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经济：核心衡量指标与挑战

我们来总结一下2025年的中国经济。这几年发生了很多剧烈的事情，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政治，还是美国的政治、国际地缘政治，都非常复杂。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2025年，我认为是“战”，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年，包括台海局势也需要好好总结。今天，我们首先来总结中国经济。

在总结中国经济之前，我想先破除一些常见的误解。当有人说中国经济不好时，一些人会反驳说：“怎么不好了？贸易出口不是挺好的吗？中国是贸易战中唯一能在美国面前不下跪的国家，如果经济不好，怎么敢不下跪呢？”如果仅凭这些理由，那确实没什么可说的。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好不好呢？仅仅是GDP增长5%吗？其实不然，因为GDP数据的水分也很大。一个国家的经济，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基本存续。

基于此，我们可以列出以下四个核心衡量点来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

1. 基本生活消费品的可承担性（Affordability: 一个国家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和居民购买力）。中国目前面临通缩状态，但这反而使得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压力不大，因此可承担性问题在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经历新冠疫情后的通胀困境中显得尤为突出，但在中国却并非主要问题。然而，通缩有时比通胀更为严峻，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
2. 就业率。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到生产、收入和消费的循环中才能生存。如果一个人失业，就意味着他被踢出了这个循环，这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2025年，中国的就业问题非常突出，到年末，整个社会的就业风气已经非常糟糕，这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3. 实质收入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好，意味着居民收入在实质性增长，这才能持续推动消费增长。在许多国家，实质收入增长停滞会严重影响民意，导致执政党支持率大幅下滑。然而，在中国，由于其一党制和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居民民意不会直接反映出来，因此实质收入增长停滞（包括积累在房地产中的居民财富停滞）对执政党的影响不那么直接。
4. 财政动员能力。对于中国这样拥有庞大财政供养人群（如果算上国企和事业单位，可能多达两三亿人）的经济体来说，财政能力至关重要，它决定了能否维持这个庞大的供养阶层。在中国，财政能力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综上所述，评价中国经济好坏，不应只看外贸或GDP增长这些间接数据。最直接的两个关键指标是就业率和财政动员能力。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美国每月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就是劳工部门发布的就业率、新增就业岗位数据和失业救济金领取人数。

GDP增长的政治意涵与经济现实

为什么中国每年都强调GDP要“保五”，甚至明年也预计能完成5%的增长目标呢？这并非因为GDP数据对经济体系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它对“经济工作”至关重要。GDP增长5%实际上是一个指令性经济（Command Economy: 政府通过指令和计划来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体系）的关键指令。它让国家各省份、各市、各经济门类知道自己需要完成多少数据。因此，国家连年强调GDP增长，不是因为这个数据对国民经济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它对于指令经济系统下发政治影响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GDP数据来判断中国经济好不好，况且这个数据本身水分也很大。

回到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中国经济最关键的两个数据是就业率和财政动员能力。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外贸不错，电影票房也很好，为什么说经济不好？以电影票房为例，如果剔除掉年度最高票房的影片（比如2025年初的《哪吒》），你会发现剩下的票房数据其实是惨不忍睹的。这说明单一领域的亮点并不能代表整体经济的健康状况。

接下来，我们将分几个方面深入探讨2025年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并着重分析它对就业率和财政的影响，进而展望2026年的中国经济走势。

外贸：结构转型下的就业与财政困境

2025年的外贸表现确实可圈可点，但它是否足以解决中国的就业率和财政问题呢？答案是绝对不能。

首先，从总量上看，外贸的贡献不足。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为2.8%，资本贡献率为0.9%，两者合计为3.4%。而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5%。这意味着，即便外贸增长迅猛，其对整体GDP的贡献率仍低于内需和投资贡献率的一半（实际低于40%）。因此，外贸的单一增长不足以弥补中国内需的下滑。

其次，外贸结构转型带来了新的问题。从经济结构转型角度看，中国外贸确实实现了从劳动力密集型（Labor-intensive: 生产过程中主要依靠大量人工劳动的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 生产过程中主要依靠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产业）的转变。例如，2025年前11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其在外贸出口中占比已达60.9%，比去年提高了8.8%。而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占比仅为15.1%，下降了3.5%。从2020年至今的五年间，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占比下降了5%。这种转型代表中国产业更具竞争力，从经济转型角度看是好事。

然而，这种转型在两个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

1. 就业率：中国许多外贸企业，特别是民营外贸企业，在劳动力密集型领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当外贸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时，对就业率而言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新产业所需劳动力数量减少，且对技能要求更高。
2. 财政：高科技机电领域的出口增长，往往伴随着高额的出口退税（Export Tax Rebate: 国家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金进行退还的制度）。这意味着这些出口并不能带来财政收入的显著增长，反而可能对财政形成拖累。

因此，尽管中国外贸的结构转型从产业升级角度看是积极的，但对于最关键的就业率和财政而言，却是一个坏消息。

房地产市场：政策刺激乏力与见底遥遥无期

房地产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尽管官方宣称“起稳回升”，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2025年初，求是党媒（Qiushi: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的定调文章。这篇文章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产处的副处长撰写，其内容直白地指出房地产销售和价格大幅回落，对实体经济的需求端、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的负债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文章中“房地产政策要一次性给足，不能采取添油战术”的表述，曾被一些人解读为房地产市场春天的到来。

然而，实际政策效果却微乎其微。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政策，将个人出售未住满两年房屋的增值税从5%降至3%，减免了2%。但对于平均每年下跌12%的二手房市场来说，这2%的减免无异于杯水车薪。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似乎已无“猛药”可施。中心城市的限购政策虽有所放松，但对全国其他地方楼市早已没有任何限制，其调节作用有限。

更令人担忧的是，房地产市场还面临着房产税（Property Tax: 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税收）这剂“惊雷”。2025年10月，有消息称全国人大已完成房产税立法。如果2026年因财政压力而开征房产税，无疑将对房地产市场造成进一步打击。

2025年，市场一直在等待中国经济“水落石出”，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房地产能否企稳回升，底部是否已到。目前看来，房地产的底部还远远没有到来，且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触底。

关于房地产库存，官方曾宣称库存下降，去化周期缓解。然而，以2025年11月为例，全国房地产待售面积仅下降了千分之三，而商品房销售同比却下降了13.93%。销售下降幅度远大于库存下降，这表明房地产市场远未见底。

政府债务：复杂系统下的收支失衡与财政压力

中国政府债务问题在2025年变得高度复杂，涉及表内债、表外债、政府化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多种工具。然而，无论其技术细节多么复杂，核心仍在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如果政府收入大于支出，债务就能缓解；反之，债务只会越来越大。

2025年前11月的数据显示：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税收部分）较去年增长0.8%，约1600亿元。这得益于“大税收之年”，居民所得税暴涨11.5%，增值税上涨3.9%，主要源于税收减免政策的取消。
• 非税收入较前一年下降3.7%，这可能反映了对企业乱罚款、乱收费的遏制。
• 政府基金收入（主要为卖地收入）在去年暴跌的基础上，再次暴跌10.7%，减少了3489亿元。

综合来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总收入实际仍在下降，锐减约1800亿元。与此同时，支出却在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4%，而政府基金支出在卖地收入锐减10%的基础上，却同比增长13.7%。这意味着政府基金的钱主要靠发债和财政划拨来完成。因此，2025年政府债务大涨18.8%。尽管其中部分是借新还旧，但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政府债务问题并未缓解。

政府债务问题何时会爆发，这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问题，但显然不容乐观。2025年的第二个“水落石出”点——政府债务问题能否企稳缓解，答案是“没有”。

股市与投资：企业盈利困境与国家主导的投资模式

2025年中国股市表现不错，但隐藏着风险。花旗策略（Citi Strategy: 花旗集团的投资策略部门）于2025年12月22日将中国股票评级从“超配”（Overweight: 建议投资者增持某类资产）下调至“中性”（Neutral: 建议投资者保持现有持仓比例）。花旗集团下调预期的原因在于“不利的企业盈利修正和更弱的盈利动能”（Earning Revision and Earning Momentum: 指市场对企业未来盈利预期的调整和企业实际盈利增长的势头）。

这一判断基于关键数据：2025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暴跌17%（10月已跌5.5%），跌幅巨大。从细分领域看，产能较高的煤炭、采矿等领域数据尤为糟糕。

进一步分析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 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跌1.6%。
• 私营企业利润下跌0.1%。
• 外资和港台投资企业利润上涨2.4%。

这表明国有企业利润受影响最大，外资企业利润表现最好，私营企业居中。按理性逻辑，外资企业应增加在华投资，国有企业应减少投资。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反：202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下跌，其中国有控股投资跌幅较小（1.1%），而民间投资跌幅更大（5.3%）。这反映了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 指企业或组织在面临财务困难时，可以预期获得外部援助而无需承担全部后果的现象），使得国有企业即使不赚钱也能继续投资。国家已定调2026年要拉动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将再次进行大规模基建或“新基建”（如数据中心等）。

2025年中国经济的“水落石出”与“大分化”

综合来看2025年的中国经济，我们可以用两个视角来理解：

1. 水落石出：没有惊喜。我们曾期待房地产、内需消费和政府债务等领域能出现转机，但事实是这些领域过去的糟糕趋势仍在持续，没有出现任何惊喜。因此，我们不应期待2026年一季度这些领域会突然好转。
2. 经济引擎的冷热不均。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台大引擎，其中一些部分（如机电产业出口）非常火热，但更多部分（如消费、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正在冷却。外贸特别是机电外贸出口的热度，绝对不足以带动整台机器热起来。因此，这部分热度不足以维持整台机器的就业率和财政供养。

那么，中国经济到底好不好？这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在民营企业工作，2025年的体感可能非常糟糕，面临裁员、降薪等问题。但从国家政府层面看，2025年可能是一个“收获颇丰”的一年。高端产业在全球占比持续上升，全球竞争力扩大，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新高。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国家执行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如比亚迪）、国有企业乃至被国家控制的民营企业（如DeepSeek）都是国家能力的一部分。因此，从国家能力层面，中国经济表现不错，科技领域（医药、AI、芯片）也取得进展。

国家推行的“国进民退”政策也在稳步推进。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增长数据显示，股份制企业营收增速2.2%，外资企业负0.3%，私营企业增长0.6%。虽然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下降最快，但其规模仍在扩大。国家不希望民营经济过于发达，不希望民间社会因产权原因诉求更多经济和政治权利。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认为2025年经济发展符合其战略目标。只要财政没有完全失控（每年仍能靠16万亿或更多的财政扩张来实现），失业率问题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维稳问题，对国家而言就不是问题。这解释了为什么202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显得“无所谓”，因为从国家能力角度看，确实有所进展。

展望2026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分化（Great Divergence: 经济发展在不同区域、群体或产业之间出现显著差异的现象）。

• 城市分化：中小城市将面临经济更弱、财政更弱、产业更弱、经济体感大幅降温的局面。而深圳、杭州、上海等新经济领域（如机械制造、新质生产力）集中的城市，产业强劲，经济活跃，甚至可能出现财富效应外溢，消费表现良好。
• 代际与产业分化：这种分化将越来越明显，部分经济部件持续发热，而其他大部分逐渐冷却。
• 内外依存度分化：中国经济将逐渐成为一个对外服务的经济体，内需持续转弱，而对外的依存性逐渐增加。许多企业将主要做外贸生意而非内需生意。

尽管国家仍将“促进内需”作为首要任务，但2026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规模却在减少。2025年为3000亿元，而2026年一季度提前下拨的仅为625亿元，全年若按此比例推算，将比2025年减少500亿元。汽车补贴也从定额改为按比例，旨在节省开支。这实际上是在“逼企业出海”，而这一策略已初见成效，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因此，如果你是国内的汽车经销商，2026年的日子将不好过，因为消费补贴下降，整体消费金额也下降。这种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国家经济模式的固化与未来挑战

中国经济的模式已经基本固化，不会轻易改变。

1. 稳增长的政治目标：对于国家而言，稳增长（Stable Growth: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通常指GDP增长）不仅是经济目标，更是维持政治体系运行的目标。GDP增长5%并非纯粹的经济目标，而是通过经济指标拉动整个政治机器运行的指标。这个以国家投资、国家资源主导、“国进民退”为基础的体系，无法实现增加居民收入和居民福利的目标。这是一个巨大的体系惯性。所谓的稳增长，就是靠项目清单、预算内投资、政策性金融配套、银行窗口指导等手段来做GDP。这种模式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无论经济多糟、失业率多高，都不会改变。
2. 有限的资金配置：中国资金是有限的，即使每年有16万亿新增信贷，这些钱也主要配置给政府、国有企业、国家项目和国家扶持的产业，而非私人部门。
3. 国家能力优先于民生：产业技术安全（Industrial Technology Security: 确保关键产业技术自主可控，不受外部制约）和控制链的控制力（Control over Supply Chains: 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对国家而言是重要的国家能力。在当前所谓的“总体安全观”下，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失业率和财政的可动员性。增加产业链自主能力、提升产业链统治力、扩大高新产业全球份额，这些是国家的首要目标，而非普通居民的生活福祉。因此，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指数）依然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观察指标，而2025年PPI表现非常糟糕。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和国家态度已明确。接下来，有两个关键问题亟待关注：

1. 失业率承载的上限：失业率问题何时会转化为实际的社会问题，其承载上限到底是多少？2026年国家计划搞大基建，但这主要吸引农民工，能否解决每年1300万进入就业市场的城市青年失业问题，仍是未知数。失业率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的时间和形态，非常难以预测。2025年下半年，“黄汉”、“文革”等民间意识形态的兴起，都与失业率问题息息相关，经济问题已逐渐作用于社会。
2. 财政压力转化为行政体系问题所需时间：财政压力何时会转化为整个行政体系的问题？财政压力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缓解，相对失业率问题更容易解决，但目前问题依然严峻，财政“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很普遍。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失业率问题和财政动员能力问题都将继续恶化。关键在于，它们何时会恶化到足以形成可感的社会转变或对社会稳定性的冲击。这是一个极难预测的问题，无论是时间点还是具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