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 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是关于福柯的第二集，我想跟大家聊聊福柯关于心理治疗的看法，并探讨一下福柯的人性观。
法国暴乱与解构思潮
不过，在正式进入福柯的理论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在欧洲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2026年10月中旬，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当我们仔细审视这场暴乱背后的逻辑时，你会发现它和福柯的思想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情的起因原本非常具体：今年9月，法国多所高中因为校舍年久失修、教师短缺以及教育经费不足等问题发起了抗议。随后，抗议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到了10月17日，当巴黎、里昂、马赛等主要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后，局面迅速失控，升级为严重的暴力冲突与抢劫。这也是法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街头冲突。
仅仅在17日和18日这两天时间里，法国就已经有至少3000家店铺被洗劫或破坏，近千名警察和宪兵在冲突中受伤。更令人心痛的是，许多公共建筑在暴乱中遭到损毁。例如建于1883年的历史建筑里摩日市政厅（Limoges City Hall），被激进分子故意纵火，基本遭到焚毁。在马赛，示威者冲进市政厅，推倒了象征共和国的玛丽安娜半身雕像，并在墙上涂鸦。
关注欧洲新闻的朋友大概都会注意到，这几乎已经成了近年来法国街头抗议的一个固定模式：每当公众或学生提出某些合理的、有限的经济与民生诉求时，抗议活动就会在短时间内被暴力劫持，迅速升级为毫无由来的破坏、抢劫和纵火。英国历史学家蒂姆·斯坦利（Tim Stanley）在《每日电讯报》上评论道：这不是愤怒的合法表达，这是一种病态；不仅是法国病了，而是整个欧洲社会都病了。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对走上街头的人群做一个明确的区分。抗议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出于具体的民生诉求而走上街头的合法抗议者；
- 第二类是有组织的极左翼激进分子；
- 第三类则是趁乱进行砸抢的投机分子。
当然，我们不能把普通人的合理诉求与后两类人造成的破坏混为一谈，因为后两类人才是暴乱的主力。
然而，极左分子和抢劫者虽然都在制造混乱，但两者的组织性质与心理动机却截然不同。极左翼激进分子通常采用所谓的“黑块”（black bloc）战术。他们组织纪律严密，成员一律身穿黑衣，严密遮面以防被警方辨识，并配备专业的防护装备。他们精通城市游击战术，专门混迹在合法游行队伍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接受过大学教育，深受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
因此，他们的目标往往非常明确，主要是指银行、政府大楼、警察局以及高档奢侈品店，他们一般不会抢劫街头的小商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这些象征着国家秩序、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审美的建筑和器物，全都是权力的规训；彻底砸烂并焚烧它们，带有一种天然的道德崇高感。
而另一股破坏力量则来自郊区以及其他地方迷茫、边缘化的年轻人。这些人没有读过什么复杂的哲学，也没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他们走上街头，纯粹是享受秩序崩溃的混乱，从砸抢中寻求感官刺激。因此，他们宣泄怨恨的目标是无差别的：不仅破坏公共设施，沿街洗劫普通人的小商铺，甚至焚烧普通市民停在路边的私家车。
为什么许多起源于民生诉求的抗议，最终会演变成这种近乎狂欢式的毁灭？我认为，这绝非单纯的经济原因所能解释。经济困境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走上街头要求经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要烧毁历史建筑、推倒雕像，甚至把这种破坏行为当成高尚的反抗。
因此，我们必须探寻思想的源头。当我们追问下去时，就会发现福柯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主张“黑块”战术的激进分子，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无政府主义，以及在法国极左圈子内极具影响力的那本小册子《正在到来的起义》（The Coming Insurrection）。这本书并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那样主张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的规训已经渗透到了工作场所、医疗机构和学校之中。因此，真正的反抗不是去建立新的政党或制度，而是通过拒绝工作来骗取福利，用游击战术破坏基础设施，同时通过罢工让资本主义机器停止运转。
他们砸毁雕像和文物，正是因为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美、秩序、规则和文明传统，全都被定义为统治阶级用来操纵和规训大众的权力话语。当一个人把文明与秩序全看作是邪恶的规训时，亵渎大众认为美好的事物，反而成了最令人兴奋、最能证明自己觉醒的行为。
从正常的视角来看，即使我们遭受了不公，但在试图破坏公共建筑或伤害无辜他人时，良知自然会唤起一种自我怀疑、克制与内疚感。但某种哲学却会告诉你：你脑海中闪过的任何一丝自制与内疚，都不是真正的自我，而是外在权力强加给你的规训。而这一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正是福柯。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解读福柯对心理治疗的批判，深入探讨福柯的人性观。为什么在福柯的世界里，只要一个人有一点点内疚与自我克制，就意味着他沦为了权力的奴隶？为什么福柯对秩序本身怀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而对肆无忌惮的逾越和失控却充满了狂热的迷恋？
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的播客列表中。如果你有任何想与我探讨的话题或咨询需求，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预约。
古典时期的身体与疯癫：作为生理与认知的疾病
要理解福柯为什么把良心与自制视为一种残酷的规训，我们必须回到他的成名作《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看看他是如何梳理现代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的诞生史的。这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该书的第六章至第九章。
福柯首先指出，在17至18世纪的古典时期，医生在治疗癫痫或精神失常时，并没有把物理疗法与心理疗法截然分开。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在当时并不存在，医学实践也尚未接受身心二元论。当时许多医生认为，人的灵魂与身体是通过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s）、体液或神经纤维紧密黏合在一起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心理问题当成生理问题一同处理。
如何理解这种模糊了肉体与精神界限的治疗方式？
- 比如，当时的医生会给抑郁或躁狂的病人服用极苦的药，甚至让他们吞食肥皂。在他们看来，人的心灵正如身体一样，积聚了污垢，因此需要苦药来清洗。
- 又比如，由于医生认为某些精神障碍是因为病人的神经纤维过于脆弱、松弛，便采用强化法：直接给虚弱的病人服用铁屑，或者把烧红的铁块扔进水里，让病人饮用浸过铁块的水。他们认为这样能把铁的坚硬与力量直接传递给脆弱的神经与元气。这套逻辑与中医所谓的“以形补形”颇为相似。
- 此外还有浸泡法：比如突然把躁狂病人推进冷水池，或者让病人每天在浴缸里浸泡3到6个小时。人们相信水可以改变神经纤维的干、湿、冷、热，同时完成类似于宗教洗礼的道德净化。
- 当时的医生甚至会运用音乐，或者故意制造恐惧来吓唬躁狂病人。然而，这在当时并不被理解为心理干预，而是被看作一种物理共鸣。医生把人体视作一根拉紧的琴弦，认为音乐的声波或恐惧的刺激就像拨动琴弦一样，能直接改变神经纤维的物理张力，平息过度兴奋的神经，或者让淤滞的体液重新流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与我们今天听音乐、泡澡放松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今天当我们心情不好而主动听歌时，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内心是一根毫无自主意志的琴弦在被动接受声波的操控；我们也明白听音乐未必一定会让心情变好，因为情绪的改善最终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心。正如认知行为疗法所强调的：外部事件必须通过个体的信念和认知加工，才会导致特定的情绪与行为后果；不同信念的人面对完全相同的外部刺激，完全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但在17、18世纪的这种疗法中，人的主体性是缺席的，人仅仅是接收外力的被动容器。
在古典时期晚期，也出现了一些通过语言和情境展开的治疗手段，福柯将其归类为唤醒法、戏剧表演法以及返璞归真法。
- 例如，有些医生认为病人的疯癫是因为偏离了理性，于是安排病人去学习数学和化学，或者通过操持家务、从事农活来恢复秩序感。
- 其中最有趣的是戏剧表演法：曾有一位病人坚信自己已经死了，因而拒绝进食，濒临饿死。医生于是雇佣了一群人，把脸涂得惨白，穿上死人的寿衣走进他的房间。他们在病床前摆上一张桌子，大吃大喝，并故作惊讶地劝导他说：死人吃的东西至少和活人一样多。病人欣然接受了这套安排，开始进食，身体也随之康复。
福柯认为，在这一切之中，人们仅仅把疯癫看作某种自然性质或生理疾病，并不认为病人需要对自己的疯癫承担责任。即便在戏剧表演法中，疯癫也仅仅被视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幻觉——病人只是在做白日梦，逻辑前提错了。医生就像一个精明的魔术师，用一个小把戏帮病人纠正了知觉谬误，但在整个过程中，医生依然没有去拷问病人的良心。
现代心理治疗的诞生：将疯癫转化为罪过
然而在福柯看来，现代心理治疗的出现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福柯写道：“唯有当疯癫被注意到转而对责任者进行追问时，肉体与道德的区分才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实用的医学概念；唯有当疯癫转化为罪过时，纯粹的心理治疗才得以产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现代心理治疗与以往所有治疗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们不再仅仅把疯癫看作体液失衡的生理疾病，或者单纯的认知错觉，而是将其归入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意志范畴之内。
就像一个人骨折或遭受外伤，我们不会责怪他为什么不发挥主观能动性让骨头快点愈合；但如果一个人沉浸在妄想中伤害了他人，现代心理治疗认为，这是他内在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并非完全游离于他的主观意志之外。心理学承认他受过这样或那样的创伤，但创伤并不构成必然的律令；他的精神世界并非不可掌控，因此他需要对自己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起自我成长与改变的责任。
而在福柯眼里，这种赋予一个人自我感、促使他为自己负责的过程，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阴险的规训。
为了证明这一点，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第九章中，对现代精神病院的两位奠基人——法国的皮内尔（Philippe Pinel）和英国的图克（William Tuke）——展开了严厉的批判。
福柯对皮内尔的批判：沉默与镜象规训
让我们来看看福柯在书中列举的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皮内尔医生采用的“沉默”疗法。当时在比塞特尔医院（Bicêtre Hospital）有一位非常棘手的病人，他曾是一位神父，患有严重的偏执狂，坚信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态度极其傲慢。在皮内尔医生接手之前，他已经被重重的铁链锁了整整12年。由于他的傲慢，他成了医院里最引人注目的景观，周围的人不断盯着他、嘲弄他、羞辱他。
然而，别人越是这样对他，他反而越发沉醉其中。他坚信自己就是受难的救世主——因为在基督教叙事中，基督本就是要戴着枷锁、在众人的嘲弄中为人类受苦的。
后来，皮内尔医生将他列为第一批解除铁链的病人。但皮内尔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他为病人打开了锁链，恢复了他的肉体自由，但同时严令医院里的所有人，不得对这个疯子说一句话。禁令得到了严格执行，再也没有人去压制他、迫害他或嘲笑他，但也没有任何人再理睬他。那个“我是救世主”的宏大叙事瞬间失去了观众。
结果，这位病人在获得自由之后，反而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他开始感到羞耻。最终，经过漫长的内心挣扎，他走下了神坛，主动融入其他病人的日常社交圈子，自此思维变得切合实际。
如果用今天的心理治疗标准来看，皮内尔医生的做法受历史条件所限固然有其局限，但在18世纪末的条件下，这种做法却极其敏锐地抓住了心理治疗的核心：拒绝与病人的病理性心理结构发生共谋。
这位病人陷入了一个典型的自证预言之中：他不断通过傲慢的言行挑起他人的攻击与羞辱，再利用所遭受的迫害来反向强化“我是基督”的妄想。皮内尔医生去除了他的锁链，同时也切断了周围人给他的病态反馈，打破了施虐与受虐的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皮内尔并没有真正孤立他：只要他放下傲慢，愿意作为一个普通人与人沟通，就能轻易融入同伴的社交圈。
但福柯是如何评价这个案例的呢？福柯写道：
地牢、枷锁、不断被注视和嘲弄，对于这个谵妄的病人而言，恰恰是他自由的要素。他因此获得了认同，并且在与外界众多人的对抗中形成了一种合谋式的陶醉。而从那一刻起，他遭受了比地牢与枷锁更为真实的监禁：他成了自己的囚徒。他虽然摆脱了铁锁，却戴上了以沉默为伪装的堕落与羞耻的镣铐。他的受难曾经是他的荣耀，而他的获释却必然让他承受屈辱。
说实话，读到福柯的这段评论，我感到极度震惊与痛心。福柯似乎把地牢里的施虐与受虐当成了自由的要素。按照福柯的逻辑，当病人在阴暗的地牢里被铁链锁住、受尽折磨、狂热地坚信自己是神时，这叫作“受难的荣耀”；而当病人的全能自恋破灭、走出妄想、意识到自己不是救世主而只是一个需要朋友陪伴的普通人时，在福柯眼里，这反而成了不可忍受的屈辱，成了比锁链更窒息的囚禁。
我们再来看福柯对皮内尔第二种方法的批判。这种方法被称为“镜象认知”（mirror perception），即引导病人通过他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从而意识到自身妄想的荒谬。
书中记录了两个例子：
- 当时医院里有三个精神失常的病人，都自称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有一天，这三个人为了争夺王权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护工走过去把其中一个人拉到一旁，温和地问他：“你为什么跟那两个人混在一起？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是一场疯子的争论，难道大家不知道只有你才是路易十六吗？”受到赞许后，该病人傲慢地瞥了另外两人一眼，随即退出了争吵。护工用同样的办法劝开了第二个人，争端就此平息。
- 医院里还有另一位自以为是国王的病人，整天居高临下，用发号施令的口吻跟人说话。一天，等他稍微冷静下来后，护工走到他身边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君王，为什么不结束自己的囚禁？为什么还要和各色病人混在一起？”此后护工每天都问他同样的问题，并让他观察医院里的另一个疯子——那个人同样坚称自己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结果成了全院的笑柄。起初这名躁狂病人十分震惊，随后开始怀疑自己的君王身份，最终逐步意识到自己只是陷入了妄想。整个转变只用了两周时间。经过数月的观察和检验，这位病人完全康复并回归家庭，成为了一位称职的父亲。
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极其人道的干预。护工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或药物，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温和发问和对客体的观察，就让一个严重妄想的病人在两周内重返现实，让一个破碎的家庭重新拥有了一位称职的父亲。
然而，福柯对此依然充满了批判与讽刺。福柯评论道：
这种做法用傲慢来医治疯狂。精神病院里放置的这面镜子，让疯子在目睹狂乱的言行后，惊愕地发现自己是个疯子。疯狂虽然摆脱了沦为纯粹被观察对象的枷锁，却丧失了其自由的本质——即自得其乐的自由。它开始为自己所认同的真理承担责任，将自身置于持续的自我比较与观察之中，最终成为了自己行为的客体。这个客体戴上了羞耻的枷锁，在能够认识和理解自己之前，就已经开始为自己感到羞耻。
尽管福柯的文笔一贯晦涩难懂，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真实态度：按照福柯的说法，一个人只要开始从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也就是他所谓的“成为自己的客体”，并为过去的荒唐感到羞愧，就意味着他的灵魂被戴上了耻辱的镣铐，丧失了“自得其乐”的自由。
然而，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够脱离主观执念，开始模拟他人的视角来反思与审视自身，这恰恰是自我意识与心智化能力（mentalization）恢复的标志。当一个人从全能自恋的幻觉中醒来，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攻击性给周围的人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与困扰，自然会涌起尴尬、难堪与愧疚。这种适度的羞耻感，正是认知与反思功能良好的体现。
但福柯似乎在暗示：一个人在精神病院里坚信自己是国王，才是保全了自由的本质；而让他清醒过来、回归家庭，反而把他变成了一个被资产阶级家庭道德规训的、平庸无趣的人。
福柯对图克的批判：良心与自制的“内化暴政”
这种对自制与道德责任的敌意，同样体现在福柯对图克（William Tuke）的批判中。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引用了图克退隐收容所（York Retreat）的一个案例：一名患有躁郁症的年轻人力大无穷，发作时连看守都感到畏惧。当他被送往收容所时，全身被铁链捆绑，戴着手铐。然而一入院，图克就让人解开了他所有的束缚，并允许他和护工同桌进餐。他的兴奋状态立刻平息了下来。
随后，护工把他带到一间舒适的房间，温和地向他解释：收容所里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让每位病人享受最大的自由与舒适；只要他不违反院规或普遍的伦理准则，就绝不会受到任何强迫；但如果他失控伤害或惊吓到其他病人，就只能回到过去的束缚状态。
年轻的病人感受到了善意，郑重承诺克制自己。在此之后，他有时仍会失控大喊、吓唬别人，但护工没有使用任何刑具，只是以友善的态度同他交谈，提醒他入院第一天的警告与他自己的承诺。仅仅4个月后，这位原本可能被终身关押的年轻人彻底康复，离开了收容所。
初读这段材料时，很多人会以为福柯是在赞扬图克的做法。因为在常人看来，收容所去除了铁链，摒弃了暴力，仅凭尊重、善意与明确的行为边界就唤醒了病人的责任感，帮助他学会了自我控制。
然而在福柯看来，这种内在的自制甚至比外在的铁链更为可怕。福柯在书中愤慨地写道：
我们必须重新评估人们赋予图克工作的意义。解放精神病人、废除强迫、创造人道环境，这些不过是辩护之词，实际操作大相径庭。事实上，在图克创办的收容所中，他用窒息的责任感取代了疯癫所引发的无边恐惧。恐惧不再是高墙铁门内的统治者，而是以良心的名义在内心横行。图克把古老束缚精神病人的恐惧转移到了疯子的心灵之中。诚然，收容所不再惩罚精神病人的罪过，但这种做法比惩罚更糟：它把罪过转化为了秩序的一部分，让内疚成为了疯子自身意识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解构“治愈”：反思福柯的理论前卫与现实荒谬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很多朋友听到对精神病院或心理治疗的批判时，会本能地联想到现实中某些虐待病人、甚至关押正常人的不人道机构。但请注意，如果你以为福柯是在批判现实中那些虐待与渎职行为，那你就完全误解了福柯。
现实中当然存在糟糕、不人道的精神病院，但福柯在书中挑出来批判的，恰恰是那些成功治愈病人的正面典范。
这里需要交代一句：皮内尔医生被公认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在18世纪的法国，精神病人往往被当作罪犯关在阴暗肮脏的地牢里。皮内尔是历史上最早倡导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病人的医生之一，他主张为病人提供干净的环境、新鲜的空气与友善的照料，废除虐待和体罚，并坚决否认精神疾病是恶魔附身的迷信观念。
然而，这恰恰是福柯想要批判和解构的对象。他认为这种所谓的进步纯属表面文章。
为什么福柯放着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虐待不批，偏偏去批判治愈病人的医生？因为在学术界，去批判一家虐待病人的坏医院毫无新意；唯有去批判一家治好病人的好医院，宣称治愈本身是一种比铁链更恐怖的控制，才能显得足够前卫、深刻与具有解构性，仿佛唯有自己打破了进步叙事，看穿了大众看不见的阴谋。
在福柯“知识即权力”的理论框架下，医学与心理学知识从来不是客观中立的，它永远附着于统治阶层的偏见与利益。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精神健康。医生越是用温和的方式治好疯子、让他学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与负责，就越是在用资产阶级的权力话语扼杀一个自由的灵魂。
秩序、主体性与真正的精神自由
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抛开福柯的理论，一个核心问题油然而生：将心理健康问题纳入个人的主体性与责任范畴，要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难道真的意味着更不自由吗？
如果我们真的像古典时期那样，完全无视个体的主体性与道德责任，把人类所有的精神痛苦、失控与疯癫都当成骨折一样的纯生理问题，那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因为一旦你宣称一个人的严重抑郁或妄想与他的精神世界毫无关系，纯粹是大脑神经纤维或生化病变，那你不仅剥夺了他在痛苦背后的精神意义，也直接剥夺了他通过自我觉察去改变命运的可能。既然只是机器零件坏了，那就无需倾听和尊重，直接像修理机器一样切除前额叶即可。
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拥有同理心，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失控可能会惊吓到别人、伤害到身边的人，从而产生内疚感并学会自律，这恰恰是一个人心智走向成熟与获得真正自由的标志。
福柯总是浪漫地认为，一个理性、有序、正常的世界是单调、线性、枯燥和乏味的，唯有疯癫、逾越与失控才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与自我解放的火花。
然而现实是：真正处于精神病态中的个体，连自我与他者、幻想与现实都无法分清，他们所能拥有的情感体验往往极其单调、狭隘和僵化，根本无法转化为创造力。就像书中那些幻想自己是路易十六或基督的病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感到极度的无力与挫败，因而必须借助掌控至高权力的幻想来补偿这种虚弱。在妄想中，病人翻来覆去体验到的，除了傲慢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力感，只有这两种粗糙的情感，无法体验到更丰富的世界。
相反，一个心智成熟、具有高度理性与自律的人，才真正拥有丰富而自由的精神世界。他不仅拥有喜怒哀乐等基本情绪，还能对自己的情绪产生反思，即拥有次级情绪（secondary emotions）。
正如我们在讨论整合模式与游戏模式的视频中所讲的：一个心理边界稳定的理性人，完全可以在想象、阅读或角色扮演游戏中，今天假装自己是国王，明天假装自己是科学家，在艺术与游戏中安全地体验疯狂与逾越；而在体验完这一切之后，他又能够从容地回归现实生活。
真正的创造力从来不是源于砸碎一切规则的狂乱，而是源于我们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与心智化能力——即我们能够反思自己的想法，能够从他人的角度审视自己，能够意识到面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承认规则与理性，并不意味着把我们变成麻木的羔羊；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理性的自制，将我们从原始冲动与病态妄想的奴役中拯救了出来。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我们将从福柯的个人经历出发，进一步探寻福柯思想更深层的起源。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对视频中提到的社会现象、或者个人在情绪与人生规划上有任何困惑想要与我探讨，欢迎直接通过邮件与我预约。你可以提前将相关材料发给我，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方式进行深入交流。关于隐私安全、支付及沟通方式的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告诉我。
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入“心理与教育”播放列表，也推荐大家观看该列表下的其他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