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的“魔幻现实”:性别平等之困
这里是寿司坦丁,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收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们这个世代,也就是所谓的七八年级生,虽然是看着乡土剧(Local Drama: 台湾本土制作的电视剧,常描绘家庭伦理和婆媳关系)长大,但应该已经完全脱离了乡土剧中的那个世界。我们都知道,乡土剧又可以称为“台湾女人婚后在婆家的100万种悲惨遭遇”。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女生已经觉醒了,台湾的家庭结构、女性教育程度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也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所以乡土剧应该只是上一代台湾女人的悲歌。
但是当我年纪渐长,身边的朋友开始迈入婚姻,我开始发现那些导致夫妻争吵甚至婚姻破裂的事情,竟然有一大部分都还是乡土剧里面的老议题。这些零零总总的问题,其实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女人有没有办法在婚后放弃一部分的自我,让自己变成一个免费的家庭小精灵,去迎合老公、小孩、婆家的各种需求。这个时候我就产生一种魔幻现实的感受,就是我的那种“我们已经比上一代更加性别平等”的认知,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停滞的性别革命:理念进步与行为滞后
后来我发现这种“整个社会在理念上不断进步,但实际上大家的行为改变不大”的现象,早就在学术界成为火热话题。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称之为停滞的性别革命(Stalled Gender Revolution: 指女性大量进入职场后,男性在家庭劳动中的参与度并未相应增加的社会现象)。到了2010年,纽约大学的大师级学者Paula England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一点,她指出性别革命不只是停滞,而且还是不对称不均匀的性别革命(Asymmetric and Uneven Gender Revolution: 指性别革命在不同领域或群体间进展不平衡)。Paula England再次点燃了停滞的性别革命的研究浪潮。2010年之后,有一大批学者都在问:性别革命真的停滞了吗?为什么会停滞?
那什么是停滞的性别革命呢?早在1989年,堪称过去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者Arlie Hochschild就在她的经典之作**《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中提出这个概念。我们本来想象性别不平等缩减,也就是所谓的性别革命应该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女生终于可以把她们的人生花在有经济报酬又可以累积社会资本的职场工作上面,而不是一辈子当免费的家庭多比。当女生开始从传统的女性角色中解放,理论上,性别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就会跟着发生。以前做太少家务劳动的男性,这个时候会开始承担之前几乎全部都是女生在做的家务劳动。到最后,男女的职场工时会差不多,家务工时也会差不多,达到真正的性别平等。
第一个阶段,其实现在已经几乎完成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发达国家,也就是所谓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成员国,女性占整体劳动人口的比率都已经逐渐接近一半。以台湾来说,1980年的时候,台湾的劳动力市场只有33%,也就是大概三分之一的劳工是女性;现在则大概是45%,也就是快要接近一半。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从40年前的39%成长到现在的51.5%。虽然跟男性的67%还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但无论如何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照理说,性别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应该差不多要接着发生了才对。
第二轮班:女性总工时居高不下
现在问题就来了,这个第二个阶段,学者们等了三四十年,结果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量的女性开始出去工作之后,晚上下班回到家,她们会发现洗衣服还是要自己做,饭还是要自己煮。所以所谓的第二轮班(Second Shift: 指职场女性在完成有偿工作后,回家仍需承担大量无偿家务劳动的现象)就是指性别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迟迟没有发生。以职场女性、职场妈妈为例,她们每天都要做两份工:第一轮工是去上班,面对老板和同事;第二轮工是回家,面对老公、小孩,甚至还要面对公婆。
我知道听到这里可能有一些老公或男友会有点愤愤不平,觉得“我赚钱养家,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没时间做家事”。学者们其实也都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不只是测量一个人做家事的时间,而是把一个人每天花在有偿工作(Paid Work: 指通过劳动获得经济报酬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职场工作的时间,跟花在无偿工作(Unpaid Work: 指不获得经济报酬的家务劳动、育儿等工作),也就是所谓家务劳动的时间加起来,这就等于一个人每天没办法逃避、一定要去做的工。做的时间,这样测量就比较公平了。
结果是什么呢?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研究数据都显示,女性的总工时(Total Work Hours: 指一个人每天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时间之和)都比男生长。虽然这个总工时的差距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看起来是有在缩小的趋势,但是有不少学者主张这个趋势在过去十年停滞了,所以这又是停滞的性别革命的一个面向。
东亚女性的困境:台湾已婚女性“最命苦”?
不过这些讲的都是西方,西方有一堆跨国资料库,可以让学者去做比较研究,但他们的学术界主流就是不太关注亚洲在干嘛。所以当我们也想把自己加进去一起做比较的时候,通常就会比较辛苦。牛津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简敏仪,他是香港人,她组成了一个跨国团队,整合比较东亚四个国家——台湾、日本、南韩、中国的劳动时间资料。研究结果今年7月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很新的研究发现。
那他们发现什么呢?他们发现台湾已婚女性每天的总工时,不但比台湾已婚男性长,而且在他们比较的东亚四国跟西方12个国家里面,也是最长的。台湾的已婚女性“变态”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把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带进去换算,合理的推断是,台湾的职场妇女每天的上班时数只比老公少一点,但是家务劳动时数却比老公多超级多。但是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因为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三十几年前Arlie Hochschild已经讲过,也已经被引用到快烂掉的所谓的职场女性的第二轮班。这个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谁更惨一点而已。
那新闻是什么呢?首先这是少数台湾被纳入的比较研究,我们从这个研究可以知道,台湾已婚女性可能是东亚甚至OECD国家里面最耐操,但可能也是最命苦的一群人。台湾已婚女性的职场工时已经快要追上西方男性的职场工时,但这群女人同时还要负担变态多的家务劳动时数。其次就是在这个研究里面,有一件事情被验证了,那就是停滞的性别革命不止发生在西方,在东亚性别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同样没有发生,不仅没有发生,而且东亚的情形更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有一件事情基本上没有什么变,那就是职场爸爸做家事的时间,大概是职场妈妈的一半。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这个数据:就是美国爸爸如果做一个小时的家事,美国妈妈要做两个小时。那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让美国人觉得很不爽了。但是身为台湾人,我们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美国人说,你把有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婚姻意愿与生育率:女性的选择
这几年,台湾很多的人口学家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台湾的生育率(Fertility Rate: 指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低吗?其实不低。让台湾总生育率数字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台湾女性的有偶率(Marriage Rate: 指特定人群中已婚者的比例)大幅下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结婚的台湾女性,生育率其实不低,但是有越来越多适婚年龄的台湾女性不想结婚。而东亚的文化跟制度普遍对于非婚生子女很不友善,所以不结婚几乎就等于不会有小孩,这是跟西方很不同的一点。所以大量的台湾女性不想结婚,就会把整个台湾的生育率的平均值不断往下拉。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的女性越来越不想结婚呢?这些研究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的答案:适婚年龄的女性不是笨蛋。当她们看到身边的人进入婚姻之后,就会成为东亚甚至已开发国家苦命排行榜第一名的苦主。请问,如果是你,你会想结婚吗?如果你知道结婚生子之后,你有一大堆家庭的事情会挤压你的职涯发展,让你必须抛弃自己一部分的人生梦想,你会想结婚吗?
父权社会的双重束缚: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困境
听到这里,我希望大家不要搞错一个点,就是我并不是在说台湾或东亚的男性都过得很爽。刚好相反,从研究数据可以看出来,东亚男性基本上就是社畜人生(Corporate Slave Life: 形容上班族像牲畜一样被公司压榨,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的生活状态),职场工时跟西方比起来“变态长”,尤其是日本超级可怕。这当然也是让男性没办法有太多时间去做家务劳动的一个很悲惨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用高工时来正当化男性做很少家务事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其实有一点倒果为因,会让我们看不到问题真正的源头。为什么男性的工时长?这个问题其实30年前也已经回答过了,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想象有一种生物叫做男性,他背后会有一种叫做女性的生物,帮他处理所有工作以外的事情。所以职场,特别是高薪高所得的职业,几乎都是预设你本身有自带一个哆啦A梦等级的生活保姆(Doraemon-level Life Nanny: 比喻一个能全方位、无微不至地处理所有家务和生活琐事的帮手)。这也是为什么访问职场女性的时候,当她们被问到“你们觉得你们最需要什么”时,很多职场女性都会回答:“我觉得我什么都不需要,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老婆。”
赋权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 指男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祈许男性要去追名逐利,你要养家糊口,才算是一个好男人。即使你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家庭主妇,你经营家庭的能力一流,你也可能永远得不到你的伴侣、你的子女、你的亲朋好友,以至于整个社会的认同。这件事情,我想尤其在疫情的这两年,很多被迫在家里的爸爸或老公应该很有感。男性不只要去工作,而且要工作很久。女性如果要去工作,就最好不要结婚,不然第二轮班的地狱在等你。因为你老公被祈许追名逐利,而不是当超强家管,所以他不会帮你做家事。而且各行各业的研究都指出,即使控制各种变项,也就是即使资历、学历、能力、上司评价都一样,你的薪水还是会比那个各方面都跟你差不多的男性还要低,你升迁的难度也会比男性高很多。种种障碍都在劝退你,你就留在家里当个多比不好吗?你会发现,这一切都跟赋权社会的价值环环相扣。
女性主义:两性共同解放的宗旨
所以从赋权的历史跟体制中解放出来,不只是女性的解放,而是男性跟女性的双重解放,而这个解放其实就是女性主义的宗旨。所以每次当我看到网络上有人在嘲讽女权自助餐(Feminist Buffet: 一个带有贬义的网络流行语,指责某些女性主义者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蛮奇怪的。这就好像是有两个人都在地狱里,其中一个过得比较惨,他说:“哎,我们一起从地狱里面逃出去好不好?”另外一个,因为相对比较没那么惨,就说:“就是逻辑在哪?”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眼中的那一些针对男性的不平等,比如只有男性要当兵、情侣约会通常期待男性要请客、男生要负责买房买车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源头也都是赋权社会。但是他们却把敌意放在主张从赋权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女性主义者身上。
停滞的性别革命其实还有很多面向。比如Paula England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两性不平等在缩减,但是其实几乎只有女性在往男性的场域移动。无论在公领域还是私领域,男性其实都没有移动到女性以前的场域里,不管是职业、不管是学科、不管是家务分工。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双向的变化,而是一个单向的变化。之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再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这里是寿司坦丁,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会继续在这里制作更多有趣的科学回旋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