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从克伦威尔时代看现代民主的危机

谢谢大家参加这个系列节目，能够一期一期地跟下来并感受到其重要性，实属不易。今天是我们《马基雅维里时刻》读书会的第四期。从书籍本身的结构来看，我们已经推进到了倒数第二部分。这本书的叙事从佛罗伦萨历史，到英国历史，再到美国建国史。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英国历史的深水区。

上次我们谈到，英国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历经了漫长的时间。其中一个关键节点是克伦威尔时期，他处死了英国国王，建立了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存续时间不长，很快就经历了王朝复辟，之后才是光荣革命。今天我们不细讲王朝复辟的具体过程，那部分将结合“十九条提案”在下期讨论。本期我们将聚焦于克伦威尔护国公时期引出的一个核心话题。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讲透，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为何克伦威尔的共和国最终失败并导致了王朝复辟。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国转型、美国乃至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危机都有着极其直接的关联。因此，本期内容可以看作是对前面所讲内容的一次提炼，希望能把它的重要性阐释清楚。

洛克的核心论述：以产权为基石的社会契约

通常我们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是洛克。今天，当我们谈论民主制时，也普遍认为商业自由主义与民主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民主之所以可行，似乎总是与商业和自由主义紧密相连。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也将英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认为其天然带有商业特征，与旧有的封建土地关系截然不同。在英国思想史上，洛克与霍布斯等同时代思想家的争论，也确实与产权制度和自由主义商业密切相关。

过去我们总认为这种关联是理所当然的，但今天我们将探讨，这种关联虽然深刻，其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洛克关于自由主义和宪政共和制的基本论述。他的核心观点是将产权制度置于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个体自愿放弃部分自由，将其交给政府以换取社会秩序和权利保护的理论）的核心。在洛克的《政府论》中，他论证了人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与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无休止的征战不同，洛克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合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核心自然权利便是财产权。他主张，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其劳动所得理应归自己所有。

既然如此，人类为何还需要政府，而不是维持无政府状态呢？洛克认为，政府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于其保护人的自然权利的能力。因此，我们结成政府的几乎唯一原因，就是要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这与霍布斯的观点——政府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避免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形成了对比。

基于此，限制政府权力变得至关重要。政府的权力必须有一个边界，那就是不能侵犯公民的产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既能保护我们财产权，又自身权力受限的“有限政府”。这便是洛克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长期以来，这套理论一直被视为现代共和制的根基，尤其是因为它与美国革命的紧密关联，更让我们深信现代共和制就是建立在洛克的政治哲学之上。

对洛克的反思：产权为核心的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然而，《马基雅维里时刻》这本书对洛克的历史地位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描述。作者波考克（J.G.A. Pocock）指出，洛克在共和制的思想传统中“既被高估，也被误解”。我们之所以高估他，是因为将他视为此前所有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和英国革命的阐释者。但波考克认为，洛克实际上是一个“异类”，他与同时代的哈林顿、霍布斯等政治思想家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对立面。真正能代表英国革命气质的，是哈林顿等人，而洛克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家。

当然，洛克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抓住了关键的时代精神。但我们最好不要将他的观点视为普遍原则，因为他的理论掩盖了许多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方面。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思考题开始：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完全以产权作为核心来构建国家，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公共利益的缺位。例如服兵役，在古典时代，这被视为一种荣誉。但今天，比如在台湾，兵役招不满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服役会打断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断一年工作可能意味着前功尽弃。韩国的偶像明星想方设法逃避兵役也是同理。当个人产权和职业发展成为核心时，它与公共利益之间便产生了矛盾。

另一个例子是国家忠诚度。现在美国的MAGA群体普遍反对中国，认为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虽然被视为特朗普的“造王者”（kingmaker），他的特斯拉却有超过50%的产能在中国。当马斯克以其个人产权为中心时，他对美国这个国家是否还拥有真正的忠诚？这显然是一个问题。他的个人产权利益在美中关系上的立场，与共和党保守派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使他成为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个“亲中派”。

此外，一个以产权为中心的共和制，必然会面临无产者地位的问题。在19世纪的伦敦，一个生活条件极差的工人，甚至没有选举权，这样的共和制与他何干？一个贫苦阶级的女性要到20世纪才有选举权，这个制度与她的生活更是毫无关系。这些都是以产权为核心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国王的反制：恩庇制、星空法庭与独立性的丧失

为了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让我们回到17世纪的英国。自《大宪章》之后，英国逐渐形成了议会和法院。国王虽然拥有自己的内阁，但仍需面对议会和法院的制衡。那么，作为一个国王，有哪些手段可以反制这些机构呢？

方法有很多，比如安插亲信。国王可以任命自己的亲戚或支持者进入议会和法院，就像现代一些领导人任命保守派大法官一样。当时英国国王的做法更为直接。他不满已有的议会（贵族院和平民院），就自己另设一个叫“咨议会”的机构；他不喜欢现有的法庭，就自己开设一个叫“星空法庭”的法庭。星空法庭的名字来源于国王王宫天花板上的星空图案，显得颇为浪漫，但其本质是君主绕开司法独立的工具。

在这些自己设立的机构中，国王也运用了权衡之术。例如，咨议会的40名议员中，除了少数主教和贵族，剩下的大部分是平民，以此来限制贵族主导的上议院。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手段，就是恩庇制（Patronage: 指当权者利用职位、恩惠等手段来赏赐或控制其支持者的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王将行政系统内所有职位都安插上自己的亲信，从而完全掌控行政权。这正是后来议会提出的“十九条提案”中，大量条款要求内阁任命必须由议会通过所要反制的核心问题。

这种恩庇制并非古代独有。今天，无论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任命被认为是亲信的大法官而引发争议，还是特朗普内阁中充斥着他的律师、金主和忠诚者，都体现了恩庇制的延续。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难以根除？

首先，从行政效率的角度看，任何领导者都倾向于任命“用得顺手”的人。其次，这是一种政治酬庸。许多人在争议事件中支持你，就是期望未来能在你的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这种激励机制是行政权运转的重要部分。

公民美德的基石：经济独立为何如此重要？

恩庇制最大的问题在于，被任命者服务的对象是授予他权力的总统或国王，而不是人民的利益。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人，我们才相信他能为人民服务？答案是：具有独立性的人。

如果你在经济或权力上依赖于他人，你就必须为那个人的利益服务，而无法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会怀疑那些与领导人关系密切的官员无法做到公正。

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一些现代政治制度甚至保留了看似前现代的设计。例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州议员年薪仅100美元，德克萨斯州的州议员年薪也只有7200美元。这种“非职业政客”制度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不依赖政治职位获取经济利益，他才可能真正独立于个人私利和政党利益，为公共利益服务。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其弊端：议员只能是兼职，影响立法质量；只有家境优渥的人才有条件参政，导致低收入群体无法被代表；议员虽然没有政治利益，但可能会利用立法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尽管如此，独立性依然是共和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必须独立于行政领袖，独立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我们才相信你能真正为民众发声。

回到马基雅维里的视角，政治制度的核心任务就是对抗衰败与腐化。在当时的英国，人们普遍不相信一个由国王支付薪水的官员能够成为一个好公民。因为一旦你从国王那里拿钱，你就不再忠于选民，而很可能为国王服务。同样，我们也不相信一个大企业老板能成为好公民，因为他有自己的商业利益要维护。

相反，那些不拿政府钱、也不拿企业钱的人，如非政府组织（NGO）成员、学者、公民记者，被认为是典型的好公民。因为他们与各种利益切割得最彻底，能够独立地为公共利益发声。

这就让我们开始理解洛克思想的深层逻辑：他之所以将产权作为现代共和制的基础，是因为他认为，只有一个人能够在经济上获得完整财产，他才能取得独立性。经济独立是公民美德的基础。 如果你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就必然依附于他人，也就无法拥有公民美德。因此，当时英国共和制思想的核心，就是必须让公民在经济上不依附于国王，才能发展出真正的公民美德。

这种思想逐渐演变成了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现代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自主决定，不受他人限制。而这种自主，被认为与经济上的自足紧密相连。

洛克之外的道路：菲尔默的父权制与哈林顿的农业共和理想

尽管经济自足与个人自主的关联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但在洛克所处的时代，还存在许多其他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罗伯特·菲尔默（Robert Filmer）在《父权制》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秩序不应建立在个人自主之上，而应建立在权威与秩序之上。他将人类的自然状态追溯到亚当与其后裔的关系，认为社会结构与父权结构是同构的，民众服从君王就如同子女服从父亲一样自然。这种等级制与权威是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另一种更为主流的思想来自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大洋国》中，他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共和国。这本书的英文名是 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其中的 commonwealth（直译为“公共财富”或“公共利益”，在政治语境中常指“共和国”或“联邦”）一词至关重要。

哈林顿与洛克一样，认为经济权利与共和制密切相关，且财产不平等是政治腐败的根源。但他与洛克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关键不是抽象的产权，而是财产的平等。他主张，即使拥有产权，巨大的财产不平等依然会形成依附关系。

在当时的半农业社会背景下，哈林顿认为土地分配至关重要。他提倡限制大地主拥有的土地上限，并通过继承、转让等机制实现土地的再分配，从而壮大自耕农这一中产阶级。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和制愿景有一个巨大优势：农业的经济利益具有强烈的地方性。一个在某个郡拥有土地的人，其利益与该郡深度绑定，这使得地方选举能够真实地反映地方利益，并自然形成地方民兵组织来保卫家园。这种从地方到中央的同心圆结构，构成了一个稳固的代议制体系。

商业社会的冲击：公债与股份制如何瓦解传统共和

然而，随着商业股份制公司（如东印度公司）和国家公债的出现，一切都改变了。国王不再需要费力地向全国征税来发动战争，只需发行公债即可。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取决于其发行公债和从殖民地掠夺财富的能力。

这套新的财政体系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利益格局。土地在社会总财富中的地位变得次要。更重要的是，商业和公债都具有跨地域的特征，这使得地方的“commonwealth”变得模糊不清。例如，上海的利益不仅是上海人的利益，更是全国乃至全球商业网络的利益。这种跨地域的利益网络，反而会强化中央权力，因为国王可以绕过地方领主，直接与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巨头合作获取财政支持。

哈林顿所设想的、通过相对平均的土地分配来实现财产平衡的理想，在商业社会中被彻底打破。贫富差距不再仅仅由土地多寡决定，金融资本家与普通民众的财富差距被拉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权利的脱节：现代商业社会对公民美德的侵蚀

这一转变导致了传统共和制中军事、财产和政治权利的同构关系彻底瓦解。在农业社会，一个地方的乡绅拥有最大的土地（财产权），在地方长老会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政治权利），并在保卫村庄时出钱出人最多（军事权利），三者是统一的。

但在商业社会中，这三者完全脱节。常备军的财政来源于公债体系，其任务是对外扩张或对内镇压，与地方的政治和财产权利毫无关系。士兵参军不再是为了保卫家园和获取政治地位，而仅仅是为了领取薪饷。这导致公民参军意愿下降，军队逐渐由社会最底层的赤贫者构成，同时也增加了军人政变的风险。

激进的补救方案：平等派与掘地派的尝试

面对商业社会带来的新问题，当时英国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激进补救方案。

一种是平等派（Levellers）。他们认为既然财产权的平等已不可能，就应该超越财产权，直接追求政治权利的平等。他们主张“人民主权”，即无论财产多寡，人人都应拥有选举权、参政权、宗教自由，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们由城市中财产不多的新教徒组成，为捍卫在新共和国中的平等政治权利而战。

另一种是掘地派（Diggers）。他们更进一步，认为财产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因此，他们主张建立土地公有制，彻底废除贵族和大地主阶层，才能带来真正良好的政治秩序。这可以看作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抽象权利为何无法保障公民生活？

平等派的方案听起来很美好，也与现代许多国家的理念相符。但它的问题在于，它提供的是一种抽象的平等。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这其实是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 指免于外部强制和干涉的自由）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指实现自我潜能、参与公共治理的自由）之间的矛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等都属于消极自由。然而，一个富人可以聘请天价律师团，而穷人只能依赖公共辩护人，这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个亿万富翁和一名蓝领工人虽然都只有一张选票，但他们影响政治的能力天差地别。

更重要的是，这种抽象的平等无法解决公民美德的根源问题——经济自足与个人自主。一个在996雇佣关系中挣扎求生、背负债务的城市雇员，根本无法感受到经济自足和自主，自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公民生活。在现代代议制政治中，国家政策（如移民、税收）往往与个体生活产生强烈冲击，而个体却无力影响决策。你选出的议员，其行为逻辑更多地是遵循政党意志而非地区利益。这种无力感使得抽象的公民权利显得空洞。

新教伦理的兴起：从公共美德到个人救赎

与洛克的政治观点同时兴起的，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新教伦理。这种伦理，尤其是加尔文宗的“绝对拣选论”，将商业成功视为被上帝拣选的标志。它颠覆了过去宗教中轻视商业、崇尚清修的传统。

在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思想加持下，“自利”被视为一种美德。一个面包师烤出最好的面包，不是出于利他，而是出于自利，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公共利益。这种思想与洛克的小政府、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完美契合，强调政府不应干涉经济，只需保护产权，让个人诚实自利地经营即可。

然而，这种伦理有一个关键特征：它将个人的经济自主直接关联到了个人的宗教救赎。这里的美德不再是参与公共事务的世俗美德，而是一种神圣美德。你不需要成为政治家，只要做一个好商人，就是一个好基督徒。因此，新教伦理从起点上就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去公共化”色彩。这套体系在19世纪中叶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在欧洲引发了大规模的革命浪潮。

卢梭的反击：以“公共意志”对抗不平等

面对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困境，卢梭提出了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平等，而不平等的起源正是私有产权。洛克眼中人类合作的基础，在卢梭看来是人类灾难的开端。

因此，卢梭主张，共和制的根基是社会平等。我们之所以需要社会契约，不是为了保护私有产权，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实现平等。这个政府必须遏制商品社会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包括遏制大商人财富、限制跨国资本、打击政治游说和贿赂。

卢梭理论的核心是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他认为，个体加入社会，是出于一种厌恶不平等、追求平等的共同愿望。这个“公共意志”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纪律和铁腕手段来维护平等。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的威权政府将大企业国有化、驱逐外资，或者以反腐为名进行政治清洗，都可以在卢梭的思想中找到影子。

这种民粹主义政策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它迎合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心理。民众憎恨那些拥有特权的人，甚至超过了憎恨造成普遍贫困的制度本身。

历史的裁决：辉格党的演变与洛克思想在英国的式微

在英国，洛克思想的继承者是辉格党，他们强调小政府、大议会、产权保护和金融商业。在光荣革命后，辉格党一度取得巨大优势，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崛起达到顶峰。然而，到19世纪，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等问题爆发，辉格党面临选择：是继续代表金融大贵族（New Money），还是迎合新兴的中产阶级。

辉格党选择了后者，并最终演变为自由党，主张扩大选举权、废奴、工厂改革等。但在这条道路上，代表社会主义倾向的工党最终超越了自由党。而最保守的托利党（保皇党）则演变为保守党，至今仍是英国政坛的主要力量。洛克这一派别的政治力量，在英国本土反而沦为了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这显示出金融商业对传统共和制的巨大冲击。

现代共和的困境：难以国家化的常备军

军队是现代共和制面临的另一个巨大困境。古典共和主义者极力反对常备军，因为常备军依附于国家财政和行政首脑，容易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然而，现代国家几乎不可能摆脱常备军。

军队事务的紧急性决定了其指挥权必须高度集中于行政首脑，而非效率低下的议会。同时，行政权也发展出一整套控制军队的方法，如文官治军、军种分离等，使得军队政变越来越难。但这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如果一个政党长期执政，行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会日益紧密。一旦选举失利，执政者就可能动用军队来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导致民主制度崩溃。

因此，“军队国家化”成为一个核心议题，但在实践中，军队“行政权化”的趋势却难以遏制。只有在稳定的政党轮替下，军队才可能与任何一届政府保持距离，实现国家化。孟加拉国是一个有趣的特例，其军队之所以在政治危机中保持中立，是因为其军费大部分来自联合国维和任务，经济上不依附于本国政府。

核心冲突：劳动价值论与交换价值论的世界观对立

今天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劳动价值论与交换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是劳动价值论的典型代表，认为价值由劳动创造。洛克的思想则是一个从劳动价值论向交换价值论过渡的节点：他承认劳动的首要性，但认为财富最好以货币形式储存和保护，这就进入了交换的领域。到了亚当·斯密，则完全是交换价值论的天下。

劳动价值论与古典共和制和公民美德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工会、社群主义、地方自治、公有制企业（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公司）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观。信奉这套理论的人，也倾向于福利主义、社会正义、限制跨国资本和强调本土主义。

而交换价值论则主导着现代商业社会。金融家、科技巨头、虚拟货币社群等，他们相信价值产生于交换、供需和市场认可，而非劳动本身。这套体系也更容易与官商勾结的寻租行为相结合。

有趣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教条的国家，本应倾向于劳动价值论，但其实际经济运作却是一个彻底的、官商结合的交换价值论模式。它鼓励全球化的超大企业，却缺乏福利、地方自治和工会，公民美德更无从谈起。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不平等程度极高，公民社会也极其薄弱。

结语：交换价值主导下共和政体的危机

在现代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或许已经过时，无法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然而，在构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时，我们又必须回归劳动价值论所强调的社群、地方和共同体。

历史地看，洛克和辉格党那套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末就已危机四伏，并最终导致了一战和二战的爆发。二战后，世界在废墟上重建，一度以福利主义和社会正义为导向。直到1970年代，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洛克的思想才再度复兴。但这套体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再次宣告破产。

今天我们所处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右翼化、本土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正是劳动价值论对交换价值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巨大反弹。这背后，是一个深刻的共和制危机：一个完全由交换价值论主导的世界，已经无法维持其内部共和政体的健康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