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光影与教育的画地为牢

站在一席的舞台上，两束强光直射过来，我的眼前其实是一片黑暗。我本来很不习惯这样的情景，因为我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头上有任何光环。但是，摄影的需要决定了舞台必须如此呈现。在这一片黑暗之中，我虽然看不见台下观众的脸，但我知道，黑暗中正有无数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在注视着我。

今天的演讲或许会显得有些拘谨。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画地为牢”。为了配合摄影的机位与角度，我必须像一颗钉子一样死死地站立在原地，不能随意走动。我理解从摄影专业角度出发的这些限制，所以如果一会儿大家看到我因为紧张或者情不自禁地走出了这个狭小的范围，请多多谅解，我会立刻退回到原位。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中，我相信有许多人是奋斗在一线的教师，也有许多是时刻关注孩子成长的家长。大家都深知，当下的中国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日子都过得并不容易。然而，社会上对教师这个职业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想和大家真诚地聊一聊：当下的中小学教师，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

当我讲述这些真实的故事和冰冷的数据时，我相信在座的老师们会产生强烈的共鸣；而对于那些不是教师的家长以及各界朋友，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讲述，让大家走近并了解中国教师最真实的生存状况。

从北师大校道上的偶遇说起

要讲清楚这些困境，我想先从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那一天说起。当时，我受北京师范大学市中英教授的邀请，前往北师大为他们的硕士研究生做一场学术讲座。在北师大美丽的校园里，正当我走在校道上时，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兴奋地朝我跑来，大声喊着：“李老师！李老师！”

一般来说，我教过的学生，尤其是当我担任班主任并教了他们几年语文的那些孩子，哪怕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我基本都能够认出他们的脸，并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却让我感到非常陌生。他看出了我的疑惑，马上自我介绍说：“李老师，我是您在无锡实验中学担任校长期间的学生。”

当年在无锡实验中学当校长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个班级我都要去亲自上一上课。师生在异地重逢，自然感到格外的亲切与温暖。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这个年轻人给我发来了一封长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陆陆续续给我写了四封信。这几封信记录了他从一名对教育充满憧憬的研究生，转变为一名一线教师的真实心理轨迹。今天，我决定在演讲中选读其中的两封，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下教师的生存状态有着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

第一封信：纯粹而温情的高校憧憬

第一封信是他在二零一九年听完我的讲座后写的。信中洋溢着一个即将步入教育行业的年轻人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他在信中深情地写道：

“李老师，听了您的讲座后，我内心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我想和您聊聊我为什么要选择当一名老师，以及我当年为什么会坚定地报考北京师范大学。

其实，这要回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在读小学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位非常优秀、非常有爱心的老师。正是这些老师的言传身教，在我的心中抹上了对教师职业最初的温暖而深刻的色彩。然而，真正让我对教育产生强烈向往的人，其实是您，我的校长。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妈妈买回了五本关于您教育故事的书。我虽然当时只是个小孩子，但我也拿过来津津有味地读完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接触并认识到教育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特别是在我读了大学之后，当我重新审视和回想我曾读过的母校，我回到校园里仔细观察，才发现学校里的一草一木，老师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蕴含着教育者深刻的良苦用心。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信心，也极大地激发了我去探索教育奥秘的愿望。

在读研期间，我有机会更加系统地阅读了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杜威阐述教育与民主社会关系的经典著作）、陶行知的教育文集、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以及《窗边的小豆豆》等经典书籍。这些伟大的思想，让我对未来将要从事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更加宏大的憧憬。

李老师，我对教育的憧憬其实是非常纯粹而朴素的。在我的想象中，教育就是一位老师和一群学生在一起，彼此相伴，共同成长。老师帮助孩子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教会他们知识，引导他们懂得人生的道理。在这份憧憬里，没有任何复杂的行政琐事，没有学校与家长之间精疲力竭的周旋，只有最本真、最纯净的师生关系。”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称呼他为“小袁老师”。那时的他还没有正式走上讲台，但那颗赤子之心却在信纸上熠熠生辉。然而，几年过去后，当他研究生毕业，真正步入校园成为一名体制内的公办教师后，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第二封信：理想被现实重压撕碎后的窒息

二零二三年，我已经工作了几年的小袁老师，再次给我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非常长，字里行间充满了痛苦、挣扎与深深的无力感。现实的学校生活，完全不是他当年所憧憬和想象的样子。在这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李老师，八月二十七日开学第一天上班，我一看到学校给我安排的工作表，就感到一阵眩晕。学校安排我随班升上三年级，继续担任班主任，同时还要承担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每周从早晨七点半一直到晚上六点，必须钉在学校里。我的课表上密密麻麻地排着：每周五节早上辅导的早读课、十五节正式的语文课，以及三节延时课（也就是课后延时服务）。而这仅仅是最初的固定课表。它还没有包括后来学校临时加进来的、每周至少一次的陪学生吃午餐和看午休值班，没有包括每天早读前必须提前到班里看班，没有包括课间操的集队和看值日，也没有包括每天下午排队带学生放学等各种班主任所必须面对的繁琐事务。

看着这张课表，我感到一种近乎生理上的窒息。

学校在安排工作时，似乎全然顾不得教育部关于‘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关于班主任工作量的相关保障。说实话，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们个个苦不堪言，大家都在默默地用自己的身体死扛着。我们语文组的身体‘战损率’应该是全校所有学科中最高的吧。据我所知，仅仅在我们身边，就已经有三名年轻的语文老师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身体彻底垮掉，无法支撑正常的工作；还有两名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老师，已经确诊了重度抑郁症。

李老师，我写这些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害怕吃苦、想要偷懒的人。恰恰相反，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做了许多学校要求之外的‘额外’事情。我写了大量的教育故事记录学生的成长，我花了很多心思带着班上的孩子们开展课外阅读，这些事情在学校的课表和考核指标上是完全找不到的。为了让孩子们能有快乐的童年，我还顶着学校各种关于‘安全第一’的巨大压力，组织了许多集体的纪念活动。

我之所以愿意做这一切，完全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对教育的那份热爱。我觉得这样做，才能对得起我作为教育者的良知。

然而，也正是为了对得起这份良知，当我面对当下学校的实际工作环境时，我感受到了格外的窒息。如此高负荷的工作量，让我的身体和心理都渐渐吃不消了。

李老师，您知道吗？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我读了一系列教育理论文章，内心又重新焕发了创造的激情。我构思出了一套非常完整、而且我认为绝对可行的班级教学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的内核是将学生的个人成长与班级的凝聚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设想通过将孩子们的日常行为管理和丰富的集体活动联系起来，在陪伴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去共同实现孩子们在学期开始前许下的一个个微小而美好的愿望。我踌躇满志地打算在新的学期放开手脚，好好去实践这套理想的方案。

可是，当我看到这封密密麻麻的课表，想到桌子上堆积如山的两个班的语文作业，想到要面对的一百多个学生以及他们背后形形色色的家长，想到每天迎面扑来的那一堆堆毫无价值却又不得不按时反馈的琐碎表格，我感觉一盆冰冷的水从头顶狠狠地浇了下来。

我感觉自己仿佛被一颗无形的钉子，死死地钉在了一个个被行政命令切碎、又被各种打卡任务填满的时间裂缝里，动弹不得。

学校对教师有着各种各样事无巨细的要求。其实，学校根本不需要用各种‘不准’、‘必须’、‘规范’的条例来捆绑我们的手脚。因为单单是完成那些常规的、硬性的任务，就已经耗尽了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根本没有精力再去想任何创造性的教学改革了。

这才是最让我感到心痛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明明有那么多想做的、有意义的教育探索，却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为什么在今天的学校里，一个真正想为学生做点实事的人会活得这么累？为什么这个系统非要逼着我们在个人良知、教育理想与现实生存之间做出如此痛苦的取舍？

我本想好好地给孩子们上课，好好地把这个班级带好。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程会如此痛苦。而当我把这一切困惑和痛苦真诚地向校长倾诉，甚至一度控制不住情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的时候，我从校长的眼神和冷冰冰的官话里，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冷漠。

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也许对于学校的管理者来说，教育只是他们升迁和完成指标的手段，老师也只不过是实现这些指标的工具。只要学校不发生引起外界关注的‘舆情’事件，老师的心理是否健康，教师是否拥有幸福感，根本不会被他们真正放在心上。

知道这一点后，我的心彻底凉了。

最后，李老师，我还一直牢牢记着您曾经跟我们说过的那句话：‘让人们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可是，如果连我们老师自己都感受不到幸福，我们又怎么可能去让我们的学生感到幸福，去创造幸福的教育呢？以我一己之力，我自问对抗不了这无底的泥潭。所以，我会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去寻找一个更适合我生长的地方。

但请李老师放心，我依然热爱教育，我知道自己还是有教育创造力的。我会好好守护这颗初心，只是我必须去寻找一个能让这颗初心发芽、开花的土壤。”

八十年代的纯粹与“不设防”的师生关系

读完这封信，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甚至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与悲凉。作为一个在教育战线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老兵，我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写信去安慰这个充满理想的年轻后辈。

看着他的信，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我们当年的教育环境。

这里有一张照片，那是我在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带的第一个班级。照片拍于一九八四年，照片里的我显得傻乎乎的，整天乐呵呵的。那时的教育历史，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单纯。单纯到什么程度？单纯到我们的工作里除了“教育”本身，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杂质。

在那个年代，如果我要找一个学生谈心，我想找就直接找了，根本不需要有任何顾虑。我不会去计较这个学生是男生还是女生，也不会去顾虑谈话的地点是不是太偏僻、会不会引起误会。而据说现在有的地方教育局明确下发规定：班主任老师不得单独与异性学生在封闭空间谈心。这在我看来，是对教师人格的一种隐性侮辱。它折射出的是系统对教师极度不信任的防范心理。

那时候我们当班主任，虽然也有常规性的管理，但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多条条框框的清规戒律。对于年轻老师来说，每天脑子里琢磨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如何把这堂语文课讲得精彩，如何让孩子们听得入神。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分心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今天这样名目繁多的“评优选先”和利益诱惑。现在，成都的一个年轻老师一参加工作，就有一顶顶虚华的桂冠在前面等着他去争夺。三十岁以前，你可以去争取一个叫“教坛新秀”的荣誉；三十五岁以前，还有一个更诱人的台阶等着你，叫做“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再往后，每隔五年都有各种名目的称号和台阶。

当学校和教育局把这些诱饵摆在老师面前时，很多老师的全部心思就逐渐偏离了学生，花在了如何争名夺利、如何包装自己上。一旦老师的心离学生远了，教育也就变味了。泰戈尔曾经说过一句话：“鸟翼系上黄金，就再也飞不起来了。”现在，很多老师的翅膀上，被体制系上了沉甸甸的“黄金”，让他们再也无法自由地在教育的天空中翱翔。

那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去做这个、做那个所谓的“专业提升”。老师要想提升业务水平、想读书写作，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自觉，是老师自己的事情。校长甚至会觉得奇怪：老师读不读书是他自己的自由，我干嘛要去强迫他呢？

而现在呢？很多学校把读书也变成了行政任务。老师们读书需要打卡、需要分享，还要撰写读书笔记用来评奖。据说甚至有些地方的教育局，把我写的书拿去布置成老师们的暑假作业，还明确规定暑假开学前要针对书本内容进行统一的闭卷考试。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哭笑不得，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请不要强迫老师们读我的书》。如果读书变成了为了应付考试的被迫行为，那读书的乐趣和意义就荡然无存了。

那时候我们家访，就是普通的家访。和家长约好一个时间，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大家坐在客厅里像朋友一样聊天。当年我带班时，几乎挨家挨户都去家访过。但这在今天却变得非常复杂。现在的老师去家访，必须拍照留痕，必须填写密密麻麻的表格，这叫“痕迹管理”。

那时候放假，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放假。放了暑假，老师们就可以彻底地休息，看看书、旅旅游，绝不会被安排去参加什么社区值班，更不会被派去顶着烈日巡逻河道防溺水。那时的放假是身心的彻底解放，而现在的假期的性质却彻底变了，假期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工作期。

在那个时候，孩子放学走出了校门，他的安全和教育就主要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了。而现在，学生在校外出了任何事情，哪怕是放假期间在家里出了安全意外，社会舆论和上级部门往往也会把板子打在学校和老师的身上，让教师承担起近乎无限的安全防范责任。

那时候的同事关系也非常单纯，大家和睦相处，研究教学，根本不需要像今天这样在各种利益和防范面前小心翼翼、互相提防。在考试方面，除了每学期期末的统一考试，我们班级内部平时的教学没有任何频繁的单元调研考试或排名，老师拥有极大的教学自主权。

那时候，学校的发展路径也非常朴素，每个人用心教书、用爱育人就可以了。我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学校长远规划”、“教学创新品牌”或者“一校一特色”的包装。后来，我在无锡实验中学担任校长时，曾经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想办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学校都在跟风搞各种特色学校的建设，而我认为，教育的核心在于人，在于平平淡淡、扎扎实实的日常教学，而不是那些花哨的品牌包装。随着学校名气变大，来参观学习的团队络绎不绝，我又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叫《武侯实验中学谢绝参观》。因为我深知，频繁的参观接待，最终打扰的是学生正常的学习，折腾的是一线教师的精力。

在我的那个年代，教学是教师的绝对核心任务。而在今天，教学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教师的次要任务。现在老师每天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很多学校规定，老师要在清晨五点多钟赶到学校食堂去“验菜”，监督食材的质量和安全。这只是无数非教学任务中的一个缩影。

自由教育的乐趣：我们曾拥有过的天空

在八十年代，一个优秀的教师，只要能把班级带好，把课上得生动，期末考试成绩说得过去，就不会受到任何乱七八糟的行政干扰。最关键的是，那时候一个普通的教师，相对而言拥有着极大的个人探索和实践教育理想的自主空间。

看着这张我当年和学生们在一起的照片，我做着各种在今天看来“出格”的事情。比如，我带着学生们去河南的农村和他们一起在麦秸垛上斗鸡。实话实说，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学校的领导偶尔也会出于安全考虑嘟囔几句，但整体的舆论和管理环境比现在要宽松得多。看着照片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看着那一幅绿水青山的画面，我常常会想：这难道不才是教育本来的样子吗？

还有一次，我带着全班学生骑着自行车出去春游。因为我们在外面私自住了一夜，回来后我挨了学校的处分。处分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出去春游没有经过学校的正式批准；第二，骑自行车出行在学校看来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三，最严重的是居然在外面住了一夜。最后，学校扣了我六十块钱的工资。

要知道，在当年，我一个月的工资总共才五十二块五毛钱。这一下等于扣掉了我一个多月的薪水。但即便是受了处分，学校也没有把我开除，更没有全网通报。我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带着孩子们寻找教育的快乐。

这里还有一张我当年的“泳装照”，照片里穿着红背心的那个瘦弱小伙子就是我。那也是我们初三毕业的时候，我带着学生在外面野营，大家在帐篷外彻夜狂欢。到了高二那年冬天下大雪，我把学生们带到山坡的雪地上，让大家用自己的躯体作为笔画，在洁白的雪地上写下了“124”这几个大字，因为我们是高二一班。有一个长得特别高、有一米八几的男孩子，躺在雪地上的时候，还特意把脚尖勾起来，对我说：“李老师，我把脚尖翘起来，这样写的字才有笔锋！”

我们还一起去野外探险，大家趴在草坪上比赛学狗叫，甚至几个高三的大男生把我这个老师压在身体下面嬉闹。

如果把这些场景放到今天，任何一条被拍成视频发到网上，都会被贴上“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教师失范”或者“师德不尊”的标签。但在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完成了从初一到高三的大循环教学。

在那个时候，学校的德育处、教务处是绝对不会干涉每一个班主任具体是如何开展工作的。这让我深刻地意识到，教育不仅需要有“意义”——即成人的角度所关心的教育使命、奋斗目标和课程大纲；更需要有“意思”——即从儿童的角度出发，让校园生活变得好玩、有趣、妙趣横生。

当一堂语文课让孩子们如沐春风，下课铃声响起时，大家会情不自禁地惊呼：“哎呀，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这就叫有意思。老师和学生可以一起在操场上跳绳、斗鸡，在草地上肆无忌惮地打滚。正因为有了这种充分的自由，教师才有了无限的创造力。

当代教师的十大重负

对比过去，今天的教育生态却发生了解构性的变化。为了看清事实，我结合官方权威部门的数据以及我个人的调查，将当前中小学教师所承受的压力，归纳为以下十大重负：

一、超负荷的工作时间

根据全国性的官方统计，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已经达到了六十个小时左右。这个数字是国家法定周工作时数（四十小时）的一点五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教师每天在校时间超过十个小时，而如果是寄宿制学校的教师，其平均每日在校盯班的时间更是高达十五个小时。

如此漫长的工作时间，导致教师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一项针对八点一万名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筛查大样本调查中，教师的焦虑、抑郁以及情绪耗竭等心理问题的检出率居高不下。

二、国际对比下的失衡

在与国际同行的对比中，我国初中教师的周课时总量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国内教师在年度内用于应付各类行政培训、迎接检查、整理归档材料所耗费的时间，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三、非教学任务的无情蚕食

在学校里，最让老师们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所谓的痕迹管理（Trace Management: 要求凡事拍照、填表以证明工作已落实的管理模式）。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上，我曾发起过一项调查：“你是否有足够的时间用于备课和研究教学？”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一线教师都选择了“没有充足的时间”。老师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它们被无情地消耗在了解读各种上级红头文件、下载各类政务 APP 进行网络点赞、转发特定宣传链接以及填写各种与教学毫无关系的摸排表格上。

四、泛滥的防范式管理与形式主义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该用于解放生产力的 APP 和在线打卡系统，却沦为了套在教师头上的新枷锁。AI 技术的普及不仅没有减轻教师的行政负担，反而让上级部门能够更加实时、高频地向学校下达各种行政指令，导致各种“一票否决”的考核标准满天飞，教师的自由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五、毫无逻辑的“社会事务进校园”

学校本是清静的求知之地，如今却成了各类社会事务的倾倒箩筐。反诈宣传、防火排查、交通整治、垃圾分类等本应由社会各职能部门承担的公共事务，纷纷挂上“从娃娃抓起”的旗号涌入校园。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开不完的跨部门会议、写不完的文字汇报材料以及形式主义的各种主题活动打卡。

六、天下苦公众号久矣

现在的很多学校，把学校的官微公众号当成了经营学校形象、讨好上级部门的主战场。学校要求老师们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素材，甚至连今天中午学校食堂吃了什么菜、做了一次普通的课间操，都要写成一篇辞藻华丽的公众号文章发出来。

我敬佩的李希贵校长——也是我的挚友，在他创办的北京第一实验学校里，你翻遍网络也找不到他们的公众号。我曾好奇地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做公众号？”李校长对我说：

“如果老师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琢磨怎么写公众号、怎么给学校做公关宣传上，那他们花在学生身上的心思自然就少了。学校的口碑，从来不是靠公众号上的自我吹嘘吹出来的，而是靠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爸爸妈妈口口相传、实实在在累积起来的好评。”

七、安全大于天的无限责任

这是一张我拍摄的丹麦一家幼儿园大门的照片。在丹麦，很多学校和幼儿园甚至连围墙和校门都没有。孩子们在没有人时刻死死盯着的情况下，在茂密的泥泞树林里爬树、玩泥巴，在木质的滑梯上追逐。

当我们在丹麦的学校里问他们的校长：“如果孩子们在学校里摔伤了，发生安全事故，学校该怎么办？”

校长的脸上露出了完全听不懂的疑惑表情。在他们的社会认知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有一位带小学二年级的手工课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手工课上，一个小女孩用剪刀时不小心戳破了手，流了不少血。老师紧急带她去医务室包扎好后，给孩子的妈妈打了个电话，询问是否需要让家长来把孩子接回家静养。

如果是中国的家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质疑老师为什么没有看护好孩子，甚至去学校讨要说法。但那位丹麦妈妈听完后，却非常平静地在电话里说：“没关系，老师，您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就让她继续在学校上课吧。”

还有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在一家幼儿园里，一个男孩子因为爬树，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造成了腿部骨折。当爸爸赶到幼儿园接孩子去医院时，他不仅没有对学校和老师发火，反而非常抱歉地对老师说：“对不起，老师，是我的孩子太顽皮了，给你们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在丹麦，有一所六层楼高的学校，楼层之间没有设计传统的楼梯，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长长的旋转滑梯。一到下课，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就伴随着欢声笑语和尖叫声，顺着滑梯直接滑回地面。我问校长：“设计这样的滑梯，万一有孩子在里面相撞受伤了怎么办？”

校长非常淡定地回答我：

“这所学校建校已经六十年了，期间确实发生过因为滑滑梯导致的磕碰，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因为这些偶然的安全事故而取消滑梯。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因为万分之一的偶然事故，就剥夺了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在童年时代必然应该享有的快乐和天性。”

在丹麦的学校里，每一棵树都是允许孩子们攀爬的。当我问校长：“如果摔下来怎么办？”他反问我：“李先生，一个从小连跤都没有摔过的孩子，他能真正健康地长大吗？”

再看看我们国内的现状。北京有一所私立学校，我走进去的时候大吃一惊，然后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的绿化树上，密密麻麻地“结”满了爬树的孩子。还有北京一所非常著名的公办名校，校长特意在操场旁用人工堆建了一个小土坡，目的就是让孩子们在课间能在这里追逐打闹。

这位公办学校的校长说：“一个健康的校园，应该允许并听到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声音。”

然而，这样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界实在是太少了。大多数公办学校的校长，在巨大的安全考核压力面前，选择的是“最安全的保守方案”。为了绝对的安全，很多学校课间十分钟不允许学生下楼，甚至除了上厕所之外，不允许孩子们走出教室大门。老师们每天战战兢兢，生怕孩子出一丁点意外。

八、违背良知的“伪教育”

在各种评比和迎检的重压之下，我们这些本该教书育人、传递真善美的教师，却往往被迫联合学校一起说谎，甚至带着学生一起做假。这种心理上的撕裂和痛苦，是对教师良知最残酷的折磨。

我想在这里公开讲述一段我年轻时的真实经历。

那时候，我还在一所非常有名气的学校当班主任。有一次，学校要迎接上级部门一次非常重要的综合督导检查。检查表里有一个硬性的达标项目，就是看学校的“健康教育课”是否严格按照国家大纲开齐、开足。

因为当时面临着升学考核的巨大压力，我们学校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开过这门课，所有的课时都被用来上中高考的科目了。但是，如果这一项被扣了分，学校就会失去参与评优的资格。

这该怎么办？学校的领导们开会研究，决定临时“改课表”。他们把所有班级课表上的自习课，全部用电脑打印改成了“健康教育课”。

但是，检查团的专家们非常认真，他们不仅看课表，还要随机抽查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访谈，询问健康教育课到底讲了什么内容。

为了应付抽查，学校教导处连夜印发了一个健康教育核心知识点的小册子，发到每一个班级，让班主任立刻发给学生。学校要求我们，每个班必须选出三到五个平时学习成绩最好、记忆力最强的尖子生，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本小册子背得滚瓜烂熟。

然而，这依然存在漏洞。因为检查团的专家非常聪明，他们为了防止学校张冠李戴，会对照学生花名册和学生证上的照片来随机叫人。

为了防范这一点，学校的领导做出了一个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感到羞愧万分的决定：他们让我们把被抽到的、但没背熟小册子的学生的学生证拿过来，当场把上面的照片撕下来，贴到那几个已经把内容背得滚瓜烂熟的尖子生的学生证上。

我当时就充当了这出闹剧的执行者。当我把那几个调包后的学生证交上去，看着那几个尖子生天衣无缝地回答完专家的提问、帮学校大获全胜地拿到了优秀等级时，我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觉得恶心。

在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海娃、糊弄日本鬼子一样，成功地糊弄了上级的检查专家。可我随即意识到，我们是教育者啊！我们怎么能当着孩子的面，明目张胆地教他们如何做假、如何欺骗？

面对这种情况，学校里的老师通常分为三类：第一类老师认为这理所当然，为了学校的集体荣誉，做什么都是对的；第二类老师觉得这不对，内心很痛苦，但为了生存，选择默默服从；而我是第三类教师——我服从了学校的安排，但我无法说服自己的良心。

在检查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利用班会课的时间，非常严肃地对全班同学说：

“同学们，昨天发生的那件事，让李老师感到非常恶心。李老师昨天教你们做假了，这是不对的。我必须要向你们公开道歉。我们虽然为了应付这个操蛋的检查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如果扣了分，校长和学校都要承担责任。但我希望你们记住这层恶心的感觉。将来，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当了校长、教育局长或者厅长，请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再制定这样逼着下面自欺欺人的规定，不要再做这种恶心的事情了。”

九、竞赛与公开课的作秀化

如今，各种各样的赛课、班主任基本功大赛层出不穷。这本该是促进教学交流的平台，如今却越来越变成了一场场精心彩排的戏剧表演。

老师们在台上讲着排练了无数次的台词，学生们在台下配合着做出早已设计好的反应。最近在海南海口，就发生了一起因为准备公开课导致教师心理压力过大、进而引发悲剧的极端事件，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这种作秀式的教育，究竟有什么意义？

十、唯分数论与消逝的童年

基巴兰曾写过一首诗，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我们做教育，最原始、最淳朴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一个懵懂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有文化、有教养、身心健康的文明人吗？可是在今天，整个教育系统唯一的指标被简化成了冰冷的分数。

在疯狂的分数竞争面前，本该天真无邪的孩子，被逼成了考场上的“死士”。我在云南的一所学校里，曾亲眼看到墙上挂着极其刺眼的红色标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这些被干掉的“千人”，不就是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同龄人吗？人类社会花费了数万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从丛林法则进化到现代文明，而我们的很多学校，却用短短几年的高考训练，把孩子们重新赶回了崇尚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看看每个小孩子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学时的照片，那一双双眼睛是多么清澈，笑容是多么灿烂。可他们万万想不到，再过不了几年，他们就会被迫过上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视力急速下降、体质连年滑坡的应试生活。

那些天天逼着他们做题、不让他们下楼玩耍的老师是坏人吗？不是的。这些老师往往都非常敬业，每天披星戴月，对工作充满了责任心。但最让人感到悲哀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正在以一种极其兢兢业业的态度，每天摧毁着孩子们的幸福童年。

顾明远先生前年在参加一个教育论坛时，在台下听到一位一线老师的发言，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拍案而起，大声疾呼：

“考试的成绩，绝对不能代替孩子一生的成长！我们搞教育的，必须考虑到孩子的一生，考虑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我们的教育，一定要有点良心啊！”

如何让教育生态重新回归教育本身

要从根本上扭转当前的恶劣生态，仅仅靠发几个减负文件是远远不够的。这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关于给教师减负的文件发了不下几十个，但现实情况是，老师们的负担反而越来越重。

这说明，我们的机制生病了。要治好这个病，必须进行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

• 彻底重构教育评价体系：必须废除单一的唯分数、唯升学率考核指标，建立起多维度的、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绿色评价体系。
• 立法厘清学校与政府、社会的权责边界：要明确什么事情是学校该管的，什么事情是社会职能部门的责任。必须赋予学校校长依法说“不”的权力，防止任何外部行政权力随意向学校转嫁负担。
• 归还校长的办学自主权与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教育局应当实行宏观指导，而不是插手学校每一节课怎么上、每一个作息时间怎么排的微观事务。
• 建立健全的问责与监督机制：对于那些打着各种名义强行进校园、给学校摊派非教学任务的政府部门，要引入社会监督，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严肃的问责。

小袁老师的抉择与微弱的烛光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小袁老师的第三封来信。在这封信里，他告诉我，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当逃兵，而是在冰冷的现实与温暖的理想之间，努力地去撕开一道小小的口子。

他在信里写道：

“李老师，虽然体制内的规章制度非常死板，但只要我们当班主任的心里真正装着孩子，总是能在重重限制的缝隙里，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到一点点自由的空气。

学校因为害怕安全事故，下课十分钟不让孩子们去操场上玩。我看着孩子们憋得通红的脸，心里很难受。于是，我在班里发起成立了各种‘课间游戏社团’。我们有乐高社团、手账社团、棋类社团。一到下课，我就亲自在班里守着他们，陪着他们玩。这样既保证了安全，达到了学校的要求，又让孩子们在十分钟里得到了真正的放松。

还有，我们班每周有两节体育课，正好紧接着每天半小时的课间操。按照学校的死规定，课间操结束后，学生必须全部先回到教室坐好，等上课铃声响了，体育老师再把他们重新整队带到操场。

我觉得这十分钟的往返完全是在浪费生命。于是我去跟学校的体育组和安全处磨，跟他们承诺：‘每次课间操结束后，我这个当班主任的亲自留在操场上看护他们，保证不出任何意外。’

最后学校终于同意了。现在，只有我们班的孩子，在做完广播操后不需要回教室，可以直接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开心地做游戏，一直等到体育课开始。看到孩子们在阳光下奔跑的样子，我觉得我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然而，这种在石缝里艰难求生的状态，终究还是太脆弱了。不久之后，小袁老师还是向学校提出了辞职。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非常吃惊。要知道，他当时是在深圳一所待遇极其优厚、无数人挤破头都想进去的公办名校，手里捧着的是旱涝保收的“编制铁饭碗”。他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放弃了编制。

他写信对我说：

“李老师，我决定这辈子再也不去考什么编制、进什么体制了。我对那种在外人看来无比稳定的生活感到厌倦。我只想找一所真正尊重人、把人当人看的学校。我相信我的教育创造力，已经足够让我去追求一个教师本该拥有的专业自由，而不是被一份所谓的‘编制’锁死在窒息的泥潭里。”

前天，我在我的“镇西茶馆”公众号后台，看到了一个年轻老师留下的一段留言。这段留言，我想代表了千千万万一线教师的心声：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天走上讲台时的情景。那天早晨，我看着初升的太阳，心里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冲动，我当时无比自信地对自己说：‘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老师。’

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累，那种累是深入骨髓的心累。如果仅仅是因为研究教学、因为爱孩子而感到劳累，再多的苦我也能承受。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每天会有那么多和教育完全没有半点关系行政事务，排山倒海般地压在我的身上？

我的要求其实一点都不高。我不想当什么名师，也不想争什么职称，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一点纯粹的教育。可这在今天，却成了最奢侈的幻想。”

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才能重新回到教育本身？

最近，我看到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教育发展的十五规划，其中特别提到了“要全面减轻教师非教学任务负担，落实教师优先政策”。看到这个消息，我那颗早已退休、本该古井无波的心，又忍不住再次兴奋地跳动了一下。

但我也在问自己：这一次的兴奋，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我已经退休了，这些体制内的重负无论再重，也已经压不到我的肩膀上。但我今天站在这里，面对这漫无边际的黑暗，依然想替那些还在讲台上苦苦坚守的年轻同行们大声说出那句话：

“这世上的教育制度啊，请你千万不要辜负了那一个个，曾经带着满腔热血、无比热爱你的老师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