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社会主义范式到现代政治神学

今天想联系的人好多，既然我们控制连麦时间，我看这话大家都挺有兴趣。你看有人说：“李哥为啥觉得自己没能力讨论政治？”你没听懂。所以我说这个节目有超纲的部分，没明白这节目讲的是啥。

会议邀请接通，听众提出疑问：我感觉你说的那个，好像有一个非常有启示感，像1920年代那个时间段，出现了好多先知式的人物，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跟当时那种技术型官僚的管理，像美国那种泰勒制流水线，有一定的关系呢？你说它是对科层制的一种反叛，甚至到68年、70年代、80年代那种技术型官僚的管理，也是有关系的吧？你像那些技术官僚他们讲的是经济增长率多少、GDP多少，但普通百姓根本感觉不到。当时七八十年代法国经历了上百万的失业，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像那些青年，他们肯定要去寻找那种先知性的人物，比如马尔库塞等等，他们讲的都是爱与文明。

针对这个问题，我来超纲回应到底。我认为，这一波思潮，和二战之后那一波，以及19世纪末到一战之前那一波，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先说二战之前那一波。二战之前，全世界主要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对于世界想象的冲突，其实就是保守主义跟社会主义想象的冲突。这个社会主义，包括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和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冲突。当时全世界有非常多的人和地区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包括美国内部、日本内部，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余波。所以就我的回忆来看，当时大家并没有特别进入“末世论”（Eschatology）的语境，在那个年代大家比较少用政治神学的方式来思考，而是以分配和阶级的角度在思考问题。

也就是说，一战之前到二战之后，社会主义的基本想法有点像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人类的秩序将从资本主义转向另外一种以分配正义为主、社会主导的形态。它是两个元素的合体：一是分配正义，二是民粹与新民主主义，即从精英民主转向底层民粹民主的过程。所以那一波里面没有“文明晚期论”，而是文明的换档，它没有末世论的色彩。

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与灵修：反抗理性牢笼

那么从19世纪末到一战之前，这段时期的斯宾格勒等人的想法，其实是我之前讲过的19世纪的浪漫主义。它没有末世论色彩，但它有点神神叨叨的，它神神叨叨的部分来自于反理性。

这其实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讲的“理性牢笼”（Iron Cage）的根源来源。在19世纪，欧洲有重大的社会危机，打了很多战争。在战争之中，人们感受到了理性所带来的文明危机，整个理性化和民族国家带来的文明危机。处在那个时代精神的根本想象是灵性主义和灵修。这类似于今天江学勤讲的后半部分，但刘仲敬和 Peter Thiel 则带有精英的那部分，就像美国硅谷的迷幻文化（Psychedelic Culture）。但在其他普通民众身上不太有。

所以19世纪更像是对理性牢笼所带来的灵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那一波反叛。那一波在美国体现为宗教的第三次大觉醒运动（Third Great Awakening），也就是宗教民粹、宗教的灵性主义和民粹主义化的运动。可以说整个19世纪到一战之前，体现出的是精神危机。

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并不体现出精神危机。你要非说有也可以有，但今天精神已经高度技术化和药理化了。比如今天的抑郁症都可以靠医药来解决。今天的精神危机也都已经有了社会理论给你兜底，你根本不需要走向浪漫主义。今天你有个精神危机，社会学马上归因为“原生家庭”，各种解释就都来了。今天并没有19世纪那样的精神危机。19世纪那波是精神危机，二战后这波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现在这波是世俗末世论，是某种政治神学，这三个是不一样的。

此时有听众反驳：像90年代日本也出现了麻原彰晃的奥姆真理教，中国也有法轮功、气功热等等。这也是一个精神真空出现的，它也有先知和预言，我觉得那个比这股风潮更强烈。

我对此的回应是，日本的情况有其特殊性。那是日本战后极速现代化带来的个体精神空虚。中国的气功热等现象，也是在社会高度经济化、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化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底层精神危机，从而形成的底层组织。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刘仲敬、江学勤和 Peter Thiel，他们是政治想象。他们是从自上而下（Top-down）理解宏观政治愿景和前景上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来自于农业社会转城市社会的心灵危机。

宏大叙事的解体与技术治理的乏味感

听众进一步追问：那是不是因为缺乏宏大叙事？从80年代的经济滞胀转型到后工业社会，叙事解体，政治想象断绝，只有靠技术官僚式的治理，这有关系吗？

其实这几年各个国家多多少少都还有宏大叙事。比如美国有从反恐战争到全球治理时代的叙事，中国有民族复兴的叙事。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宏大叙事的缺乏导致了现状，因为现在的全球化议题本身也是宏大叙事，比如环境保护、技术治理、身份政治、女性主义、动物保护等。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倡导的全球环境保护治理，各个国家收碳税、减排、零排放、碳达峰，这也是政治想象。

当然，那种想象太技术化了，太不性感（Sexy）了。我们要搞环保，生活非常细节：技术、能源、科技、锂电池等等。这对于渴望激情的人来说一点都不性感。而 Peter Thiel 他们以前就讲过神神叨叨的东西。现在有很多性感的方向，为什么火的偏偏是这种世俗末世论和文明晚期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点，值得深度分析。

先知的科学史观：思想的传播与时代的乌合之众

听众 Juice 连麦表示：今天我可能要口出狂言。第一，是我对所谓先知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先知无外乎三种情况：要么它是野心家、阴谋家，要么它是神经病，要么就是臭傻逼。

我们从科学史观来看这个问题。人类只要深入思考，无非就三个方向：我们从何而来？世界如何运作？以及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最主要的发展方向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神学。神学为什么发展得很快？因为它容易建立起一套自洽的逻辑。但是，在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能够流传下来并形成共识的，是基于对自然科学认知的思想。你首先要对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律有清晰认知，才能去思考世界未来会是什么样。

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后，诞生了大量思想家，像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他们虽然没有自然科学功底，但也提出了一些主张，这些思想是我们需要的。纯粹的思想能否经得起检验？这不好说。为什么大家对神学和所谓先知那么有需求？因为人性迫切地需要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每个人每天都在做各种预测，这是人活在世上必然需要的东西。所以先知和神学有很大的受众，而自然科学的门槛很高。我是从来不认可任何先知的。

第二，这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这跟现在的传播学特点有关系。什么样的思想容易得到传播？那就是口号化的，将观点包装成短语短句，以及阴谋论的东西。由于有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对世界认知有问题的绝大多数人更容易去接受并主动向这个方向靠拢。这个时代精神就是被所谓的“乌合之众”给污染了。

反映在政治上，你会看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如何利用这样一种时代特点来进行政治表达的。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些中文 YouTube 上的意见领袖只是从传播学角度获得了成功，我不认为他们有价值。像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或是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他们到各个高校去辩论，但如果你去探讨支撑他们世界观的事实基础，会发现他们是很无知的，不具备这方面的学养。他们的世界观建立在自我想象和自我催眠上，才敢跳出来当先知。关于思想的讨论，我特别喜欢一句古老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对思想应该有敬畏感，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个体视角的时代体感：刘仲敬的理论映射与生活抉择

听众小刘连麦分享：我来现身说法一下个体性的部分。关于江学勤，我有两个海外同事，一个是日本同事，一个是法国同事，他们都知道江学勤，而且非常关注。他们以为江学勤在中国很火，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他在英文世界确实很火。

关于刘仲敬，有一个基础理解：“姨粉就是姨黑，姨黑就是姨粉”。在刘仲敬的受众圈子里，大家也不是百分之百信他，但你不能说他的理论完全没有解释力。他在传播学上是成功的。大约在18、19年的时候，我在刘仲敬的一个粉丝分群里。当时大家都在嘲笑他，说2017年是洪水元年，说中国马上要“献忠遍地”，觉得不可能。但是我第一次想到要出国，就是在那个时候。后来在疫情初期，那个群的风向完全转变了，大家开始寻找跑路的渠道。那时候我也开始准备要走了。所以我很感谢刘仲敬，他确实影响了我的生活抉择。他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是“秩序”，由秩序衍生出组织度和信息量。

我对此补充了一点：江学勤的粉丝也是这样的。一边夸一边骂，一边嘲笑一边觉得他特抽象，这就火了。争议特别大，黑粉和真粉的二象性，这就是传播的逻辑。

绝望与仇恨的政治神学：毛泽东与台湾地方黑金政治

听众“彭丽媛毒杀习大郎”连麦：我认为政治神学之所以看起来很像，是因为人们在恐慌焦虑时产生的诉求差不多，都要去吸一些精神鸦片来缓解焦虑。不同教派的存在，是因为智力水平、成长环境和具体诉求不同。比如反女权、大国沙文主义的人看王志安；我是穷逼，反官僚，就看毛泽东。

我举个例子，我非常讨厌台湾地方上的黑金政治（如颜清标、傅崐萁等），但我发现民主法治收拾不了他们。于是我就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我这个“黑五类”，与其跟他们讲民主法治，不如期待直接夺取政权搞阶级斗争，一枪打死他们。我对毛泽东的期待是希望这些黑金政客全家死光得到报应。所以我会成为一个毛粉，这是我对政治神学的理解。两岸议题在台湾是最高等级的石头，压在上面，底下支撑了一些恶心的寄生虫，这块石头搬不开。我每天对着毛泽东的雕像，哪怕想丢掉他，都觉得丢掉他就是原谅了颜清标和傅崐萁。

我对此做出了回应：你提到的台湾地方政治黑白两道通吃、直接倒掉工程款无视诉讼的现象，确实让我刷新了对台湾地方政治的认知。台湾是从一个乡土社会向城市过渡的复杂二元社会。地方立委有时扮演着乡村长老平息事端、平衡利益并承担部分福利功能的角色。台湾地方政治还需要一个随着城市化逐渐“驯化”的过程。

时代剥夺感与报复情绪的蔓延：为什么年轻人渴望末日？

听众 Petrus Andrew 连麦表达了深刻的时代痛感：我认为政治神学的复兴是因为人类社会处于一种衰退的状态。黄金时代不在了，同年龄段能够拥有的社会资源与上一个世代相比天差地别。这导致了嫉妒、贪婪、傲慢的情绪，甚至看到别人经济上升的电视剧都会心生嫉妒。

江学勤所说的美国帝国必然衰落论，为年轻人的生活困境提供了解释：“我生活不好，是因为美国霸权必然衰落”。有的时候，当罪恶占据灵魂，我会认为转型不重要，报复最重要。比如看《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时，看到普通公民之间的相互戕害和对女性的极致凌辱，我的情绪直接上头了。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既然我们这个世代没有未来，那就让某些世代的人遭受报应，饿死活该。我虽然知道这种情绪是错误的，也会自我忏悔，但这种情绪上头之后根本无法处理。

今天的年轻人面对极其痛苦的就业环境和疯狂内卷的学校环境，我们失去了很多“抓手”。比起经历过八十年代风波的上一代人（他们有过光荣的体验和机会），我们这个世代只有压抑。这就是为什么白纸一代有时无法共情六四一代，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极度真实且无解的生存痛苦，我们会认为自己的痛苦比你们的痛苦更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真的失去了很多现实的抓手。

Peter Thiel 的科技停滞论与右翼基督教民族主义

另一位听众发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注 Peter Thiel？他的现实影响力非常大，他的科技大停滞理论直接指导了川普政府对现有科研范式的批评和对科研体系的破坏。他不仅不把自己当先知，反而极其自信、中二，觉得自己能力挽狂澜。他扶植了 J.D. Vance，通过 Palantir 拿到了大量政府订单，组织起了右翼科技势力（Tech Right）。

但他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解几乎为零，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和缓慢摸索才是世界的绝对常态，最近一百年的指数爆发是高度偶然的。民众明明更害怕不受监管的 AI，希望 AI 走得慢一点，为什么还能听进去他这套要求加速和解除监管的论述？

我对此的分析是：Peter Thiel 身上有两点是普通民众能接受的。第一是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他用“敌基督”来包装，将美国的衰落等同于基督教文明的衰落。他本身是天主教徒，J.D. Vance 皈依天主教也是受他影响。这一套与美国 MAGA 群众高度契合。

在基督教民族主义之下，Peter Thiel 发起了大量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比如他把环保当做全球邪恶治理的一部分，反进步主义。普通民众可能无法接受他极端的科技主张（比如像 Elon Musk 那样的高压技术治理），但他们接受他在文化战争中的立场。普通人听到的就是“基督教民族的危机”，而非深奥的科技停滞论。反对欧洲数据安全法对美国的限制，在 Thiel 看来是商业机会，但在民众听来则是非宗教国家对宗教国家的控制。他非常中二，他自己是真心相信他那套“敌基督”叙事的。

卡尔·施米特与政治神学：现代民主制的主权虚空

听众 Tan Zemo (坏决明) 提供了非常深刻的理论视角：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概念来看，政治神学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现代民主制存在一个自我悖论：真正的政治商讨不可能在公开视野下完成，一定是在密室（Cabinet）中进行的。这使得公众对体制的参与感相对有限，产生了严重的隔离感。

在中古世纪，国王有两具身体：他的政治身体（Crown）永恒不死，而肉体可以更换。维系国家的是 Crown 的程序。但在现代共和制中，主权转移给了人民代表和总统，永恒的神圣身体消失了。现代国家是肉体上的总统和永恒制度的 Crown 二位一体。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趋势瓦解了，美国就是川普，川普就是美国（Trump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这就是江学勤们能够成立的政治基础：当意识形态上的神圣躯体消失，国体便与执政的个人进行了强绑定。

我追问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规范化的政治合法性什么时候会在社会中产生普通民众强烈的政治神学需求？第二，为什么这种需求会体现为末世论和晚期文明的色彩？

Tan Zemo 回答：这是理论上的国体要求与事实上政治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比如英国，英国国王曾经是“信仰的守护者”，圣公会是国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代多元社会让国体变得极不明确。一个坚持信仰的英格兰乡村居民，突然被告知要收容20万信仰不兼容的难民，还会消耗财政，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极度愤怒，因为国家没有对他做出合理解释。

美国的反差则体现在南方州与开放社会之间的断裂。重建时期失败后，南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经济落后、坚定反对联邦政府极权趋势的社群。这些愤怒却无力的人（Angry but powerless people），最渴望一位强人来赋权（Empower）他们，此时不论这个强人是谁都可以。此外，Peter Thiel 是最危险的，因为他撮合了 Palantir 与英国政府的合作，建立了庞大的医疗和国防大数据识别与打击系统。

晚期罗马论与多重受众的重叠：内向化的自我审查

另一位听众指出：我看了 Peter Thiel 的科技停滞论，发现其实就是经济停滞，跟国内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苟延残喘差不多。但我不能理解江学勤的阴谋论，认识到精英的谎言又有什么意义？就算认识到了，又能改变什么？这就像 Incel 的红药丸理论，贬低女性后就算得到了也不会有喜悦。

我解答了江学勤的受众之谜：江学勤的主线剧情是美国帝国衰退论（美国的“晚期罗马”论）。这套叙事在美国有三拨人能听得进去：

1. 黑暗启蒙运动（Dark Enlightenment）等极右翼，他们认为美国要克服自由民主体制才能挽救晚期罗马的危机。
2. 孤立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反对美国在海外的帝国化干涉。
3. 左翼自由主义者，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反殖民反帝国主义。 江学勤的这套东西，刚好让这三部分人都能各取所需地听进去。

该听众还补充了一个极具深度的观点：基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理论，过去的政治神学是公民宗教，而现在转向了内心拷问与自我忏悔。比如进步主义的“单膝下跪忏悔白人至上主义”，或者保守主义对“堕胎是残害生命”的良心拷问。这种内向化的自我审查和良心拷问，使得现代的政治神学比过去的公民宗教威力更大。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真问题：自我技术是否正在用内向化的方式重塑政治神学？

刘仲敬的封建性与政治动员的内在矛盾

听众 Ywind 认为：刘仲敬可能是简中少有的能提供原创和融贯性思想的学者。他并不隐瞒自己在做政治神学和政治动员。他塑造政治神学恰恰是他政治哲学的一个构成。他的核心思路是“封建性”，这与秦晖的“小共同体本位”非常相似。区别在于，秦晖做的是道德性质的解读（这样做是对的），而刘仲敬做的是客观规律化描述（不搞封建性就会遭到因果律的惩罚）。只要思想家活得够久，最终都会制造属于自己的政治神学。

我提出了一个悖论：当刘仲敬自己承认他的话是为了政治动员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性时，受众如何去分辨哪部分是真理，哪部分是政治操作？如果理论本身只是为了实现某种主观愿望的政治工具，那么它的真理性就会被彻底解构。

理论的界限：反对“思想工程”的妄念

听众 Larry Wu 总结道：江学勤、刘仲敬、Peter Thiel 都有一个共性，作为右翼，他们对自由主义价值进行了彻底的瓦解和不信任。他们批判现代性，认为多元民主政治不能解决他们想要守护的价值。因为90年代后“自由霸权”的神话支撑不下去了，为了维持秩序，必然会诞生很多政治神学来填补信仰真空。

我对此做出了今晚最核心的总结。我对他们最不满的部分，并不是为了捍卫自由主义，而是我从根本上反对他们共有的**“前现代的认识论”**。

他们相信：通过教育、言说和思想工程，可以促使每个个体拥有某种共通的意识形态（Top-level 的社会共识），从而对政治共同体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我强烈反对这种想象，原因有二：

1. 现代国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技术过程。政治运转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碰撞，更是涉及税收、法案、行政执行等高度复杂和技术化的细节。
2. 在互联网时代，任何宏大的社会共识在传播过程中都会遭遇“作者已死”，不可避免地被异化、扭曲和碎片化。

即使产生了某种社会思潮，当它作用于具体政治过程时，也会被海量的技术细节扰动。我们根本不可能透过一种“思想工程”来实现对政治现实的塑造。只有在普通人对政治无影响的古典时代，精英之间的思想共识才能决定政治。而今天这个如此复杂、碎片化的社会，指望用一套宏大的政治神学去动员共识、指导实践，这纯粹是一种妄念。

既然政治性的操作注定无法兑现，那么对于个体和学者而言，做“真理性”的研究才更有价值。宏大的历史叙事（大历史）没有真理性，真实的历史是非常细碎的，很难总结出包治百病的规律。理论不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充其量只是为了解释现象、提供参考。因此，我们更应该追求真实、严谨的知识，而不是沉迷于那些极具煽动性却充满逻辑漏洞的政治神学。

极权的战术性与战略叙事：技术控制的颗粒度

最后，我回应了评论区的问题：中共的文化言论管控会不会也是徒劳？ 中共的管控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塑造大历史（如“百年未有之变局”、“东升西降”、“民族复兴”）；另一部分是极其战术性和技术性的管控（如删帖、封号、AI审查、Soft Ban）。

大家可以问问自己：真正在维持社会控制的，是宏大叙事起的作用，还是发现负面消息直接删掉、有人聚集直接按住的技术操作起的作用？

答案显而易见是后者。言论管控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战术性和技术性的部分，而不是那些宏大空洞的意识形态。这再次印证了，在现代社会中，技术与执行层面的颗粒度，远比形而上学的政治神学更具决定性。面对这些复杂的思想倒影和文明晚期论，保持对真理的严肃追求，理解现代政治的技术复杂性，才是我们抵御神棍与妄念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