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宋明蔚。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中国自由攀登者的故事。提到攀登或登山，我相信大部分人脑海中第一印象肯定是那些成功人士站在珠峰顶上的励志学。然而，今天故事的主角并非成功人士，甚至恰恰相反，他们是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他们有的大学肄业，高中辍学；有的成长于不幸家庭；甚至有人终生居无定所。他们都在死亡的悬崖边寻找自由与自我，但在我看来，这些“世俗失败者”却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书写了一部壮丽而隐秘的史诗。

故事的开端始于2008年的春天。那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件，有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而对于我来说，2008年我只是辽宁省鞍山市高中教室里的一名高二学生。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中午老师走进教室，告诉我们高中请来了两位成功的校友，其中一位是北京水立方的设计专家，另一位是作为火炬手登顶珠峰的严冬冬。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当时我对登山没有太多概念，我相信这与现在主流对登山的一些刻板印象相似，无非是“珠峰是世界最高峰，肯定也是最难的山峰”，而攀登者则是“有钱有闲的企业家”或“专业运动员”。他们登顶后，都离不开关于自我、关于征服的叙事。除了这些关键词，那一年，我多了一个与登山绑定的关键词，就是严冬冬。

攀登风格的本质分野：喜马拉雅与阿尔卑斯

第二年我考入广东的一所大学，阴差阳错加入了登山社团。有意思的是，刚入社几天，指导老师就向我们提及国内最顶尖的两名青年阿式攀登者（Alpine Climber: 以自给自足、轻量化、快速风格攀登高难度山峰的登山方式），其中一个是周鹏，另一个就是严冬冬。这让我感到巧合，甚至怀疑是否重名，因为我从一个普通东北小城考到祖国对角线的大学，又加入小众社团，老师却提及我高中学长的名字。但根据老师的描述，他称呼严冬冬并非“登顶珠峰的火炬手”，而是“国内顶尖的阿式攀登者”，我相信就是他。

在此，有必要向各位观众普及两种登山术语：喜马拉雅式（Himalayan Style: 通常指商业团队，依靠大量后勤和辅助氧气进行攀登的风格）和阿尔卑斯式。这两种风格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但喜马拉雅式在国内常因过度商业化或政治化而显得扭曲。以图片为例，左侧的喜马拉雅式攀登中，登山向导会像保姆一样全程保障客户，甚至搀扶上山。而右侧的阿尔卑斯式攀登中，两人背负各自的行李，交替开辟路线，是绝对平等的伙伴关系。

喜马拉雅式攀登的另一显著特点是需要出动大量人力物力，建立齐备甚至豪华的营地，并层层向上推进，以确保所有登顶者安全冲顶。你可以在雪山上吃到热乎的食物，甚至在厨房帐篷里享受家乡菜，酒足饭饱后回到自己的卧室帐篷，甚至洗上热水澡。这与阿尔卑斯式攀登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没有厨房、卧室或厕所帐篷，攀登者常需在雪山露宿，很多天吃不到热食，忍受极度寒冷、狂风和饥饿。图中阿楚和小刘两位国内顶尖阿式攀登者展示的，正是这种与痛苦为伴、享受痛苦的攀登。

喜马拉雅式攀登的商业团，无论是28万的基础费用还是48.88万的顶格费用，冲顶日仍需排队，沿着同一路线、同一绳索缓慢向上。这与中国“十一”黄金周的5A景区无异，你只有几分钟时间打卡拍照，然后举着小旗子说“我登顶了珠峰”或“我征服了珠峰”，此生可能与登山再无瓜葛，只留下“成功学”的叙事。相反，阿式攀登者不屑于攀登珠峰。他们更倾向于攀登海拔仅五六千米、不知名但难度更高的山峰，开辟全新的、只属于自己的路线，甚至探索中国数百座尚未有人类登顶的未登峰（Unclimbed Peak: 历史上从未被人类成功登顶的山峰），这对于他们来说更具成就感。

然而，新路线和未登峰意味着他们时常面对暴露感极强的地形，面临坠落、冰崩和雪崩的风险，更常见的是那种一个人暴露在无垠旷野中的永恒孤独感。真正的阿式攀登者不会为了崇高的国家荣誉或个人利益而攀登，他们仅仅是为了内心感受，为了攀登本身而攀登，这才是登山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我们称这些活跃在中国的阿式攀登者为自由攀登者。

严冬冬：自由意志的代价与闪耀

正如珠峰是喜马拉雅式的代表山峰，在中国，四川四姑娘山主峰幺妹峰（Mount Siguniang's Main Peak: 中国西南地区著名的技术型山峰，海拔6247米，攀登难度极高）则是阿式攀登的殿堂级技术型山峰。2009年，严冬冬登顶幺妹峰，迅速跃升为国内顶尖阿式攀登者。他身上光环耀眼：辽宁省鞍山市理科高考状元、清华大学学子、英语学霸、珠峰火炬手。然而，他认为这些都毫无意义。他说，上了实验班、成绩名列前茅又如何？这无法帮他找到生命中热烈的感受。

即便考入清华大学，在全国高考状元云集的环境中，他的成绩也显得平庸。为了登山，他逃了很多课，最终未拿到清华大学学位证，但对此并不感兴趣，因为他已认定未来要从事与登山相关的工作，生物系专业无法助他实现理想。登顶珠峰的光环也未能给他带来生命的存在感。他攀登，是为了获得他所谓的自由（Freedom: 在此语境下指精神上的自主选择和行动不受外部束缚）。对他而言，自由很简单：想爬山就去爬山，想爬什么样的山就去爬什么样的山。

然而，为实现这种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自由生活，他付出了巨大代价。毕业后，他租住清华大学西门外简陋平房，房租低廉，每月伙食费不到30元。即便在2008年，这数字也极为夸张，平均每天不到1元。但在如此生存状态下，每次购买装备，他甚至不看价格标签，毫不犹豫地入手数千元的装备。你或许会觉得奇怪，以他的英语天资和聪明才智，明明可以找份按部就班的工作来支持爱好，为何不这样做？他也曾尝试，在北京一家英语报社工作，每周仅上三天班，却度日如年，12天后便受不了，无法忍受坐班形式。他还曾受中国登山协会邀请，有机会进入体制内，过相对安逸的生活，但他委婉拒绝，担忧一旦陷入循规蹈矩的生活漩涡，以当时的心力将无法逃脱。

你可能会认为，如此痴迷登山的青年，一定非常擅长此道，甚至是个体育特长生。恰恰相反，他是个体育特差生。他的肌肉力量和耐力非常薄弱，引体向上做不了几个。尽管肌肉耐力可通过后天训练提高，但先天的身体条件如平衡感、协调性却难以改变。例如，在北京周边小山上遇到陡坡下山时，他会感到害怕，因协调性不佳，需半蹲着搓下山。他的攀岩水平也不佳，攀岩五六年，仍处于初学者到进阶的中间阶段。他的身体在山野中感受到极度的不自由感，但这种不自由感与他对登山的热情形成强烈反差。或许他曾感到痛苦，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山野的痴狂，他依旧义无反顾地追逐他想要的自由生活。

直到2009年秋天，严冬冬与黄金搭档周鹏经过三次尝试后，终于登顶四川四姑娘山幺妹峰南壁的中央路线。这是一条全新的路线，他们将其命名为“自由之魂”（Spirit of Freedom）。这是划时代的攀登成就，中国阿式攀登者自此开始闪耀国际登山舞台，进入国际登山界的视野。严冬冬和周鹏也因此成为国内最顶尖的登山者，这在当年是国内登山界的大事件。两人接二连三开辟一系列高难度攀登，获得许多含金量极高的攀登奖项。例如2011年，他们开辟了四川贡嘎山峪嘉子峰西壁的一条高难度路线，比“自由之魂”难度更大，是他们组合有史以来最高难度的攀登，命名为“自由之舞”（Dance of Freedom）。

死亡的责任：严冬冬的《免责宣言》与陨落

我的这位学长，给我人生带来的激励与其说是攀登上的，不如说是人生上的。他让我意识到，一个人为了自己热爱的事物，到底可以付出到什么程度；以及一个人一旦实践了自由意志（Free Will: 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自主能力），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后果和代价，甘愿承受自由生活的甜美与痛苦。经历几年攀登后，严冬冬也多次遭遇山难，与死亡擦肩而过，正面交锋。他多次参与救援，见证了许多血淋淋的尸体，目睹登山者遇难给搭档、幸存者和家人带来的痛苦。直到有一天，他开始思考死亡的另一重本质——责任（Responsibility: 对行为后果的承担）。

严冬冬所指的“死亡本质的责任”，更多是针对攀登过程中的搭档而言。在阿式攀登中，我们习惯称呼攀登搭档为“生死搭档”（Life-and-Death Partner: 在高风险攀登中彼此性命相托的伙伴）。这可能由阿尔卑斯式攀登的技术特点决定：两三个阿式攀登者结组攀登时，需通过绳索连接，如同字面意义上的“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意味着一旦其中一人意外坠落或掉入裂缝，另一人必须及时通过操作进行保护或制动，当然这也承担相应风险。因此，搭档之间必须充分信任，甚至生死相依。严冬冬不希望，万一自己不幸遇难，所有人将问题和责难归咎于他充分信任、生死相依的搭档身上。

2012年，严冬冬经过多年深思熟虑，发表了著名的《免责宣言》（Disclaimer of Liability: 登山者预先声明其风险自负，不追究他人责任的文件）。他在宣言中声明，登山本质上是危险运动，可能导致重伤或死亡，他的同伴不应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解释和赔偿责任。他的描述清醒而冷静。尽管《免责宣言》不具法律效力，但它对10年后的自由攀登者而言，其作用和影响力远胜任何律例。任何自由攀登者在其下方签名，相当于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认同登山的危险性。

就在严冬冬2012年发表《免责宣言》的同一年，我也成为了学校登山队队长。2012年2月，我带队来到四姑娘山双桥沟攀冰训练，有幸近距离接触这位高中学长。图中这位歪头、戴眼镜、穿红黑色羽绒服、寸头的，就是严冬冬。我们简单寒暄、碰杯，并未多言。我相信我们同出普通高中，同城，又同好登山，定有共同语言，未来会有更多交流。然而，这次寒暄竟成唯一且最后一次。仅仅不到半年，2012年7月，严冬冬与周鹏在新疆西天山深处登顶一座未登峰。这又是一次了不起、技术含量高难度攀登。但在下撤途中，严冬冬不幸坠入冰裂缝。他的搭档周鹏，当时乃至现在都是国内技术水平最高的攀登者，多次尝试救援，最终失败。严冬冬卡在冰裂缝中，遗体永远留在山里，与大山融为一体。

这个噩耗几天内传遍整个登山界，所有人都震惊于它的突兀。包括呆坐在电脑前的我。我记得听到噩耗时，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彻底改变，但我说不清是什么。但我知道，我永远会记住他的名字：严冬冬。自由登山（Free Climbing: 在攀登过程中不依赖人工器械前进，仅以身体力量向上攀登的方式），自由之魂，自由之舞。

王茁与伍鹏：理性、浪漫与攀登的狂热

在那之后几年，我仍保持登山爱好，每年攀登几座雪山。我尝试过各种攀登风格，但未开辟新路线，也未登顶未登峰，始终与最极限的攀登方式保持距离。同时，我也进入媒体工作，做过许多户外深度报道，进一步接触并见识到许多自由攀登者的故事。无论是作为登山爱好者在山上，还是媒体工作者在新闻现场，这些故事都深深打动了我。最有魅力之处，不仅在山上，更在山下，在自由攀登者的内心深处。

我非常好奇，也渴望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年少时步入山的世界？他们为登山放弃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如何平衡攀登与家庭生活？如何面对时常发生的死亡与事故？有人认为，自由攀登者选择极限生活，是因在郁郁不得志中，试图将登山作为寄托、出口，寻找高压现代生活的解药；也有人试图用心理学分析，认为他们内心有某种缺失，试图在登山中寻找人生代偿，在擅长领域获得尊严感。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至少在我的观察中，登山、阿式攀登、自由攀登对这些自由攀登者而言，并非寄托、解药，更不是人生路上的任何代偿。对于活跃在2000年初的自由攀登者王茁来说，正是如此。他认为登山对他是一种消遣，只是最严肃的消遣，能让生命有意义，头脑保持敏锐。王茁是活跃在北京的自由攀登者，技术出色。2004年，王茁与搭档伍鹏尝试攀登四川四姑娘山地区一座尖锐如锥的山峰——婆缪峰（Mount Baimiao: 四川著名技术型山峰，因形似锥子而得名，攀登难度极高）。当时此山难度极大，两人攀登失败，顺利下撤。来到垭口时，他们与山峰合影，约定来年再攀。

几个月后，王茁带新婚妻子再次来到婆缪峰附近一座雪山，不幸在2004年最后一天遭遇大雪崩。王茁遇难，妻子先宣布失踪，后奇迹获救。这是一个令人感慨又悲惨的故事。王茁一向以理性著称，但最终却在事故中遇难，令人感叹生命的消逝与无常。

右边的伍鹏，与老搭档王茁一样，拥有理性严谨的攀登风格。除此以外，他还是个浪漫的人，网名“自由的风”（Wind of Freedom）。他曾说，在工作与自由之间，他总选择自由，因为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在办公室是等不来的。他开辟一系列全新攀登路线，都以小女儿动画片中喜欢的角色命名。他有幸福家庭和不错的工作，在自由攀登者中生活美满。唯一的遗憾是2004年与王茁尝试攀登婆缪峰失败后，约定第二年再攀，却因王茁遇难而未能实现。因此，2004年后，伍鹏每年都关注婆缪峰的攀登信息。

最终在2014年，伍鹏来到婆缪峰脚下。这锥子般锐利的山峰是岩石形山峰，难度很大，尖锐如针。伍鹏2014年攀登此山，与其说是实现攀登理想，不如说是渴望纪念10年前与老友王茁的攀登，替他完成遗愿。他还说，若成功开辟新路线，会将其命名为“十年”（Ten Years），纪念这十年发生的一切。2014年，伍鹏将近40岁，女儿也快两岁。可惜此次攀登不顺利，遭遇极端天气，伍鹏在攀登中身体极度耗竭，最终停在距山顶100米处。100米，相当于舞台两倍长，在高难度地形中，可能需攀登半小时。

此时伍鹏面临两个选择：理性选择是就地下撤，全身而退。对自由攀登者而言，即便离顶峰再近，选择下撤也是常事，因为生命更可贵。另一个选择是冒风险冲顶。伍鹏与王茁一样，是个非常理性的人，正常情况会做理性选择。但这次不同，他太渴望攀登婆缪峰了。十年来，微妙情绪叠加心中，产生化学反应，他陷入所谓的“登顶狂热”（Summit Fever: 在高山攀登中，对登顶的强烈执念导致冒险或不理智行为）。那一刻，顶峰似乎成为生命唯一的意义。搭档说：“还剩100米，我们就算登顶了，下撤吧。”伍鹏说：“都到这了，不登顶就白活了。”最终，伍鹏选择了冲动，尝试攀登婆缪峰最后的顶峰，真的站上了顶峰，开辟了“十年”路线。然而，最后冲顶耗尽体能，极端天气下他开始失温（Hypothermia: 身体核心温度低于正常范围，导致生理功能障碍），意识逐渐模糊，连续犯下致命错误，最终从婆缪峰坠落遇难。

后来，伍鹏的妻子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家三口合照，上面还有女儿的小手印。显然伍鹏冲顶时带着合照，或许想提醒自己惦念家人。但在最后，登顶狂热笼罩了他，他忘却了这些。

自由的原罪：背负荆棘的攀登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觉得，无论是伍鹏、王茁还是严冬冬，他们是不是有些太自私了？虽然作为成年人，他们能勇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甚至号称接受最坏后果——在登山语境中就是死亡。但当他们离开世界后，死亡的痛苦却发生在那些幸存者，也就是最爱他们的人身上。那么，究竟是选择那种极致生活，尽情追求自由意志，同时刺伤身边最爱的人？还是远离旷野与高山，带着遗憾过完此生？这是两种完全不同人生观的博弈。这两种选择，就如喜马拉雅式和阿式一样，并无高下之分。然而，对自由攀登者而言，没有中间地带，他们必须做出其中一个选择。当他选择自由攀登者身份时，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死亡并存地攀登。这似乎成为他们内心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似乎成为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Original Sin: 在此语境下指因追求极致个人自由而可能对亲人造成伤害的负罪感）。

但我想说明的是，与那些没想明白就贸然进山，想奔赴“诗和远方”的浪漫主义者相比，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会回避、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一起去攀登。也许有人会说，这也是另一种程度的自私，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清醒地、痛苦地背着它一起攀登，迈出这一步，是一种勇气（Courage: 面对困难、危险或痛苦时表现出的坚定和无畏精神）。

以笔为剑：为自由攀登者立传

最终在2021年年初，我决定把中国自由攀登者的故事完整写下来。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完整书写过他们的故事。但这些自由攀登者的人生如此精彩，思想如此深邃。要知道，他们都是“小人物”，正常情况下没有机会出现在正式历史记忆中。即便在官方媒体发现他们的名字，大概率也是负面新闻，评论区里众多的网民在不解中嘲弄、谩骂他们。这些“小人物”中，有些人已不在，有些人仍在活跃，有些是我素未谋面但惺惺相惜的前辈，有些是我的朋友。

福楼拜曾说过：“当你在为朋友立传时，你应该写得像是在为他复仇。”我觉得在我执行这个写作计划时，我的“复仇计划”（Revenge Plan: 作者以文字还原真实，对抗误解和遗忘的创作决心）也开始了。我想利用我的采访与写作技能，替他们把最真实的人生与最跃动的心灵谱写下来。当我决定全力以赴，辞职写这本书时，我突然想到，这个写作项目也连接了我过去十多年的人生。我突然想起，当我听闻严冬冬遇难噩耗的那个下午，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深深撼动。当我决定写这本书时，我意识到那是什么了。它也许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精神源头，是一种夹杂着好奇、悲悯与孤高之心的倾诉欲。

但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书中大部分自由攀登者都活跃在15甚至20年前，有些人已失联，有些人已不在人世。幸存者脑海中的记忆，至少是一些细节，已开始模糊。所以我必须及时打捞这些记忆和细节。我相信，只要有人还记得他们，虽然肉体已消亡，但他们并未真正死去。我想通过文字，让他们永远活下去。所以我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我开始采访，大量采访，马不停蹄地采访，一个接一个地采访。两年半里，我做了100多个自由攀登者的采访，积累了数千万字素材。我用比现在快很多倍的速度，高强度写作，用了半年多时间，终于写完了这本书的初稿。

写完初稿那天是2023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看着电脑前的Word文字，长舒一口气。我知道，当他们的故事，自由攀登者的故事被印在纸上时，至少他们的人生，他们活过的印记，终于不会那么轻易消散了。所以，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关于中国自由攀登者的故事。我是《比山更高 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的作者宋明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