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上期节目，我们读到1959年，思想家顾准在集中营的劳改队，亲历了大饥荒（Great Famine: 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严重粮食短缺导致的大规模死亡事件）。灾后同期，商城县有400多个村庄，无人烟。而商城县453个村庄死绝。就在同一时期，信阳所有的大小粮仓都是满的。顾准认为，大饥荒不是天灾，也不是简单的人祸，而是一场国家与农民的冲突。根据官方报告，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死亡100万余人，占人口13%，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牲畜死亡21万多头。当地文件中用了4个字：“十事九空”，一片凄凉。

重返信阳

十年之后，在又一次锣鼓声中，顾准离开北京，重返信阳。这一次，是在大跃进的废墟上，要建起新的共产主义样板区。1969年，在寒冬雨雪纷飞的卡车上，挤满了和顾准一起下放的中科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的同事和家人，其中包括15岁的女孩徐芳。

干校初印象

进入到信阳之后，您能看到大饥荒的后果吗？第一印象就是荒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连树也没有，甚至也没有草，花也全都没有。走半天都见不到一个人，感觉挺恐怖的。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他们说，一谈到“吃苦思甜”，就马上谈到60年代的苦，说整村整村的人都饿死了。母亲说，当时孩子哭得哇哇叫，没有任何吃的，饿得孩子在哇哇大哭。她说实在没办法，就塞给孩子几个死人的手指头，让婴儿啃手指头吃。顾准在上周日记里写到过这种惨状。他当时跟你们提过这段往事吗？

愤怒与反思

从59年回来时，看到中国正在搞北京的“十大建筑”。顾准看了以后，心里特别愤怒。因为农村在大量饿死人，而北京却花巨资修建“十大建筑”。他说，“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他一辈子都不想进去。他跟我们说过这话。顾准在日记里写道：“哀鸿遍地与国庆建筑并举”。悲痛深深浸透了他的心。他说，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尊重价值规律（Law of Value: 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此后，中国的政策有所调整。1961年，顾准摘去了“右派”的帽子。但是，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两年后的“四清”运动中，“价值规律”被视为修正主义体系而受到批判，因为他“一贯的反动表现”。

政治迫害

1965年，顾准再次被打成“反动右派”，这一次是“极右派”，“最反动”。为了保护孩子，他与妻子汪碧离婚。到1969年下干校的前几天，组织告知他，妻子汪碧已服毒自杀。死讯和遗言都一概不值。顾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消息后，他打饭来吃，脸浮在饭盆上，失声大吼。

初见顾准

几天之后，在干校的大棉花仓库里，一张长桌上挤着300多人一起吃饭，马灯之下，15岁的徐芳第一次见到了顾准。有一天晚上，我妈指着斜对面说：“你看那个人叫顾准。”我印象特别深。他刚知道妻子自杀，而且孩子都跟他断绝了关系。他说，他的心情糟透了。我们得以后多帮助他。后来我偷偷看一眼，都不敢正眼看。悄悄看一眼，就觉得这个人真可怜。

精神濒临崩溃

顾准来干校之前，曾提出想见见孩子。军宣队同意了，但大女儿答复是不来。其他四个孩子早在两年前已寄来声明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所以张春英担心他出事。顾准有过这个念头吗？有一次，远远看见他在筛沙子，一个人干活，也不说话。用铁锨一掀一掀地筛。这样筛了几十下、上百下，不停地筛。你就觉得那已经超出了人的极限。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其实没有人监督他。就他一个人在那筛沙子。几年后，他说当时他精神上已濒临崩溃。只好拼命干活，使自己麻木，来忘掉痛苦。他说，这个痛苦是指什么？他说他是“丧家之犬”。

“新生日记”

在得知妻子死讯的第五天，他开始写“新生日记”。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相信只有改造成功、重新做人、摘掉帽子，孩子才会来找他。十年后，顾准重返信阳。日记记录：整个生产队都消失了，只留下水渠环绕的宅基地。这是为什么商城县会有8家干校，而信阳如此集中的原因？

干校生活

就在这片消失的8000亩荒地上，干校建了起来。中国顶尖人文学者们按照军队编制，互称“战士”。每天听号令起床，跳“忠字舞”，学“老三篇”，盖房种地。徐芳记录了在那里：钱钟书送信、吕叔湘卖饭、何西芳养猪、经济所的挑粪班。学者们的平均年龄是73岁。顾准是“极右派”，要干最重最脏的活：运砖、拉沙、打土坯。最初两个月只有水煮白菜萝卜吃。不是他故意的，就是没有肉，完全没有肉，没有蛋白质。有人认为吃肉是“资产阶级”，这现在想想都很荒唐。饥饿和高强度劳动下，顾准记录经济所无人死亡。徐芳看到其中一人在挑水时猝死。原燕京大学校长吕志伟，老在墙根下蹲着，又黑又瘦，倒在了养猪场。

徐芳的帮助

顾准54岁，他在凌晨4点的寒风中打着赤膊，眉毛结了霜，发着烧，得了肺炎，咳嗽不止。张春英担心他撑不住了。从北京来时，他藏了一些奶粉和肉松，让女儿偷偷送给顾准。我母亲让自己的孩子冒这么大风险去做这件事，内心很纠结，也怕死。但实在没办法，只能让我这个小孩去送，因为大人不大注意。他住在棉花仓库，白天大人都去出工了。我就溜到棉花仓库里。我知道哪个铺位是他的，就把奶粉、罐头放在他的被子里。我怕他不知道被子里有东西，万一晚上睡觉时抖出来被人发现，就会害死他。那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我看到他在干活，就假装没事地走过去，故意与他擦肩而过。然后轻声说：“注意，你的被子里有东西。”他这人极聪明，立刻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我当时紧张得心怦怦直跳。如果被发现，大人就遭殃了。顾准日记中写到，炼乳、奶粉、肉松和夏天的瓜，是他肺炎消瘦后恢复的原因之一。来源他没有说，只在遗物中留给徐芳一把多用刀和一把盐勺子。

母亲的教育

放学后，我买了个香瓜回来给他吃。顾准掏出一小刀来，用刀切着瓜。后来有人问：“顾主任，你这瓜哪来的？”我吓坏了，心怦怦直跳。顾主任笑了笑，没说什么。当时很多孩子听到“敌人”这样的词，会感到害怕。我从来没有。这跟我母亲的教育有关。我母亲总是跟我说真话，她以前跟我谈过“右派”。她说，“右派”往往是一些耿直、敢说真话的好人，所以才被打成“右派”。但他们怎么面对外面那个大世界呢？社会让你干什么，你不能不干吧。但你心里会想：“你这是在浪费我时间。”一位母亲的话，可以抵挡住那个时代……我自己觉得很奇特。张春英的父亲张耀祥是留学美国回国创建中国心理学的第一人。她母亲程俊英是胡适的弟子。张春英从上海交大毕业，进入经济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曾奉上级之命批判顾准的“价值规律”文章。但两人共事后，她对女儿说：“看一个人不应随外界毁誉，只看他的德与才。”

铮铮铁骨

经济学家罗森布鲁姆晚年谈到张春英时，曾劳泪纵横。当时在干校没有人理他，只有张春英私下对他说：“我清楚你的为人，你不是特务和叛徒，要挺住。”老人哭，是因为当时他已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了。这是干校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状态，在完全孤立下的自我否定。顾准在日记中写到：1970年1月26日，他因不认罪服罪被批斗，批斗他的是经济所的同事。说顾准“偷奸耍滑”。顾准吐了一口痰，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于是许多人上前按住他的头，打他的头，他却挺着头。说：“我就是不服！”徐芳在批判会后见到了顾准。那天晚上，他说他的头被按到地上，“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他根本不服，也看不上这些人，不在乎他们的表情。他说这话时，有点嘲讽的意思。在干校时，他走路目中无人，你无法想象他一米八几的身高，穿着背带裤。在一个人人唯恐不够革命的年代，穿着破衣烂衫，刻意在膝盖上补上大补丁，顾准这样的装扮在干校绝无仅有。打饭时他昂首阔步，炊事员好奇地打听：“这是谁？”答案是：“这是全国仅有的两次戴帽右派。”强硬顽固，连监管人员见到他也要收敛。顾准正在看**《圣经》（Bible）。一位吴参谋**，是我们军宣队里文化最高的，看到了。他说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我给你收了。”两天后，那时只准看六本书，这些书都是经典著作的解释。他拿着**《左派幼稚病》**（Left-Wing Childishness）的注释和解说。他问吴参谋：“‘修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吴参谋傻眼了，说不出来。顾准当众斥责他：“这就是《圣经》里说的啊！‘你不看《圣经》，就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后来军宣队的人知道顾准不好惹。看到顾准看书，他们就绕着走。

“5·16”事件

吴景莲能目睹这个场面，是因为他当时被诬陷为“5·16分子”，也被送入劳改队。此时干校暴力逼供严重。书中记录了清查“5·16”时的情况：文革早期的造反派受到打击，有人被长时间要求站在装满水的缸里，多人自杀。有人被迫招供：考古所要挖“金州南海”，历史所要“绑架毛主席”。就是这样的证词，牵连了很多人。经济所三分之一的人被定为“5·16分子”。张春英的女儿说，在外调时，有人要求顾准写同事的揭发材料。顾准说：“不知此事。”对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把脸迎了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对方打了十几个耳光，他怒目而视，却不躲闪。打人者也可能下不去手了。后来，助手也无从下手。助手说：“你写还是不写？”这真是做人的铮铮铁骨，绝对不奴颜婢膝。

表面顺从

可是1969年，在干校的日子里，顾准却判若两人。他多处称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赞美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年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并自污为罪人、敌人。有学者根据这些文本认为，顾准已从独立思考转入了“奴隶主义”。在那样的大通铺里，人挨人，完全没有隐私。你写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交给军宣队，等于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你怎么能……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这不是找死吗？他得活下去。那时我才15岁，跟家长一起下放的孩子。有一天，军宣队的李指导员把我母亲叫去，拿出一封信。说：“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母亲当时吓得心惊肉跳。一看是我一个朋友写来的信，信中说插队很苦，“干不完的活，叹不完的气”。军宣队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吗？认为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是谁把这封信送过去的？这封信来自我们宿舍的一个女孩，她比我还小两岁。我那时15岁，她才13岁。徐芳的这些信包在手绢里，压在枕头底下。在干校没有上锁的抽屉，顾准和140多人同住仓库大通铺。他写道：“在这里，我学会了光膀子。精神上也赤裸了。没有双重生活可言，一切都无法隐蔽。告密是以向组织靠拢的名义受到鼓励的。”

批判会上的旁观者

徐芳在书中写道，当时她还是孩子，对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不清楚，但整人者下手毒，被整者生不如死。群众们跟着摇旗呐喊，批判会上慷慨陈词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自己是大右派，坐在第一排，表现得低头认错，说要老实交代。顾准远远地看着他，很不以为然。批判会后，他对我说：“我看这样做，大可不必。”他说，他很不以为然，觉得那些自己也是“右派”、被人整得这么惨的人，怎么还能积极去整别人。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宽恕的哲学

顾准当年对那些整过他的人是什么态度？他跟我母亲有一次谈起，他说：“过去所有整过我、害过我的人，一律宽恕。”当时我母亲很不以为然，说：“你这就是‘奴隶主义’。‘别人打了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过去让他打。’”我母亲断然不能接受。她说：“我的做法正相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顾准说，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这样互相才……彼此总是争斗不已。如果所有人都怀着仁爱宽容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他看我坐在旁边有兴趣地听他谈《圣经》，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圣经》，这是他珍藏多年的。“这本《圣经》，我拿给你看。”“这本书已经非常非常老了。”“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顾准的签名，看见了吧。”“对着镜头，这是61年，是不是顾准？”“对，61年。”“有一次拿着这本书去质问军宣队，是不是就是这本书？”“对，就是这本书。”

薄一波的评价

1952年顾准被撤职时，薄一波说过两句话。第一句是：“大华东区找不到顾准这么有才干的人。”第二句是：“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薄一波当时已被打为“反革命修正分子”，他也想洗刷自己或改善处境。他写了多份材料，甚至想寄到中央文革。但最终因羞耻感，他没有寄出去。他对徐芳说：“我的问题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中国没有法治。”

与吴景莲的交流

吴景莲文革初期是经济所的造反派，曾批判过顾准。到劳改队后，两人关在一起。顾准说：“你们这一派、那一派都只是别人的棋子。不如用这些时间来读书。”在劳改队的牛棚里，《圣经》是他们重要的参考书。由此考察西欧文明孕育的马克思主义，进入希腊罗马史。在有专制传统的东方大国，为什么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我们49年以前提出的口号，是要争取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了58年后的“大饥荒”，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几乎大多数中国人民实行专制，怎么会这样？

对“文革”的看法

这是顾准向身边最亲近的人才会吐露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文革”是一个痛苦而不可避免的社会阶段，只能期待“大破”之后有“大力”，靠经济发展恢复正常社会生活。他为工业发展速度兴奋得夜不能寐。真正的愿望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建成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 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主张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是支撑他熬过整个“文革”的唯一精神支点。这种狂热是真实的，但也是悲哀的。因为很快他就承认了……每次他认为已经“图穷匕现”，“破”完了，“立”了，但运动又来了。1971年3月，“五七”干校搬迁到军营，集中搞运动。三个月后，水库大坝倒塌，干校被淹没于水中。顾准在日记中写下“商城事件”。他回顾了1957年以来参与的计划经济实验：“一声令下，万马齐喑”，“悬心吊胆”，“戛然而止”。

对毛泽东的评价

日后，他对徐芳谈到毛泽东。说：“这个人呀，是搞好、弄乱，搞好、弄乱，一吃饱饭就瞎折腾。”他说，50年代搞“人民公社”、“干校”，这都是“乌托邦嘛”。“很多乌托邦最后都……大灾难。”他琢磨了很久，他的结论是：“天国并不存在。”最后说：“天国固然好，但路途艰险。”

马克思预言的失败

顾准当年是为了马克思的预言参加革命，他想要资本主义消失后，一个绝对平等、没有异化的世界。但1970年，他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失败了。为什么？这是他与吴景莲用希腊罗马史来分析的原因。他认为，马克思不熟悉东方史。他真正考察过的只有希腊罗马文明。罗马法继承了希腊精神，而欧洲法律法，首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他写道，由此产生了法学家称之为“contract to status”（身份契约）。所以，资本主义不纯粹是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而在东方绝对君权之下的国家，法律常与刑罚相连。身份与契约由简单的16个字解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顾准认为，在这样的土地基础上，中国没有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这句话也意味着，他所参加的革命，产出的是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敌人。

“敲骨吸髓”与无悔

他说：“我当年做的是‘敲骨吸髓’的事情。”他解释，“敲骨吸髓”，特别是对外国资本家征收重税，别人会觉得：“那你就是始作俑者。你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你自己自吞苦果。”我母亲问他：“你年轻时参加革命，抛弃优渥生活，一个月挣300大洋都不要，你这……去苏北参加革命，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你后悔吗？”顾准回答：“我不后悔。‘我的眼睛永远向前，怨天尤人、捶胸顿足有什么用？没用，我现在该做什么？我就研究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乌托邦到底能不能行得通？’‘至少我可以告诉你，此路不通。’”《新生日记》最后一页写的是“幻灭”。

绝望与等待

顾准被禁止与吴景莲往来，被禁止读报纸。他写：“局势再怎么样，也快不了。”“绝望者只有一条路，就是不等了。”干校多人自杀。顾准记录：有人割腕未成，劫绳自杀，绳断，牙齿跌断，取绳再解，可见其死意坚决。但又为何不等？他自问。日记最后一句话是：“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10天后，林彪叛逃。不久，干校全体人员返回北京。“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口号，激起了战士们对林彪的仇恨。

亲情疏离

1972年回京第六天，顾准拍了这张照片。他翻译了6封寄给子女的信，为无力照顾他们而道歉。在信纸上贴了一张他从自己嘴里省下的邮票。没有回信？顾准的母亲和妹妹住在妹妹家，就在长安街另一侧。他对张春英说：“咫尺天涯，无奈。”十年中唯一来过的，只有六弟陈敏智。顾准在给徐芳的信中称兄弟之情是“十年来异常奢侈的幸福”。“他走了，这一段生活也就过去了。以后，回忆仍是幸福的，这就够了。”他对六弟说：“想孩子想得好苦。”六弟从亲人那里收集了一些孩子的照片，顾准怕损伤，做了插入小口袋，一一标上年份，做成一本相册。日后，他在遗物中留给了徐芳。他对孩子真是一往情深。这是大女儿抱着自己的孩子吗？顾准拿到这些照片，简直是恨不得天天看。子女没有给过他照片。顾准照片那么少，**“文革”**时，他的孩子把他年轻时、从幼儿开始的所有照片全都毁了。“这事搁我身上，我父母被整成这样，让我把他们年轻时的照片烧了，我绝对做不出来。”

母亲的教育理念

徐芳父亲是工程师，在兰州工作，很少团聚。但徐芳说，他们一家人无话不谈，分居十年，彼此不怀疑。我还问我母亲：“你就不担心吗？”“我爸一个人在兰州，他很帅，学问也好，人品也好。”我爸说不会。然后他说：“你爸这个人noble，noble。”“英文noble就是很高贵的人。”看到你和你母亲亲密的样子，他会有羡慕吗？“哎呀，我真羡慕你这么个好女儿。”“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我母亲就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我从来不跟孩子说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所有事物真实看法都讲给她听。’‘比如50年代初的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些是怎样一个过程？’‘到底有哪些问题？’‘全都全盘告诉孩子。’她说：‘你是根正苗红，说真话。’‘然后我们商量好，一致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结果你们看，这么多年，党却不容视你们。’‘他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那你让我听党的话，我只好跟你作对。’‘你就是我的死敌。’”

父女的冲突

后来顾准的脸色都不太好了。他低头半天不说话。他大概也会反思自己有问题，但不能怪他。他的情况跟我母亲不一样，我母亲没癌症。没癌症就没有思想负担。设想我母亲也是“右派”，她敢吗？她的成分是“革命群众”。顾准一家在大难临头中度过了20年。顾准也曾与孩子非常亲密。14岁的女儿是他打羽毛球和谈心的对手。顾准认为子女教育需要崇高理想和责任感。不能以革命史观，以家庭主妇身份……大女儿高中毕业时获得“奖章”。从信阳回家后，顾准谈到大饥荒，18岁的女儿与他大吵一架。顾准写道：“当时宣传造成的宗教气氛，使年轻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引向一个方向，成为驯服的工具。既然难以避免，何必勉强他们。”所以此后，他与妻子商定：“让孩子与主流融合，把父亲当作‘反党右派’来保护他们的生存。”他当时逐渐变得难以理解。对母亲，他不详细谈，怕老人家受不了。对孩子，他们当时各有报复，面对父亲，亲近不好，疏远也不好。

妻子的绝境

1958年，顾准劳改时，他的妻子汪碧还带着全家人拍了这张照片，含笑为他送行。之后，她独自支撑着孩子和婆婆。1963年，他已摘下“右派”帽子。但当周扬到中科院号召知识分子要有批判精神、为国家献策时，顾准发言很激动。他说：“我不怕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一语成谶。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当天，家中孩子没有一个人理他。离婚后，夫妻只见过一面。汪碧刚过50岁，满口牙都掉了。1965年，为孩子离婚时，汪碧已有了死的念头。对儿子说：“你们将来结婚，才知道夫妻间的感情。”离婚并没有避免厄运。汪碧是因顾准而死，遗言只有一句：“为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是怎么自杀的？死状极惨。上小学的孩子敲门不开，从邻居家翻墙进屋，看到了这一幕。在外地的孩子，甚至没能见到母亲的骨灰。“为罪自杀的人没有保留骨灰的权利。”

最后的日子

顾准不知道这些细节。有人曾两次想给他介绍晚年伴侣，他都拒绝了。他一个人生活，却买了一盏双头绿色台灯。他告诉我：“我这样就会感觉到，妻子汪碧就坐在我对面读书。”“过去我们在家就是这样，两张桌子放在一起。我在这边读书，汪碧在那边读书。灯的那一侧，桌子那一侧是空的，当然永远是空的。”生命的最后两年，顾准的日记极为简单，只剩下读书、写作和翻译。当时经济所图书馆由宋景涛先生主持。是“文革”中唯一能用外汇购买最新经济学期刊的地方。但却没有人能看得懂。所以顾准让吴景莲、张春英、赵仁伟等人把翻译当作学习。“右派还说，学生在‘文革’里头……‘教他们什么？’”他拿了美国的经济学杂志，一人一篇，发给大家修改。我母亲写了翻译稿拿回来，顾准给她改的。整个稿子红笔密密麻麻，像个大花脸。我母亲说很惭愧。顾准花了16小时批改完张春英的翻译，写了张批注条子：“你的一稿，像上海牌手表质量不稳定，一个东西拿出手前要慢。‘要慢，要琢磨，绝不可少。’”

对知识的渴望

顾准的学生中，也包括15岁的徐芳。在停课闹革命的年代，干校里许多顶尖知识分子的孩子，知识水平不如当地公社中学孩子。我已失学几年，也不怎么念书。他说：“你可千万别相信这个。‘一个民族不读书，是注定要灭亡的。’‘但我深信，中华民族一定不会灭亡。’‘将来有一天，这个国家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去建设。到那时，你没本事，那就太可悲了。’”我虽然很小，不太懂事，但能听出这是真心为我好。所以我必须得学习。“怎么学呢？”“他说，你自学。”“我这辈子没怎么上过学，12岁以后没进过学堂。但是，我一直靠自学。”他就跟我讲：“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定目标一定得高标准。目标定得高，你才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1977年恢复高考时，徐芳考上兰州大学外语系，是她中学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但顾准没能听到这个消息。

最后的心愿

他与徐芳最后一次见面是1974年5月，徐芳去兰州跟父亲生活前。顾准希望她能戒掉长期安眠的习惯。徐芳希望顾准戒烟，因为他肺病已很严重。我想激他，说：“你要是戒烟，我就戒安眠药。我们有个约定。”他一听我要戒安眠药，听进去了。想了几秒钟后，他拿下手里那支烟，往烟灰缸里一捻。说：“这是最后一只。”我以为他有救了。9月，徐芳收到顾准的来信。说自己恪守了不抽烟的承诺，但心中有一句话，带着不祥：“祝福黄金时代的人，我们自己毕竟衰老了。虽然我现在也还不甘落后。”此时他已瘦得每天只吃半碗饭。两个月后，顾准确诊肺癌晚期。那天下午我母亲去医院看他，他说：“哎呀，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吗？是癌症。”“这下可好了，我的孩子总该来看我了吧？”我母亲当时不知说什么好。11月9日，顾准在给孩子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临死，还是希望见见你们。”答复是两个字：“不去”，理由是怕受父亲影响。张春英把这一切写信告诉了女儿。信的开头就告诉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已宣告无能为力。”我当时脑子轰了，简直五雷轰顶。我彻底不能思维了。第一反应是：“这个世界没有顾准，我还怎么活？”当时就躺在床上嚎啕大哭。我觉得他就是我父亲，我把他当父亲。但我从来没说出口。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直到今天，他的孩子都不来看他。

徐芳的替代

他说：“顾伯，我很痛苦，你赶紧给他写信。”我就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信中徐芳写：“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蒙老师，教给我如何做一个高尚、纯洁、对人类有贡献的人。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看完这封信，顾准流泪了。他请病床旁的六弟陈敏智代他腹写。信中说：“如果说，人世间还有什么真正真挚的感情存在？那么你对顾伯伯的感情就是这种感情。”

屈辱的签字

11月17日，经济所派人到医院，拿着一张认错书对顾准说：“签字，你就可以摘帽。”顾准流泪了。他说这是奇耻大辱，但他还是签了。为了最后看一眼孩子，也为了改善他们未来的处境。此时他已肺癌晚期，无法开刀，医生宣告无能为力。为挽救朋友生命，张春英只好请一位老中医，对方要求必须开车来接。我母亲说：“你要是愿意去，我就跪下了。”以我母亲的性格，说这句话很不容易。我母亲也很骄傲。谁愿意给一个根本不信的所谓老中医下跪？但为了救顾准，她说：“你今天让我跪下，你就去，那我就跪下。”

最后的拒绝

11月27日，这位医生到了医院。当天，顾准收到小儿子的回复：“即使父亲摘了帽子，我也拒绝来见。”“我是要跟毛主席走的，绝不能跟着顾准走。”“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过分。”顾准当天极不平静。老中医对张春英说：“完了。”他留了个药方就走了。我母亲拿着药方到处抓药，熬药给顾主任吃。端了一碗浓中药汤给顾准。顾准根本不信，母亲递给他，说：“你喝了吧，也许能治病。”他叹了口气说：“盛情难却。”然后一饮而尽。同事朋友之间可以这样。顾准病重时，曾对我母亲讲：“我们之间的友谊很纯粹。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Xian Huan Jie Cao: 成语，比喻报答恩情，即使变成鬼也要报答）。”我当时不懂，问：“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母亲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也要报答他。”他跟我母亲讲了这话。我当时很震撼，很受感动。朋友间的友谊能到这个程度。

离世与嘱托

12月4日，顾准在风雪夜辞世。吴景莲陪在他身边，他嘱咐吴景莲：“中国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到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他还跟我说了一些话：“说他太太，他一辈子没爱过第二个人。说到孩子，他说他爱他们。过去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孩子回来，他自己做菜给他们吃。”告别当天，顾准的长子和长女到了协和医院。长子顾一东回忆说，一位老人看他一眼，眼光像刀子一样。张春英走了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临终前，让我转告你们：‘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

时代洪流

不见父亲，并非只是孩子的决定。日后，顾准的妹夫、前公安部副部长陈士榘回忆：“我阻止岳母和顾准的孩子去看望顾准是错误的。我不回避，也不推卸。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要求大家的，我是一个老军人。而且我当着公安部长，也照顾不周，很不安全。我亲眼目睹前任部长李振自杀在防空洞里，两个副部长同时在我眼前被中央警卫部队逮捕。如果当时我同意他们去看顾准，他们还能回公安部宿舍吗？我这里还能太平吗？”最能理解他的人，也许就是顾准。因为他曾对吴景莲说过：“我完全理解，妹妹妹夫，他们是专政机器上的螺丝钉。坐在火山口上。”

迟来的和解

1982年，在一次陈敏智组织的聚餐会上，徐芳第一次见到了顾准的孩子。席间，一个年轻人朝她走过来。端着酒说：“咪咪让我敬你一杯，我感到很惭愧，没脸见你。”我当时有点吃惊。我问别人：“这是谁？”他们说：“这是顾崇之。”他叫顾崇之，顾准的小儿子。顾准病重时，曾希望顾崇之回来。但他一直坚持不回来。他说：“我们是跟顾准对着干。”“这是一种反话。”“就是敌人。”“在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就是这样。”我当时想象他很狰狞、很坏、很冷血、很无情。什么词都想到了。他怎么会是那个样子？他完全认识到当年对父亲的态度是……“那种所作所为真是非常不应该。”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当时不对，并承认，就是好样的。顾准的大女儿看到父亲留下的遗嘱，她说：“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的父亲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为比个人家庭宏大的目标献身，却长期视为殊途？”“我们所接受奉行的一套原则，哪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乃至社会做蠢事？”

文集的诞生

为出版这些遗嘱，陈敏智四处奔走。9年后，《顾准文集》问世。他一把年纪，老胳膊老腿儿四处奔波。他说：“我像捏着一团火，最后找到贵州出版社。人家说豁出身家性命，我就豁出去了。”“哪怕被撤职查办，反正我豁出去了，为了这本书，我豁出去了，这人真了不起。”结果一出，马上轰动。人们才知道，世界上有顾准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可惜那时我母亲已去世，她没能见到这一切。

最后的馈赠

“失去这个人，你会感到寂寞吗？”“当然，好长时间缓不过来。”“在这个世界上，越是顾准，越说我骂。”“不说了。”“我很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这些事说出来。”1971年6月28日，顾准在“新生日记”中写道。他托人买了一支幸福牌14K金笔和一块表。这块表他想送给大女儿，这支笔留给了徐芳。这支笔就是顾准当年用的笔。这支笔是幸福牌的。顾准晚年写的所有文章，他的翻译、写给我的信，都是用这支笔。这支笔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看到这笔，我有时很感慨。笔杆后背磨损得很厉害，我都不敢打开。他有什么写作计划？他准备写什么书？书名都想好了，叫《东西方哲学思想史》。他对那本书充满了信心。他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老龙。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收割。”“哎，不说了。”“等一会儿，对不起。”“我这一生碰到学问最大、人品最高的人，顾准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