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化沙龙的价值与多元社会的重要性

我出身于大学，说话时可能不免带些学院气。如果大家听不清楚，任何时候都可以提问或打断我。东京人文论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组织。在认识武类先生之后，我确实觉得自己的思想开阔了很多。

我认为他谈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在海外的文化沙龙。我称之为“文化沙龙”。实际上，在很多国家，这类组织都是被允许存在且受到大力支持的，因为民间的声音非常重要。对于一个国家的政策决定，乃至一个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而言，民间声音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中国现在恰恰走了另一条路，许多社会组织正在不断地被消灭。

我是研究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的。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民族灭绝的问题，还是一些小规模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了非常大的牵制。因此，在海外，我们需要为国家的未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我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是多元的。因为人本身就是多元的，带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一个人可以同时参与到许多小社会中，将自己的声音和大家的声音汇集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声音，进而影响整个社会。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参加很多组织，比如带着孩子参加音乐教室，大家在这里发出的声音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产业或产业政策。当人们生病时需要什么，日本的国家政策就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很多来日本的朋友可能都是冲着日本的福利制度来的。说句实话，日本人可能并不喜欢这一点，认为你们在剥削我们。他们会非常简单地认为：“我们交了这么多年钱，和你们现在交的钱一模一样。”但日本人很少公开谈论这个问题。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福利制度呢？就是因为民间的声音，它符合民间的需要。因此，我向下个科研项目申请的课题，就是关于海外中国人的文化沙龙研究。文化沙龙是形成新声音的重要基地。所以，当他们说到要来大阪时，虽然我感觉有点侵犯了我们的“领地”，但我还是很愿意，因为知识是大家可以共同享有的。

“亦师亦友亦敌”：解构中日关系的多重性

闲话少说，我们回到正题。我写的《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始末记》，实际上是我另一本书《亦师亦友亦敌》的第一章。我为什么给这本书起这个名字？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日中关系本身具有多重性。

举个很可笑的例子。2014年9月底，有位老师突然告诉我，中国政府请他去中国。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去参加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到了第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又请他去。我再问他去干什么，他很得意地告诉我，是关于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的研究。我当时就想，抗日是你的研究，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也是你的研究，那你对日本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他一下子就说不上来了。

这很有意思，有的学者本身同时研究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有的学者一直谈日中友好，有的则一直谈日本多么坏。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实际上日中关系是多重的，并非非敌即友，或非友即敌。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近代，日本曾经为中国之师。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根本无法谈论近代史的问题。

概念的偷梁换柱：中国话语体系的流氓逻辑

今天，我特意在封面上放了几句话，我觉得这几句话对我们理解中日关系乃至中国的很多问题都很有用。这句话是：“当今中国的很多问题，是从对许多基本概念的歪曲和偷梁换柱开始的。”

恕我直言，就说最简单的，能让我们笑到喷饭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他们居然说自己的民主是什么？什么叫民主？再比如人权问题，他们说人权就是吃饱饭。这些都是对基本概念的歪曲和偷梁换柱。人的基本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从丛林走向社会所要保护的东西，这是人们踏出的第一步，根本不需要政府来赐予。但在中国，它就被说成是政府赐予的。

很多流氓逻辑在中国都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我今天专门打出“抗日”这个词，这种看似很“黄色”的、很流氓的逻辑，在中国却是一种“正能量”，堂而皇之地在网上流行。说来说去，就是中国共产党很会玩弄这些东西。从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宣传确实能把人洗脑到逻辑混乱的地步。因此，许多本是流氓的东西，在中国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那么，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简单来说，就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偷梁换柱。

近代中日关系的起点：并非为了寻求革命真理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历史究竟是什么，近代中日关系是从哪里开始的。日本的国籍法是1899年开始实施的，而中国的国籍法是1909年，整整晚了十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在向别人学习。当梁启超他们那一代人近代来到日本时，日本已经有了国籍法。国籍法是在威斯特法伦体系（Westphalian System: 确立了主权国家概念的国际关系体系）成立后，主权国家区分“他者”和“自我”的理所当然的产物。日本虽然晚了些，但已经有了这个概念。

今天我提出两个概念。第一是“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始末”，我之所以提出“并非为了革命”，是因为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所有留学生都被描绘成去寻求革命真理的。我们当年在课堂上学的都是这样，为了寻求真理，很多人，包括周恩来、陈独秀、蒋介石等都东渡日本。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假象。

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革命”。什么叫革命？现在很多人堂而皇之地谈论革命，但我个人非常反对和讨厌革命，因为我认为社会只能改良，不能革命。一旦革命，就必然引起暴力，人们把革命和暴力划上了等号。

“革命”的本意：统治合法性的装置而非暴力

简单说，这是大家对革命最简单的一种误解。革命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的真正含义是：统治的正当性在哪里？这才是革命。

在我的书里有一个图表，中文版出版时被删掉了。这个图表解释了“天下思想”的构造。它分为四层：第一层是“天”；第二层是“天命”，即天的意志或愿望；第三层是“天子”，天选择一个代理人来完成它的意志，所以称之为“天之子”；第四层才是“天下万民”。

这个构造中最关键的概念是“德”。天子必须是有“德”之人，才能将天的意志带给万民。中国有个词叫“天无私照”，意思是天绝对不会只偏爱一部分人，它的光芒和温暖是普照万物的。这个词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天照大神”的“天照”二字就来源于此。天的绝对权威正因为它没有私心，这就是“德”，就是平等，也是近代社会契约论和法国大革命兴起的原动力。

这个构造是循环的：天为了照顾天下万民而设立天子，而天下万民的意愿也可以反馈给天。当万民认为这个天子不好，比如毛泽东，他们就会请求换一个。这个更换天子的过程，就叫“革命”。“革”是改革、更改的意思，并非指暴力。它只是说，天意识到自己当年的意志错了，需要重新换一个代理人，将真正的意志带到天下去。

革命有时会通过暴力手段实现，但革命本身是一个原理，而不是行动。这个原理必须让所有统治者记住，记住它，政权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我称之为“统治合法性的装置”。如果这个装置真实存在并被统治者意识到，暴力根本不会发生。很多人把革命思想和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暴力仅仅是一种形式。

革命的对象应该是统治者。而毛泽东作为统治者，却用“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来要求和镇压别人，要革别人的命，那根本不叫革命。所以说，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的原理都被歪曲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才能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中有多少是被歪曲的。

历史事实的歪曲：被遗忘的日本对华援助

另一个是历史事实的歪曲。两年前，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们写了一本书，我起名叫《友好的挽歌》，讲述我们当年对友好的梦想是怎样被共产党消灭的。我们和日本主流社会、周围邻居的关系都非常好，但共产党根本不向大家介绍这些。

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是当年日本对华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政府开发援助）的情况。中国的报纸自己都承认，70%到80%的无偿援助来自日本。但中国政府从来不对自己的人民说，到最后都不说。日本政府也真是太软弱无能了。很多地方是用日本的ODA建成的，比如首都机场，中国政府就堂而皇之地要求他们拆掉那个牌子，日本政府一点都不抗议。这用的是日本国民的血汗钱，并且有一个不成文的互相理解：用这种方式作为对战争的赔偿。

但中国向来不说。日中关系在共产党手下永远好不了，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日本这个“ATM取款机”，需要的时候一按，资源就来了。

意识形态化下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之所以时而接近，时而敌对，原因就在于中日关系已经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什么叫意识形态？它是一套系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可以用来解释所有事情。

当然，有好的意识形态，比如普世价值。但中国共产党用的是什么呢？“日本人那么坏，当年杀了那么多人，所以我们要抗日。”只要有反日、抗日、爱国主义、反侵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识形态指导下，你做什么事都可以。当一个被政府歪曲为合法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后，挂着它的名义什么都可以做。

“寻求革命真理”：一个被固化的留学叙事

现在中国为了符合共产党的统治和话语需要，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叙事：大量中国青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东渡日本。结果在日本，首先遭到反革命的清朝政府的阻止和镇压，然后又遇到与清政府勾结的反华日本政府的镇压。尽管如此，留学生们仍然英勇奋斗。

这种话语已经完全模式化了，很多中国学者写的东西都遵循这个套路，简直是歪曲事实。今天正好是120年前，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节点年份。在革命话语中，这一年有两个被反复提及的事件。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与黑龙会的复杂渊源

第一件事是中国同盟会的建立。这简直到了可笑的程度。在中国的抗日神剧里，黑龙会（Kokuryūkai: 日本的一个著名右翼组织，但其早期成员曾支持过中国的革命活动）坏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同盟会是靠着黑龙会建立起来的。

抗日神剧里说黑龙会的头山满派间谍、窃取情报，干了多少坏事。但在另一些文章里，又说当年孙中山来华时，有很多友好的日本人士支援中国革命，比如头山满。头山满就是黑龙会的精神领袖啊！同一个人，怎么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120年前的7月，几个革命组织，如兴中会等，凑在一起要组成革命同盟会。第一次会议在哪里开的？就在黑龙会的本部。这个本部的主人叫内田良平，他是黑龙会的主干。民族革命一成功，孙中山马上任命他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顾问。8月20日的成立大会，会场也是头山满帮忙找的，钱也是他们出的。近代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开始的。

同盟会最初的名字叫“中国革命同盟会”。但因为当时日本和大清国还有外交关系，“革命”这个词太敏感，清政府一定会向日本施压。所以，他们去掉了“革命”二字，变成了“中国同盟会”。

1905年留学生风波：一场因误解而起的抗议

第二件事是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一个名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规定。这个名字让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产生了巨大偏差。

今天我们理解“取缔”，完全是消灭掉、不允许其存在的意思。但在日语中，公司的社长也叫“取缔役”，难道社长是为了干掉自己的公司才被选出来的吗？不是这个意思。日语中的取缔（Torishimari）更多指“管理”或“规范”，而非中文里“禁止”或“消灭”的强硬含义。但当时的中国人不懂这一点，用汉字来理解，觉得受到了侮辱，怎么能被“取缔”呢？

于是，留学生们发动了集体休学（罢课），然后是集体归国，大约回去了2000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当时并未发文支持；鲁迅、胡汉民、汪精卫等大量学生也都没有回去，他们认为要忍辱负重。回去的人中有著名的秋瑾，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盛世才。据杜重元记载，盛世才当时在运动中做纠察队，拿着大棒，逼着每个人表态回不回去，不回去就给一棍子，可见其心狠手辣。

没回去的人里，表现最激烈的是陈天华，他写过《猛回头》和《警世钟》。他激愤之下，在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大家一直说他是革命先烈，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从他留下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固然讨厌日本政府的做法，但更讨厌的是中国留学生内部的分裂。

革命叙事下的逻辑矛盾

在反日的前提下，思想逻辑是混乱的。第一，中国的青年是怎么知道在日本能寻找到革命真理的？当时根本没多少人知道，而且革命思想在日本也并非主流。留学生自己办的杂志，更多的是谈民族主义或夸赞日本。

第二，如果清朝政府是反革命的，为什么没有从源头上阻止学生出海？我们后面会看到，清政府其实非常支持留学。

第三，如果在两国政府的夹击之下，留学生为什么能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这无法解释。

最重要的一点是，清政府对回去的留学生并非没有重用，而是超乎想象地重用。在反日的前提下，中国进行了一场选择性的遗忘，很多应该记住的东西都被遗忘了。

留学潮的真相：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

留日运动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96年，高潮则是在1905年和1906年。为什么是这两个节点？1896年是甲午战争之后，1905年是日俄战争之后。说白了，正是看到了日本的强大，中国人才开始要学习日本，这绝不是为了去开辟敌后根据地来抗日的。

数据显示，1904年留日学生为257人，到了1905年，也就是留学生反对归国那年，人数反而上升到8000多人。1906年更是达到1万多人，此后多年一直延续。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例，在“取缔”运动期间入学的学生人数不降反升，大大超过了之前。这说明当时日本对中国人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事实是，从学习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经验，最终走上革命之路，这是一种结果，甚至是一种偶然，并非当年留学的目的。

清政府的角色：主动推动而非阻碍留日运动

有一种说法是，留日运动是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建议的。但查阅日本外交档案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矢野文雄的信件原文显示，他确实建议派遣留学生，并提议由日本方面支付经费。这实际上是在庚子赔款之后，日本政府想拿出一部分钱来支持中国留学，类似于美国用赔款建立清华大学。

但清朝官吏，如李鸿章等人回信表示，我们想留学，但我们自己出钱，不要你的钱。这体现了中国人的面子。实际上，中国的官派留学在1896年已经开始了。甲午战争打怕了之后，清政府觉得必须了解日本，于是派了13名学生到驻日公使馆内的“东文馆”学习。

当时的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建议，不如直接把学生派到外面的学校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日本社会。几个月后，西园寺公望兼任外务大臣，便安排这些学生进入了日本的学校。所以，近代中国的日本留学，是由清朝政府主动提出来的，而非日本政府或留学生自发的冒险行为。

甲午战争的惨败震动了中国朝野，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日本能打败我们？这才是派遣留学生学习的根本原因。当时的地方大员，如刘坤一和张之洞，在东南互保（Southeastern Mutual Protection: 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东南部省份的总督们与外国势力达成协议，维持稳定，实际上是地方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行动）时期，为了培养地方人才，更是自己出钱派遣学生。张之洞甚至把自己孙子都派来了，进入的是培养皇族和贵族的学习院。

留学生的待遇也极高，每人每月二十大洋，而当时日本社会平均月收入不到两个日元（一个大洋约等于1.25日元）。日本政府从地方到中央，甚至军方，都对第一批留学生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和保护。

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明确提出，留学不要去西洋，要去日本。他列举了诸多理由，除了费用便宜，最主要的是“同文同种”，制度相似，更容易理解和学习。

“取缔规程”的真相：源于清政府的管理请求

虽然中日关系看似良好，但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还是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正式名称是《关于接受清国人入学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它的针对对象其实是接收留学生的日本学校，要求他们如何管理学生，而非直接针对学生。

但规程被发布在文部省的公报上，其中涉及管理学生行为的条款，让中国学生觉得受到了歧视。他们质问：“你们对日本学生也这样做吗？”实际上，当时日本大学入学率很低，能上大学的日本学生素质很高，并不需要这类规定。但中国学生认为这是区别对待。

反对最激烈的是几条：第一，入学需有公使馆介绍信；第二，转学退学需公使馆同意；第三，住宿舍者须按时归校；第四，不得招收因品行不端被他校开除的学生。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或许可以理解，但在当时，对于一些已经开始搞革命活动或纯粹是来玩乐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限制。

这场风波的根源，其实是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在1903年写给清政府的一封密信。蔡钧是荣禄派来的人，而荣禄的儿子作为官费生在日本吃喝嫖赌，出入高级场所，被其他留学生发现并曝光，导致官费生和自费生之间矛盾激化。蔡钧为了向荣禄交代，便在信中颠倒因果，称学生们是因为想革命才挑剔荣禄儿子的毛病，并建议清政府“永停留学”，以斩草除根。

然而，清政府最终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反而颁布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留日归来的学生，根据毕业学校的等级，可以授予翰林、进士、举人等功名。这恰逢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留学生们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这表明，包括慈禧在内的清朝最高统治层，已经认识到学习日本的必要性。

日本文部省的《取缔规则》，实际上就是以清政府自己制定的《约束章程》为蓝本的。张之洞当时起草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奖励章程，一份是约束章程。他派来的新任公使杨朔将约束章程交给了日本文部省，希望他们代为通知。日本方面出于主权考虑，不愿直接转发，而是用自己的名义，根据其内容重新发布了一个规定，结果就引发了这场风波。

外交官杨朔的努力：推动宪政人才培养

新任公使杨朔是张之洞的人，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外交官。他上任后，兼任留学生总监督，做了大量对留学生有益的事情。他向学生解释，文部省的命令是为了整顿而非关闭留学事业。

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法政大学设立了“法政速成科”，目的是在最短时间内为中国培养掌握近代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人才，以建设新的国家构造。胡汉民、汪兆铭等许多后来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都出自这里。

以日本为师：清末新政的改革蓝本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制度。日本是其中重要一站。考察团受到日本方面极高规格的接待。回去后，清政府马上就宣布预备立宪。后来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第一句话“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就是完全照搬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一条。

清末新政，实际上就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以日本为师，自上而下的一场学习日本的改革运动。留日学生自然是这场运动中最重要的人才库。

思想的桥梁：日本如何成为近代意识形态的传入中枢

近代中国大量的意识形态，都是通过日本进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论、社会契约论、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以及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等。

这些思想经过日本的过滤和改造，变得更适合东亚社会，因此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例如，“民族”这个词，在法国大革命时指的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价值共同体”，而传入中国后，通过日本的影响，变成了基于血缘的“血缘共同体”，最初被用来论证“满洲人是野蛮的他者”，从而为排满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三个核心词汇——民族、民权、民生——都源于日语。这足以说明日本在思想传入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结论：留学日本——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除了政法人才，留日学生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军事人才。中国近代史上大量的军阀，如蔡锷、阎锡山等，都毕业于日本军校。当时，只要能进入日本军校，回国后便能一步登天，被委以重任。例如，唐在礼23岁回国，立刻被任命为练兵总处的副处长，从此飞黄腾达。

从1911年和1912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几乎全部归国，因为他们要回去抢占军队的位置。

所以，在我看来，当时的留学生根本不是为了投奔革命。日本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除了是意识形态的发源地，更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日后想从政还是从军，留学日本都是一条能够迅速成功、飞黄腾达的捷径，绝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为了一个纯粹的革命理想而进行的朝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