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现状与中短期动因

近期有新观众提问，如何看待川普的话，以及其在2016年时“大战哈佛”的事件。当时，川普在“Chinese for Trump”集会上承诺要让司法部调查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学生，这一承诺他最终付诸实践，最终在高法和最高法，亚裔学生以压倒性优势胜诉。这曾让一些人觉得川普“挺好”。然而，在埃普斯泰（Epstein）事件上，情况却变得复杂。

从观念论的视角，我们可以探讨民众与精英阶层的信任度问题。根据盖洛普民调（Gallup Poll），近年来美国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信任度降至历史低点。相较于1970年代约50%的水平，如今已跌至26%，这已属危险信号。这种割裂的长期恶果，我们稍后再详谈。

再看美国三大权力分支：立法、行政和司法。尽管信任度普遍下降，但司法（特别是最高法院）依然是最受信赖的，其信任度为49%。行政部门的信任度为41%，立法机构（国会）则仅为32%。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部门的41%信任度具有明显的“钟摆效应”——如果民主党执政，这41%的信任度基本来自民主党支持者；共和党执政时，则主要来自共和党。这意味着，当权者往往得不到在野党及其支持者的信任，这是一种高度党派化的结果，使得国家状况“挺难受”。

媒体作为“第四权”，其信任危机尤为严重，信任度持续下滑。这既有其自身原因，也与民众、三权机构及精英阶层的互动有关。

中短期原因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在政治方面，伊拉克战争初期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s）的宣传，被比喻为“拿一把洗衣粉就说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被认为是民众对媒体信任度断崖式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的发起过程中，相当于是对民众进行了一次“洗脑”，与政府联手欺骗。这比“水门事件”更为严重，因为水门事件更多是针对竞争对手的政治斗争，而发动战争关乎国之大事，其代价巨大。全民撒谎最终导致了权力真空，让极端势力乘虚而入，将中东搞得不可收拾，后果非常糟糕。

越战时期，新闻媒体拍摄的越战小女孩被燃烧弹击中、村民光着身子四散奔逃的照片，其残忍程度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标志着媒体信任的开始动摇。此后，伊拉克战争、新冠疫情的应对（包括科学机构内部的混乱及川普的自相矛盾表态），以及当前的埃普斯泰案件，都加剧了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

在经济领域，贫富分化加剧是核心问题。正如国内常说的，“吃着地摊麻辣烫的和背着爱马仕的”难以同感。当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社会共同体的定义就被改变，各种边界（如人种、文化、政权）不再重合。繁荣发展时期，问题会被掩盖；但在经济停滞期，蛋糕不够分，内部矛盾就会凸显。

科学、文化与信任的扭曲

在科学与文化领域，存在着深刻的问题。美国的医疗医药医保体系内部的黑暗令人震惊，单个病人的医疗费用是其他发达国家的2.5倍，这还不考虑GDP因素，显示出巨大的浪费。

更严重的是，精英阶层中的“糖业集团”（Big Sugar）操纵科学研究，这是一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估计有上千万甚至数千万美国人因此受到影响，寿命至少减少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的谋杀。直到近十几年，情况才有所好转，医生开始劝导人们少吃糖。究其原因，是糖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操纵论文、贿赂评审，将人类“三高疾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原因归咎于脂肪，而非糖分。

这与近期关于美国药物滥用的节目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一家制药公司收购期刊，收买医生，宣传其止痛药（如奥斯康定，OxyContin）不会产生滥用效果，结果导致了奥斯康定在美国的泛滥，进而转向海洛因和芬太尼（Fentanyl）危机。事实上，糖本身也是一种强成瘾物质。因此，因“三高”疾病导致的寿命损失，可能远超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

在学术界，特别是文科领域（社会学科），情况也显失衡。周孝正老师曾指出，社会科学已不再是“科学”，而应称为“社会学科”。社科类教授中，95%以上是左派，导致学术生态失衡。

根源：美国文化基因中的信任赤字

这些系统性问题主要影响的是中期和短期，而真正决定长期作用（百年甚至千年尺度）的是深层的文化基因和关键系统。

美国主导的观念系统主要有两大方面：古典共和主义传统（Classical Republicanism）和新教传统（Protestant Tradition）。

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核心是“我农民的破屋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它强调警惕权力的滥用，千方百计要缩减政府权力，认为权力天然具有腐化倾向。如今的埃普斯泰案件，以及英国政坛人物（如王室王子、前外交大臣）因此事辞职，都印证了权力的腐化。这种传统促进了类似希腊罗马法系的三权分立。与之相比，中华司法体系的特点是立法权和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由最高行政权力主导，这在有“明君”或“包青天”时能产生高效司法。但若民众民智不高，三权分立可能导致司法质量不如前者。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也导致了对“肉食者”（掌握权力者）的警惕和鄙视。

新教传统则与中心化的天主教（基督教旧教）形成对比。天主教听命于教皇，而新教（基督教新教）源于马丁·路德等人的反叛，反对教皇的权威。新教徒认为高高在上的教皇是“肉食者”，因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抗精神。

将这两种传统叠加：古典共和主义的“肉食者鄙”加上新教的“反抗精神”和“脑后有反骨的buff”，共同塑造了美国人民根深蒂固的“反权威”和“极端不信任精英”的叙事。这种组合有利有弊：如果精英是靠谱的科学家，不信任他们会是损失；但如果精英是搞“水变油”的骗子，不信任他们则是明智之举。

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三大领域的信任危机，正是这些短期、中期以及深层长期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演讲者此处表示准备内容结束，准备进入与观众互动环节，如发起投票。）

最后，近期在推特上兴起许多关于川普（Trump）和克林顿（Clinton）的迷因（memes），甚至将他们“组CP”。这源于埃普斯泰的邮件披露，其中提到川普可能与克林顿的“昵称”（如“波巴”）有过沟通，暗示两人关系非同寻常。这些梗图和帖子，如希拉里说“他明天醒来会发现自己跟美国新一届总统睡在一起”，或川普发布的“希拉里克林顿连比尔克林顿都满足不了”的帖子，以及克林顿坐在椭圆形办公室接电话的梗图（暗示川普躲在柜子下），都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甚至有人联想到川普喜欢YMCA音乐，该音乐源自同性恋社区。虽然直接将两人视为同性伴侣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些内容反映出公众对政治人物关系和权力互动的想象与解读，以及对精英阶层行为的审视，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成为了公众舆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