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与通货膨胀的历史渊源

抗击通货膨胀似乎是各国中央银行天经地义的责任，美联储的一举一动也因此成为市场焦点。然而，人们或许会好奇，为何控制通胀会成为央行的责任？央行与通货膨胀的历史演变究竟是怎样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联储能否有效控制住当前的通胀，即便其原因被认为是外部因素所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顾那场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通胀看法、并重新定义美联储职责的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这段历史充满了政府、美联储以及不同经济学派之间权力角逐的故事，其中不乏一位动手打了美联储主席的总统、一个被滥用的经济学假说，以及一名遭受死亡威胁的美联储主席。

70年代“大通胀”：背景与影响

美国的通货膨胀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基本稳定在1%左右，但从1965年开始一路飙升，在1980年达到14%的峰值，直到1983年以后才降至5%以下。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通胀”。在此期间，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并伴随着四次经济危机。长时间的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被经济学界称为滞涨（Stagflation: 经济停滞、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

当时的历史背景可能比今天更为复杂，包括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石油危机、美国登月成功以及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等重大事件。造成这场大通胀的原因众多，但要理解其根本起因，还需要将时间拨回至1929年至1940年的经济大萧条，以及同时崛起的一个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主张政府干预以刺激总需求的经济理论）。

经济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年至1940年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大衰退）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史上最惨痛的回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股市崩盘、大量人口破产失业、银行倒闭以及严重的通货紧缩（物价持续下跌），这些现象难以用当时盛行的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相信市场能自动调节经济，无需政府干预的学派）来解释。

即便对古典经济学不甚了解，人们大概也听说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认为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利益）。该理论认为，如果经济发生波动，市场参与者会在利益驱动下自动调整供需关系，使经济回到正常状态。然而，在大萧条中物价持续下降，理论上降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开始购物，经济理应增长，但这显然与大萧条的事实相悖。例如，大萧条期间奶农倒牛奶的现象，并非如政治课本所描述的“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喝”，而是负债累累的奶农在抗议，因为牛奶价格持续下降50%，导致他们入不敷出濒临破产。这表明市场机制出现问题，“看不见的手”似乎失灵了。

此时，远在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问题出在社会总需求上，即人们消费不足——要么是没钱花，要么是失业或破产不敢花。他打比方说，如果社会所有人都工作、全负荷运转，最大产出量是100；而经济大萧条时，总需求可能只有80。这时社会就无法全负荷运转，就会有人失业，进而消费进一步减少，形成恶性循环。凯恩斯认为，如果市场自身无法创造足够的消费，那么就需要政府介入，通过支出弥补这20的消费缺口，从而让所有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经济回归正常。政府的钱可以借贷或直接印发，即使出现财政赤字也无需担心，因为政府的每一块钱支出就是老百姓的一块钱收入，这笔钱在经济中流转会给更多人带来收入。这套理论后来被称为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与罗斯福新政

1933年，凯恩斯发表了《通往繁荣之路》，给出了具体的经济刺激方针；1936年，他发表了旷世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的文笔被认为过于迂腐，阅读难度较大。然而，凯恩斯的这套理论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任后立即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被称为罗斯福新政（New Deal: 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期间推出的一系列旨在经济复苏、社会救济和金融改革的政策）。新政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大量的政府支出和雇佣。然而，罗斯福初期相对保守，希望避免赤字。凯恩斯为此在《纽约时报》上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支出太少。转年两人见面，凯恩斯向罗斯福详细阐述了总需求和总产量的计算，并持续通过书信提供建议，同时不忘吐槽美国人不懂历史。

尽管历史学家对罗斯福总统是否是有意识地执行凯恩斯主义存在不同看法，但客观事实是，他的一系列举措，加上美国参加二战导致政府支出剧增，失业率大幅下降，最终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有意无意地实践了凯恩斯主义的道路。

美联储独立性的丧失与重建

在上述历史进程中，美联储的角色尚未被充分探讨。美联储在1913年建立后，其最初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最后的借贷者（Lender of Last Resort: 央行在金融危机时向银行提供流动性以防止银行挤兑的角色），为银行提供流动性，防止银行挤兑。然而，讽刺的是，在大萧条期间他们未能有效履行这一职责。大萧条期间的失职以及政府的强势干预，导致美联储完全被政府主导。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联储配合财政部压低利率，以便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发行债券来支持二战。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美联储则沦为财政部的附庸，失去了独立性。

二战结束后，大量官兵返回美国，人们普遍担心战后经济会再次陷入恐怖的大萧条。促进就业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杜鲁门政府于1946年颁布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就业法案》，规定政府有责任动用一切手段去促进最大就业和购买力。这实际上是后来美联储双重责任（Dual Mandate: 美联储促进最大就业和稳定物价的两大职责）的历史起点。《就业法案》的另一个重要产物是成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 CEA: 负责向美国总统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的机构）。当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因此政府的策略便是不断花钱，奉行赤字经济（Deficit Spending: 政府支出超过收入，通过借贷弥补差额的财政政策）。

然而，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朝鲜战争导致美国通货膨胀飙升，但美联储仍被财政部要求继续二战时压低债券利率的政策，使其无法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胀。这导致美联储与政府之间发生冲突。在当时的威廉·马丁（William Martin）的努力下，财政部和美联储于1951年签署协议，为美联储赢得了独立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利，为当代美联储奠定了基础。马丁随即成为美联储主席，任职长达20年，是历史上任职最长的美联储主席。几年后，杜鲁门总统在纽约街头碰到马丁，骂他是“叛徒”便扬长而去。

菲利普斯曲线与政策“选项菜单”

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个变化是经济学上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短期此消彼长关系的经济学模型）的横空出世，为后来的大通胀埋下了伏笔。1958年，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分析英国数据，发现工资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取舍关系：当失业率低时，工资水平会更高；当失业率高时，工资会降低。

这一发现引起了当时美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关注。他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也是后来肯尼迪总统的私人顾问。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菲利普斯研究的基础上，用美国数据将纵轴换成通货膨胀，从而得出了一条相似的曲线。这条曲线表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样存在此消彼长的取舍关系：低失业率对应高通胀，高失业率对应低通胀。

他们认为，这种关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选项菜单”，政府可以在这条曲线上找到一个所谓的最佳点，既能保证充分就业，又能维持可接受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个发现成了政客们的宝藏，他们由此得出了“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结论，这相当于给凯恩斯主义插上了一对翅膀。

肯尼迪政府与“伟大社会”计划

1961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就任总统，拉开了大通胀的序幕。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担任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海勒之前，该委员会只提供建议而不直接参与政策制定，但海勒改变了这一点。他本人是教授，极具说服力，自称“总统的教育者”。他与萨缪尔森和索洛私交甚好，肯尼迪原本想让萨缪尔森担任CEA主席，但萨缪尔森推荐了海勒，而索洛也是CEA的成员。

海勒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普斯曲线帮助他们解开了精确调控经济周期的秘密，他们采取了一种被称为“反周期财政政策”（Counter-cyclical Fiscal Policy: 在经济衰退时加大开支减税刺激经济，在经济过热时减少开支增税抑制经济的财政政策）。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加大开支和减税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减少开支、提高税收以抑制通胀和债务。

1963年，海勒协助肯尼迪制定了一个减税法案，但法案尚未通过肯尼迪便遇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上任后立即签署了该法案。紧接着，约翰逊总统决定升级越南战争，加大政府开支。沃尔特·海勒担心这会带来通货膨胀，便建议加税，但遭到约翰逊的拒绝，于是海勒辞职。海勒的减税和赤字财政为政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主导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财政政策。

约翰逊总统继承了肯尼迪的遗志，希望干一番大事，他开启了一个名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系列旨在消除贫困和种族歧视的国内计划）的国家计划。这些计划包含众多项目，每个都需要政府大规模投资。从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这些项目开始，美国便进入了大通胀时期。

政治干预与通胀失控

此时，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坐不住了，打算加息以抗击通胀。然而，约翰逊总统对此大为恼火，认为马丁在阻挠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于是，约翰逊召见了马丁，威逼利诱他减息。但马丁坚决不妥协，气急败坏的约翰逊甚至直接上手，将马丁按到了墙上。

1970年，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强行撤换了马丁，换上了一个听话的人做美联储主席，并警告他“给我盯好了，不要有经济衰退”。就这样，政府不断地借钱、印钱、花钱，再加上石油危机导致油价大涨，通货膨胀逐渐到了失控的地步。

1977年，政府通过《美联储改革案》，正式赋予美联储保就业和稳物价的双重职责，给予他们更多权利去控制通胀。政府也曾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控制工资和物价上涨，但收效甚微。更要命的是，政府依然将就业放在首位，只要稍有衰退就立即刺激经济，将通胀问题搁置一边。最终出现了高通胀伴随高失业率的滞涨现象，这正是萨缪尔森在画菲利普斯曲线时忽略的那些点。菲利普斯曲线暂时跌下神坛。媒体和其它经济学派开始声讨凯恩斯主义。

货币主义的挑战与弗里德曼的修正

挑战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货币主义（Monetarism: 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强调货币供给在决定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中的作用的经济学理论）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认为，当经济危机时，美联储可以通过印钱加大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这正是近年来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 QE: 央行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增加货币供给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原理。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过高时，美联储可以通过减少货币的流通量来应对，现在所说的缩表（Quantitative Tightening - QT: 央行通过减少其资产负债表规模来收紧货币供给的政策）便是如此。

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他认为失业率和通胀的关系只在短期内适用，但长期来看，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在没有加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经济能够维持的最低失业率），它与通货膨胀没有必然联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滞涨。然而，这仅是理论层面，并非绝对真理，其具体细节理解与否并不影响核心论点的把握。总之，货币主义为大通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控制货币和信贷的供给，而非纠结于就业率。

沃尔克铁腕抗通胀：美联储的信誉保卫战

1979年，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上任。沃尔克身高2米，外号“高个子保罗”，其气场足以震慑众人。沃尔克一上任就宣布，抵抗通胀是美联储的第一任务，他会动用一切手段。当时很多人和我们当下观点类似，认为石油价格等外部因素造成的通胀不是美联储能控制的。但沃尔克不以为然，他认为通胀已经形成了惯性，人们已经养成了对通胀的预期。想要打破这种预期，就需要对外释放明确强烈的信号，表明美联储的决心，从而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

沃尔克决定放弃一点一点加息的做法，直接将目标放在控制银行的储备金上，让利率随着市场自由浮动。其目的在于，按照货币主义理论，将先前注入经济的货币收回。这一做法的副作用是利率会剧烈波动。此番操作后，1980年联邦基础利率（Federal Funds Rate: 银行间隔夜拆借的利率，由美联储设定目标，是美国短期利率的基准）达到了20%，但通胀不降反升，经济严重衰退。

沃尔克顶着巨大的压力。政客们要求他辞职，民众开始抗议。农民们用拖拉机堵他，车行给他寄棺材，建筑商给他寄木板。试想，若联邦基础利率高达20%，购房和购车的成本将变得难以承受。沃尔克收到的死亡威胁太多，政府不得不给他配备特工保护。即便如此，沃尔克也坚决没有退缩。终于，在1983年，他成功将通货膨胀从最高的14%降低并稳定在5%以下。“大通胀”结束。

货币主义似乎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中占据上风，而控制通货膨胀的重任从此便扛在了美联储的肩上。在接下来的40年里，美国再也没有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那样疯狂的大通胀，直到2022年。

历史的启示与经济学的影响

从美联储与大通胀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启示。首先，当今的美联储有能力和手段控制通胀，前提是他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是否会像他们的前辈沃尔克一样顶住压力，一鼓作气。我们不能期待美联储会轻易改变风向，因为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信誉是美联储执政力的最重要源泉。

其次，了解经济学和历史对我们理解财经政策和投资市场至关重要。经济学在不断变化和修正，我们很难说哪种理论一定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但无论对错，它们往往被政客们用来制定那些影响我们财富轨迹的方针。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实际上并未分出胜负，两者仍在综合交错地影响着决策者。从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当前拜登政府的预算案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子，而美联储的政策上则写满了货币主义。然而，当提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时，大多数人依然会不自觉地去参考那条被修改过多次的菲利普斯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