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男童事件始末
Speaker 3: 一个四岁男童居然被指控猥亵年轻女性，这件奇葩事上周在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上周，一个姓陈的年轻女子说，在湖南长沙一家餐厅内，一个四岁男童摸了她的臀部，是对她的性骚扰。但监控画面清楚显示，男童在跑动时，因为过道太窄，女子又正好在后退，男童用手隔挡了一下，或者是失衡中碰到，并非有意。
男孩父母出现后当场道歉，但女子不依不饶，要求对方要么书面道歉，要么一家三口拍视频道歉，还要赔偿她精神损失费。男童父母不肯，因为书面道歉就相当于一张认罪书，会跟着孩子一辈子。然后他们反过来要求女子应该为拽住孩子的衣领导致孩子脖子受伤而道歉，双方僵持不下，于是报警。最终当地派出所和街道三次调解不成，建议双方自行走诉讼流程。
很多人就质疑说，这件事有清晰的监控，谁是谁非其实非常清楚，为什么要浪费大量社会资源进行调解呢？这件事最荒唐的地方，当然是一个成年女子坚持认为自己被四岁男孩猥亵。但是比她的指控更值得研究的是，她为什么会相信在完整监控已经公布、自己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以后，只要继续报警、继续要求调解、继续要求对方赔偿道歉，她就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
“你最好弄死我，如果你弄不死我，我会一直发，我会一直维权，直到这个事情可以被解决。”
世上到处都有不讲理的人，但为什么在中国，胡搅蛮缠会变成一种如此常见的维权方式？很多人会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人素质差，但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胡搅蛮缠和基层警察的和稀泥，实际上是一套制度的两端：基层治理最怕事情有后续，而维权者最有力的筹码就是不断制造后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不过我还是想要先点评一下长沙这件事，因为我本人还是觉得挺气愤的。这事之所以爆火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个女子事后在自己的抖音账号叫轻松熊讲述了自己被一个四岁男孩猥亵的故事，并宣称要把对方告上法庭，这事本来听着就很荒诞；但是当完整监控录像在网上曝光之后，全网就炸了，舆论几乎完全一边倒地在骂这个陈某某。从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子狠狠地抓住男童的衣领把他拎起来，不管男童如何挣扎都不放手，到后来小男孩甚至整个人瘫到了地上，她依然不放手，最后导致男童的脖子淤青了。
真正让这个女子陈某某被全网围攻的是，当人们仔细去看了她的抖音账号以后，发现她发的很多内容都是自己跟别人的纠纷事件：二月跟顺风车吵架，六月跟宿管有纠纷，九月说要把猥亵她的四岁小朋友告上法庭。她还很骄傲地在账号里写着“所有视频都是真实经历，已经在走诉讼流程，后续一定会发”。不难想象，她就是一个为了自媒体流量到处找茬的货色。从监控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小孩的父母一出现，她立刻就掏出了专业的摄影设备。后来当她发现网上的舆论对她不利以后，她开始卖惨：
Speaker 4: 两点三十九，我已经坐下半个多小时了，我的心率还是一百二十多。我现在感觉想吐，我的心一直跳得很快很准受。我现在听到那两个夫妻的声音就想哭，我很害怕。因为他们，我现在有点难受，我一直在深呼吸，但是我的心率一直在一倍二以上。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久了，我没有运动，我的心率一直在一倍二以上……
性别立场与客观事实
Speaker 3: 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感觉，这拙劣的演技看得我是一肚子火，恶人先告状还要卖惨。但更加令人感到愤怒的是，就这么一件本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事，居然还是有一些人挺她。为什么呢？我认为还是因为男女对立的因素。从我在评论区里看到的，可以说支持这个女子的清一色都是女性。
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在这类事情上一向不站性别，就事论事。比如时代峰峻事件，我谴责的就是到场闹事和打人的那些人。是非对错应该是无关乎性别的，但现在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永远只站性别，不看事情本身。比如有人是这么维护陈某某的：
Speaker 5: 男童乱跑乱摸是事实，她后续怎么主观看待这件事儿，都不影响她并没有捏造客观事实，那就是男童确实摸了她。同时男童的家长在被告知后，也没有道歉和加以约束。
Speaker 3: 当一个人只有立场没有是非的时候，他的争辩理由就显得极其荒谬。任何心中没有偏见的人看了这个监控视频，都不可能得出“乱跑乱摸”这个结论。
首先我向各位承认一件事，除了我自己的女儿，我是一个不喜欢孩子的人。我尤其讨厌熊孩子，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就算是朋友的孩子捣乱我也是直接批评的。我也非常讨厌很多中国人喜欢用那句“他还只是个孩子啊”来纵容孩子胡作非为。但从监控上来看，这个男孩并没有任何不妥的行为，稍微小跑而已，他的腿短，那个速度跟一个成年人正常走路的速度是一样的。只是小男孩在经过这个女子的时候，她正好在后退，所以小男孩伸手隔挡了一下。以他的身高，碰到的正好就是这个女子的臀部。而且小男孩还说了一句——当今社会有多少个四岁男童能在那个场景下说“阿姨请让一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小男孩了。但是当一个人心中充满偏见和仇恨，他就会失去理智。
后来男童的父亲把调解不成的记录发到网上，由于他没有屏蔽双方的名字，于是这个女子的真名就被大家知道了。网友们通过陈某某以前在社交媒体自己透露的信息，知道她正在申请马来亚大学，于是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告知马来亚大学。大学方面也已经做出回应，说感谢报告，会采取必要措施。我感觉马大的同学和马来西亚人民真的是躲过了一劫。
调解制度与和稀泥本质
Speaker 3: 好了，以上是我的不吐不快。现在我们回到本期视频的主题：为什么在中国，胡搅蛮缠是一种如此常见的维权方式？
我们回到本次事件的三次调解。这三次调解谈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一次是在谈法律责任，谈的是谁先道歉，谈的是能不能让双方各退一步，然后让这件事从所有人的视野里消失。
不过这里我想要先纠正一下很多人的误区：很多人一看到“调解”两个字就说是和稀泥，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全世界的司法系统都在调解，美国的民事案件大部分也不会真的打到陪审团做出判决。邻里之间为了几千块钱，夫妻为了家务矛盾，两个商家为了一次轻微的违约，如果每一件事都一定要闹到法院判决，司法系统承受不了，对当事人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调解，而是你调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里写得很清楚：“调解处理治安案件，应当查明事实，并遵循合法、公正、自愿、及时的原则。”这个条款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好的调解有两个重要的核心：第一步是查明事实，第二步是这个结果必须合法、必须公正。因为调解是拿来节省诉讼成本的，不是拿来替代是非的。所以一个正常的调解是先告诉双方，根据目前的证据，你大概承担什么责任，对方大概承担什么责任；如果真的去法院，结果大致会怎样。双方知道底线以后，为了节省时间和诉讼费用，再决定是否妥协。
但是中国的调解方式不是这样的，很多最终都变成所谓的和稀泥。什么是和稀泥？就是调解人员不是在责任的基础上寻求妥协，而是为了尽快达到妥协，故意不谈责任。明明一方打了人，却说双方都有情绪；明明一方没有过错，却说“人都死了，你多少表示一点”；明明指控的一方没有法律依据，却说“大家各退一步，别把事情闹大”。
所以，调解是一种工具，和稀泥是一种目标。调解的目的应该是定分止争。“定分”即通过法律来明确权利归属和义务边界；“争”是指纷争，“止争”就是停止纷争。所以调解应该先把“分”定清楚，再来尝试停止争议。但是和稀泥从头到尾的目标只有后面两个字——“止争”。至于谁有理谁没理，大家先把嘴闭上再说，不要发网上，不要把事情闹大。
这背后是因为中国有一套把“没有后续”当成问题已经解决的治理逻辑。什么叫没有后续？不再投诉、不再上访、不上热搜，这三样凑齐了，这件事就算办完了。至于事实是什么、责任在谁、谁该赔、谁该罚，这些都不重要。于是我们就经常能在中国的新闻上看到那些非常荒谬的处理结果。调解本来应该服从事实与责任，可是到最后变成了事实与责任都要服从于息事宁人。
湖南祁东与安徽泾县案例
Speaker 3: 我们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案例。都不用说远的，上个月在湖南祁东不是才刚刚发生了另一件非常轰动的事吗？八月十七号，一个老人独自走到一家棋牌店门口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突然身体感到不适晕倒。老板娘肖爱华第一时间上去帮忙并叫了救护车，但最后人没有救回来。警方调查以后的结论很清楚，老人是自身疾病死亡，店家不仅没有过错，而且现场视频还显示女老板肖爱华全程都在积极施救并及时呼叫急救人员。《民法典》里还有专门的条款保护自愿施救的人。
但后来死者家属还是来闹了，开口就要十万。原本店家基于人道主义愿意给个两千元，但家属不肯，放话说要把尸体放到店门口。双方经过当地调解员的两轮调解依然谈不拢，最终店家担心生意做不下去、人也耗不起，于是给了对方一万九千元。
这件事被媒体报道以后全网炸了，全国都在说又是一起扶老人被讹的事件，这样以后中国还有谁敢帮助别人呢？当然，大家除了痛骂死者家属以外，更大的批评是针对当地官员和调解员的。这又是一次明显的“谁闹谁有理”。在警方已经明确店家无过错的情况下，为什么最终还是要他们支付一万九千元呢？难道不是应该按敲诈勒索罪来对付死者家属吗？
当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调解员可以说这钱是店家自愿给的。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法律上完全没有过错的人，为什么会自愿拿出一万九千元呢？店主的儿子说了，他们本来只想给两三千元，最后接受一万九，是因为母亲做了好事反而被讹，心情一直很差，每天都失眠，继续争下去要花时间花精力。所以这一万九千元不是法律责任的价格，而是店家为了摆脱纠缠、购买安宁所付出的价格！这就是法律不作为给好人带来的伤害。当警察和调解员纵容坏人，其实就是在给讲道理的一方施压。
这件事有这样的结果，我们不难想象调解员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哎呀，人都死了，你多少给一点；两三千人家不同意，你有生意要做，对方也不容易，你就多给点。”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调解员说过这些话或者给店家施压了，但从整件事后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当地政府想要快速把这件事压下去的意图和动机。
首先，当这件事冲上热搜并引起全网痛骂之后，隔天当地媒体宣布司法部门介入调查，一万九千元已经全额返还给店主。网友们刚舒了一口气，说这还差不多，但没过多久，有媒体采访了店主的儿子，人家表示根本就没有返还。网友们又炸了。随后当地政府说有关部门愿意将那一万九千元补贴给店家，网友们更不买账了：敲诈勒索的人你们不对付，然后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你这不是慷他人之慨吗？政府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反而想要从财政里拨款两万块钱来平息众怒。可想而知，相关报道全部被骂到关评论。
然后最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当地一家企业的总经理亲自上门给店主送上了两万元的慰问金。大家心中都是雪亮的，这必定又是当地政府安排的。他们劝不了老人家属返还一万九，先是想出了财政补贴的歪招被骂，于是最终找了一家他们控制得了的企业，让老板去送钱，为的还是平息舆论。
结果就是：闹事的家属没有遭遇任何惩罚，留着他们的一万九千元；店家看起来也没有损失，社会补贴了他们两万块钱，罗永浩看不下去也给了他们十万块钱；过两天大家忘了这件事，再也没人投诉、没人上访、没人发视频，当地官员很高兴，看起来皆大欢喜。但这件事真正的受害者是社会！只要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其他人就学会了：我占不占理不重要，只要我能一直纠缠，只要我闹得够凶，只要让对方摆脱这场纠缠的成本足够高，就有可能从中拿到钱。
如果说这件事地方调解员的处理方式已经够让人不满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另一件去年刚发生的事，那才叫做真正的和稀泥。
2025年，一名江苏游客蔡先生带着妻子和四岁的女儿到安徽泾县****桃花潭旅游，他把车停在一家土菜馆边上的公共停车位。饭店老板娘问他是不是来吃饭，他说不是，对方就要求他把车开走。蔡先生认为这是公共停车位，拒绝把车开走，锁车以后准备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饭店老板娘先是对他进行口头威胁，随后她的丈夫和几名亲属上前对蔡先生进行殴打。当他们在围殴蔡先生时，他的四岁女儿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一直喊爸爸，但这群人并没有停手。
从执法的角度，这件事基本不能更简单了：这是一个公共停车位，不在你家吃饭就不许停，不肯走一家人就上去围殴。谁是受害者、谁是施暴者，正常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更何况还有清晰的视频为证。但是当天晚上，桃花潭派出所副所长葛伟主持调解，给出的方案居然是双方各自承担医药费，打人者向游客赔礼道歉，再支付五百元误工费。
蔡先生身在外地，当地派出所明显偏袒商家，他也只能吃哑巴亏走了。回家后，他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可想而知，网上立刻就炸开了锅。事情一上热搜，情况立马一百八十度转弯。泾县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最后的结果完全变了：官方认定饭店四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其中两人行政拘留七天，一人拘留五天，另一人因为情节较轻不予处罚；饭店还因为变相强制消费者接受服务被责令停业整顿；而最初主持调解的派出所副所长葛伟被认定处警不规范、调查取证不认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职；另外包括公安局分管副局长、派出所负责人、文旅部门和镇政府干部在内，总共有五名公职人员被追责。
但这件事真正的问题在于：从公开通报来看，后续调查并没有出现足以改变事件性质的新事实和新证据。施暴过程还是那段施暴过程，受害人的伤情也还是轻微伤，唯一改变的只有一件事——这事情上网了。事实没有变，法律没有变，就因为舆情变了，处理结果就变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遇到事情第一反应不是找警察、找律师，而是先问一句“有没有录像，能不能发上网”。因为在无数类似事件中，互联网不是案件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一个没有编制、没有法袍，却经常负责启动执法程序的“编外法院”。
枫桥经验与考核异化
Speaker 3: 讲到这里，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骂一骂地方警察和官员不作为，那么这个分析就只停留在表面了。我们应该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导致基层警察和调解人员特别容易走向和稀泥这条路呢？单纯是因为他们懒，还是因为他们坏？
基层当然有懒人和坏人，但不可能人人都是这样。在我看来，中国基层治理特别容易出现和稀泥的情况，根源就在于长期强调“矛盾不上交”的治理模式，同时要把“有没有上访、有没有负面舆情、有没有后续”作为基层干部的考核指标。
大家可能都听过枫桥经验。它最早是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就地改造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被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逐渐形成了所谓“抓早、抓小、抓苗头”的思路，核心概念是怎么在基层提前发现矛盾，在矛盾升级以前就把它处理掉。到了2013年，枫桥经验被提升到全国基层治理的高度。今天官方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标准表述大致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从理想层面看，这套东西有一定的道理。基层能够解决的纠纷不必全部涌向法院和上级政府，很多家长里短的矛盾通过调解解决，成本也确实比诉讼低。官方对“矛盾不上交”的解释是基层不推诿责任，而不是不准老百姓上告。这些我觉得都没问题。但问题是，当“没有上访、没有舆情、没有后续”被纳入考核与问责，这套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就很容易变形。
2022年实行的《信访工作条例》要求把可能引发信访的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级党委和政府每年还要考核信访工作，如果对规模性集体上访或者负面舆情处置不力导致事态扩大，相关人员可能被追责。
其实所谓“没有后续”，本来应该是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后自然产生的结果。但既然你用“有没有后续”来考核我，那么“矛盾不上交”就可能从“解决矛盾”变成“不让矛盾被上级看见”；“案结事了”也可能从“依法结案”变成“让双方都尽快闭嘴”。
于是，基层工作的目标就会从分清是非、依法处理，慢慢滑向劝双方各退一步，让比较讲道理的一方多让一点，想办法让当事人尽快签调解书，防止媒体介入，防止事情传到上级。说到底，就是法律要求民警查明是非，但考核和政治压力却要求他尽快消灭后续。当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很多人会选择后者。这就是中国基层治理制度和警察和稀泥之间真正的关系。
互相滋养与四大恶果
Speaker 3: 现在中国基层治理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和稀泥与胡搅蛮缠维权之间是相互滋养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长沙这个陈某某，还有棋牌室死者的家属，他们的行为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他们的行为就是被这套制度训练出来的：只要我不接受结果，这件事就不能结束；只要事情不能结束，基层就有压力；只要压力不断增加，就总会有人去劝对方再退一步。
基层的逻辑是：只要你们不再出现，我的工作就算完成。 纠缠者的逻辑是：只要我不断出现，你们就必须继续处理。
双方正好咬合在一起。第一次调解不成还有第二次，第二次不成还有第三次；找派出所不行就找街道，街道不行就打12345；当地不行就找上一级，线下不行就上网发视频。每升级一次，对基层造成的风险就大一些，对另一方造成的时间和精神成本也高一些。
而被纠缠的一方呢？他明明占理，但他每天要上班、要做生意、要照顾孩子，他没有兴趣把未来半年的人生都献给一场价值几千块钱甚至一分钱都不值得的纠纷。
于是调解人员最容易劝的，肯定不是胡搅蛮缠的那一方，而是讲道理的那一方。因为最不讲理的那个人，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感情，你跟他讲感情他跟你谈后果，你跟他谈后果他直接躺在你办公室地上；讲道理的那个人就简单多了，你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你格局比较高，别跟他一般见识，就当花钱买个清净”，他可能就真的算了。
所以，和稀泥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双方各退一步，而是按照“谁更容易说话”来分配责任。纠缠者制造成本，基层把成本转嫁给讲理者，然后宣布矛盾已经化解。每成功一次，整个社会就多得到一份行为教材：原来无理取闹真的有用！
这就是为什么和稀泥会奖励胡搅蛮缠，胡搅蛮缠越多基层就越依赖和稀泥。他们不是偶然相遇，而是在互相滋养对方。最终这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四个极其恶劣的后果：
第一个恶果是讲道理的人开始学习不讲理。如果每一次心平气和地说话都意味着你变成需要退让的一方，每一次拍桌子、堵门、上访都意味着有人终于重视你，那么一个理性的人最后也得学会拍桌子。官媒说得义正词严“纠缠式维权该停了”，问题是你不能只要求老百姓停止纠缠，却不改变纠缠能够获利的机制。当一个制度反复向人们展示证明自己有理不如证明自己难缠来得有效，最后被淘汰掉的就是讲道理的人。
第二个后果是没有责任的人在替整个制度支付维稳成本。棋牌室店主付出的一万九千元，表面上是人道主义补偿，实际上承担的却是法律没有替他消除的纠缠成本。基层省事了，家属也满意了，但这笔钱是由那个本来没有法律责任、同时又更希望恢复正常生活的人所承担的。和稀泥最不正义的地方，就是他把不讲道理的人制造的成本转嫁给更讲理的人。
第三个恶果是当法律和正式程序无法给出公正裁决时，互联网就会接管裁判权。桃花潭停车的游客被打，最初是双方各付医药费，上网以后就变成了三人被拘留、五名干部被追责；棋牌室的老板如果不是生在网络时代，那一万九赔了也就赔了。这样的案例看多了，所有人都会明白：证据交给警察还不如交给网友，法律写在诉状里还不如做成一分钟的短视频。于是每个普通人都被训练成自己案件的舆情操盘手，出门带录音，吵架要录像，报警以后赶紧写小作文，法律不懂没关系，热搜标题一定要起好。
第四个恶果，也是最大的危害：这个社会永远无法形成清晰的规则。法院判决至少会说明事实是什么、证据是什么、法律怎么适用。即使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公开判决也能告诉后来者类似事情的责任边界大致在哪里。但是调解协议不是判例，很多时候是不公开的，也不会约束下一个案件。今天有人在你店门口去世你出一万九，明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家店，大家还是要从十万元开始重新讨价还价。每一起纠纷都从零开始，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处理一件事从来不是根据法律，而是看谁更能闹、谁更能熬、谁背后有人、谁更会利用舆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一直无法从人治社会走向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
基层治理的破局之道
Speaker 3: 那么这时可能有人要说了：你们这些人只会提出问题，从来不说解决方案。据说有不少官员看我的节目，那么我就来讲一讲我认为应该如何改变基层和稀泥的问题。
首先，调解必须允许失败。法治社会不是保证每一个人都满意。有人证据不足，有人诉求没有法律依据，有些人就是不肯接受现实。政府能做的是给他一个依法做出的答复，告诉他还可以走什么程序，而不是因为他不满意就无限重启谈判，直到另一个人让步。一个制度如果没有能力对无理诉求说“不”，它最后就一定会被最难缠的人绑架。
第二，基层的考核必须允许一个依法处理的案件有后续。有人投诉不等于民警办错了，有人上访也不等于基层没有解决问题，事情上了热搜更不应该自动推翻此前依法做出的结论。真正应该考核的是事实有没有查清、程序是否合法、决定是否有依据，而不是当事人有没有终于闭嘴。
虽然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看起来已经把查明事实、合法、公正、自愿、及时写进了调解条款，但问题是如果上面的考核和问责逻辑不变，下面就一定会选择最快能够息事宁人、压制舆论和堵嘴的方式来处理纠纷。
中国基层治理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太喜欢调解，调解本身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调解经常被用来替代责任认定，用堵嘴来代替问题的解决。一个社会不能把没有声音当成没有问题。真正的结案不是当事人终于不闹了，而是事实得到确认，责任有了边界，权利有了出口。下一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不需要再从哭闹、堵门和上热搜开始维权。
一个只能通过制造麻烦才能解决问题的社会，最后不会减少麻烦，它只会不断生产更懂得怎么制造麻烦的人。
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老周，横眉冷对，我们下期再见，感谢观看！订阅的时候请务必同时打开小铃铛，这样我更新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