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悖论：为何强国与穷民并存？

到底是繁荣还是萧条？谁也没见过今年这样的情况。一边是北京、上海核心区的写字楼整层整层的空置；另一边是制造业继续暴走，2月份国产汽车销量登顶澳洲第一；一边是大学毕业生整班都找不到工作；另一边是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中国正在赢，但对个体来说，越来越多的人日子都在变紧。国家越来越富，居民系统性的变穷，不是出现在经济崩溃的时候，而是发生在高歌猛进的阶段。那么这种“国富民穷”还有头吗？

先看一组数据。按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进出口汇总，前4个月按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全世界大打关税战的背景下，能有这个成绩绝对是来之不易。但如果把总量拆开，具体按行业看，你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几乎是集体崩塌，鞋帽、玩具、陶瓷等品种跟去年同期都有超过10%的萎缩；而与此同时，汽车、造船、自动化设备等行业，拿到了20%以上的大幅增长，且是在去年已经巨幅增长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跟中高端产业在走势上形成了巨幅剪刀差。

产业剪刀差：中高端顶上，低端去向何方？

如果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产业升级、低端让出去、高端顶上来，这是正确的轨道。但为什么非要盯着低端产业的背离呢？主要是因为这两种产业之间最致命的差别，就是容纳的就业人口太悬殊了。一亿美元的服装订单需要几千个工人干好几个月，剪裁、缝纫、包装、物流，二三十道工序，每个岗位都是人；而一亿美元产值的汽车，只要百十来个工人。用工数量差了几个量级。

以前，长三角、珠三角老板们得排队抢人；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你想进工厂打工，先得给劳务公司交介绍费，什么时候能上岗还得等通知。那时候中国的服装行业，2014年用工峰值达到过460万人，到2025年已经下降到200万，降幅超过一半。家具行业、玩具行业，几乎所有的用工大户都类似。现代自动化生产还越来越普遍，这类产业出口下降有多快，从业人数就只能以几倍规模加速萎缩。那进不了厂怎么办？根本没有别的行业能再容纳这么多人，最后只能要么回老家，要么灵活就业。

按统计局数据，在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口已经接近2亿4千万，占到全国7.5亿总就业人口的将近三分之一。这其中包含大量没有稳定收入的群体。比这更让人窒息的是年轻人的就业数据，2025年高校毕业生里有427万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灵活就业。这并非年轻人躺平不努力，而是过去这些支柱产业如房地产等走下坡路，被动挤出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加之关税战带动产业转移，对就业环境而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结构性沉疴：内需不畅的底层逻辑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过去十几年里，每年从全世界赚回几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积累这么多，为什么国内的消费力不管怎么刺激就是起不来？真正的原因是，中国一直在用牺牲老百姓的消费力，补贴企业和政府的高投资。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经济学家普遍估算，中国这个数值大概是43%左右，也就是100块钱GDP里头，老百姓能拿走43块；而美国能达到65%，西欧国家在55%左右，日韩在50%左右。总的来说，中国跟发达经济体之间，基本上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异。

这10个点，就是全社会在保证基本衣食住行之后，原本应有的额外消费力。那这部分钱去哪了呢？当然是企业和政府拿走了。在居民的43%之外，它们拿到了剩余部分，去搞技术更新、扩充产能、基础设施，甚至去搞出口补贴，用最大的力度去刺激生产。再加上政府在医疗、养老、失业这方面的保证力度不够，老百姓不敢像发达国家那样当月光族，人人都得存钱。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储蓄率特别高，实际上这又是一种居民对企业和政府的补贴。

汇率升值与外贸突围的代价

按理说，内需不畅、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下降，应该是推动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才对，可现实却是人民币大幅升值。人民币从7.2涨到了6.8。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对于服装行业这种平均利润率仅3.93%的行业来说，汇率损失的5%远高于利润率。这导致企业要么涨价，订单立马掉头去南亚、东南亚，要么就只能进一步压缩成本，压榨供货商和裁员降薪。

为什么人民银行无动于衷？因为外部环境变了。保护主义是天性，现在不仅美国如此，民族主义也在全球占上风。未来可能根据地理位置、产业互补形成一个个小型的自由贸易集团，代替传统WTO框架下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面临贸易壁垒，唯一突破封锁的路就是在目标市场实现本地化生产，海外建厂成为必然。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企业在海外的购买力提升，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有利。这本质上也是在贸易保护威胁之下，用全民财富补贴企业出海。

临界点挑战：资本积累与民生保障的博弈

既然保中高端产业，那有没有可能让这种利益惠及到更多人？宁德时代作为动力电池霸主，2025年净利润722亿，董事长曾毓群个人分红81亿，而一线员工每月涨薪仅150块。对比之下，韩国的SK海力士在利润大爆发后，制度性地拿出营业利润的10%分给全体员工，人均拿到64万人民币。这体现了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GDP中占比偏低的现实。

在经济狂飙突进、眼前全是增量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提高老百姓分配比例的时机。现在产能已经溢出到让全世界恐惧，继续压缩居民消费去补贴投资、死磕产能的模式已经走到了临界点。很多人拿中国比当年的日本，认为这是新社会形态的开端。至于解决办法，韩国政策室提到的对AI产业形成的超额利润征税并返还给全体国民的模式，或许能给中国提供思路。

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每一年都很长。既然“十五五规划”已经提到要提高居民收入，希望能在补齐民生短板、提高保障水平上下真功夫。经济发展不应只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在慢下来的阶段，将保障水平当做下一个合法性来源，或许是更迫切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