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爱尔兰总部的特殊地位与创业氛围

主持人： 我们尽量保持正常聊天一样，一会忘记录制就行了。稍微介绍一下老冒，你是2013年出来创业的，之前在微软工作了多久？

老冒： 在微软工作了五年。在爱尔兰待了两年，在美国待了三年。

主持人： 我们刚才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打工的风险其实很高的。你在微软其实经历过一次整个团队的裁员？

老冒： 对，那是微软历史上的第一次裁员，整个Team都被裁掉了。这其实是一个超级好玩的故事，不仅仅是裁员的故事。我今天还穿了当时团队的衣服，这件衣服是微软的Swag（Swag: 公司赠送的品牌周边纪念品，如T恤、背包等），上面有微软的四叶草标志。

我们当时的团队叫 GPDE（Global Product Development Europe: 微软全球产品开发欧洲部）。这个团队成立的原因是微软在欧洲的业务很大，那是2006、2007年左右，欧盟如日中天的时候。微软在爱尔兰的总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策略性的税务中心。很多美国公司都在爱尔兰设立总部，一般称为 EMEA HQ（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Headquarters: 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总部）。整个大EMEA地区的收入都放在爱尔兰，这就是为什么爱尔兰税收收入这么高。像Microsoft、Apple，几乎所有大的美国公司HQ（Headquarters: 总部）当时都放在爱尔兰。

但是欧盟当时对微软有意见，认为你在欧洲有这么大的业务收入，却没有真正的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发）放在欧洲。当时在欧洲主要是Sales（销售）、Marketing（市场）和Support（支持），顶多有点 Localization（Localization: 本地化，指将产品调整以适应特定语言和文化）。为了符合欧盟的要求，微软成立了 GPDE 这个部门，表示我们不仅在这边卖东西，也真的想在这边做研发。

主持人： 所以 GPDE 就是一个小微软？

老冒： 对，它是一个迷你微软。因为 GPDE 不是做一个特定的产品，而是几乎所有微软的主线产品——从 Windows 到 Office 再到 Windows Live——都有一点点是在 GPDE 这个组织里面做的。这相当于微软的主线产品每一点都有一些欧盟的基因。

我们当时的老板也比较有趣，他不是典型的微软人，他是微软收购的一家创业公司的 Boss。所以他有非常强的创业基因。我觉得他可能是我在微软遇到的最好的老板之一。他个人的 Background（背景）也超级强（Super Strong）。我们后来才知道，Google 的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在 Stanford（斯坦福大学）做学生 Project 的时候，那个组除了他们俩，还有负责 Storage（Storage: 存储技术）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我的老板 Dan。

硅谷老兵与内部创新项目

老冒： Dan 和 Larry Page 他们是老兄弟，都是 Stanford 那个计算机系（CS）的。当时网上甚至有说法说 Google 想请的 First hire（第一位员工）就是我的 Boss。但实际上那时候请不到，因为我 Boss 比他们创业更早。他当时成立了一个叫 X-Degree 的公司，他的 Vision（愿景）是做一个非常先进的分布式存储系统。他想用 Linux 系统为基础，构建一个廉价的分布式网络存储系统，来取代企业那种昂贵的 SAN（Storage Area Network: 存储区域网络）。这个愿景今天看起来对得一塌糊涂，但在当时要把这个做成企业级产品比较困难。

正好微软那时候准备做 Vista，Bill Gates 有一个重要的 Vision 是做一个新的 File System（文件系统），这和 Dan 的想法有巨大的 Match（契合），所以微软就收购了他的公司。Dan 就这样进了微软，后来又被派到欧洲负责 GPDE。

因为老板的风格，我们当时整个团队就像一个创业团队一样。所以我刚加入微软的时候，看到网上说微软官僚、有人浮于事的问题，我觉得都是扯淡，在我们那个团队压根不存在。老板非常 Open，同事们都特别厉害，让你觉得有一种自豪感，每天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一年相当于是一个蜜月期。

在那个期间，我 Propose（Propose: 提议/发起）了一个想法。那时候 3G（3rd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在欧洲已经普及了，但美国还很落后。当时普遍存在一个“数据焦虑”的问题，因为流量（Data）很贵，而且在移动运营商的账单是不透明的。用户不知道用了多少数据，是不是在漫游。特别是欧盟，一不小心就漫游到另一个国家，漫游费巨高。

我当时提议做一个手机上的 App，能帮你记录每一个应用究竟是在用什么数据（WiFi 还是 3G），以及是否在漫游。这样用户的手机就可以实时看到哪个 App 用了多少流量和钱。这个功能在今天的 iPhone 上很普遍，但在 2007 年是非常新鲜的。那时候 iPhone 刚出，还在用 2.5G/GPRS 网络。

主持人：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实用。

老冒：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原型，我给它起名叫“Shen”（中文“省”的拼音）。这个东西后来还申请了一个专利，至今还是微软的专利。不管是 WiFi 流量计算还是分享，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个专利。

因为是创业公司出身的风格，我们直接拿着原型飞到 Redmond（微软美国总部）去 Pitch（Pitch: 推销/路演）。没想到在微软内部还真能找到 Sponsor（Sponsor: 赞助人/支持者），这个项目居然落地了。Windows Mobile 当时的一个 VP 看了 Demo 后评价特别高，说：“这是我见过唯一的 iPhone 根本没有的酷东西，我必须要有它。”

于是我们在内部成功立项，有了自己的 Code，有了自己的 Cost Center（Cost Center: 成本中心，指企业中仅产生费用而不直接产生收入的部门）代码。我们那一年的 Budget（预算）是 300 万美元（3 Million）。

主持人： 300 万美元在当时算很多了？

老冒： 对一个创业公司的种子轮来说很多，但在微软内部，这笔钱看起来多，实际上很多都花在 Office Rental（Office Rental: 办公室租金）这种内部结算上。而且有趣的是，人的 Headcount（人员编制）预算是不算在里面的，是另算的。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小 Team，自己招人。这时候我意识到一个大公司的问题。我本能地觉得这个项目是我创建的，我是这个项目的老大。但在公司的架构里，我只是“代管”这个项目。因为 Headcount 有一个空缺的 Head 位置是“To be hired”（待招聘）。我招来的 PM（产品经理）和 Engineer（工程师）在级别上都是我的 Peer（同级）。我找老板理论，老板意味深长地笑说：“这就是你的目标。”但在大公司里，只要没有正式任命，所有人都是你的 Peer，你需要向一个还不存在的 Manager 汇报。

遭遇微软历史首次裁员

老冒： 尽管如此，大家做这个创新项目还是很开心的。直到消息传来，说微软即将进行一次大裁员。那是 2009 年左右。

在爱尔兰的一个 Bank Holiday（Bank Holiday: 公共假日）之前，老板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他说：“我刚刚跟我们的 President 谈过了，We everybody's safe（我们所有人都是安全的），我们不会被波及。”我们都很开心，我就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早晨，我们本来 Schedule（安排）了一个跟 Redmond 以及项目 Sponsor 的汇报会议。结果一到办公室，发现 Calendar 上的 Meeting Cancelled（会议取消）了。我们的 PM 开玩笑说：“会议取消通常意味着我们都被 Fired（解雇）了。”我们当时都当个笑话听，毕竟上周老板才说我们是安全的。

结果下午，我们所有人真的收到一个新的 Meeting Request，发起人是 HR。PM 说：“你看我说对了吧。”

会议宣布，裁员波及到了我们，整个 Team 都被 Hit 了。我去找老板问：“上周不是说我们整个 Organization（组织）都 Safe 吗？”老板说：“Organization 是 Safe 的，但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 Cost Center 了。”

主持人： 因为你独立出来了，反而不在保护伞下了？

老冒： 对。我们这个项目是 Pitch 出来的，有了新的 Sponsor，成立了新的架构。这时候你就变成了“两边都不是亲儿子”。对原来的 VP 来说，如果要牺牲名额，保嫡系还是保这个新长出来的？对那个 Sponsor 来说，他也有裁员指标，是砍自己部门还是砍这个可有可无的实验性项目？我们几乎是一个 Obvious choice（显而易见的选择）。

老板跟我说了一句让我感触很深的话：“在大公司里面，我们所有人都以为自己的职业很 Safe，但实际上 Risk（风险）是最大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被牺牲掉了，而且原因你都不知道。”

我们被牺牲掉不是因为干活不积极，也不是因为项目没用，反而是因为我们最创新、最出跳，拿到了独立的预算。但在大公司的逻辑层，高层只关心 Cut 掉多少百分比的 Number（数字）。作为打工人，你拥有 Zero Information（零信息），这比创业的风险更不可控。创业时你知道账上没钱了，你可以选择冒险或止损，但在大公司你无法判断。

欧洲的“带薪休假”与签证危机

老冒： 不过，这次裁员虽然听起来很 Bad，实际上却给我带来了在微软最幸福的半年时间。

你能想象吗？在微软拿着正常的工资，但没有任何工作，也没有 Boss。这得益于欧盟的劳动法。在欧盟裁员不像美国那样给张机票就让你走人。在爱尔兰，首先要有 30 天的“冷静期”来收集 Feedback（反馈），这一个月工资照发。加上微软给的一个 Buffer（缓冲）时间，允许你在内部找工作。

更重要的是，我当时持有爱尔兰的一种特殊 Green Card Permit（绿卡许可），这是爱尔兰政府为了吸引高科技人才设立的。政府要求拿这种签证的人不能轻易被裁。再加上我是外来移民，有一系列的政治保护伞。

这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在美国，USCIS（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会限定你很短的时间调整身份，否则就得离境。但在欧洲，我反而进入了一个受保护的状态。

对于我团队里那些欧洲本地人，他们甚至很 Happy。因为爱尔兰税收很高（超过 50%），如果被裁员，拿到的 Severance Package（Severance Package: 离职补偿金）很多是 Tax Free（免税）的。算下来相当于不用工作就能拿一年的钱，所以很多人拿了钱就开心地走了。

团队散了，就剩下我一个人。HR 跟我聊，觉得把我裁掉太麻烦，不如让我先“待着”。于是我就在那边过了几个月完全自由的生活。当时有一幅漫画形容得特别贴切：一群人在欢呼“I did nothing but still get paid”（我什么都没做但依然拿工资）。

主持人： 后来你在微软又工作了多久？

老冒： 我后来转到了 Redmond（微软美国总部），待了三年。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拿绿卡。

到了总部之后，我才看到了真正的微软，传说中的大公司病全是真的。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是 Immigration（移民）。我是 L-1 签证（L-1: 跨国公司内部调职签证）过来的，比 H-1B（H-1B: 美国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限制更多，完全不能换雇主。唯一的办法就是等绿卡。

微软帮我办绿卡的时候又搞错了 Category（类别），导致我的排期被推后。加上微软刚裁员，绿卡申请必须暂停一段时间（因为要证明没有美国人能做这份工作）。当我等到下一个 Window（窗口期）时，发现律师又把材料写错了。

那时我感到非常 Desperate（绝望），感觉 Stuck（被困）在这里了。我想创业，想辞职，但没有身份。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叫 EB-1A（Employment-Based Immigration: First Preference A: 杰出人才移民）的类别。微软 Default（默认）只给办 EB-2 或 EB-3，不会主动帮你弄 EB-1。

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我可能符合 EB-1A。于是我自己 Self-petition（个人申请），还加了 Premium Processing（加急处理）。结果 7 天时间，绿卡就 Approved（批准）了。

拿到 Approval 的那个星期，我就跟老板说：“Bye-bye，我不干了。”甚至没等 485（I-485: 身份调整申请/拿绿卡最后一步），因为 EB-1A 不需要雇主支持，我已经自由了。

擦肩而过的比特币财富

老冒： 说回 2009 年在爱尔兰“带薪休假”的那半年。那时我闲得无聊，干了两件事：一是到处旅游，二就是挖矿——Bitcoin（比特币）。

那是 2009 年六七月份，比特币刚出来不久。我办公室里有一堆 Server（服务器），那是我们项目剩下的资产，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设备。我就把它们利用起来跑比特币节点。

主持人： 你算过那时候挖的币如果留到现在值多少钱吗？

老冒： 肯定是 100 Million（一亿美元）以上的级别。那时候非常早期，我也没把它当回事，甚至觉得这东西没有任何价值。我觉得那些说比特币能解决货币问题的人都是不懂技术或金融的。

当我从爱尔兰搬到美国时，那些 Server 都是公司的资产，带不走。我也没有 Backup（备份），直接把所有机器清空（Format）交给 IT 部门了。那些币全部都没了。

后来比特币涨到十几块钱的时候，我想创业缺钱，疯狂地想找回那些数据，但根本找不到。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找到了，我也肯定在十几块钱的时候就卖了。就像你说你后来用显卡挖矿，也是几毛钱就卖了一样。人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结语

老冒： 那段时间我还写了一篇 Think Week Paper（Think Week: 比尔·盖茨发起的“思考周”，鼓励员工撰写关于未来趋势的论文）。我写的是关于 Enterprise Social Computing（企业社交计算），讲如何把 Office 变成企业社交平台。这篇文章后来拿了 Best Paper，也让我顺利转岗到了 Microsoft Research（微软研究院）的 Social Computing 组。

这所有的经历——从内部创业被裁，到闲暇时接触分布式系统和比特币，再到后来的研究院经历——其实都串联起来了。我现在做 Blockchain（区块链）和 AI 的结合，觉得这是非常完美的点。区块链给了个人对抗审查、对抗大公司的利器，而 AI 给了每个人掌握这个利器的知识。这就是我现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