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两种反应与历史的必要性

在上一期节目中，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大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节目播出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震惊，因为这些内容在历史课本中从未提及；另一种则是捍卫文革，认为毛泽东此举是为了打倒特权阶层，实现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 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阶级建立的自治政府，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尝试）式的大民主。这两种反应都让我深感，我们确实需要更丰富、真实、直接的第一手材料来审视自己的历史。今天，我们将采访一位历史当事人——演员孙海英。

孙海英在十岁时就参加了沈阳最大的造反派（Rebel Faction: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群众组织，通常由学生、工人组成，旨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组织“831”，此后经历了暴力升级的全部过程，从实战、枪战到登上装甲火车。

青春的释放还是人性的泯灭？

有人认为文革是一种青春、荷尔蒙和造反的释放。然而，孙海英对此表示强烈质疑：“文革给你分成派，让你互杀，释放什么呀？他们经历过什么呀？连刀杆在枪战的你经历过吗？被打死你轻松给砍死你，军队喊毛主席万岁都打死你，信吗？那是谁管你？用古代弹弓啊？打呗？用刀枪呗？那是不把人当回事的，死就死了，死多少人了？大家回顾过吗？都不知道。”

他强调，向孩子们讲述过去的事情，是为了告诉大家不要再重复这些没有意义的生活。过去错了，就一定要知道并懂得改变。孙海英表示绝不能原谅文革，因为文革让人失去了人性，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爱。

艺术家群体的遭遇

孙海英于1956年出生在辽宁省会沈阳。他的父亲丁尼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三楼的邻居是《钢铁战士》的导演翟强，四楼住着主持人万来天，以及1935年著名话剧《娜拉》的导演姜青（该剧的女主角）。

翟强曾被个性打动，他在排戏时常叫孙海英过去看他排练。孙海英回忆道，排练场非常漂亮，前排是导演和编剧，后排是演员。翟强常让他坐在前排，因为万来天导演从小就叫他做编剧。孙海英认为自己后来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正是因为这些前辈的帮助。

他曾提到一个细节，万先生小时候看到他们这些小孩，会说“你先走”。在楼梯上，万先生看见他，会先退后。孙海英感叹：“中国有这样的人吗？这太难了，只有他还有肖丁。能说吗？你什么都忘了，你不知道这里的细节。他们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些优秀的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太难了，你不了解。”

文革的导火索与艺术家们的批斗

文革爆发时，孙海英十岁。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正是从戏曲开始。毛泽东认为《海瑞罢官》是在为庐山会议的彭德怀翻案。江青则声称文艺界正在被黑线专政（Black Line Dictatorship: 文革期间对文艺界的一种批判，指文艺界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很快，沈阳满城风雨，满城红色。孙海英的父亲丁尼、翟强和万来天都作为“黑线”的“急先锋”被批斗（Struggle Session: 文革期间对被批判者进行公开谴责、侮辱和人身攻击的集会）。

孙海英回忆起父亲被批斗的场景：“刘志啥的，那就是后边，什么剃头啥的。万来天院里一共13个人，12个人没有挨斗吗？院里我们院里我爸爸在第一个走上车，跟我新哥一模一样。我就走前面，你挂手吧。结果挨斗啊，那个打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那个打用大木棒子敲脑袋啊，造反派用木板子敲头啊，还要认罪！没有人见过，这就是我小时候见过。结果我就记仇了。”

十岁孩童的“造反”与夺权

孙海英十岁时，为了提防父亲再次受伤，他决定加入造反派。他解释道：“因为我一直是看着我十岁就造反了，66年我为了提防我们家庭，我爸爸不要再受伤，因为批斗你老走在前面嘛，我就当了造反派。”他参加造反派是为了保护父亲。

1966年秋天，小学生孙海英加入了沈阳最大的造反组织“831”。这个组织是在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由辽宁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孙海英回忆，当时没人愿意参加，他们剧院里的人都瞧不起他们。

他们的造反队（Rebel Faction: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群众组织，通常由学生、工人组成，旨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办公室设在剧院的党委办公室，他们推翻了党委。踢开党委闹革命（Revolution by Kicking Aside Party Committees: 文革期间中共中央号召群众推翻原有党政领导，自己进行革命）是中共中央自己的号召。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取消党委领导文革的规定，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每天早上8点半，郭队长和10岁的孙海英会到剧院的党委办公室“上班”，坐在书记的椅子上摇电话，叫车队派车去“造反”。他们造各单位的反，看谁不顺眼就造谁的反。当时没人敢反抗，他们贴大字报（Big-Character Poster: 文革期间用于宣传、批判、揭发的大幅标语或文章），砸别人的盖子。

“大民主”的虚伪与个人恩怨

文革的核心是大民主（Great Democracy: 文革期间提出的口号，指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实现的群众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然而，从公安部当时的六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大民主并非赋予全体公民，地、富、反、坏、右仍是专政对象，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而且他们在群众专政的名义下受到更严酷的对待。

大字报也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任何反动标语、口号、言论都要按现行反革命惩办。至于大辩论，绝不允许攻击污蔑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孙海英回忆，他们两个孩子根本无法与成年人辩论。当时，他们辩论的话语都来自《毛语录》，天天背诵，甚至能背下“老三篇”。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甚至要为多吃一个馒头或撒一句谎而认罪。

孙海英认为，文革时期男女之间不可能有正常的感情，因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枪毙”。这种压抑的后果是，当人被逼到绝境时，会以最可怕的方式反叛。

一月风暴与全国夺权

一个月后，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策划下，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夺取了党政领导大权，接管电台和报纸，这被称为一月风暴（January Storm: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夺取党政领导权的事件，标志着全国夺权运动的开始）。此后，打倒一切的夺权（Seizure of Power: 文革期间造反派推翻原有党政领导，建立自己权力机构的行动）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沈阳30万人批斗东北局负责人，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仁琼很快被打倒。他的女儿宋彬彬，正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红卫兵。毛泽东知道她的名字意味着“文质彬彬”之后，说：“要武嘛！”

在此后的大规模暴力面前，公安部出让了一部分执法权，规定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很快，革命群众就不再需要公安局了。孙海英回忆，他们造反队一行人，包括一个造反队长、他这个孩子和一个63岁的司机老高头，开着车去砸沈阳公安局。老高头不让他进去，怕他受伤。结果，15辆车上的200多人冲进去，把公安局砸得稀烂，大喇叭都被拽了下来。

砸烂旧的，建立新的？

砸烂旧的，建立新的，这是当时造反派的目的。毛泽东对文革的设想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大乱之后怎么治理？一月风暴之后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试图模仿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核心原则是自由选举和市民自治。毛泽东的评论是：“党放在哪里呢？”上海公社这个名字只存活了18天。此后，各地都由革委会（Revolutionary Committee: 文革期间取代原有党政机关的权力机构，由军代表、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也就是军代表、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来共同治理。这三方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但却没有正当的程序和制度来调和。

在砸烂旧的讲法之后，沈阳三大派占据同一制高点，分别宣誓各自的胜利。孙海英很快目击了第一场武斗（Armed Struggle: 文革期间不同派系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常动用武器）。

惨烈的武斗与军队的失控

孙海英回忆，他进入殿校门口边上，里面两块洞，军队把这个院墙里面全部占满了，几百人的军人穿着军装，拿着《毛主席语录》喊“毛主席万岁”。军队不敢动枪，什么都不敢动，只是从早喊到晚。但两派的武斗却惨不忍睹，拿着红缨枪、镖枪互相攻击。楼上早就准备好了大块的石头和砖头，用胶皮车胎做的弹弓，能把大石头弹射出去。他亲眼看到几分钟内一个人被打死，然后尸体被运走。军队戴着帽子，意思是“死了”。

士兵无法干预，是因为1967年1月20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要求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但对于什么是左派没有明确的界定。军委在4月6号发布十条命令，要求对群众组织一律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这意味着军队作为国家机器不得不放弃对群体无序暴力的制约。不久之后，孙海英所在的831组织的首领张祥久在营口抢了军车并刺杀了警卫连连长。

当时，孙海英的父亲无法约束他，因为父亲自己也成了“黑帮”，天天在路边干活，像清洁工一样，还得低头。他参加造反队是为了保护父亲，而父亲也因为他是造反队的，才没有被弄死。红卫兵来抄家时，他会站在门口，亮出自己的卡片，否则全家都会被灭掉。

文艺界的重灾区与文化焚毁

此时，文艺界是中国死亡的重灾区。由江青主导的样板戏（Model Operas: 文革期间江青主导的、被官方认可的少数几部文艺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独霸舞台”，号称“八亿人民八个戏”，严禁中国任何传统文艺和西方的音乐、电影、艺术。私藏者可以引来杀身之祸。孙海英和父亲、弟弟把家中的藏书用四辆平板车推到了郭陆房，全部烧掉。

他回忆道：“平车、私堵车的书全部烧掉，太苦了。后来我还自己去带了一小包去把它烧掉，因为我爸爸剩的就是那个斯坦尼他们那些个，不是还有一些艺术的书，四本大概五本，还有布莱希特的一些书，全部到那给扔了。我爸爸想留，留下来，一直想留一套书，莎士比亚的一拳击他想留下，结果叫我背书包全给人。你当时就帮助他，要不他完了，我爸爸活不了了。”

翟强的悲剧与人性的泯灭

孙海英目睹了和她父亲同在“黑帮队”的翟强的死亡。在此之前，他曾在楼梯上与翟强擦肩而过。翟强下意识地躲闪了一下，靠在墙上。这是孙海英第一次在大人的眼中看到对孩子的恐惧。他安慰长辈，说“没事儿，是我。”

不久之后，当他去“黑帮队”带父亲回家吃饭的时候，没有见到翟强。他看到翟强的爱人疯了，每天出来哭着、吼着喊他爸爸。当时整个楼洞都没人敢出来，只有孙海英爷俩过去。翟强的爱人说：“天塌了，他完了。”孙海英当时不明白“完了”是什么意思。

他父亲打开门，正中间的房间一打开，就在厕所里，翟强把自己吊到空中，还在转圈。孙海英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这伤害了他一生。他父亲想把翟强抱下来，大喊“帮我！”然而，整个楼里没有人敢出来帮忙，甚至连门都不敢开。只有孙海英父子两人去把翟强卸下来，但怎么也卸不下来，因为他锁死了，钢丝锁死了。这意味着翟强抱了必死的决心，他受了巨大的人格伤害（Personality Damage: 指对个人尊严、价值和自我认同的严重打击和摧毁）。孙海英提到，徐少骅的爸爸徐季华也是一样，受不了伤害而上吊。

翟强去世后，孙海英彻夜未眠，坐在楼下花园里，看着三楼翟强家亮了一整夜的灯。翟强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留下了十箱面包给了孙海英一家。那是他藏的粮食，想要闭门不出，躲过这场风暴。但这个时候，中国的普通人已经没有一扇可以锁上的门。就连国家主席在1967年8月守护宪法，想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和人身权利时，也无能为力。

全面内战与装甲火车的护卫

武斗开始之后，孙海英父亲加入了保守派，一群艺术家手拿红缨枪自卫。当831进攻剧院的当夜，大院里没有一家开灯，只有交战双方的探照灯闪亮。孙海英在半夜里听到了枪声。第一次枪打是用小口径打的，声音特别低，但准确度极强。他亲眼看到，射击手在树边打四枪，三枪命中头部。

当时奶奶不让他出去，用棍子威胁他，晚上半夜就站在门口不让他动。孙海英等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父亲才回来。被击中的是乐团一位姓侯的指挥。很快，枪战开始升级。孙海英家的大院门口开来了十几辆车，人人持枪。他当时站在门口，看着子弹打到旁边的喇叭上，觉得像放鞭炮一样，没有感觉。

他父亲在一百多米外喊他名字，他却听不见。枪声间隙停下来时，他才听见。父亲把他扔到地上，拽着他脖领子把他拽了回去。奶奶知道后，抱着他大哭，让他永远记住这件事。

第二天，奶奶怕孙海英出事，带着他和弟弟逃去北京的叔叔家。在北京住了三个月后，认为事态平息，才返回沈阳。但是，当年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Attack with Words, Defend with Arms: 江青在文革期间提出的口号，鼓励群众在“文攻”的同时进行“武卫”）的口号。此后，全国武装冲突升级。仅仅8月份，沈阳就有四次武斗，而且动用了轻重机枪和火炮。孙海英回家之后，发现他家楼顶上放着成箱的手榴弹。

当时打枪，子弹直接打到他们家阳台上，墙上全是子弹。这些武器都是军人武器部被造反派抢走的。奶奶说不行，得跑。孙海英奶奶带着两个孩子，又到吉林四平的女儿家避难。但此时，中国已经发展为全面内战（Full-scale Civil War: 文革期间全国范围内不同派系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毛泽东和斯里兰卡总理会谈的时候，特意用英文强调了这个词，并说两边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左右，军队各自是一方，打。

据他说，当时不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长春武斗动用了坦克，四川武斗用了毒气弹，重庆武斗动了军舰。孙海英一家刚到四平姑姑家，当晚又不得不返回沈阳，因为有一辆装甲车用机枪对着老人和孩子扫射。旁边的屋子全部窗户被干掉，他们躲在里面，窗户用铁皮挡住。打枪的人难道不知道里面住的都是平民吗？孙海英说：“你这个人太善良了，跟那时候没有平民不平民，我就打你，我管你啥民的。这地也不安全啊，上下等我们哪都不安全。”

当时，楼上放着十几箱手榴弹，一落就是二十多落。炮弹把一个火车站打成大窟窿。后来，他们住在一个造反派的铁西区，用武警装甲车（不是武警车，是装甲火车）挡住这个区，别的派不能来。装甲火车上轻重机枪全部有，每天来回走，护卫这个区。后来，他们没办法了，住工厂。当然工厂有好好处，天天喝汽水免费的。

艺术的警醒与文革的终结

孙海英回忆，虽然当时他才十岁，但内心有一个冲突：他要去打倒和砸烂的，是他原来以为美好的东西。文革像一把利剑，把他打醒了。他美丽的园子、学校，在武斗时变得如此破烂。在一个艺术团体生活环境下，如果都变成那样，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从官方文件看，此时的沈阳已经到处是武装攻势，凶杀、抢劫、袭击累累发生。抢金库、劫火车，全城曾经因为武斗断粮。周恩来曾召集沈阳各造反派代表进京开会谈判，但飞机在东塔机场被枪击，两架飞机被毁，至少三名军人死亡。

1968年，毛泽东转为打压，直至抛弃造反派。831的造反司令张祥久被抓捕。此后，沈阳三大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1968年大联合的时候，辽宁大学边的831总部交枪，一百多辆车，所有的武器上交。所有人把枪扔到地下沟里，下水道的抽水里边全是枪。扔之前，他们还对着那一溜车打了一百多辆车。交高射机枪、重机枪、轻机枪等各种武器，还鼓掌说“交得好”。

这是武斗结束的时候，枪战结束。当时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死了那么多人，无法理解，为了什么，为什么？什么也不理解。那时候孩子哪能理解这个？这就是文革，只有一个大傻子参加了，十岁就参加造反了，结果造反把自己差点没枪给打死。

孙海英说，枪战给他带来了巨大伤害。这种伤害让他后来想去当兵，自己去吃枪。武斗结束了，但是文革没有。1968年5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门前上方挂着回收武器的牌子。在第一次常委会上，常委们齐跳中字舞（Zhong Character Dance: 文革时期一种集体舞蹈，舞者通过身体姿态模仿“忠”字，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

孙海英的造反结束了，但他没能上学。他被分配到少年班唱样板戏，一年唱377首。领袖崇拜在1960年代达到了顶峰。

上山下乡与朋友的悲剧

孙海英想当兵，但全国初高中学生参加上山下乡（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进行劳动改造的运动）运动。12岁的他，在盘锦当上了农民。17岁，孙海英和好朋友徐少骅到西藏参加了军区话剧团。但是1975年，徐少骅张贴了关于江青的标语，伺候自焚，被救。孙海英去探问时，团长认为他是反革命同案犯。他徒步40公里，从雅鲁藏布江森林逃出。

一年之后，毛泽东去世，江青被拘捕。但徐少骅已经精神失常。他现在记忆还停留在1975、1976年，脑子里只有“七百五团”之类的词语。他的后半生就是这样，没有家庭。

孙海英和他的妻子吕丽萍后来回到西藏看望住在精神病院的徐少骅。吕丽萍说：“我胸口有两个心总在跳动，另一个是徐少骅的心。”孙海英希望那棵树能活下来，因为“它也可以有生命，真的，纯粹，我说的很纯粹。”

永不原谅的文革与艺术的释放

2015年，孙海英公开说，经历了翟强和徐少骅的悲剧，他绝不原谅文革。他成名和所说的一切，是为了使这两人赢得尊重。孙海英能做的，是在电视剧里面，去保护他没能保护的人。他说：“这个事儿我一生不会原谅。”

他的团长后来当了新疆军区司令。孙海英后来演新疆的王震时，也为了去跟他对一下话。司令员不敢跟他对演，孙海英坐在对面说：“我告诉你，我演的官兵打你的祖先。”他就是为了报复。

后来，孙海英演《激情燃烧的岁月》时，心里有好多话想说。石光荣上去说那些战士不干军事，成天喊“毛主席万岁”的吧，说“语录”的吧，不是吃了一顿吗？那个留下来，还有女儿跳中字舞。石光荣在下面坐着，心里特别难受。孙海英说：“军人不能这样，当然，军人就是这样的，保护你整个的民族，你得这样才行。”

孙海英一直保留着参加1977年全军文艺会演的政审表。对他来说，那是文革真正结束的标志。当播放《翠笛春宵》这样的电影时，两千多名军人全体起立鼓掌。两年之后，央视在春节向全国播放了日本电影《追捕》和《望乡》。

孙海英回忆，他们院里100多人坐在地上，看完《追捕》、《望乡》后，全体今晚不回宿舍。大家坐在操场上想这个事：“为什么？这么好的电影，为什么能放中央台？”他们把《追捕》当成一个政治上的信号在分析，一个艺术上的信号。这一下就开了，没有人敢来中央台了。大家才跳得高，说下面排戏没问题了。所以后面他们排的戏，别人都管不了。没有戏，上面政治局领导、文化部领导都管不了。他们排的都有这个反对文革的戏，全出来了。他演的知识分子，文革受过害的戏，当时演得火透了。

他说：“我是干这个的，我一下子我就释放了。是什么释放了？就艺术上的这种脑子里的这种思维、心态，对过去的一种所有的一种印象，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的分辨一下明白了。哦，这是好。什么叫美好？美好就是对你从你视觉和心理上对你有巨大的推动，你特别安静平安。”

按理说，他们是唱着样板戏唱了十年的一代人，一直唱着没变过的样板戏，怎么会被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一种文化给冲击成这个样子？他说：“不是一把给击倒，不是冲击，一把一拳就被打倒了，全是傻。艺术这么大的力量，巨大的冲击，因为它没有这个东西。释放自由的释放，就是自由。艺术上如果艺术家没有这个自由的释放，这种奔放的往前行的话，国家不可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