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台湾贫富差距与全球愤怒经济学

今年四月，主计总处发布了台湾最新的贫富差距统计数据。根据中华民国110年家庭财富分配统计，前20%家庭的财富约为5133万元，而末20%家庭的财富仅约77万元，贫富差距高达66.9倍。过去40年来，全球各国GDP持续增长，但许多人却感觉生活品质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客也不听取民意，这导致全球各地民众怒火中烧，示威游行，并试图通过选票来罢免某些政党。为什么国家越来越富裕，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呢？

今天将要面对的书是**《愤怒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nger），它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愤怒。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国际经济学家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在书中，他与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对话，共同梳理了资本主义过去百年来的演变，这可被视为左右派之间的一场对话，最终提出了超越左右派的解决方案。

何谓“愤怒经济学”：正当愤怒与系统漏洞

首先，让我们定义什么是愤怒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nger: 一种分析经济系统缺陷如何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动荡的理论）。我们可以区分一些正当的愤怒和一些非理性的愤怒。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说：“我们赞扬那些因正当理由和针对正当对象而愤怒的人。”例如，公众的道德义愤是正当的，因为它揭示了集体的道德意识。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全球经济被华尔街银行拖垮，但政治决策者却选择纾困银行，反过来指责民众，声称是大家借了买不起的房子，应该怪自己。这引发了全球民众的愤怒，这种愤怒是正当的，因为它暴露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这种愤怒必须被听见，资本主义才能修复其错误。又如2017年**《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 一系列揭露全球政商名流利用离岸公司逃税避税的机密文件）被揭露后，大家发现大企业和富人都在逃税，许多国家的愤怒民众要求政客下台，因为逃税违反了社会伦理，富人不缴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会导致国家缺乏资金来维持社会运作。而2019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则是马克龙（Macron）不顾民意，执意提高燃油税，引发了法国劳工的不满。

我们发现，过去20年间，揭露当今经济系统腐败的丑闻和社会运动越来越多。作者认为，这些愤怒背后反映出公众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但政客们却不处理，反而利用民众的愤怒来煽动选民，谈论应该罢免哪个政党，这使得人们无法讨论真正重要的问题，例如薪资结构、居住正义和财富不均等。例如，英国脱欧问题曾让英国的政治辩论瘫痪了三年，所有焦点都转移到脱欧上，这样人们就不会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内在问题，以为只要换个政党上台问题就能解决，通过指责其他党派来掩盖正在发生的问题。

因此，作者现在想正面面对这个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就像一台电脑，现在这台电脑出现了漏洞（Bug: 指系统中的错误或缺陷，导致其无法正常运作），并因此崩溃。这意味着硬件和软件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一些小的补丁软件来维持其运行，而应该更换一个新的操作系统。接下来，作者将对资本主义进行诊断，回顾过去10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每次资本主义遭遇危机，都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而愤怒正是促使资本主义更新的转折点。

资本主义1.0：自由市场下的危机与“虚拟商品”

过去100年，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 强调自由市场、私有财产和最小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自由主义认为，在自由市场中，雇主和劳工都会找到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位置，因此市场会自动分配资本和劳动的供需和价格，这被称为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 市场供需平衡，没有过剩或短缺的状态）。所以，如果有人失业或薪水很低，这都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如果国家试图干预市场并帮助穷人，反而会扰乱市场运作，带来反效果。

这个版本的资本主义1.0一直运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随后崩溃了。1929年，欧美爆发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数百万工人失业。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自由市场会自动纠正这些问题。但结果是，失业问题并未消失，导致了民众大规模的不满。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将民众的愤怒转移到其他替罪羊身上，而不是面对这是资本主义失灵的症状，例如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国家利用了民众的愤怒。

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喜欢说：“从长远来看，市场机制会自动纠正失业问题。”但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却讽刺地说：“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如果政府不被允许干预自由市场，那么自由市场会先杀死人们。但为什么资本主义1.0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市场交易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即它要求国家构建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 指劳动、土地和资本等并非为市场交易而生产，却被市场机制当作商品来对待的要素）。

“劳动是虚拟商品”是什么意思呢？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可以以任何价格购买你的劳动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劳动力仅仅是员工数量，是薪资表上的一个数字。但劳工是有自我意识的人类，人们会希望自己的劳动价值上升而不是下降。相比之下，一头牛没有自我意识，它不在乎自己的价值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你降低一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别人，这头牛不会抗议你践踏了它的牛权。但如果资本家降低劳动工资，工人就会抗议并感到愤怒，这些行动反过来可能会危及雇主的利益。管理层越是想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任何的降薪，就越会发现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不同，因为工人可能会无法忍受而反击，他们可以组织工会要求加薪，或者要求国家提高最低工资。因此，“劳动是虚拟商品”的本质就会被揭露，人们会要求国家采取行动来保护劳动权利。例如，美国罗斯福（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 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为应对大萧条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就是一个例子，民众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剥削。

资本主义2.0：凯恩斯主义与战后福利国家

在资本主义1.0的危机之后，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许多人意识到1.0版本有太多的漏洞。因此，当时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让我们将资本主义升级到2.0版本。凯恩斯认为，当大萧条发生时，没有投资者会愿意投资，因此政府此时必须干预市场投资。这种政府投资不仅能帮助失业者，也是给投资者一个信号，让他们重拾信心，愿意投资进入市场。政府投资是稳定市场需求、避免资本主义衰退的关键。

所以在1945年到1975年的30年间，欧美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2.0（Capitalism 2.0: 指二战后受凯恩斯主义影响，政府积极干预市场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福利保障的经济模式）。政府大力干预市场，维持充分就业并提高工资。在此期间，工会势力强大，与雇主进行谈判是常态。GDP增长的果实可以更公平地分配给劳工。因此，如果雇主想要增加利润，不能扣员工薪水或减少人事成本，而必须想办法提高生产力。当公司增加利润时，工人也会获得更多。当劳动工资上涨时，大家也会缴纳更多税金并进行更多消费，政府就能征收更多税金，可以投入到医疗、教育和公共建设中，人们的生活就会更好。因此，整体GDP增长会引发一个正向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战后30年间，西方国家能够走向战后福利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福利也得到改善。法国国民所得翻了三倍，美国中产阶级显著壮大，英国也兴建了大量的公共住宅。到了1973年，美国劳工所得占GDP的比重达到了最高峰。正是在这个阶段，“战后婴儿潮一代”享受到了各种时代红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最健康的时期，因为它吸取了资本主义1.0的教训。

资本主义2.0的困境：滞胀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但2.0版本在运行了30年后也出现了漏洞。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指出，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 主张政府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的经济理论）政策虽然能维持长期稳定的就业率，并带来工资的正向循环，但工资上涨会损害投资回报率（ROI）。加上全民福利，一个不称职的人突然可以说不想工作就罢工，反正社会福利好，总能找到工作或政府养。那么公司就必须给出更高的工资来留住人才。但如果工资持续上涨，人们有更多钱去购物，就会导致商品价值也相应上涨，也就是会发生通货膨胀（Inflation: 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物价普遍上涨，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现象）。而当一个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时，投资者必须预期未来有更高的投资回报，才能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这就会导致投资意愿下降。所以凯恩斯模型发展到最后，就会出现滞胀（Stagflation: 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现象）。

米哈尔·卡莱茨基在1943年就预测了这一点，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预言成真了。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提高了银行利率，使得企业难以向银行借钱，这样企业就必须减少人力需求，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工资下降，这就能抑制通货膨胀。但这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措施，要处理资本主义2.0的漏洞，还需要长期的措施。

资本主义3.0：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三大弊病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升级到了3.0版本。资本主义2.0在30年间给了劳工稳定性，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却出现了滞胀。就在这个时刻，欧美的大企业资本家和政治团体，在这场危机中找到了改造资本主义的转折点。当时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哈耶克（Hayek）构想出了一个资本主义3.0版本，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主张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哲学）。其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低通货膨胀和物价稳定，防止2.0版本的错误再次发生。但要将软件升级到3.0，硬件也必须改变，这意味着要改变系统。

首先，必须阻止工人拥有过多的权力来要求更高的工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大力打击工会势力。她曾表示：“我绝不会与那些利用胁迫和暴力来达到目的的人谈判。他们是民主的敌人，他们不关心民主的未来，他们正试图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扼杀民主。”许多美国企业也纷纷迁往非工会州。如果工人没有权利要求老板加薪，那么就不用担心工资上涨过快导致通货膨胀。

更关键的硬件升级是开放全球金融市场。在资本主义2.0版本中，为了让国内劳工充分就业，国家会确保资本投资是国内的。如果你是二战后的投资者，你的资本只能投资国内企业。所以，如果国内有任何一家公司罢工，就会直接威胁到雇主的利益，因此雇主更有可能做出让步。但资本主义3.0版本取消了金融管制，声称要让资本更有效率，投资不应该局限于国内，应该让资本家投资到回报率最高的国家。

所以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北美三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旨在消除贸易壁垒的协议）成立。当时的言论是：“在一个全球竞争、变化是唯一不变的经济体中，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工人的安全。我们不能通过在经济周围筑起保护墙，或者假装全球竞争不存在来增进美国工人的安全。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正面迎接这个新世界。”中国也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负责监督和自由化国际贸易的政府间组织）。这些贸易的自由化，让资本摆脱了国界的束缚，资本可以自由流通，但劳工却被锁在国家内部。这带来了一个后果：在2.0版本中，雇主会担心国内劳工罢工，但在3.0版本中，雇主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投资和设厂都在国外进行，国内劳工会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激怒了底层的劳工。例如，美国威斯康星州在过去30年间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工业，产业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这里原本是民主党的铁票区，但在2016年大选中却转而支持特朗普（Trump），因为当时特朗普承诺要与鸿海（Hon Hai）和富士康（Foxconn）合作，将这些流失的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特朗普曾说：“富士康发现，没有比美国更好的地方来建设、招聘和发展了。”结果，即使当选后，承诺也并未兑现，反而让当地居民更加愤怒。后来的发言人指出：“我的前任来到拉辛（Racine），承诺要‘重拾我们国家引以为傲的制造业遗产’。好吧，我们每周都有‘基础设施日’，持续了四年，但最终什么都没建起来。”

这也造成了资本主义3.0和2.0版本中两种不同的职业发展路径。在2.0时期，战后婴儿潮一代可以学习一项技能，然后过上稳定的生活。但在3.0版本中，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激烈，合同可以外包给更廉价的劳动力，公司开始偏好短期合同和零工经济。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合同到期后，下一份合同能持续多久。

资本主义3.0发展至今，出现了三大问题： 首先是收入不均（Income Inequality: 指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1%人口的收入增长相当于后50%人口的总和。新自由主义会辩称，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能带来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 认为对富人和大企业减税或提供优惠，最终会通过投资和就业惠及社会底层），增长的果实可以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即使是最低收入也会增加，所以不平等是被允许的，因为整体经济确实增长了，只是顶层的人获得更多，底层的人获得较少。但研究发现，“涓滴效应”并未发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GDP持续上升，但劳工的实际工资却停滞了40年。在台湾，2002年之前，GDP增长会带动工资增长，但自2002年以来，GDP持续增长，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台湾开始重复美国的这种发展轨迹。

这是资本主义3.0的第二个漏洞：实际工资停滞（Real Wage Stagnation: 指扣除通货膨胀后，劳动者实际购买力长期没有增长或增长缓慢的现象）。问题来了，如果人们的工资被冻结，所有创造的财富都流向了雇主，那么人们怎么上大学、买车、买房呢？很简单，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如果你赚不到钱，就可以向银行借钱。所以从1980年到2000年，欧美国家的消费信贷以收入增长两倍的速度扩张。银行为了赚钱，鼓励所有人借更多的钱，而不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这导致银行承担了过多的风险，结果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资本主义3.0陷入困境。金融海啸之后，政府只处理了银行系统的漏洞，但另外两个漏洞依然存在：收入不均和工资停滞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失灵。

世代剥夺感：婴儿潮与千禧一代的财富鸿沟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对资本主义如此愤怒，因为世代剥夺感（Generational Deprivation: 指不同世代之间在财富、机会和生活水平上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年轻一代感到被剥夺）太强了。战后婴儿潮一代从上一代继承的是资本主义2.0，也就是欧美福利国家时期，他们可以享受免费大学、便宜的住房和医疗，可以通过努力工作积累资产，还可以继承父母的遗产。但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从出生就继承了资本主义3.0，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没有工会权力，必须支付高额学贷，还有高不可攀的房价。战后婴儿潮一代出生在简单模式，但千禧一代从出生就处于困难模式。

如今，美国50%的财富由战后婴儿潮一代拥有，换句话说，60到80岁的人控制了国家大部分的财富。这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资产高度集中在老年人手中，年轻人没有钱，就没有消费力。但如果没人消费，经济就不会活跃。年轻人还要支付学贷和工资税，用于支付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金，而这些老年人显然是最富有的。那么政客就会迎合富裕阶层的选票，而富裕阶层都是老年人，这就像是老年人主导了国家的政治系统，就更不可能实施对年轻人有利的政策。例如，特朗普曾帮助富人减税1.5万亿美元，而这些富人大多是老年人。一段视频中，老年人说：“亲爱的年轻人，不要投票。特朗普是我们的人，他支持我们。给富人减税？当然了，我就是富人。气候变化？那是你们的问题，我很快就要死了。”

最终，这些老年人去世后，他们会将遗产留给自己的子女，富二代出生在简单模式。相比之下，没有遗产的年轻人必须贷款买车买房，这会让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代代相传。所以经济学家皮凯蒂（Piketty）说，今天的世界是一种世袭资本主义（Hereditary Capitalism: 指财富和机会主要通过继承而非个人努力代际传递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源于跨世代的不平等，有些人投胎到对的家庭就赢了，但这偏离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

愤怒的转移：替罪羊与系统性问题的掩盖

但现在各国政府不面对民众的愤怒，反而将愤怒转移到其他受害者身上，就像资本主义1.0危机发生时那样。例如，英国支持脱欧的人通常来自农村地区，因为他们看到很多东欧移民迁入，导致农活工资下降，让当地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差，因为他们的迁入。同样，最近为了处理劳动力短缺问题，台湾政府开放印度移工来台，引发了许多民众的反弹。此时焦点就会被转移到：如果你反对，就是歧视印度人。但如果你仔细聆听这些反对意见，许多人抗议的是政府不改善薪资结构，只想去其他国家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

倾听人们愤怒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其背后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3.0的漏洞。台湾GDP每年增长，工资却停滞了20年，现在还要去其他国家引进更廉价的劳动力，民众的愤怒当然是正当的。

超越左右：解决资本主义3.0弊病的激进方案

回顾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后，作者最终提出了几个消除资本主义3.0漏洞的解决方案。当许多经济学家提到财富不均时，都会提出征税。例如，皮凯蒂提出了“全球财富税”，或者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沃伦参议员（Senator Warren）提出了对超级富豪征收财富税。她曾表示：“这是一项长期以来一直需要的财富税。我们看到美国亿万富翁阶层的财富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超过一万亿美元。2%的财富税将有助于稍微平衡竞争环境，并创造出能够让我们更好地重建的收入。”

但这些提案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富人有钱可以贿赂政客，这些法案不可能通过。而且富人都懂得如何避税，你根本查不到他们的钱藏在哪里。所以必须有比征税更激进的方案。作者提出了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设立国家财富基金（National Wealth Fund: 由政府设立和管理，通过投资获取收益，并将收益用于公共福利或分配给公民的基金）。这类似于新加坡、挪威和阿拉伯产油国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国家通过管理其外汇储备或自然资源收入，进行全球投资以实现长期财富增长的基金）。这些国家出口远大于进口，每年都有巨额的外汇盈余，这些钱由政府进行投资，赚取更多收益。例如，挪威的主权基金就购买了台积电的股票，然后用这些钱支付公民的养老金和退休金，以维持高福利政策。但这只是因为挪威有石油才能这样做，没有原油的国家该怎么办呢？国家财富基金就是一个类似的方案。政府可以发行零利率债券，因为全球富裕国家都在老龄化，老年人倾向于规避风险，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债券是最安全的选择，因为它有国家担保。政府就可以用卖出债券获得的钱，去进行更高收益的投资组合。然后每隔一段时间，政府偿还债券后，产生的盈余就会成为国家的公共财富。政府可以将钱分配给国内资产最少的家庭，让穷人开始拥有固定资产，或者将钱投入到教育、住房和医疗中，这样人们就不用担心付不起基本开销。这相当于恢复了资本主义2.0的高社会福利，能有效平息民众的愤怒。简单来说，国家财富基金就是政府进行投资，赚到的钱用来照顾社会上的低薪人群，实施社会福利，让每个公民都成为股东。所以国家财富基金有点像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政府定期无条件地向所有公民支付一笔固定金额的收入，无论其收入、财富或就业状况）。美国阿拉斯加州在1976年就设立了永久基金，每年给每个居民发放1600美元。这种国家持有的基金，可以解决全民基本收入面临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第二个处理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是数据红利（Data Dividend: 建议科技公司向用户支付费用，以补偿其使用用户个人数据所产生的价值）。许多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会说，如果能不劳而获，那谁还会想工作呢？反正待在家里无所事事，政府也会给钱。现在作者说，科技产品的用户可以向科技公司收取“数据红利”费用。因为当我们使用谷歌、脸书、各种社交媒体时，科技公司可以监控和追踪我们的数据，然后将这些信息卖给广告商赚钱。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升级算法。因此，每个用户都像是公司赚钱的原材料，公司从我们这里拿走原材料，难道不应该付费吗？如果你今天创造了一个东西，另一个人直接拿走，我们会认为这是偷窃。当我们使用科技时，其实也在创造，创造我们的搜索文章和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因此，我们生产的资料所有权属于我们。如果科技公司想利用用户信息赚钱，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权获得数据红利。沃伦参议员曾指出：“我们许多科技巨头正在支付零税款或接近零税款。他们正在以数百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和转售我们的数据。21世纪经济的最大赢家实际上并没有与我们其他人分享这些胜利。这就是我作为总统将要改变的。”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想法是，设立一个独立财政委员会（Independent Fiscal Council: 独立于政府和政党，负责评估和建议国家财政政策的机构）。这个财政会议就像一个自动稳定器，可以在金融问题出现时提前决定如何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而不是等到经济衰退发生时政府才仓促应对。这个会议必须是独立的，如何分配政府预算支出，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政党控制。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在2011年欧债危机后实施了紧缩政策，导致公共福利减少，许多欧洲人感到愤怒。如果有一个独立的财政会议，这个错误的决定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结语：倾听愤怒，推动系统革新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愤怒经济学》。过去100年，资本主义遭遇了三次失败，每次崩溃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公众愤怒，也带来了新的软件升级。今天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危机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工资停滞了20年。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个系统感到愤怒。我们可以设立国家财富基金来缩小贫富差距，利用数据红利来对抗科技公司免费使用我们的信息，设立独立财政委员会作为经济衰退的稳定器。这三个提案都回应了当今对资本主义的愤怒，不像富人税或全民基本收入那样难以实施，而是在系统内部可以实现的解决方案。只要资本主义持续失败，不平等和低工资持续扩大，愤怒经济学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直到系统听见人们愤怒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