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背后的地方财政危机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几年以来，我们身边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好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了。就在前天的时候，湖北地区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罕见暴雨袭击，不仅雨势极其凶猛，甚至还刮起了破坏力极强的龙卷风。灾区大面积受灾，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非常惨重。官方媒体报道说，这场灾害导致了十好几个人不幸遇难，还有三百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伤。随后，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央财政紧急拨款五千万元人民币用于湖北的防汛救灾工作。有一位朋友在看到这条新闻报道之后呢，忍不住在评论区里留了一句言，他说：“中央这次的救灾力度怎么这么大啊？”这显然是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反话。只要稍微对社会治理和灾后重建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面对这种级别的特大自然灾害，区区五千万元的救灾款顶多算是下下毛毛雨，对于庞大的重建需求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在以前的年头里，一旦某个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除了中央拨付的救灾款项之外，省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通常还能够拿出相应的财政资金来，与中央的救灾款进行配套使用，从而共同解决灾区的燃眉之急。然而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方政府普遍穷得叮当响，口袋里比脸还干净，根本就拿不出什么多余的钱来跟中央配套了。这就应了那句老话，叫做“地主家也没余粮了”。

其实，中国各级政府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富裕过。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协调与规范成员国间贸易的国际组织）以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在这段财富暴涨的黄金期，各级地方政府靠着出让土地使用权，也就是所谓的卖地，赚到了多得几乎花不完的钱。毕竟在这个体制下，政府是全中国唯一的“大地主”，既然拥有对土地资源的绝对垄断权，它在卖地的时候自然是往最贵里卖，能卖多高就卖多高。然而，这种一夜暴富并没有让地方政府学会理性理财。一有了钱，他们采取的态度基本都是花光、用光、贪光，甚至连未来几十年可能赚到的钱，他们都要通过各种融资渠道提前借光。这种竭泽而渔的行径，和某些极度缺乏长远规划的个体生活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从“三天富”到无产阶级逻辑

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一段生活经历。我最开始是住在农村里，后来因为家庭变故，搬到了城乡结合部的一个铁路职工宿舍区。在那个年头，普遍大家的物质生活都还很匮乏，家家户户手里的余钱都很少，日子过得都是紧巴巴的。不过，我们那个宿舍区里有一家邻居显得不太一样。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孩子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在当时的铁路系统里，火车司机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高门槛的技术工种，工资待遇水平非常高。因此，他们家在当时那一带算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家庭。按理说，这家人拿着这么高的收入，日常日子应该过得非常滋润、非常体面才对。

然而，周围的邻居们却在私底下给这家人起了两个极其贴切的外号。头一个外号呢，叫做“无产阶级”。为什么一个拿着高薪的家庭，反而被大家调侃为无产阶级呢？原因在于他们家的消费习惯实在是太奇特了。每个月只要一发工资，他们家必定会连续几天大鱼大肉地猛吃猛喝，极尽奢侈。然而这种狂欢往往维持不了几天，手里的工资就全部花得精光。钱花光之后，他们一下就又跌回了“无产”状态，在剩下的日子里不得不经常敲开邻居家的门去借钱度日。等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日子一到，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上个月欠邻居的账给还上，接着便又重复那一套大鱼大肉猛吃几天的模式。周而复始，雷打不动，每个月都在这种极端的富有与极端的贫困之间剧烈摆动。

他们家的第二个外号则叫“三天富”。这个外号起得更加直白，意思就是刚发工资的那三天他们是富人，能够过上阔绰的生活；而一旦过了这三天，剩下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他们就沦为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这两个外号要是凑到一起，刚好就把他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轨迹给勾勒得清清楚楚：先是当三天富人，紧接着便闹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不过，要是说句公道话，这家人身上其实也有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点，那就是他们从来不赖账。只要下个月的工资一到手，他们绝对会规规矩矩地去把之前借邻居的钱都还上。在无产阶级这个群体里，他们好歹还算是讲信用、讲规矩的，并不是那种借了钱死活不还，甚至骗不成就直接动手抢的“流氓无产阶级”。

如果把这个逻辑放大到政治层面，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封的无产阶级政党，每次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虽然在很多历史问题和政策宣传上，他们总是习惯于撒谎和吹牛，但唯独在“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条自我定位上，他们说的是货真价实的真话。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比一般的无产阶级还要“先进”得多。他们始终不忘初心，有钱的时候就挥霍花光，没钱的时候就四处去借，如果借不来或者借不动了，他们就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去抢。

竭泽而渔的假地主游戏

从法理和现实来看，中国政府理应是天底下最富有、最显赫的地主。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在名义上全都是归属于政府所有的，这里面甚至包括了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虽然宪法上说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实际上，一旦政府想要征用哪一块土地，给多少补偿款，完全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集体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可以说，它是全中国唯一的、绝对的土地垄断者。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威权，甚至连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封建皇帝都无法做到，但今天的体制却彻底做到了。

提到地主，前几个星期网络上有不少网民在痛骂导演冯小刚，说他新拍的那部电影《抓特务》非常难看，尤其是电影名字起得极其别扭、难听，甚至有网民讽刺说还不如直接改名叫《行走的五十万》来得更加接地气。当时还有一位一直热衷于做慈善的知名女歌手跑去给冯小刚的电影发布会捧场捧臭脚，结果也跟着被网民们骂了个狗血淋头。其实，如果回顾冯小刚早期的导演生涯，他确实拍出过几部相当不错的经典电影。比如当年的贺岁片《甲方乙方》，由葛优主演，里面葛优扮演一个地主，里面有一句台词流传得极广，估计很多听众都耳熟能详，那就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这句词本来是用来拿旧社会的地主开涮、制造笑料的。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常识，旧社会的那些地主，不管是抠门小气的还是慷慨大方的，他们都懂得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法则，那就是在好年头里，如果“多收了三五斗”，就一定要把粮食好好地存入粮仓里，以防备未来可能出现的荒年。地主之所以能被称为地主，不光是因为他手上有几亩地，更核心的是因为他家里有存粮，有抗御风险的能力。

可到了新社会，逻辑就完全变了。政府把旧社会的所有私有地主全部消灭掉，自己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大地主。这个新晋的唯一地主，守着全国庞大的土地资源穷了几十年，直到后来想通了，发现可以通过“卖地”来发财。不过，说它是“卖地”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在法律上它并不是所有权的买卖，而只是一种长期的租用关系。中国人买商品房，房子下面的土地其实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其实是通过这种商品房开发模式，提前一次性收走了老百姓整整七十年的地租。这种“提前收七十年租”的买卖，放在旧社会的那些老地主身上，他们恐怕是做梦都不敢想象的。

老百姓掏空了家里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就为了给这个全国唯一的超级地主提前预缴七十年的地租。而这个超级地主把这笔天量财富收上去之后，并没有拿去建立什么长期的保障基金，而是花天酒地，在极短的时间里花光、吃光、贪光。更可怕的是，这笔钱还不够他们挥霍，他们还要转头去向银行借贷，把下面整整两代人的未来财富也提前借得干干净净。在人类历史上，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旧社会有哪一个地主敢用这种方式去折腾家业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合格的地主做派，这是典型的无产阶级作风，是假地主、真无产阶级。

天量卖地收入与高铁黑洞

我们可以来看一组具体的数据。在二零二一年房地产市场达到顶峰的时候，地方政府卖地卖得那叫一个阔绰，当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了惊人的八点七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在一年之内，政府就一次性预收了海量人口未来七十年的地租。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如果把这八点七万亿平均分摊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相当于每个人在这一年里就给政府贡献了六千两百元的地租。而且请注意，这仅仅是二零二一年这一年产生的数字。

中国住房商品化改革全面铺开至今已经快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大家如果稍微动用算术算一算，在这三十年里，平均每个中国人累计给政府提前缴纳了多少地租？根据外界金融机构和经济学家的保守估计，这笔钱的累计总额大概在一百三十万亿到一百四十万亿元人民币之间。这笔原本应该支撑地方财政后续七十年运转的长期地税收入，被政府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就一次性全部收完并消耗殆尽。即便如此疯狂地敛财，他们的钱依然不够花，依然要源源不断地跑到银行去贷款。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我们拿中国的铁路建设来做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对这种挥霍无度的模式看得非常清楚了。地主手里有了钱，一时兴起，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建特建高速铁路（High-speed Rail: 运行速度在200公里/小时以上的客运专线铁路）。他们不仅在人口稠密、有客流支撑的区域建，还把高铁一直修到了那些人烟稀少、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坐的偏远地区。甚至于，为了展示大国实力，他们还要拿着钱跑到国外去帮别人建。

前一阵子，我在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那期节目时，就曾引用过中国国内媒体的一篇公开报道。报道提到，中国铁建等企业投资了整整七十五亿美元，在委内瑞拉承建高铁项目。结果由于委内瑞拉国内政局动荡和资金链断裂，项目路基还没铺完就彻底烂尾了。中国媒体自己给那篇报道起的标题就是“委内瑞拉高铁成废墟，中铁七十五亿美元打水漂”。这标题写得是合辙押韵，读起来简直像是一段讽刺意味十足的快板书。

地方政府提前预收了七十年的地租，手里有了钱，却通过这种毫无经济理性、只图政治面子的工程把钱全部挥霍掉了。像这种大手笔的败家法，仅仅预收七十年的地税是肯定填不满窟窿的，恐怕得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至少得提前收上九十年的税才行。在经典电影《让子弹飞》里，有一个荒诞的桥段是县长要把税收到九十年以后。当时观众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可能觉得这只是艺术虚构和夸张，但现实比电影还要荒诞。在这部电影上映的那个时期，恰逢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火热的几年，政府每年都能轻松收上来几万亿的地租。然而在这种盲目的挥霍之下，别说提前收七十年，哪怕是提前收一百年的地租也根本不够他们挥霍的。钱不够花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借，而给他们提供贷款的银行，恰恰也是地主家自己开的。

我们继续以国家铁路系统为例。根据公开财务数据显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China State Railway Group Co., Ltd.：管理全国铁路客货运输的国有企业）目前的负债总额已经累积到了惊人的六点一七万亿元人民币。现在他们每年光是需要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就要高达两千多亿元。在全国庞大的高铁网络中，除了京沪线、京津线以及沪杭线等极少数经过富庶区域的黄金线路能够实现盈利外，绝大多数高铁线路年年都处于极其严重的亏损状态。可笑的是，去年国铁集团在公布财报时，居然宣称自己实现了四十三亿元的微弱盈利。真不知道他们这笔账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把巨大的折旧和利息支出通过财务手段给隐藏了。但无论如何，当年地主家钱多得花不完，在满世界大摆宴席、大撒币摆阔，确实也是不争的事实。

贤能政治谎言与常识的碰撞

当东方的大国隔三差五地摆起豪华宴席、满世界散发钞票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的钱味儿自然会吸引各种投机者。这时候，就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洋活宝，名叫贝淡宁（Daniel Bell: 加拿大政治学者，曾在中国多所高校任教）。他隔着太平洋一闻，发现东方有个国家钱多人傻，于是立刻动身跑到了中国。为了更好地融入，他还特意给自己起了这个颇具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中文名字，听起来仿佛是一位看破红尘、淡泊名利的世外高人。

他来到中国后，凭借着外国人这张面孔和对体制的迎合，迅速在中国的学术界混得风生水起，从清华大学一路混到了山东大学，甚至还当上了山大的院长。直到后来新冠疫情爆发，国内环境变得不好混了，他才又跳槽跑到了香港大学。这个人在中国虽然名义上是搞学术研究的，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他这些年干的那些事，就会发现他基本上是在搞政治演艺活动。他在中国混了这么多年，演技也是磨炼得炉火纯青。而他的这套演技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怀里抱着几本中国的儒家古书，然后用流利的英文向西方世界吹牛撒谎，为威权体制进行粉饰。

在二零一五年的时候，他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The China Model》的著作，其中文译名起得更加直白，就叫《贤能政治》（The China Model: 阐述中国官员选拔机制优越性的政治理论学说）。在这本书里，贝淡宁核心阐述的观点就是：西方的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都是一些平庸之辈，这些政客急功近利，整天只盯着下一次选举，根本没有长远规划。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举贤任能”的贤能体制，通过层层选拔上来的官员个个素质极高，制定的政策不仅能放眼未来，还能切实惠及子孙后代。

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我正好去北京出差。当时有一位在学术界很有资历的老一辈学者对这本书非常推崇，极力向我推荐。我估摸着他大概是看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这块金字招牌，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书写得肯定很有学术水平。虽然我跟这位老学者的学术理念和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但出于对长辈的尊敬，我当时也不好直接出言反驳。于是我只是委婉地提了一句，我说：“其实官员的素质高低、政策是好是坏，这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明摆着的经验事实。要想弄清楚这套机制到底灵不灵，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政治学理论，你只需要拿两份名单做个简单的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第一份名单，就是把这两百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国家主席、总书记按顺序排出来，跟同一历史时期的美国总统名单摆在一起比一比，看看到底哪边官员的整体素质和历史功绩更高。第二份名单，则是把目前中国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名单列出来，与美国各州的州长摆在一起进行横向对比，谁的专业素养高，谁的治理能力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根本不需要发明一套天花乱坠的“贤能政治”理论来强行解释。

“吃饱了不饿”这本来是一个每个人天天都在经历的常识，你不需要用任何高深的物理学或生理学理论去证明它。然而贝淡宁这种洋活宝，却硬生生能从中国的故纸堆里发现所谓的“真理”，非要向世人证明“吃饱了其实也可以挨饿，不吃东西也能吃饱”。事实上，对于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和制度的宏大理论来说，最强有力的反驳从来都不是另一种对立的理论，而是社会现实，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在其中、每天都要被迫面对的冰冷事实。

贝淡宁在书里吹嘘的那些东西，实际上跟中国的社会现实完全是相反的。从他的书出版至今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不仅没有任何一年是朝着他所说的“放眼未来、惠及子孙”的方向发展，反而是在一条竭泽而渔、透支未来的道路上加速狂奔。

百万亿债务与“砸锅卖铁”的现实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地方政府把七十年的地租一次性收光、花光，钱不够了就继续把未来几十年的信用全部借光。到了今天，这个唯一的超级地主终于面临了“地主家也没余粮了”的尴尬局面，不仅手里没有了存款，而且身上还背负了根本不可能还清的债务黑洞。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五月底，中国政府的整体债务余额已经历史性地突破了一百 vigil 亿（即一百万亿）元人民币，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就翻了一倍。在这笔庞大的债务中，大约有五十五万亿元是地方政府账面上的显性债务。然而，这仅仅是地方政府摆在台面上的账目。因为中国有一部《预算法》，为了防止地方债务失控，《预算法》给地方政府的借债规模规定了严格的上限。然而，地方政府为了绕开监管，层层选拔上来的“贤能”干部们便发挥聪明才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土办法去借钱。

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设立各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地方政府发起设立的融资公司，俗称城投公司），以此类企业的名义向银行和金融机构借贷。这笔庞大的债务并没有被统计在央行官方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里，而是成为了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隐性债务”。那么这笔隐性债务到底有多少呢？二零二四年十一月，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首次透露，截止到二零二三年末，全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余额为十四点三万亿元。

然而，对于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外界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几乎没有人选择相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年初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光是统计中国地方政府隐藏在各个城投公司账目上的债务，其规模就已经高达大约七十二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我们将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这两笔账合并计算，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债务总规模已经超过了一百一十万亿元，是官方账面上明码标价的债务数额的两倍还要多。

这些所谓的“贤能”干部，集体隐瞒上级监察，隐瞒纳税人，背地里借下了这一百一十万亿的债务。而且，很多地方政府在借这笔钱的时候，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打算还。这确实非常符合他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借钱不还，如果实在赖不过去了，就直接动手抢。

比如在二零二二年的时候，贵州遵义的一家国有城投公司就公开发布了一份债务展期公告。公告声称，公司欠银行的折合一百五十六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将直接展期二十年；而且在前面的十年时间里，他们只支付微薄的利息，不归还任何本金。如果把这番冠冕堂皇的官方辞令翻译成老百姓能听懂的白话，意思就是：“我借你们的钱，二十年以后再看还不还。至于前面的这十年，我每年给你们塞点毛毛雨般的利息意思意思，本金你们就别想了。”

到了二零二三年的夏天，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一旦遭遇天灾，地主家就应该立刻开仓放粮进行赈灾，旧社会的很多私有地主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早已枯竭，国库空虚，中央政府也拿不出多余的现钱，最后不得不采取增发一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办法，专门借钱来用于防汛防洪和灾后重建。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这几年虽然很多省份的税收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他们的“非税收入”却出现了反常的爆发式增长。所谓的非税收入，说白了就是政府通过行政罚款、没收财产以及变卖国有资产等手段搞来的收入。

中国官媒曾经报道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新闻案例：在陕西省榆林市，有一户普通的菜农因为生活所迫，在市场上卖了五斤芹菜。结果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把他的菜给扣了，经过检测发现芹菜上的农药残留稍微超标。按理说进行口头警告或小额罚款即可，但监管部门却直接开出了一张高达六万六千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罚单。五斤芹菜罚款六万六，折合下来相当于一斤芹菜要罚一万三千多。估计这个菜农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种上五年的菜也根本挣不到这么多钱。

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一些内陆省份的地方公安和监管部门，还流行起了一种被称为“远洋捕捞”的跨区域执法手段。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逻辑里，似乎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其政治上的斗争思维就越是“先进”。这些内陆省份在土地财政崩溃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当地的公安部门就会盯上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跨省去抓捕民营企业家，强行冻结企业账户，逼迫企业缴纳巨额罚款，随后将这些罚没的资金直接充入当地的财政空壳。

如果连这种手段也抢不到足够的钱，他们就只能使出最后一招——“砸锅卖铁”。这两年，一份名为《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的政府红头文件在网络上疯传，随后财新杂志等多家国内媒体也证实了这一文件的真实性。

这个专门为了“砸锅卖铁”而成立的政府工作专班，其人员配置规格高得惊人：组长由常务副区长亲自担任，副组长则是区财政局局长和国资中心主任，专班办公室直接设在财政局内部。媒体调查发现，璧山区的这种做法在全国并非个案，在甘肃、内蒙古、青海等省份的许多市县政府文件中，都密集出现了“砸锅卖铁”的提法。在人类的政治史中，财政局、税务局、警察局是每个国家都有的常规部门，但是专门成立一个政府建制去负责砸锅卖铁，这绝对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治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真假地方政府的对比

这就再次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虽然中国政府名义上拥有全中国所有的土地，但他们的行为逻辑和思维方式，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懂得细水长流的地主，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

说完了中国这种“假地主”，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上什么是真正的“真地主”和“真地方政府”。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其实都是名不副实的。他们虽然管辖着地方，但却不是由地方老百姓选举产生的政府。从省委书记到最基层的县委书记，全都是由北京的权力中枢直接任命的。他们只需要对提拔他们的上级领导负责，而完全不需要对本地的纳税人负责。老百姓对谁来当省长、谁来当县长没有任何发言权。即使上面派下来的人是一个毫无能力的草包，本地老百姓也只能默默忍受。

那么，一个真正的地方政府应该是怎样的运作逻辑呢？我们可以拿我目前居住的美国德克萨斯州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德克萨斯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运转良好的真地方政府。在德州，从州长、副州长，到州议会的议员、州检察长、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再到各个县的基层法官和治安官，所有这些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全都是由本地拥有选民资格的居民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的。这些被选上去的官员，其权力的唯一来源就是本地的纳税人，因此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对纳税人负责。这些职位的任期通常很短，有的是两年选一次，有的是四年选一次，一旦干得不好，纳税人就会在下一次选举中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

对于各州的内部事务和地方选举，远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干涉。而且更核心的是，德州政府在本地连“地主”都算不上。因为在德州，除了极少数用于公共目的的州立公园、政府大楼以及公立学校的土地属于政府所有外，绝大多数的土地所有权都掌握在普通老百姓自己手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德州的老百姓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地主，政府不过是老百姓出钱雇佣来管理公共事务的“管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土地上没有任何特权的“管家”政府，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替德州的老百姓建立起了一座无比巨大的财政粮仓，存下了富足的粮食。

在几十年前，德克萨斯州的经济结构还比较单一，财政收入几乎全指望石油开采和农牧业。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石油价格遭遇了雪崩式的暴跌，过度依赖石油税收的德州经济随即陷入了长期的严重衰退，州政府财政极度吃紧。

经历那次惨痛的经济衰退后，德州的政客和普通选民都吸取了深刻的教训：绝对不能在好年头里把收上来的税款全部花得一干二净，必须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存下一部分资金，以防备未来不可预测的荒年。等到经济下行、大家要过苦日子的时候，再把这笔存粮拿出来花。

于是在一九八八年，德州选民通过全州公投的方式修改了州宪法，正式设立了一个名为“经济稳定基金”（Economic Stabilization Fund: 德克萨斯州为应对财政危机设立的政府储备基金）的专项财政储备。因为这个基金设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德州的老百姓更喜欢亲切地称呼它为“下雨天基金”，意思就是下雨天没法出门干活挣钱，得靠家里的存粮过活。我把它翻译为“苦日子基金”。德州宪法规定，如果政府想要动用这笔基金里的任何一分钱，必须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同意。

这笔苦日子基金的资金来源并不是靠一次性出卖什么资源，而是来源于州政府每年持续征收的油气开采税。只要德州还在产油，每年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税收按比例存入这个基金中。

苦日子基金的制度约束与终局

这笔钱在几十年的规范管理和持续存蓄下，到了今天已经累积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规模。根据德州政府审计长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到二零二五年，德州苦日子基金的账户余额已经达到了二百四十二点八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哪怕德州政府在未来没有任何一分钱的新增税收收入，单凭这笔基金里的存款，就足够维持整个州政府所有职能部门正常运转整整六十六天。

在德州历史上，政府有没有动用过这笔积蓄呢？答案是肯定的。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德克萨斯州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超强飓风袭击，全州大片地区爆发了极其惨重的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德州议会迅速启动宪法程序，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同意，从苦日子基金中紧急拨出了三十多亿美元用于灾区的灾后重建和救助。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德州政府没有向银行借一分钱的债务，完全凭借着平日里的财富积累就轻松渡过了难关。这正是当初设立苦日子基金、建立财政粮仓的意义所在。

有意思的是，德州政府如今面临的财政烦恼，恰恰跟中国地方政府相反。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在为如何赖掉超过法律上限的债务而发愁，而德州政府却在为“存钱存得太多、超过了法律上限”而感到苦恼。

因为为了防止政府过度囤积财富，德州宪法给这笔苦日子基金设定了一个明确的存蓄上限：基金的总额绝对不能超过上两个财政年度州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德州的政治体制非常独特，德州议会每两年才召开一次定期会议，政府预算也是一次性做两年的预算。如果在这两年期间发生了什么重大紧急事务，必须由州长临时召集议员们召开特别会议来讨论决定。

根据德州审计长去年底发布的预测，到二零二六年初，德州苦日子基金里的存款就将彻底达到宪法规定的百分之十的上限，不能再往里多存一分钱了。事实上，到了二零二六年过了一半的时候，这笔基金的实际规模已经高达二百六十五亿美元。一旦基金达到上限，后续征收的油气税就不会再进入这个基金，而是会自动回流到州政府的一般财政预算中，用于直接给老百姓减税或者投入日常公共建设。

德州政府对这笔基金的每一笔投资和支出，其账目在互联网上全都是对社会公开的。根据法律规定，基金必须保留足够比例的现金流，以便在紧急灾难发生时能够随时调拨动用；而剩下的资金在进行金融投资时，法律也严格限制了其风险偏好，要求必须在保障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稳健的收益。

这几年美国金融市场的繁荣，也让德州的这笔苦日子基金赚取了极其丰厚投资收益。那么，面对这笔多出来的巨额投资收益，政府该怎么花呢？在德州，无论是州长等行政官员，还是州议会里的议员，他们说了全都不算。因为这笔钱的归属权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议会，它属于全体德州纳税人。

政府和议会可以提出自己的资金使用方案，但最终方案能否通过，必须由德州老百姓通过公投的方式亲自做决定。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七号，德州再次举行了全州选民公投，最终高票同意将苦日子基金产生的利息和投资收益，拨付给德州各州立大学的研究基金，用于支持高校开展前沿的科学研究。

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美国的地方政府办点事情老是要搞公投？其实，在州一级的层面上，公投就是政府作为“管家”，在花大钱或者修改规则之前，挨家挨户地去征求“东家”，也就是纳税人的意见。

在一九八八年经历衰退、想要存钱防灾的时候，管家需要公投征得东家的同意；在二零二三年，面对赚来的利息该怎么花的时候，管家依然需要公投征求东家的意见。这才是符合法治和契约精神的地方政府。而贝淡宁等学者极力吹捧的那个所谓的“举贤任能”的体制，却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彻底剥夺了东家的知情权，背着十四亿老百姓偷偷欠下了一百一十万亿、可能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巨额债务。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公投，从来没有问过老百姓一句意见。

这就是真地方政府与假地方政府最本质的区别。贝淡宁在那本《贤能政治》里大言不惭地宣称，民主体制选出来的都是急功近利的庸人，而中国的贤能体制则能放眼未来。但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被他贬低为“庸人”的民主政府，不仅给老百姓存下了达到宪法上限的巨额储备，还能用赚来的利息资助大学搞科研；而他极力赞美的“贤能”政府，却在三十年里提前预收了七十年的地租，并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将这些财富彻底挥霍一空，最后只能靠行政罚款、跨省抢劫和砸锅卖铁来勉强维持运转。

谁在急功近利地透支未来，谁在真正脚踏实地地放眼未来，这难道还不够一目了然吗？随着房地产神话的破灭，那个“钱多人傻”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已经彻底一去不复返了。当温水煮青蛙的危机渐渐逼近，最先感受到寒冬的往往不是底层的鸭子，而是那些敏锐的投机分子。

那个写书吹嘘中国模式的洋活宝贝淡宁，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在二零二二年，眼看着国内的高校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混饭吃了，他便立刻打起铺盖卷离开了山东，跑到了香港。香港大学法学院给了他一个政治理论讲席教授的职位。港大曾经是一所非常优秀的百年名校，港大法学院在亚洲也一直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如今沦落到要给这种投机分子提供教职，确实令人感到惋惜。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在港大法学院访学时的一件往事。有一天，学院组织了一场学术讲座，主讲人是来自中国外交部的一位中层官员，主题是关于钓鱼岛主权与中日关系。这名官员发型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一身价格不菲、剪裁得体的名牌西装，看起来非常体面。然而，当他站在讲台上开口说第一句话时，却让在场的所有人目瞪口呆。他说：“小日本儿要跟我们争钓鱼岛主权。”在随后的短短十分钟时间里，他居然把“小日本儿”这个极具民族主义侮辱性的词汇重复了七八次。那种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粗鄙与轻佻，与他身上那套昂贵的西装以及外交官的体面身份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讲座开始后不久，台下很多年轻的学生便纷纷摇头，起身离场，我也跟着学生们一起离开了宴席，只留下一群上了年纪的教授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继续忍受着。

或许，贝淡宁这种善于投机迎合的所谓学者，确实非常适合待在那种逐渐走向封闭和粗鄙的学术环境里。当旧的码头快要干涸、没有余粮的时候，他们可以轻松地拍拍屁股，换到下一个富庶的码头继续靠着吹牛撒谎混吃混喝。只是，最可怜的依然是那些无法离开这片土地的普通中国老百姓。他们不仅在一开始就极其倒霉地被强行征收了七十年的地租，而且在财富被挥霍殆尽之后，还要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去被迫供养像贝淡宁这样四处投机、粉饰太平的洋五毛。

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