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卡尼的达沃斯宣言：旧秩序的终结

2026年的达沃斯峰会，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 曾任加拿大和英国央行行长）发表了一场被视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正身处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退，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只能忍受痛苦。卡尼引用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 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格言，将其描述为国际关系自然逻辑的重新确定。面对这种逻辑，各国往往倾向于随波逐流，相互妥协，寄希望于顺从能换来安全，但这已不再奏效。

卡尼随后引用了1978年捷克异议人士、后来的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 捷克剧作家、异议人士，后任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总统）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利》（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哈维尔通过一个蔬果商每天挂出不相信的政治标语来维持生计的例子，揭示了共产主义制度并非仅靠暴力，而是通过普通人参与虚假仪式得以维系。当哪怕只有一个人停止表演，幻象便会破裂。卡尼以此隐喻当前国际局势，各国领导人试图讨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美国前总统），以避免霸凌或获取好处，但他认为这种策略已无法持续。卡尼的意图是成为第一个“摘下牌子”的人。

他坦言，几十年来，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在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繁荣发展，受益于其机构和原则的可预测性。他承认，美国过去建立的国际秩序存在“双标”，最强大的国家在方便时会豁免自己，规则执行不对称，国际法适用严格程度取决于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这些都是不加掩饰的实话，反映了从“春秋”到“战国”的国际关系演变。卡尼指出，尽管这种虚构的秩序有其作用，例如美国的霸权提供了开放航道、稳定金融体系和集体安全框架等公共产品，但这种交易已不再奏效。他明确表示，我们正处于一场“决裂之中，而非过渡”（This is not a transition, this is rapture）。过去20年的一系列危机，以及大国将经济武器化（关税、金融基础设施、供应链），都暴露了全球一体化的风险。中等强国所依赖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旨在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的全球性组织）等机构本身正受到威胁，例如特朗普政府曾退出多个国际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卫生组织）。

中等强国的自保策略与加拿大新外交

面对国际秩序的瓦解，卡尼呼吁中等强国团结起来，在能源、食品、关键矿产和金融方面拥有更大的战略自主权。他指出，世界已变得充满各种堡垒，各国都在筑墙自保。因此，中等强国需要开始“购买保险”，因为曾经最可靠的盟友（如美国）已变得不可靠。这意味着要对冲不确定性，增加选项，重建主权，而这种主权现在越来越锚定在“承受压力的能力”上。卡尼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适应新现实，而是如何适应——是简单地筑起更高的墙，还是采取更雄心勃勃的行动，即联合起来。

加拿大已开始转变其战略姿态，放弃了地理位置和联盟成员资格会自动带来繁荣与安全的旧假设。其新方法建立在芬兰总统提出的“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之上，目标既有原则性又务实。这意味着认识到进步是渐进的，利益有分歧，并非所有伙伴都分享共同价值观。因此，加拿大将广泛、战略性地进行接触，积极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在政策层面，卡尼政府削减了资本利得税，消除了联邦层面的贸易壁垒，推动了万亿美元投资（涵盖能源、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科学领域）、关键矿产和新贸易走廊），并将国防开支翻倍，以国内生产方式建立产业链。对外，加拿大与欧盟（European Union: 欧洲经济政治联盟）达成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入了欧洲国防采购安排，并在六个月内与四大洲伙伴签署了12项贸易和安全协议，甚至与中国和卡塔尔建立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尽管加拿大仍支持乌克兰，并坚定北约第五条承诺，但在格陵兰问题上，其立场已明显与美国分裂。卡尼还倡导多边计划，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和以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 G7: 由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政府间政治论坛）为核心的买家俱乐部。他强调，中等强国必须共同行动，因为“如果我们不在餐桌上，我们就会在菜单上”。

特朗普的“格陵兰执念”与国际秩序的裂痕

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购买意图，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9年他就有此想法。这种执念被分析为源于其地产商背景，他渴望像杰斐逊总统购买路易斯安那、购买阿拉斯加那样，通过“开疆拓土”为自己留下“千古一帝”的总统遗产。然而，特朗普的思维模式与现实存在巨大脱节。美国在格陵兰早已拥有巨大特权，例如1951年与丹麦签订的条约赋予其在当地设立空军基地的权利，且丹麦对美军扩建持欢迎态度。因此，丹麦政府对特朗普的购买提议直接回应“荒谬”，强调格陵兰并非商品，其土地属于岛上居民。

特朗普对丹麦的拒绝表现出霸凌姿态，公开斥责丹麦首相的回应“令人厌恶”（nasty），并取消了对丹麦的国事访问。他甚至威胁对所有不配合其格陵兰计划的国家加征关税，并撕毁与欧盟已谈好的贸易协定，例如对参与北约军演的国家加征25%关税。这种“过家家”式的外交，让欧洲盟友感到震惊和无奈。德国等国甚至撤回了少量参演士兵，以避免激怒特朗普。更具喜剧色彩的是，特朗普曾致信挪威首相，抱怨挪威不给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并以此为由威胁要“搞武力”，要求割让格陵兰岛。挪威首相的回幽默回应，指出格陵兰属于丹麦，且诺贝尔和平奖并非挪威政府颁发，凸显了特朗普言行的荒谬。

特朗普的幕僚曾声称格陵兰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脚下蕴藏大量稀土矿，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然而，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格陵兰的稀土矿虽然储量巨大（据说世界第二），但绝大多数深埋冰层之下，开采需投入上万亿美元，且美国缺乏稀土提炼技术，最终仍需运往中国提炼。这揭示了特朗普将现实生活与“魔兽争霸”式开矿混淆的思维。正如修昔底德所言，“强者行其所能，弱者忍其所受”，特朗普的霸权主义思维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紧张局势。

特朗普外交的深层逻辑与盟友体系的瓦解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教授对特朗普的个性有着深刻洞察。他认为，特朗普对大国（如中俄）表现出相对理性，在发现无法轻易击败对手后，会寻求妥协或共存。然而，他对中小国家则采取激进的霸凌策略，例如羞辱加拿大总理，甚至试图通过特种部队抓捕委内瑞拉总统，或威胁轰炸伊朗。这种“流氓”做法，欺软怕硬，是特朗普外交的显著特征。

米尔斯海默还指出，美国干预拉美的主要驱动力并非石油，而是意识形态。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在西半球干预的主要原因是对左翼政府甚至温和自由派政府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宽容。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乱搞行为，虽然短期内并未遭受严重反弹，是因为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拥有巨大的经济杠杆。然而，这种做法的长期危害是消耗美国自二战以来建立的盟友体系。欧洲盟友面对特朗普，正经历“悲伤的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最终是接受——接受曾经的美国大哥已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盟友利益的掠夺者。

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反川檄文”，正是这种接受后的行动。他呼吁欧洲停止假装，学会不再依赖美国。虽然这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经济反制，但欧洲已开始考虑与中国和俄罗斯缓和关系。例如，加拿大与中国签署电动车协议，英国通过中国大使馆扩建计划，都表明盟友正在重新调整其外交策略。这种现象被戏称为“无为而治”（Do Nothing Win: 指中国在某些国际博弈中，通过不主动出击而获得优势），即美国的行为反而将盟友推向中国。达沃斯峰会后，美国与欧洲达成了一个模糊协议，特朗普宣布胜利，但欧洲对美国的戒心已然升起。格陵兰事件，可能只是特朗普系列“大新闻”的开端，其核心目的之一，也被认为是转移公众对爱泼斯坦案（Jeffrey Epstein Case: 美国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涉嫌性贩卖未成年女性的案件）等国内丑闻的注意力。

格陵兰的特殊性：土地观念与文化冲突

格陵兰岛的特殊性，使得特朗普的购买意图在现实层面几乎不可能实现。首先，格陵兰只有5万多人口，若成为美国第51个州，将导致不成比例的国会代表权，对其他州不公，且其政治倾向偏左，会打破美国政治平衡。若作为未建州领土，居民将拥有美国护照但无公民权利，这对于拥有丹麦和欧盟公民身份的格陵兰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殖民地”待遇。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格陵兰原住民因纽特人（Inuit: 北极地区的原住民）独特的土地观念。对他们而言，土地归大自然所有，是无偿馈赠给每个人使用的“非卖品”，明面上标价为零。丹麦法律为此打了一个“补丁”，建立了“格陵兰社会集体所有制”，居民拥有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这种万物有灵论（Animism: 认为自然界万物皆有灵魂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宇宙观，与西方人本主义（Humanism: 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以人为中心，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因纽特人生活在严酷的北极环境下，其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追求，并非金钱可以收买。

格陵兰的历史也充满误会。维京人曾在此定居，后神秘消失。1721年，丹麦牧师汉斯·埃格德前往格陵兰“寻亲”，却意外开启了丹麦对格陵兰的殖民。美国曾多次试图购买格陵兰（1867年和1946年），以应对地缘政治威胁（如冷战时期遏制苏联），但均遭丹麦拒绝。尽管格陵兰蕴藏稀土，但开采难度巨大，且美国缺乏提炼技术。特朗普的“商业思维”无法理解因纽特人对自然本主义的坚守，他将格陵兰视为一个“玩具”，一旦被告知不能玩，便会执念深重。

时代的迷茫与政治的短视

当前全球年轻人普遍陷入迷茫，无论是国内的“内卷”、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还是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都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可能性。这种迷茫催生了“民粹”现象，互联网加速了简单、有力但可能错误的观点传播。例如，游戏行业成本上涨被归咎于政治正确、女权主义、移民甚至共产主义。东亚地区特有的“保守激进化”现象，表现为年轻男性反女权，支持激进保守主义，这反映了在失去方向时，人们试图通过回归“旧有”来寻找慰藉，却缺乏清晰的未来规划。

特朗普的政治行为，也体现了这种短视。他所有对外政策都服务于国内政治，追求短期政绩，而非长远的国际秩序维护。这种“结果导向”而非“过程导向”的政治，吸引了厌倦传统建制派的选民。有趣的是，有人将特朗普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以其“现实扭曲力场”和对产品美学的极致追求闻名）进行对比，认为他们都拥有“现实扭曲力场”，能够让不可能的事情变得可能，并通过不计成本的手段和个人品牌塑造来达到目的。这种对比暗示，特朗普的“格陵兰新产品”与老欧洲的“诺基亚塞班手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时代产品和思维模式。

最终，世界正从意识形态主导走向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特朗普的“流氓”做法，虽然让盟友感到不满和恐惧，但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身定位。中等国家，如加拿大和欧洲，正试图联合起来，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甚至与中国和俄罗斯缓和关系，以寻求自保。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特朗普的出现，至少给世界敲响了警钟，揭露了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然而，这种实用主义和政治短视，也使得全球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