气的亲和力，好多回让你忘了他可是CEO。第三，他求胜欲很强，压倒一切地想赢，这大概就是他能够和米尔肯合得来的原因。

[Speaker 1]: 但他最要紧的那份贡献不在这三条里头，他真正的角色是好莱坞巨星的经纪人。一个德崇高管这么形容：“弗雷德抓住了那两片衣角，稍微掌了掌方向，然后一遍遍把这个人讲给外面听，也讲给我们听。”他说的这个人就是迈克尔·米尔肯。这个明星捧起来了，公司也就跟着起来了。

现在那个闪亮的明星正在变成公司最大的一笔负债。

公司里的人对约瑟夫其实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他其实一直被蒙在鼓里，他比谁都更盯着米尔肯，可是西海岸有些事情他就是不知道，信息也不全，但他是那个往回拽的力量。一个早就离开公司的老合伙人说：“米尔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要是那里没有弗雷德，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位老合伙人1986年春天回公司串门，正好撞上了约瑟夫跟米尔肯每天打的那通电话，听见约瑟夫说：“迈克尔，能把你送进监狱的只有你自己，现在别干。”

[Speaker 0]: 另一种看法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约瑟夫和米尔肯都被同一股近乎宗教般的求胜心给烧着，与其说是互相制衡，不如说这两人是一伙的、穿一条裤子的。

一位德崇员工说：“弗雷德在牛市里头是最好的，可是好日子里头看着像天才推销员的那些快动作，到了坏日子里看着就像不老实。而且事情一变，他就下不了决心。”

这场危机真的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呢？要果断、要强硬、要有原则，最好这个人往那一站本身就是“正派”这两个字。而这三条跟他那三样本事一条都对不上。

[Speaker 1]: 博斯基日之后几个月，德崇的人开始给自己写墓志铭了。写得最漂亮的是企业融资部一位合伙人温罗斯（Warren Ross）。他坐下来把德崇这十年干的事情从头到尾辩护了一遍。

他说：“把美国公司系统性地重新排一遍队，把公司的一部分交到自己押了大笔股权的人手里，这是我们为这个社会做过最好的一件事情。这东西已经放出来，收不回去了。就算那帮老派权贵把我们弄倒闭，他们也弄不倒这套玩法——杠杆收购也好，敌意收购也罢，把一家公司估个价拆开来卖也好，只要拆开比整个值钱。”

他讲了一套理论：老公司当年都是真创业者办起来的；创业者的孩子里头有些染上了富家子弟的毛病，于是请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管得很稳，可是手上没有股份，风险收益比是歪的，保住位子比开疆拓土更划算；等到二代经理人爬到顶，就算业务不差，创业那股劲肯定没了。

这些人提拔谁呢？提拔威胁不到自己的人。这批人上去再招比自己更差的，这些人活着就是为了一点福利和工资，公司管得保守，反正涨跌跟他没多大关系。几代下来，你就得到一家由平庸之辈管着的公司。

[Speaker 0]: 说实话这套理论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Speaker 1]: 它解释了为什么杠杆收购那帮人非要让管理层持股不可——你得让干活的人跟着一块发财。他最后一句是：“我认为原则是对的，至于我们这些玩家里头有些人贪婪、自私、不讨人喜欢，但这几乎不重要，有一台更大的机器在转，而德崇比谁都更有份。”

你可以看到这哥们上价值了，高屋建瓴把德崇对整个美国公司生态环境的贡献给说出来了。

[Speaker 0]: 有一部分是事实，但也并不是所有被德崇收购的公司都是运营有毛病的。过去很多例子都是德崇盯上了那些现金流很好、被低估的公司，这些公司去通过杠杆收购才能赚到钱；而那些运营本来就差的公司，收购之后反而会陷入更深的泥潭。

恩格尔事件与山头文化

[Speaker 1]: 约瑟夫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公司里头有员工这么形容他：他是那种总能给你讲出一套道理、说明某某人不必开除的人。举两个例子：西格尔（Martin Siegel）1986年12月被大陪审团传了票，可他一直待到了第二年2月认罪那一天；还有达尔（Michael Dahl），有家储贷机构在诉状里头指控他做过欺诈性陈述，公司有人说达尔是门炮，往客户的账里放券都不打招呼，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可是迈克尔喜欢他，因为他能出活。

那位员工把约瑟夫的态度总结成一句话：“把他们弄走，他们会反过来咬我们的。”

[Speaker 0]: 平心而论，这也得替约瑟夫说一句话。政府的调查现在刚起步，你直接把人家给开了，等于给政府送过去一个友军，送过去一个愿意作证的人。他的律师很可能就是这么建议的。

[Speaker 1]: 但接下来这件事情就没法这么解释了。公司里有这么一号人，从公司还叫伯纳姆公司的时候他就在了。他不太懂投行，起码不懂八十年代德崇玩的那一套，可是他会做人。七十年代末开始，他管着一个叫波斯纳（Victor Posner）的客户的账，这哥们名字叫做恩格尔（Donald Engel）。

[Speaker 0]: 从掠夺者舞会（Predators' Ball）最早那几届起，他在社交那头对米尔肯就特别有用——一个万年的场面人，一个乐在其中的张罗手，帮米尔肯找不同的女伴。用前米尔肯团队成员的原话：“迈克一直看重‘糖’的作用，‘糖’能保证客户玩得开心，而迈克自己的手不用脏。”

1984年他被赶走了，因为德崇高管的说法是他从一位德崇客户那里拿了本该归公司的钱。这件事情他本人是否认的。有高管想跟他彻底断干净，可是据说米尔肯替他说了句话，最后他变成了一个顾问，谈下一个很肥的分成生意：只要是他拉来的他就去抽成。

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去当了顾问，这几年反倒发了。因为他手上那些关系，像佩雷尔曼这些人，到了1985年全成了德崇的台柱子。有德崇员工说他1986年一年进账大概900万美元，可能还包含一些认股权证。而他在公司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了，新的落脚点是他朋友佩雷尔曼那栋连排别墅的三楼。可他对外部还是以德崇的人自居，你要找他办公室，直接打德崇总机。这是最舒服的一种流放。

[Speaker 1]: 1987年1月，德崇拉新客户的活彻底停摆了。于是约瑟夫拍了板，米尔肯在旁边推了一把：“这人太有用了，不能只让他当个顾问，得把他叫回来。”

恩格尔回来之后去当一个部门的联席主管，那个部门叫做投资银行部，1986年初刚成立专门开发新客户。头儿是企业融资部的一位合伙人叫安德森。可是这个部门在博斯基日还没到就已经烂透了，到了1987年年底干脆被撤销了。

为什么烂呢？摆在明面上的说法是安德森脑子活，是一个有创意的投行家，可他不会管人，他自己也分心。1986年5月他跟温罗斯一起买下一家电脑公司百分之十三的股份，那家公司还是德崇自己的客户。这事儿约瑟夫点过头，可是同事们心里不痛快。

[Speaker 0]: 但公司里也有人说了，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德崇这套制度本身的问题。德崇怎么管呢？合规、资本分配、风险敞口、会计这四样集中管，剩下的全都交给各个部门的头定。说白了一家投资银行被当成一堆挂靠的个体户在管。

当年在这个部门做过事的一个人是这么说的：“德崇里头全是小山头，根本就没有王法。”约瑟夫要的就是这样，说这样才有创业精神。公司小的时候大概管用，可是后来不管用了。你去拜访一家公司，发现四个星期前企业融资部的人来找过，三个星期前并购部的人来过，两个星期前迈克尔底下的人来过，谁也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一片混乱。山头主义就是德崇真正的公司文化。

[Speaker 1]: 1987年1月恩格尔进了这个部门，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名：投资银行部改名叫“关系组”。他解释能来新客户靠的就是关系，这正好是他擅长的路子。关系怎么建呢？他说你钻到这个客户的脑子里去，然后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

然后他就约了组里一个新来的年轻人吃早饭。这个年轻人刚从华尔街一家顶级同行跳过来进德崇没多久。早饭桌上，据说恩格尔先把话说明白了：“从今天起我是你老板，不是安德森，而我这条线直接对着米尔肯。”然后他就开始传授这套关系学。

这套说法年轻人之前在东京的债券会上头一回见到恩格尔时就听过。那位年轻人后来转述恩格尔当时的说法：“我懂CEO。CEO不缺钱，也不缺名，那些他们全有。他们要的真正东西是女人，而我能够保证他们拿得到。”

在东京那一次恩格尔还只是个顾问，这话听完也就算了；现在这个人变成直属上司了，而且准备把全组人全按照这个路子教一遍。年轻人当场的反应就是：“我的天啊，我原来那家公司跟我说了很多关于德崇的话，居然全是真的。这个地方从上到下都烂透了。”他当天就辞职回了老东家。

[Speaker 0]: 安德森和温罗斯本来就反对把恩格尔给叫回来，现在两人放了话：“他不走，我走。”两个星期之内公司刮起了一股风，有人管它叫“革命”。

1987年2月6号投资银行部开会，恩格尔要进这间会议室，安德森让他出去。恩格尔出了门，抄起电话打到比弗利山，电话那头有人正在通过连线参加这个会。恩格尔在西海岸的靠山从来都是最硬的。

注意这个动作：恩格尔没有去找约瑟夫，也没有去找HR，他找的是比弗利山，找的是迈克尔·米尔肯。在德崇，那里才是最高法院。那头说：“让他进，我看没问题。”

会议散了，安德森走出楼，穿过马路走进德崇的高管办公室，把辞职信交到了约瑟夫手里。温罗斯说：“我也走。”还有一位合伙人在外地打电话进来：“算我一个。”

约瑟夫什么反应呢？日子好过那些年他给自己起的外号叫“开心果医生”，他当时回答：“给我一个星期，我来想个办法让大家都满意。”

[Speaker 1]: 办不到。恩格尔被要求辞职，他又变回了顾问。从被叫回来到被赶走，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

说到底恩格尔在整个德崇这一堆麻烦事里头只是一个小插曲，政府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起诉谁。但大家得知道当时那栋楼是什么状态：所有人都已经吓懵了，情绪低落，抬不起头，浑身戒备，为自己的前途发慌。恩格尔这件事情让士气又掉了一层。

它就像一面镜子，举在这家公司面前，照出来的东西很难看。给客户张罗女人这种事检察官大概率不会起诉，要紧的地方在别处——它露出了更大的一条规矩：不论是给客户张罗女人还是拿话去逼一个不肯上钩的客户，在德崇管着一切的就一句话：“只要能赢，什么手段都行。”

道德也好，法律也好，在这套逻辑里都成了惯例，是给那些没那么有创造力、没那么进取、没那么有远见的普通人准备的行为守则。米尔肯这个人一辈子最不服常规的做法，也是因为不守规矩，德崇才从一个二流公司里头长出来。

[Speaker 0]: 而约瑟夫私底下其实挺讨厌恩格尔的，也讨厌恩格尔干的那些事情。虽然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且知道了很多年。

1986年8月一家行业杂志做米尔肯专访，问到了掠夺者舞会上有没有妓女这件事情，约瑟夫的反应特别激烈。他说他听见传闻都气疯了，感觉一派胡言，非常生气。他说他跟米尔肯讲过，要是真的有一个，那他就把在场所有人都开了。然后所有人都跟他说：“弗雷德你反应过度了，你疯了。”最后他跟杂志说：“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一个都没有。”

五个月之后，他把恩格尔叫回来。一个员工说起这件事情时耸了耸肩，就一句话：“他觉得唐尼对生意有好处。”

攻守同盟与五百三十万疑云

[Speaker 0]: 这句话也解释了德崇对整场调查的应对打法。头一两个月公司乱成一锅粥，没有章法，一天一天熬。最大的焦虑是：谁在跟政府合作？

有那么几天，纽约这边的企业融资高管们认真讨论过一个方法：把西海岸给扔出去。就跟政府说：“那边不对劲，我们早就察觉出来了，只是没抓到什么具体证据，所以没报案。现在我们想单独讲和，想去认罪，把米尔肯那个部门直接供出去，把锅全甩给他们。”

最后这个念头被否了，两条理由：第一，这实在太不体面了，对那位让他们全都发大财的“摄政王”太不讲义气；第二条更实在，就算扔了西海岸，德崇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Speaker 1]: 所以调子定了：大家一起扛，除非政府能够拿出实锤。

[Speaker 0]: 政府手上最像实锤的就一样东西——那笔530万美元。从博斯基那边付到比弗利山，后来博斯基的审计师追着要单据，米尔肯的弟弟和另一个人签了一张发票，上面写的名目是“咨询与顾问服务费”。

1987年2月，《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报道，几位德崇高管出面说这笔钱的来历：这是几单收购的费用，包括圣巴巴拉金融公司、斯科特与费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等。博斯基请德崇做过，但是最后都没做成。

有位高管补了一句：“有些单子是博斯基临门一脚退的，那530万里面有一部分是补偿德崇干过的活。”

这个解释听起来非常牵强，因为这都是事后补的，说明没有一张同期的单据配套。而对面摆的是博斯基那边留下的一整套纸面记录，据说政府已经收走了，进入深一步的调查，而那套记录支持的是博斯基的版本。

到了1987年4月，一位德崇员工说：“我们这边没有纸面记录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他说这个账是挂在博斯基那几单没做成的收购上，大概有几百万美元的研究费。

[Speaker 1]: 但是这个说法其实没有什么说服力。德崇的研究部是最近一两年才做出名声的，1984年干那几单的时候弱得很。博斯基这个人最得意的就是自己那套研究班子，他花一百万去买德崇的研报，这说不通。而且博斯基从华尔街拿研报多半都是白拿的。人家凭什么白给呢？因为他交易量大，佣金分仓给谁，谁就送研报，跟卖方研究所给大客户免费看研报是一套规矩。所以这笔研究费摆在明面上就是假的。

到这里，德崇的中心已经撑不住了。因为这个中心从来就不在纽约，他在三千英里以外一间凌晨四点半就亮灯的屋子里。

[Speaker 0]: 下一集我们就回到那间屋子，看看那盏灯最后是怎么被熄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