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跨越时代的呼唤

近期台海局势紧张，引发了许多人的不安。上周，我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寄信人是高秉涵先生，一位前国军（国民革命军：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军官。十四年前，我曾在央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家电视台）采访过他。1948年，年仅13岁的高秉涵在国共内战（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场内战）的战火中，从山东出发，历时14个月，行程上万公里，最终抵达厦门。他踩着尸体，登上了从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

2011年，在央视制作国共内战的选题仍非常敏感，因为两岸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对峙已超过60年。没有人敢批准我制作关于战争另一侧人物的专访，因此我以个人身份赴台湾自费拍摄了这部片子，所有参与后期制作的同事也都是志愿者。片子编完后，审片人表示喜欢，但不敢签字，让我去找国台办（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对台工作机构）。国台办负责人同样表示喜欢，但也不敢签字，让我去找台长。台长看完后也表示喜欢，并决定争取播出。经过不懈努力，这部节目最终于2012年在央视播出。不久之后，高秉涵当选了当年的感动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人物。这个奖项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所以在当时的我看来，历史似乎已经终结，内战也成为了过往。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2025年，当90岁高龄的高秉涵先生再次联系我时，两岸关系又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高秉涵先生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战争里，虽然活了下来，但活到90岁，我又觉得战争似乎要来了。这是我担忧的，因为很多人对战争已经陌生，甚至有人还很亢奋地期待战争。”他最想说的是：“政治是无情的，不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政治是无情的’，这句话的分量，只有当它真正压在承受者身上时，人们才会有所感受。”因此，我和高先生共同决定重讲往事，因为国共内战的残酷核心，在我当年的节目中，并没有真正地展现出来。

家族的裂痕：父亲的牺牲与姐妹的抉择

比如这一段：1948年，13岁的高秉涵离开家乡山东。当时母亲担心他有危险，决定送他去南京上学。临行前，母亲嘱咐他，如果学校解散，一定要跟着别人逃命，活着回来。出发那天，母亲给了他一个16岁的婴儿（指一个包裹）。高秉涵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他说：“我妈跟我打招呼，我看着同学说，高秉涵，你跟她打个招呼啊？我又多吃了一口饭。我一转身说，我走了。我没看到我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16岁了，我看到16岁就伤心。”当年节目播出时，有些画面是很难避免且相当隐晦的。

事实上，高秉涵的母亲之所以担心他出事，是因为他的父亲高金熙，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在1947年因其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主要政党）身份被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枪决。1947年初，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因此，母亲才送高秉涵离开，要求他跟着帽子上有太阳标志的国军走，不准回来。

高秉涵先生回忆道，父亲遇难后，母亲将父亲的带血的绳子放进了他的包袱里，意在让他勿忘。他问母亲为何非要送他走，母亲告诉弟弟：“如果我不让他走，也许也见不到了，也许我也被强制了。”高秉涵当时虽然年幼，但已是小学五年级，懂得事理，母亲也是为了自保。高秉涵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杀时，他的两个姐姐都是共产党员，抗战时期就去了延安。三姐高炳皓曾当选延安地区模范女青年，接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亲自颁奖表扬；大姐高炳杰在延安给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当过秘书。父母对此一无所知。抗战胜利后，她们曾托一个卖水果的给母亲写信，但父母认为这是陷害，不相信自己的孩子会是共产党，便把信糊到墙壁上，用泥巴盖住。这种骨肉之间尖锐的冲突，正是巨大悲剧的根源。高秉涵的父母认为国民党腐败，而他的姐姐们则认为国民党不争气，她们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国强大起来，只是个人思想不同。因此，高秉涵的观念是：战争和仇恨并非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

高秉涵说，他的外祖父宋少堂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辛亥革命（1911年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然而，他的子孙却以推翻民国为己任，同样以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为口号。国民党将这场内战称为“勘定匪徒叛乱”（国民党对国共内战的官方称谓），而共产党则称之为“反抗压迫的解放战争”（共产党对国共内战的官方称谓）。

漫漫逃亡路：国军溃败与个人挣扎

1948年9月，高秉涵离开故乡山东菏泽十天后，解放战争从进攻转向决战。解放军攻克山东济南，将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以期在陇海线以南与国民党进行大决战。1948年9月30日，守卫山东菏泽的国军在雨中弃城。不久之后，高秉涵的姐姐回到故乡。此时，高秉涵刚刚离开一个多月，母亲看到女儿帽子上的红心，郑重地只说了一句话：“你们晚了一步。”母亲曾交代高秉涵，如果他不回来，她也不要回来。所以对母亲而言，女儿回来了，儿子却回不来了。高秉涵说：“对，不可能回来了。”

高秉涵从山东出发，跟随学校去了南京。然而此后四个月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中，国民党军队都遭受惨败。南京爆发血潮，教育部（中华民国政府教育主管机构）无力安置南下的数万名学生。1949年春天，绝大部分学生都已返乡，但高秉涵只能按照母亲的嘱托，跟随国军部队走。他去安徽芜湖，投奔一位同学的父亲刘兴远，时任刘汝铭（国民党高级将领）第八军团181师师长。1949年4月20日，高秉涵随181师驻防长江沿岸的安徽贵池。当天，国共和谈破裂。二、三野部队在天王寺战场遭受重创，芜湖的防线被突破，前线突围。当时高秉涵还是个孩子，他看到曳光弹在空中像烟花一样，便跑到高处观看。他看到炮弹击中江中高处的导弹，回过头时，营地已经消失了。

刘汝铭部队正在大撤退，黑压压一大片。高秉涵问一些不认识的人：“你们真不打了，怎么就走了？”那人看着他笑一笑，说：“他不走就走不了了，要赶快走。”他叫高秉涵赶快走。高秉涵记得他那样无奈地笑。当时高秉涵是否还抱着有一天能跟着军队打回去的希望？他说：“没有，一点都不抱希望了。为什么？那时候我已经懂事了，那个兵败如山倒，没有那个士气了。”

高秉涵随着国军撤退。三天之后，解放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这被视为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标志，并继续追击南撤的国军。当年雨水丰沛，解放军追击刘汝铭兵团的二野部队统计，渡江战役（中国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等地的战役）之后，十二天中下了七场大雨。在南方的大雨中，刘汝铭部队的汽车和步兵在前，向浙赣路退去，而高秉涵则跟着眷属、难民和伤兵在后。北方部队在南方雨季中撤退的困境，高秉涵的讲述中有三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第一个是在安徽和浙江交界处的马金岭，这是一个山间的原始古道。所有的石板路大概不到一米宽，却有三十五里路长。部队都是北方人，不习惯雨中的山路，马匹非常湿滑，经常将人拉下悬崖。第二个细节是，从马金岭下来后，需要过一座南方狭窄的桥。他看到二三十名士兵扛着重武器过桥，但桥无法承受，断裂了。所有人跌入激流，无一生还。第三个细节是，北方士兵没有水上经验，高秉涵看到他们从村子里找来家具、木盆，甚至从地里掘起棺材板，坐在上面漂流。但他眼睁睁看着上游山洪来时，木头在岩石上撞碎，所有人卷入水中。

两天之后，他看到上百具尸体堆积在下游。他的性命也在一线之间，因为人潮两边都是人，难民和军队都缠在一起，实在走不动了。他趁车子慢下来的时候爬上去，车上有六个兵，其中一个兵拿枪托往他身上压。那个班长阻止了他，说：“先不要推，不要推，走得快，你推下去这个小孩就会摔伤了。”车子过了一条没有桥的小河，班长使了个眼色，两个兵就把他推到河里面了。包袱还在吗？高秉涵说：“没有了，我都不在了。”走到前面，走到山坡上一看，有军车掉到树上，没有掉下去，但军车已经翻了，上面的人都掉到山谷里面去了，都死了。

军纪溃散与人性挣扎

高秉涵说，一路上他基本上没有看到国共双方交火，看到的只是国军部队自行解体。西北军（国民党军队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以冯玉祥部为代表）的传统是上下不相离，部队如宗族，打仗的时候妻子孩子随行。然而，这一路失去了车辆、马匹。部队到了浙江境内时，只能徒步，已经不可能组织抵抗。半夜追兵来了，高秉涵跟着军人的太太和孩子们一起在铁轨上跑。天亮的时候才发现，一位母亲背上的婴儿被绑带勒住，窒息而死。高秉涵看到这位母亲抱着孩子离开了队伍，再也没有出现过。很快，这支部队的军纪就无法维持了。

部队又抓夫（旧时指被强征的民夫、挑夫），抓老百姓当挑夫，一边挑着吃的东西，一边挑着小孩，就这样逃难。被抓成挑夫的这些人，后来有的被抓到台湾就当兵了，有的没到台湾来的，趁休息的时候就逃掉了。逃掉的人会被惩罚吗？抓回来就被枪毙了。高先生告诉我，他曾在广场目睹处决过一位江西玉山籍逃跑的挑夫。在枪响之前，跪着的挑夫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妈妈，我对不起你！”13岁的高秉涵垂下头，紧紧攥着拳头，默默在心底说：“你没错，不是你的错。”刘汝铭曾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在长城抗战中浴血奋战，他的部队曾用鲜血保卫这片土地，如今却成了被枪杀的人。高秉涵不明白，抗战时期刘汝铭的军队是民族英雄，备受尊敬，他甚至把儿子送去空军，为何在内战中会变成这样？

高秉涵说，这是一个战争中逃亡的自然现象，他们也要活下去。那平民怎么生活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年轻的男女、老幼小的都逃到山里去了，剩下的都是老太太和老头。他非常憎恨他们。高秉涵说，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士兵会放火烧村庄和街道，他们砸碎用过的锅，在水里投毒。他曾想，你为什么要砸那个锅？他的主人还要靠它们吃饭呢。

生死边缘的温情与残酷

5月中旬，刘汝铭部队进入福建时，靠政府信用支撑的纸币已经崩溃。福建省政府有令，只收银元。刘汝铭写道：“从我从军以来，没有比这个更苦更狼狈的日子。”作为报复，刘汝铭拒不理会福建省长官要求他停在闽北，阻止解放军南进的指令，继续南退。此时，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彻底破裂。就在这个月，高秉涵尾随着两个挑夫队的国军士兵，走到了福建浦城县的石碑村。他也穿着军服，只是很长，挂到了膝盖处。

高秉涵看到一个老太太像自己的奶奶一样，便给她点了个头，坐了下来。那些兵都到她房间里乱翻东西。老太太一坐下来就躺下睡着了。但高秉涵醒来时，那两个兵的脑袋已经被打碎了。11月，老太太的儿女从山上回来了，看到三个兵躺在那里，还有枪。他们的儿子就把那两个兵先打死了，脑浆喷到高秉涵脸上，还有声音。高秉涵醒来后吓哭了。老太太告诉孩子：“这个小孩不要动他，他像个小女孩。”高秉涵记得他要跪下来给老太太磕个头，然后就走了。老太太从院子里摘了些叶子，煮了一碗热水给高秉涵喝。她拉着他的手，指向国军撤退的方向。

我在台北采访高先生时，外面天气很热，但他始终穿着衬衫、夹克和西装外套。与我交谈的五个小时内，他一口水都没喝。他说自己耐饿、耐渴、耐疼，这是当年逃亡路上生存的经验。他拉起裤管让我看，我至今仍记得用手触摸那些黑色伤疤的感觉，里面是空的，只有皮，没有肉。高先生说，那些是被虫子吃掉的。在混乱中，他的腿曾被别人手中的热粥烫伤，但路上没有医疗条件，伤口反复破损、感染。他曾多次想自杀。他说：“真的啊，有什么太难熬的？疼啊！我要活下去才对得起我妈妈。你活下去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妈妈。为什么？我要活着见我妈妈。”没有人顾得上一个小孩。13岁的高秉涵没有吃的，他只能吃剩下的马饲料，或者和老鼠争食。他脖子上挂着一串大蒜，喝生水时就嚼一口。当时他发着高烧，已经说胡话了，两条腿都肿得像气球一样。

走到福建九木村附近时，突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抬头一看，看到了帽子上的红星。当时高秉涵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说：“我看到是个星星，星星！我妈妈跟我讲，你看到星星赶快跑，那个就是八路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称谓，此处指解放军）附近的人。”他看着那人，也没办法，那人就拉着他。高秉涵害怕吗？他说：“我哪有害怕？他拉着我，我以为他想把我撞到山上，死在石头上。”那人拉着他到一个潺水的地方，把腿上的虫子冲掉，敷上红药水，然后用急救包给他包扎起来。高秉涵当时想：“这个八路军怎么还有好人呢？盲眼瞧瞧，都是坏蛋嘛，怎么还有好人呢？回来救我。”后来他就跟着解放军走了。为什么跟着解放军走？他说：“才能找到国民党队伍啊。”

高秉涵在路边掐一片荷叶，等解放军开饭的时候，就给他咬一口饭吃。有时候他看到路边有一瘸一拐的国民党伤兵，不打也不逃。有人说：“老乡，跟着一起吧。”那个士兵就把军帽上的太阳帽花一扯，扔到沟里，倒背着枪，卸了子弹，跟着一瘸一拐地走了。国共内战期间，188万国民党士兵倒戈加入了共军阵营。当时高秉涵有没有想过这样走还有没有必要？他说：“那还能活下去吗？能不能活？不知道。对，走到哪去呢？走到哪去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去台湾。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你怎么理解这个战争？”他说：“我那时候认为中国的大人真笨，还没有我小孩聪明。”为什么说他们笨？“就是他们为什么打？打什么？你说你能干，大家都有好东西吃，那我就让你干吧。谁干得好，让谁干吧，你不要争了嘛。”

厦门之夜：最后一班船的血泪

高秉涵腿伤走得很慢，很快，解放军也走到他前头去了。他已经没有人可以跟随，最怕的就是十字路口，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选择。5月中旬，他走到了福建的南平。南平是福建中部一座大城市，但这个时候商店紧闭，没有灯火，没有行人。黄昏时分，只有闽江边上一辆货车在熊熊燃烧。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福州，一条通往厦门。他沿着两条路各走了一公里，决定去往厦门。他告诉我：“因为这条路太凶了，可是我要走的就是凶路。”他的意思是，南边的路上，尸体多，丢弃的东西多。那就是国民党部队去的地方。他说：“像我这边要见到我这个尸体在路上，因为我穿的裤子也烂了，感觉很抱歉的就是那个尸体，我穿了他的裤子。我很抱歉。”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不应该帮他，他死了连裤子都没穿。我太自私了。”很多人会解释说，在战争中为了生存，没有必要有这样的道德感。但高秉涵认为：“这个道德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人的善恶之心是没办法丢弃的。”这一点要感谢他的母亲。他小时候母亲让他练字，总是反反复复写几个字，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几个字是天天练的。

端午节前夕，高秉涵和他的队伍被刘汝铭兵团追赶。他们从长江出发，行程2000里，于1949年中秋节前抵达厦门。原计划是坚守三五年，但局势急转直下。那是10月16日下午，解放军插入本岛中央。刘汝铭本人亲自去金门（台湾海峡中的一个群岛，由中华民国实际管辖）调船，希望接走三万多人的队伍，但只有103和109两艘登陆艇，仅可容纳数千人。当天夜里11点多钟，岛上灯火突然全灭，这意味着发电厂被炸毁，厦门被彻底放弃了。海滩上的部队一片混乱，失去了理智。13岁的高秉涵拄着一根棍子，双腿夹紧，站在数万人之间等待。当太阳即将落山时，登陆艇等不及了，驶向岸边。高秉涵说：“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平生没有见过这样的寂静。然后他听到了人被踩在地上的尖叫。他说：“我是踩着尸体站起来的。我被一个兵用枪托压到我肩上，他从我身上过去。他踩着你？”高秉涵说：“他想踩我。后面来了一个军官，一枪托压到我肩上，把他打掉。我没被压下去。”如果当时被压下去了还能站起来吗？他说：“站不起来了，那人就嗡嗡嗡都像一个大潮水一样，一下就都压下去了。”

高秉涵被人群推进船的时候，他两只脚上的鞋子都已经掉了。登陆艇着急要关门，但是人群还在往里冲。当天是1949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6天前宣告成立了。高秉涵说：“这是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那是登陆艇。登陆艇它要关门，要离开这个海岸。它要关上去，看那个人挤人啊，它关不到。那一进去上去的人就用枪打，就不要挤了。当天要关门了，关不住，都是挤的人的骨头。打自己的战友吗？战友说不要再来了，那外面是一场血。当天关上门了，上船了。那没有上船的，那兵拿着枪就往船上打，也是一片血。那场很惨，很惨。所以我说战争很可怕，哎呀，绝对不能再战了。我相信两岸不会有战争。”

台湾岁月：无根的漂泊与沉重的使命

网络上引用较多的数据是，国共内战造成军民伤亡在千万人以上。这是二十世纪最大规模、影响最深远的中国内战。两岸就此形成政治分立与军事对峙。登陆艇到了高雄之后，却被迫停在港外。1949年前后，国民党运送了超过60万军队到台湾。为了避免佣兵自重和保全治安，当时台湾省主席陈诚（中华民国政治家、军事家）要求来台部队必须放下武器，按指令登陆。而船上官兵认为，军人交枪是奇耻大辱。高秉涵看到他们挥舞武器说：“要不战死，要不回家。”但高雄港的军舰炮口对准了这艘船。陈诚下令，限期徒手登陆，否则击沉。在港外停了一天一夜，无粮无水。第二天，刘汝铭要求全部官兵弃械上岸。高秉涵看到他们把武器扔入了海中。此后，自认任劳任怨、忠贞不二的西北军不复存在。

广播里要求所有人分成三队下船：军官、士兵、眷属。而高秉涵无路可走，无人可投奔。他去难民处领了一碗粥，蹲在地上吃，在心里说：“妈，我听你的话，我活着！”台湾这个狭长的小岛一下子涌入了二百万人，学校、寺庙、仓库都住满了人。高秉涵睡在台北火车站的木凳子上，与野狗在垃圾堆争食。逢年过节怎么过？他说：“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对着大路痛哭一场，‘我想你啊’。”他的弟弟告诉他，母亲过年时会在路边用萝卜点一盏灯，这是山东的习俗，是为远方的游子点亮回家之路。

在台湾采访时，高秉涵先生递给我一张纸，我摸了摸。那是一张1948年的土造棉纸，又软又薄。他逃亡时，包袱丢了，包袱里的绳子也丢了，但偏偏这张纸还在。他是怎么保存的，他自己不记得。那是他的初中录取证明。高秉涵认为，大洪流中先充读书人，但未来的时代是跟着知识走的，要有自己的路。靠这张纸，他报考了建国中学夜间部，半工半读，考上了国防大学管理学院（台湾一所军事院校）法律系。1963年毕业时，他请求去金门担任军事法庭法官。

此时，大陆正处于大饥荒，蒋介石（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总裁）准备由金门发动反攻。高秉涵认为，这里离家最近，他将第一个登上大陆去见他妈妈。可是，他当法官审理的第一个案子，却是枪毙了一个回家看母亲的人。他说：“杀了一个回家看母亲的人，我变成了刽子手。我在生病前病了几天，我知道我要生病了，我想得到一点力量。为什么？我再也见不到我妈妈了，但我想让我的灵魂尽快见到我妈妈。”当高秉涵给那个人下达死亡裁决时，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是他，又会怎样？他说：“我会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着。”高秉涵找到军法组组长要求换人，组长说：“于法无力。”高秉涵说：“我不能审这个案子。”组长说：“你以为我愿意审吗？我是厦门人，家就在对岸。”然后他指了指桌上的国防部（台湾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文件，要求一周之内必须审结，军人临阵脱逃者，一律死刑，杀一儆百。组长随后改变了语气，告诉高秉涵：“你至少能让他下辈子少受点痛苦。”在临刑前，高秉涵叫士兵准备了一盘菜和一大瓶高粱酒。他说：“老乡，要走了。”他说：“你吃点辣的。”那人说吃不下。高秉涵说：“喝这个酒。”那人眼睛看着他，瓶子是打开的，他咕咚咕咚地就喝了。喝了以后，高秉涵马上叫枪兵离开。他说：“等一下。”他想说什么呢？“因为我怕他酒劲还没上来，我希望他不会太痛苦。因为酒很烈，他喝了以后几分钟就会醉。我只需要等三个字：死在当下痛苦。”

他曾经唯一的希望是蒋介石的承诺：“我带你们出来，就会带你们回去。”现在，希望化为乌有。老兵之间，盛传解放军要学习台湾。高秉涵让妻子从医院拿回一瓶安眠药，如果两岸再爆发战争，他说，他就熬一大锅粥，一家人吃掉。他不想再逃难了，说太苦了。

隔绝与重逢：跨越海峡的思念

1979年，中美建交，大陆停止炮击金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统一，希望通航、通商、通邮。而台湾蒋经国（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主席）执政，其回应方式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金门岛上挂着大标语“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国民党在两岸对峙时期的政治口号），而对岸厦门也挂上标语“一国两制统一中国”（中国大陆对台统一方针）。

同一年，高秉涵去西班牙参加世界法院会议（国际司法领域的会议），他知道将有大陆代表存在，想请他们带一封信给母亲。他在信中写道：“娘，我在这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但这封信高秉涵揣在身上，直到散会也没有拿出来。因为领队公布了司法部的“六不准”原则：不接触、不招呼、不交谈、不交往、不合作、不合照。在电梯碰到的时候，眼光也要避开，生怕一个表情就会被对方统战（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各方面力量的策略）掉。而且各个组员之间要相互揭发举报。直到会议结束，大陆代表在拍合影的时候，高秉涵蹭到写后方的座位上，挤进了这张合影。他是希望这张照片万一能够登上大陆的报纸上，他妈妈能够看到，会知道他还活着。

1980年，他收到了大姐的回信。只看了一行，他就走了。在山中，雨里，喊了一个下午，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对不起！”他的母亲已在一年前去世。枕头里有两样东西：一张高秉涵小时候的照片，另一个是一小块。我当时的笔记里写，说到这儿的时候，高先生停下来，突然对我说：“有时候我恨两岸开放。”我不明白。他说：“如果没有开放，我妈在我的心里会一直活着。”

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戒严。1987年，台湾党禁报禁开始解除时，随国民党入台的60万士兵中绝大部分退役，他们到了花甲之年。第二年，5月10日母亲节，上万名老兵列队站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T恤胸前写着大字：“想家”，而背后是“妈妈，我好想你”。高秉涵告诉我，他在现场很挣扎，因为他曾收到蒋介石的“爱国信”。国民党对国家的爱国教育影响深远，他会认为这种抗议是一种背叛。但他看到老兵们跪在广场街上，磕头哀求，说着：“请让我回去！”他听到很多人叫着母亲，他们叫“妈妈”，因为他们知道回不去了。高秉涵当时仍处于震惊之中，他说他想大声告诉别人：“是时候了，你懂吗？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不让人回家几十年。”他摘下破旧的毛巾，低下头，与其他人一起唱歌。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1日，高秉涵回到山东菏泽。同一天，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期间宣布的特殊时期），在法律上结束战争状态。

回乡：面对历史与家族的伤痛

高秉涵说，那只能形容到家了。怎么进的村？他说：“我当然希望大家看看，一个老人就问我：‘先生你找谁？’我说我找高春生，因为我的小妹叫高春生。那个老人家说：‘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他死在外地了。’他死了。”高秉涵曾告诉我，在逃亡路上，他从来没有哭过。他说小孩子要见了妈妈才掉眼泪。但第一次看到母亲骨灰盒的时候，他弟弟放声大哭，他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他见到母亲的骨灰，便说：“妈，你再背妈，为什么不等儿子回来你就走？我活着回来了，你为什么没等我？你说你等我的。”

高秉涵告诉我，在家乡菏泽的档案馆，他找到过一份在土改（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建国初期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游击战争中的杀人资料统计表，当中有他父亲高金熙的名字，罪名是“著名国民党反动分子，专做特务工作造谣”。这是一份事后补报的文件，在意见栏中注明的是“该杀”，同批被枪决的有13人，有人罪名之下标注的是“杀错了，不该杀”。确认了父亲的死因，他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高秉涵说：“因为我家里面算是个知识家庭，在这个政治革命的状况之下，首当其冲。”为什么知识分子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因为我的家人在社会上他有地位，有影响力，他要扫除，他要杀一儆百啊。没有人，人人又恨我了。后来我认为这是革命的当然手段，没什么恨，就是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当中有一种必然，对对，历史这是必然的。我们没有恨，那是一个革命历史的一个手段，一个必然的结果。一样，都是一样。共产党对共产党也一样。你是共产党就强逼。在我们城里边有个戏院，后面有个大坑。我们那个坑有那个人自己挖坑，挖坑自己坐进去，然后用那个洋镐把他的头砸了，就埋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小时候。”

高秉涵先生告诉我，当年菏泽的乡下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他父亲为了避祸，就一直住在菏泽城内有国民党守军的地方。当天他回农村只是办事，只住一夜，但就在当晚被四个陌生人捆走，枪决。这个村庄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是高秉涵的堂叔，所以他的母亲怀疑这位堂叔是举报者。40年之后，当高秉涵回乡的时候，他去拜访了这位堂叔。开放以后，他去见那位三叔，三叔已经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他弟弟陪他第一次回到那个村庄，他特别去看看这位三叔。三叔躺在床上，高秉涵还给她磕了一个头，他弟弟就在门口不进去。为什么高秉涵要这么做呢？他说：“我认为没办法证实是她报的，但是唯一的亲人没有了，她是咱们最亲的一个长辈。”那假如确实是他做了这件事情呢？“如果是确实是他做的，我看这个头会让他惭愧，他会惭愧。”当时高秉涵的堂叔是什么反应？“他滚起来，很感动，滚起来很感动，用手扶着我的头，很感动。”

高秉涵在大陆的亲人多半是共产党的干部。他的大姐高炳杰曾经是刘少奇（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贺龙的秘书，大姐夫朱少天曾经是陈云（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姨父杨林（曾任中国石油工业监察局局长）曾经担任中国石油工业监察局的局长。在知道他这些家事之后，我曾经问过他，你母亲会后悔当年送你走吗？高先生没有马上回答我，他把视线移开，停了一会儿，才用非常平淡的语调对我说。他说：“文革（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场政治运动）中我姨父自杀了，那些学生在他头上撒尿，他撞墙自杀。我的大姐夫在新疆劳改（劳动改造：中国对犯人进行强制劳动和思想改造的制度）八年。”

母亲的怀抱：永恒的慰藉与生命的延续

高秉涵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母亲并没有期望他能活下来，只是希望他能多活几天。他说：“这是我妈妈的棺材，这是她用过的试管，这是我的宝贝。对我来说，我看不见她，但她和我在一起，我感到安慰。那个大时代让我痛苦和受伤，我活了下来，我一直处于边缘。我想在我的生命中发光，我想减轻死者的痛苦。我不能恨他们。”当他播放“快乐”时，他带我去了地下室。桌子上放着几个骨灰罐。他说：“老哥，老乡来看你了。”舒克诚。舒克诚。舒克诚先生在台湾没有家人吗？“没有，他是自杀的。”台湾曾经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岛屿，长期战争迫在眉睫，所以军队需要那些不会落入敌人之手，能够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

1952年，戡乱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期间为应对军事冲突而实施的特殊时期）陆海空军人婚姻条例限定，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者技术士官才能成婚。其他的普通士兵都被禁婚，给他们的承诺是一张授田证（国民党政府承诺反攻大陆后分发土地的凭证）。这意味着反攻回大陆之后，可以分一块土地。高秉涵说，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因为战乱当中，只有土地是永恒的。全台湾底层士兵中，将近三分之一单身，他们唯一的社会关系是同部队的老乡，一辈子仿佛没有生活在台湾社会。高秉涵创建律师事务所之后，把自己的一间办公室变成了同乡会的会所。当年在南逃路上，一位中学生吴全文（高秉涵的同乡）曾送给高秉涵一件棉衣。两岸开放之后，吴全文买好了机票，跟母亲约好在中秋节见面。在那之前，他却突然诊断出癌症晚期。中秋节当天，高秉涵抱着吴全文的骨灰，经过香港到广州，再按照吴全文预定的机票时间到了兰州。在街口，一个人推着轮椅上那位老夫人在等，那是吴全文的母亲，91岁了。高秉涵对她说：“你慢慢见到那一伙人，慢慢见到你的骨头，也留你妈妈一个心愿吧。”吴全文的母亲就从轮椅上跪下来，她说：“没有见到儿子，见到骨灰，也感谢感谢，也是不幸中的幸福。”这怎么理解呢？高秉涵说：“人生谁先走，这都是没办法预料的。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一个不幸。但是对这个黑发人来说，从母亲怀里长大，最后母亲仍然来让我把我送走，就像你仍然在她怀抱中。是这样吗？对，你从她怀抱里生出来，最后她要抱着你走了，把你抱走。”

在台湾他住的地下室里，母亲的蓝色丝绸衣服挂在墙上，他甚至不愿洗它，怕失去一丝一毫。他每天都会去地下室，把母亲的衣服放在头上。如果他那样做，就好像把它抱在怀里。他说：“我现在快80岁了，但我仍然是个孩子。”高先生现在90岁了。他告诉我，当他梦到母亲时，总是会捏着她的耳朵，以一种让人感受到气味的方式。他问我：“你能理解吗？”我说：“我不能。我以为你的梦会是温柔的。”他说：“不。温柔的东西太淡了，淡的东西会忘掉的，我不要忘掉它。”十年前他已经写好了一组遗嘱，告诉儿孙，他去世之后，骨灰就要洒在父母的坟墓之上。天长日久，日晒雨淋，会慢慢地渗透在地下，在那里相逢，就像是他还在妈妈的怀抱当中。

高秉涵说：“所以当年我跟着这些人逃，现在我送他们回家。”但很多人已经无亲无故，他只能找到一块玉米田或一棵大槐树，把骨灰撒在村里的土地上。他说：“老哥，你算是村里的大爷了。”其他在旁边的乡亲，他们觉得那个人神经兮兮的在做什么，在跟谁讲话？但高秉涵心里，他已经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种想法如此重要吗？没有在黑夜中哭泣过的人，不会不关心生命。我在台湾采访时，因为没有团队，我请了一位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帮我拍摄。采访进行到一半时，高先生停下来，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都过去了。”我回头一看，发现摄影师哭了。

历史的活化：两岸和平的期盼

出来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打车。那位摄影师告诉我，他是在台南出生，母亲是原住民，父亲是一个国民党的士兵。他说，他从来不关心父亲的过去，但今天听下来却觉得，这件事好像什么地方跟他有一点关系。我跟他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年纪相仿，在相隔的两岸长大，学习不同的历史教科书，但是看到的都是同样简单的，出自于政治立场的表述。但通过这次采访，我才感到，历史原来是活的。它和我有关，和它有关，和很多人有关，和过去有关，也和将来有关。

国共双方从来没有签署停战协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仍然活在这场内战里。高秉涵先生在大陆的媒体上会比较多地出现吗？台湾这边会不会有声音说高先生已经被统战了？他说：“我表现的是人性。我说我在山东出生，台湾把我养大。我说两边都是我的母亲。”那如果他因为你是外省人（指1945年后从中国大陆迁居台湾的人）而排斥你，那你怎么面对呢？高秉涵说：“虽然只有这位老弟他不一定跟我的思想一样，但是他仍然是我的弟弟，我仍然爱他。我不能因为有刺痛就把他推开，不是我，所以我不放弃，永远不放弃。”有的人会觉得等不了，或者没有耐心，或者就想用武力来解决，怎么看这样的说法？高秉涵说：“他拿武力，我是对于怕怕怕，因为战争都是残忍的。我是说不赞成。天上有枪声。我的建议是什么？交流。因为地缘、血缘、文字、文化，这个交流是很自然的，专门是兄弟。很多人觉得现在政治的力量太大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要权财权利。人不能利权而独居，你付出才有价值。额外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付出，这就是行动。这是我90岁的老人家希望华人社会的年轻人，高爷爷拜托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