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慢”与国内的“忙”

雨白: 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地生活。我是雨白。前段时间我去欧洲旅行，有一个画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一家餐厅门口，我站了很久，没有人来招呼我，甚至很多服务员经过都对我视而不见。后来当地的朋友解释说，这很正常，因为领位是领位员的工作，其他人有自己的职责。

我发现那边很多人真的是只做自己职责内的部分，不会随时待命，也不会处在一种“眼里有活”的状态。那一刻我有一点恍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这不才应该是正常的工作状态吗？可回到国内之后，这种恍惚很快就消失了。手机消息不停地响，外卖要抓紧时间吃，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很容易被冲淡。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明明技术在进步，工具越来越高效，我们却没有因此变得更轻松，反而越来越忙、越来越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句话，说很多生意本质上赚的是人们疲惫的钱。外卖、即时满足的服务、效率工具，某种程度上好像都是在赚我们疲惫的钱。

所以这一期节目，我想和小酒馆的老朋友温一飞老师好好聊聊这个话题，看我们能不能从经济史、从生产力和工作方式变迁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普遍的疲惫。

温一飞: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刚才说的在德国体验了那样的服务之后，当时的状态是觉得有点烦吗？

雨白: 一开始会有点烦，第一反应是想发贴吐槽。但后来我意识到这确实是当地人的常态。到旅程后半段，我也融入了那个节奏：睡到自然醒，去看个展，和闺蜜吃个饭，从十二点吃到下午三四点，然后再回家遛狗、看电视。

回到中国之后，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节奏冲击。在欧洲时我觉得中国餐饮业效率高、服务好，回去一定不给差评。结果回来一周后，点外卖发现少了配菜，第一反应还是想投诉。

技术进步与劳动强度的悖论

温一飞: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情况。实际上，历次工业革命——不论是蒸汽机、电力，还是互联网信息时代——在技术大跨越的时代，劳动强度往往是最大的。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大规模的“血汗工厂”里工人完全没有福利。到了二战前后，从福特时代到七十年代，生产力虽然进步没那么快，但福利急剧增加，劳动时间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个区间内逐渐完善。

结果到了八十年代，信息革命、计算机主导的技术进步来临，劳动强度再次回升。最近一些年，从 2015 年到现在，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长增长了一个月，相当于多了二十多个工作日。技术越强，反而劳动强度更大。

雨白: 一开始说机器可以替代人干枯燥的工作，结果人的工作时长反而更长了。这种势头在 AI 时代似乎也有重现的趋势，大家变得更卷了。

温一飞: 很多人担心 AI 会导致大规模失业，但在我看来，你会有更多的事干，你会更忙。整件事情会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总需求尚未满足的阶段。老板的欲望会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上升。以前五千字的文章需要三天，有了 AI，老板可能会要求你一天做三篇。

更地狱的是，技术提高加强了对劳动的监管手段。以前在纸笔时代你摸个鱼很难被发现，互联网时代有了各种监测工具。接下来的 AI 时代，老板会用 AI 监视你的工作。比如你偷懒了五分钟，AI 会告诉你不要再偷懒了。

雨白: 这和以前的血汗工厂有什么区别？

温一飞: 劳动机会和强度不只跟生产力工具相关，更跟生产关系相关。我们的八小时工作制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天然福利，而是当时为了应对无产阶级运动，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如果你的工资福利不好，工人运动就很容易掀起来。现在的工业化管理随着生产力进步是越来越容易的。

算法时代的“监工”与异化

雨白: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有些家长给学生写作业放一个豆包在旁边，如果孩子走神，豆包就会提醒。家长觉得是好帮手，但上班时如果有个人这样盯着你怎么办？

温一飞: 这一定会发生。在中国， AI 的逻辑往往先从 B 端开始。企业愿意付费提升劳动效率，而 AI 可以通过量化和拆分来更好地管理你。比如开会后 AI 会总结谁的表现突出，谁的贡献少，进而做绩效分析。

这时候你的工作量可能会翻几倍。以前一件事需要 20 人的团队，现在一个员工带一些便宜的 AI 工具就能做，老板马上会把这个账算过来。

雨白: 这听起来我们好像把老板塑造成了反派。但站在老板角度，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为什么大家不能集体放慢脚步，像欧洲那样？

温一飞: 这需要一种高于市场的调节力量。德国总理前几天来中国，看完后回去演讲说每周工作四天是不行的。如果你这样做，产业就会被蚕食。

我理解那些让员工 996 的企业，这完全是经济账。如果一个员工工资两万，双休每月干 174 小时；如果活多，再招一个人总成本（含社保）可能要五万七。但如果让一个人 996，给他双倍加班费，总成本只有三万五。老板宁可给双倍加班费让现有团队加班，也不想招新员工，因为还省下了培训、福利和管理成本。

雨白: 很多大厂提供十点后打车报销的福利，其实也是经济账。让核心员工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给公司带来的收益远高于保姆和司机的成本。但这不也是在把人彻底工具化吗？

温一飞: 不把人彻底工具化的企业，竞争不过那些工具化程度高的企业。这就是技术进步且不加过多干预的自然结果。你需要制度上的变革，比如政府对居民幸福度的考核，来阻止这些事情发生。

结构性失业与“县城婆罗门”

雨白: 我们如此斩钉截铁地说 AI 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但结构性失业正在发生。

温一飞: “如果你一个人失业，你晚上睡不着；如果一亿人同时失业，你就放心睡。”中国在处理这方面很有经验，即产业集聚与财政转移支付。

在国外，AI 出来后产生了一些“无效人口”——既没有生产力也无消费力的人。但在中国，我们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形成两个出口：一是泛体制内的工资和养老金，二是当地的城建基建项目。

这就形成了网上热议的“县城婆罗门”现象。县城没有产业，所有产业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和政府的项目。所有人其实都在喝这两个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只是离水管近的人喝得多一点。

雨白: 所以从经济学研究者角度，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危机是短暂且必要的？

温一飞: 只要生产力进步，人类创造的总财富是上升的，人均分到的财富总量也是更多的。只是分配机制决定了受益者愿不愿意分出来。

现在全球特别是中美有明显的双轨制趋势：与 AI 和新生产力相关的一波人，和与其无关的一波人。像马斯克相关的概念和传统产业，定价逻辑完全不一样。美国硅谷相关区域和非相关区域的工资增速鸿沟巨大，中国以后在薪酬待遇上也会出现这样的鸿沟。

大政委时代与年轻人的迷茫

雨白: 现在的年轻人仿佛有一种整体的“泛抑郁”状态，觉得努力没有回报，很多战略性共识都在消解。

温一飞: 人一旦选择多了，反而更重。当你拥有百分之百的自由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百分之百的后果。人是喜欢被指导的，所以现在玄学大行其道，大家希望确定的建议告诉自己适合什么行业、运势如何。

年轻人焦虑是因为还有无限可能性，随着年纪变大，选择会不断收窄。我跑不过博尔特，我不会焦虑，因为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你会焦虑是因为你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做得更好。

雨白: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虽然信息唾手可得，但没有人能基于个人背景帮他做规划，所以容易陷入迷茫。

温一飞: 我的体验是，AI 更新迭代太快，个人的积累往往没那么有效率。你现在什么也不学，哪天突然想学了，学一个礼拜掌握的工具可能跟一直在学的人是一样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最终在 AI 时代能保留下来的东西，是我们的生命体验。你比别人强的地方，不是工具使用能力，而是你有更多主观的生命体验能与 AI 结合。

疲惫背后的“财富再分配”

雨白: 为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休息？很多人把自己一生的积蓄砸下去开一个根本不赚钱的餐饮店，仿佛无法接受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温一飞: 餐饮加盟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你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靠运气赚的钱会靠“实力”亏回去，流到加盟方或供应商手里。我一直半开玩笑说要鼓励富二代创业，让他们猛猛炫富、猛猛创业，创造更多岗位，亏掉的钱就流入了大家手里。

雨白: 这种分析逻辑从来不关心个人死活，只看整体效用。

温一飞: 儒家文化圈特别适配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有机会就迅速膨胀。但我们现在的增长目标到底是为了更多的增长，还是为了人去更好地生活？

二零二四年下半年开始，决策层意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发消费券、生育补贴，还是提振消费，都是在尝试解答：发展是为了什么？只有到了生产力充沛、产能过剩的阶段，我们才有资格思考这个问题。

雨白: 这种担忧和焦虑其实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一亿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不是你个人能解决的了。

温一飞: 给个小建议：不要在疲惫和低血糖的时候做决策。人的同理心和理智在血糖低时会被极度压缩。

雨白: 没错，不要在深夜且饥饿的时候回想自己没赶上浪潮，不如睡个好觉。

把这些结构性原因看明白，也许就能把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卸下一点点。努力本身不能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可以更加努力”的资格。如果努力到最后只是让自己越来越累，那我们需要停下来问一问：这样的努力究竟是在成全生活，还是在吞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