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场上的中国面孔：马卡龙的困境与乌军志愿者的崛起

上期节目中，我们采访了一位在俄乌战争中为俄罗斯军队作战的中国公民马卡龙。他的近况是，在一次运送伤员的途中遭遇轰炸，受了轻伤，目前正在后方医院治疗，他的合同将于五月到期。节目播出后，马卡龙告诉我们，国内有警察联系了他，表达了试图提供帮助的意愿。马卡龙在训练营时期就曾希望退出，但未能如愿，因此之后的参战违背了他的个人意愿。中国政府不鼓励公民前往双方战场参战，但许多人希望政府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马卡龙退役和回国期间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将继续关注他的命运。

此外，上期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关于在乌克兰的中国人的线索。此前，我从媒体了解到，在乌克兰国际军团（Ukrainian International Legion: 乌克兰武装部队下属的外国志愿作战部队）中，唯一一位公开身份的中国公民名叫彭晨亮，他已于2024年11月阵亡。但目前我能核实身份的、在乌军一线作战的中国公民不止一位，他们的理念和经历也各不相同。我将尽可能在本期节目中真实呈现他们的声音。

我目前能接触到的最早前往乌克兰作战的中国公民名叫高山。他曾服役于法国外籍军团（French Foreign Legion: 法国陆军的一个精英步兵军团，主要由外国公民组成），在2022年夏天带着自己的机枪抵达乌克兰。

不同的参战动机：历史、人道与反抗

高山分享了他的经历。有美国人跑过来问他：“你们中国不是支持俄罗斯吗？你为什么在这里？”高山回答说：“俄罗斯历史上侵占了中国很多领土，比如蒙古、海参崴等。后来中国为了邦交不再追究，但这些事是真实存在的。现在俄罗斯又去侵略别的国家，这不合理。”当被问及官方对中俄友好的普遍强调，他带着机枪去乌克兰战场是否有一种反差时，高山表示：“幸好官方也没有真正支持我。但这什么事都不能改变我是个中国人的事实。”高山在他的机枪上贴着中国国旗。

我接触的另一位正在乌军服役的中国公民，也在胸前佩戴着中国国旗。他此刻正在110旅无人机系统营服役，这位名叫天下未功的下士，同样自称爱国者，但强调他参战与中国历史无关，他说：“爱就是爱，和丝绸没有关系。”当问及具体动机时，他发来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天下未功参战的原因：2024年7月，他在新闻中看到，俄罗斯两枚导弹击中了基辅的儿童肿瘤医院，导致许多孩子和医生护士死亡。此后，他决定前往乌克兰，用自己的工程师经验服务于他们的无人机部队。他认为自己胸前佩戴国旗，是象征中国人的人道主义。

与前两位不同，2024年7月加入乌克兰国际军团的中国籍士兵彭晨亮，于当年11月4日执行步兵任务时阵亡。他是云南红河人，但在预录的遗嘱中，他要求披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台湾地区的旗帜）。他曾立下遗嘱：“如果哪一天我有不测，请把我的照片和我的国旗放在曾圣光的旁边。”曾圣光是台湾人，也是乌克兰战场上阵亡的第一位东亚军人。彭晨亮视他为偶像，他手中所持的旗帜就是曾圣光带到战场的。

彭晨亮的选择与他的经历有关。2023年7月29日，他因寻衅滋事罪（Crime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中国法律中一项常用于压制异见的罪名）在云南被逮捕。作案工具是一台灰色手机，他曾用它发布了64条推特，其中一条讽刺了网络寻衅滋事犯罪。彭晨亮在推特中表达了对云南当地警察执法方式的不满，也批评了一些政治人物，包括普京。公安在提醒他时曾说：“普京是不允许的，是违反的。”因为他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条“畜生普京”的言论。从他的推特来看，涉及普京的应该是这条评论，这是彭晨亮看到乌克兰抽烟士兵被处决的新闻后发表的。

他的战友整理遗物时，找到了判决书，并截取部分发给了我。法庭认为，彭晨亮在境外平台辱骂他人，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危及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彭晨亮的推特基本上没有任何转发和评论，但判决认定他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彭晨亮被羁押半年后，律师建议他做精神鉴定，争取早日出狱。此后，他被判处7个月刑期。2024年2月25日刑满出狱后，彭晨亮持护照尝试出境，未受到限制，于4月进入乌克兰。当年7月，他持中国护照进入乌克兰国际军团无人机部队。

彭晨亮、高山、天下未功这三位为乌克兰作战的士兵，动机不同，政治理念也有差异，但有一点高度相似：他们都强烈拒绝“雇佣兵”的说法，而认为自己是志愿兵。高山在海外一家大公司工作，天下未功是前工程师，彭晨亮之前是无人机老师。他们都认为经济因素不是他们参战的主要动机。这也是彭晨亮的台湾队友潘文洋接受采访的原因之一，他不能忍受朋友被称为雇佣兵。潘文洋说：“如果这样说，我弟兄的死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了。”他对此感到愤怒。他认识的这些战友，像阿提在台湾工作，一个月可以赚六七万台币。潘文洋自己也出身富裕家庭，不缺钱。他说：“不缺钱的人到那个地方，你就不要说我们是为了什么钱而来，那就是各自的信念问题。”但他同时指出，并非所有想去乌克兰参战的中国人都理想主义，任何战争中都不乏想挣钱、投机或体验战争的人，只是他们抵达双方战场的难易程度大相径庭。

战场现实与装备差异：马卡龙与彭晨亮的对比

我们可以拿马卡龙和彭晨亮的经历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一线战斗的月工资，马卡龙大约是15000卢布，彭晨亮大约是25000格里夫纳。马卡龙持旅行签证到俄罗斯，彭晨亮是从波兰去乌克兰，需要申根签证和购买保险。入伍程序审核，马卡龙没有；而彭晨亮需要四个部门审核，时长大约两个月，并且有英文要求。马卡龙在《俄罗斯战场》发布的内容可以在国内社交媒体发布，而彭晨亮以及我采访的其他乌克兰军中的中国公民均在国内社交媒体隐匿身份。

从这些对比可以看出，前往乌克兰作战的现实更为艰难。外国士兵通常需要自备装备，这在俄乌双方战场上都很常见。马卡龙曾抱怨俄军的装备太差，他宁愿用自己的装备，因为俄军配发的头盔看起来像“塔利班”，而他用自己的装备看起来像“美军士兵”。马卡龙从俄军那里得到了一些“好东西”：两块纯铁板的防弹插板，刚从上面拔下来的，有点沉。马卡龙和彭晨亮都用自己的钱买了装备，区别是彭晨亮用上了，而马卡龙的装备被俄军没收了。他向指挥官投诉后，被关进了地牢。之后，军队将他安排到突击队的最前线。他被配发了一把1948年生产的枪和两块生锈的铁板。他回忆说：“我运气好，没有爆炸，然后中了两次枪。还好，我运气好，然后进入小树林，无人机又来了。我挨了很多炸弹，我意识到因为平原上到处都是弹壳和尸体，我意识到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必须往前走，否则就会死。”

在平坦的战线上进攻乌克兰，无论如何移动，使用飞行或攀爬技能，敌人都能看到你。因此，必须有足够的部队，至少两到三倍的人数，然后尝试攻击下一个点，这样伤亡无疑会很高。这不是一场在你国家发生的战争。但首先，你面临的是一场生死之战。其次，你面对的这群人与你没有个人恩怨。你会挣扎吗？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是主要敌人。作为主要敌人，你必须被打败。就这么简单。如果你想打败某人，你必须被打败。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死亡。昨晚，一次猛烈的攻击击中了地面。双方伤亡惨重。有些细节我无法描述，很血腥。

俄罗斯人口众多，有200万现役和预备役军人，乌克兰只有几十万。这能一样吗？俄罗斯拥有空中优势、火炮优势和人数优势。而乌克兰方面，无人机很多，但无人机只能骚扰和防守，实际作用是有效减缓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速度。你看巴赫穆特（Bakhmut: 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一个城市，俄乌战争中长期激战的焦点）打了一年，巴赫穆特的第二个城市叫恰西富亚尔（Chasiv Yar: 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一个城市，靠近巴赫穆特，是俄乌战争中的战略要地），现在马上一年了。你说打一个城市也就间隔十几公里，打一个小城市要打一年，而且要伤亡好几万人，三万人左右，伤亡不全是死亡，这代价也挺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俄军宣告攻占巴赫穆特一年多之后，马卡龙还在这里，因为乌克兰人不肯放弃这个城市。彭晨亮阵亡的地方，就在距离巴赫穆特十几公里之外的恰西富亚尔。2022年高山在这里防守，2024年彭晨亮和潘文洋还在这里防守。马卡龙在聊天时，感觉整个俄军的指挥系统包括装备都很糟糕。他的枪很烂，很糟糕，但其实没有太大用处。他说：“我们那个守卫的地方大概一个月也没有交火一两次，但是每天都会有炮击和无人机。”

当炸弹落下时，它会在你面前爆炸。你会看到一个黑色的物体，像一个球，但速度非常快，然后它落下。然后会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火焰会直接将地上的落叶烧起来，大约七八米高。当炸弹落下时，会发出非常尖锐的声音。如果它从你头顶飞过，它会这样飞过你。但当它即将炸到你时，它会发出非常尖锐的声音。当你听到时，你基本上就知道你已经被锁定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岛屿被占领，如果你去寻找树木或土地被铺开的地方，你就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如果你降落在平坦的地面上，遇到如此密集的炮火，你就会死于炮火。

战友之情与“炮灰”的抉择

从军事实力看，俄罗斯在全球排名第二，而乌克兰排在第二十名之后。战争开始之前，俄罗斯有现役军人90万，乌克兰20万。俄罗斯有预备役军人200万，乌克兰90万。例如，电子侦察车和火炮水平，俄罗斯都高于乌克兰。乌克兰这边的侦察车很少，无人机或那边的信号，乌克兰这边很难捕捉。外界得到的印象是，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是乌克兰持续的动力，而俄罗斯这边则消耗严重。但战场上的伤亡主要由炮击和火力造成。

潘文洋的台湾战友曾圣光牺牲了。曾圣光就是那个在乌克兰阵亡的台湾士兵。潘文洋说：“我们两个人就挨着床，我们天天吃喝，躲在一块儿。”这是25岁的台湾士兵曾圣光试图在战场上驾驶一辆俄国坦克。这辆坦克看起来是苏联时期的T-62（T-62: 苏联时期生产的一种主战坦克）。俄军坦克在战场上损失严重，就将不少库存武器翻新后重新投入战争，但它们仍能造成致命伤害。曾圣光有五年在台湾陆军服役的经验。他写道：“老实说，我没有把握每次都能那么幸运。晚上睡觉睡到一半，听到炮声都会怕，永远都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直接打在你呆的房子。”潘文洋描述：“两三公里上去，发现对面的热成像目标，然后进行一个迅速的炮击，比如一分钟打六到八发，然后圣光就这么死了。这种事也经常发生，因为我们都不知道炮弹从哪里打来的。”

所以，即使是像高山这样在多个战争区域有过作战经验的人，在这样的战场上，也觉得自己是炮灰（Cannon Fodder: 指在战争中被视为可牺牲的士兵，通常用于描述大规模伤亡的步兵）。高山说：“步兵都没有意义，我们唯一的意义就是……我把我们西城叫天坑，这个坑的概念是1000多公里的战线，都是由双方的坑道和工事组成的。我们就是填其中的几百米的一个坑。填完之后，如果对方进攻，我们要么报到，要么去阻拦。我们阻拦不了，我们就撤退。这就是填坑的一个原理。”双方都认为步兵在这样的战场中几乎是非常残酷的，像炮灰一样被牺牲的角色。为什么还要这样消耗呢？因为这条一千多公里的战线必须有人去守着，没人守就会被攻过来，形成包围，影响其他地方。

我采访双方战士时，他们都自称炮灰，区别在于选择。马卡龙没有选择。他从训练营时期就想离开，却被告知合同将自动续约，直到战争胜利为止。此后，他被强制送进了突击队。他想脱离时，一位翻译告诉他可以通过行贿离开，骗走了他5万人民币。马卡龙说：“我必须告诉你们，这里不是那些想赚钱或体验战争的人来的地方。没有退路。去突击队，进攻突击队。”他知道直接去突击队的基地，甚至面对死亡，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他说：“我甚至要向父母磕头，说我错了。但我必须说，只有这种行动才能完全实现我所谓的想法。”他提到，他们掩体附近有一家汉堡店，一个卖小吃或热狗的小摊，那里的人们正在受苦。那些没有做这些事的人，他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精神。他们用两枚火箭炸毁了那个地方，人们死了，这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许多学习政治的人，需要谈论正义与和平。但你必须去前线与“魔鬼”对话。如果我们要谈论，我们需要一些人，他们能真正拿起武器去前线。即使你不进攻，至少你可以防守那个地方，不要让他再次推进。

2024年10月15日，潘文洋所在的第二营决定在恰西富亚尔反攻。此时，彭晨亮请求撤回与潘文洋并肩作战。这意味着他将从无人机操作员转为突击队队员。同样在无人机部队服役的天下未功，发给我这些视频。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为什么尊敬彭晨亮的原因，因为无人机操作员最清楚步兵是何等脆弱。

潘文洋说：“我立刻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我能理解，和家人一起去打仗，比和一群朋友一起去打仗更有趣。这让我感觉更安心。”彭晨亮想加入潘文洋的队伍，想和潘文洋、阿提组成一个中国人的队伍，因为他认为那是一个亮点。在乌克兰，他们都是外国人。

语言障碍与跨文化情谊

在异国作战，语言是双方士兵最大的障碍。马卡龙告诉我，他是俄军联队中唯一的外国士兵，所以只能依靠手机翻译软件与他的上级和同僚沟通。这也是为什么他被关进地牢后，俄方仍然允许他使用手机。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调动到一个可以讲中文或讲英文的地方。他说：“没人会在乎一个士兵，尤其是一个外国士兵。他们怕这个外国士兵滑变或者逃跑，或者是出卖情报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在大陆长大的高山，在军团最亲密的战友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原住民曾圣光。我问高山：“在你去乌克兰之前，你曾经想象过你会和一个台湾人成为战友吗？”高山说：“没有，不可能，怎么会想象得到？”高山带了中国国旗，曾圣光带了青天白日旗（中华民国国旗: 台湾地区的旗帜）。我问他们各自如何处理。高山说曾圣光把旗挂在床头了，而他自己收起来了。当问及为什么不以一种对峙的方式挂出来时，高山说：“我首先我那个旗比较小，我那边没它那个大，它那个真大。你是觉得就是挂出来这个声威不够是吧？”高山说：“对。”

高山印象最深的一个片段，是他和曾圣光在佩洛西访问台湾时，两人正在战壕里躲避防空警报。高山问曾圣光：“曾曾，你看新闻了吗？佩洛西（Nancy Pelosi: 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再过一个小时就降落台湾了。你说这两边会不会打起来啊？都是中国人，合并的。”曾圣光的态度是，他不希望打起来，但一旦打起来，他肯定要回台湾。高山说，一旦打起来，他也肯定要回中国。那次讨论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高山说：“不影响，不影响。我们那时候吃的还不太好，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去研究怎么样出去搞点吃的。”高山和曾圣光在战壕里做了两碗面，加了一点辣酱，两个人分着吃了。高山把他带的筷子也分送给了几位日本战友。他说他不喜欢日本人在战场时，曾拒绝穿日本捐赠的军服。

然而，高山说，与他在法国外籍军团经历过的所有战争相比，俄乌战争的残酷性是空前的。但他也感受到了同样强度的凝聚力。一些流浪狗经常和他们一起躲炮弹，在列队时，士兵会给狗在队伍中留出位置。高山曾拍了一张照片，在战壕中，他搭了一个雨棚，和曾圣光一起躲雨。就是这么一个瞬间，让我想起上期节目中的一个细节：马卡龙在俄军作战时，总是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听着枪炮声，偶尔跟老鼠说话。战争的恐怖和人性的需求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在生死的边缘，有没有人可以信任，有没有人可以依靠，甚至死亡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告别？

2022年秋天，高山的父亲去世，他返回中国。但不久之后，他得知曾圣光阵亡的消息，重返乌克兰。他第二次带了很多东西和装备去捐赠给他们。他去和曾圣光的母亲谈论曾圣光的理念。他告诉曾圣光的母亲，他们最后一次对话时，曾圣光每天都很疲惫和寒冷，装备也不多。那次事件后，他很快就牺牲了。曾圣光是第一位在乌克兰阵亡的东亚士兵。乌克兰为他和他的家人举行了葬礼。彭晨亮不认识曾圣光，但他转发了曾圣光去世的消息，并写道：“兄弟，一路走好。”

录制自己的视频遗嘱时，彭晨亮手持的，就是曾圣光床头那面旗帜。他请求调去突击队时，对潘文洋说，不论做什么，副射手、精确射手、步兵都可以。这意味着，他只是想和自己的朋友生死与共。这个申请被批准了，但彭晨亮必须先完成任务才能调离。然后，他就在完成任务时牺牲了。潘文洋听到后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因为如果我没有邀请他到第二营，他会活下来吗？他是一名无人机操作员，但他却说：‘别担心，我知道你的机枪很重，所以我来帮你背子弹。’”潘文洋曾想过，他会和大陆的年轻人建立如此深厚的友谊吗？他说：“我的关系其实很特别。当他在利沃夫时，我说：‘如果你有时间，来我家，我给你包饺子。’那种感觉是什么？你会想到乌克兰的食物，都是白人的食物。你会突然想到你妈妈给你包的饺子。这是一种爱。所以他们是我的兄弟。他们是我的家人。”潘文洋认为，现在两岸的这种形势下，有时候大家谈起一些理念也会有对峙的感觉。他说：“政治不是我们决定的，政治是由领袖决定的。领袖决定怎么做，下面的人才会有冲突。领袖只要不要闹，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

彭晨亮的最后任务与牺牲

彭晨亮在调离之后仍然要出任务，是因为前线的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从地图上可以看出，红色区域是俄战区，灰色区域是双方交战区。10月份，俄方一直在快速推进。到10月21日左右，红色的方块出现了，这意味着俄军已经绕到敌人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人离敌人最近。彭晨亮的队友告诉我，他当时在前线的火力区执行观察任务。只有一名22岁的英国队友与他同行，同样是无人机操作员。

这是一个自愿任务，彭晨亮可以选择不去。他曾反复斟酌，对朋友阿提说，理性告诉他不要去，但他最终还是去了。潘文洋说：“我知道他去之前其实也挺挣扎的。他非常挣扎，因为他们说在国际军团的死亡率，我必须讲，高达30%，那是很高的一件事。”潘文洋认为：“他读过书，彭晨亮也读过书。有人比他更勇敢，我不相信。”10月27日，彭晨亮出发了。他的队友向我提供了这张观察图。我核实了这张图。从地图上看，这里写着“俄罗斯第9独立摩托化步兵团”。它属于俄罗斯前线的机械化部队，是最前沿，执行观测任务。这是与敌人接触最频繁的地方。他的队友告诉我，这个位置相对孤立，如果与敌人发生接触，可能没有人能够支援他们。彭晨亮实现了他初到乌克兰时许下的诺言：“最好在那里，确实。圣光兄弟是最好的，曾圣光战士是最好的，他已经把生命打在了这里，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想成为任何英雄，我只想默默地把事情做好就行了。”

任务只有四天，但就在这四天之内，前线的俄军活动频繁，撤离变得危险，任务只能延长。在乌克兰的冬天，彭晨亮和他的队友两个人，在前沿阵地驻扎了九天。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潘文洋说：“待两天三天四天，哪怕待四个小时以上，基本上就冻透了。你没有热源，哪怕你吃饱了，没有热源就没有抛火的东西啊，会非常难受。外面99%的世界都是非常枯燥的。这些换班，一个人两个小时，一个人四个小时，去掩体的一个小眼，去盯着对面，盯着中间的一个缓冲带。”有一天晚上，他们的电池冻没电了，没有热成像仪（Thermal Imager: 一种能探测物体热量并将其转化为可见图像的设备）了，结果所有人都没睡觉，所有人睁大双眼，竖起耳朵熬了一晚上。彭晨亮当时的处境远比高山所描述的更差。他的队友告诉我，彭晨亮执行监测任务时，没有夜视仪（Night Vision Device: 一种能在微弱光线下增强视觉的设备），也没有热成像仪。因为战局变化，他所在的联队，负责区域的前线观察哨突然从2个点增加到了6个点，装备不足。这意味着，在夜里，他们没有防御可言。

10月29日，潘文洋问候彭晨亮，没有回应。此时，潘文洋所在的突击队的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两天之后，他和朋友吴忠达的小队，负重数十公斤，进入森林。突击开始前十分钟，吴忠达告诉潘文洋，如果他死了，就把他的子弹和防弹衣留给队友。这是他的遗言。俄军的第一枚炮弹落下，距离潘文洋两米远。他能感觉到风，之后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只剩下尖锐的耳鸣。潘文洋回忆当时的感觉：“我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拍我的大腿、小腿和肩膀。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受伤或失去肢体，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确保我没事，而我的队友出了问题。炸弹在我们中间爆炸。炸弹从我们面前飞过，有一大块炸弹，一枚迫击炮弹，它正好从我身边飞过。如果我再晚一点，我就会死了。”

但吴忠达就没有那么幸运，最后迫击炮弹打到他的嘴巴，他的嘴唇被掀开了。高山告诉过我，一旦炮击开始，俄军会通知附近几十公里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形成包围，撤离极其困难。但潘文洋知道，交战区后方有一个埋过大型车辆的壕沟。他拉着受伤的队长和队员向那里撤退。就在这个时候，他几乎是用读唇语的方式，看到吴忠达对他说：“我不能动。”潘文洋说：“我们队长那时候想要去拉他，但一拉的时候，他的防弹背心下面，腰部那个位置，伤口就撕裂了，非常大非常大。这么大一个洞，你可想而知那个血会怎么渗出来。所以那时候队长讲，我说：‘我想帮他，我也无奈。’即使我帮了他，我拖二三十米，他也会死。因为那种开放性伤口是不可能的。当时炸弹爆炸时，全是灰烬，树叶散落一地。烟雾弥漫，你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只能撤退。我是一名狙击手，所以我必须拿着那个……我每次按两四键都要背着一挺重机枪。我必须掩护我受伤的队友。因为我们还没跑十米，一枚炸弹就落下来了，离我们两三米远。所以在那一阶段，我的大脑完全空白。我撤退到森林里，然后才开始有一点意识。在逃跑中，我完全空白。”我问他：“你是说你被炸之后，对他没有印象？”潘文洋说：“我只看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真的。”11月1日，吴忠达，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牺牲了。潘文洋所在的突击队20人死亡，10人重伤。

三天之后，彭晨亮的无线电台电池在完全耗尽前，接到了撤离命令。潘文洋说，彭晨亮没有热成像仪，也没有夜视镜，晚上撤退根本不可能，因为前线太黑，会成为敌军的活靶子。但是白天撤退，意味着完全暴露在敌人之下。曾经有类似经历的马卡龙，向我介绍过这种危险。他说：“大白天的时候我们往前去走，刚到这公路上就挨炸，就被袭击。我感觉这太愚蠢了，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就是在敌人的眼睛里边。敌人就是打明牌，就告诉你我要去打你，就这样你知道吧。”

通过坐标在军事地图上，我们可以大概还原当天彭晨亮撤离的路线。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他和队友被四名俄军伏击，在数十米的距离内进行火力覆盖，命中几率非常高。潘文洋对我说，在这种敌火之下撤离，必须要有火力掩护，确保敌军无法攻击，否则就是自杀和赌运气。我向彭晨亮的队友求证，他告诉我那天没有火力支援。潘文洋说：“老实说，我们的军事装备没那么好。我们没有任何装甲车、坦克或直升机。我们是一个步兵单位。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火力支援。那都是梦想。”为什么没有火力支援？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已向乌军和国际部队的士兵确认，国际部队缺乏重武器和装甲车。一位曾在乌克兰军队服役的西方军官告诉我，他的部队，无论在装备还是后勤方面，都相当不错。但国际军团则完全不同。高山向我解释，坦克和火炮需要长期训练和整合，并且需要掌握当地语言，需要长期训练。

可是国际兵团的流动性很大，通常只有6个月的合同，而且没有强制约束力。有的人会离开，就是说逃兵，就是放弃离开，大家很快就能理解。我问：“那你这个合同上面签署的这些日期什么的，它怎么执行？”潘文洋说：“没有具体日期，就是一个进入，只要你什么时候离开都可以。”潘文洋说：“我下一出事之后，我上午知道这个信息，我转天上午就走了。”乌克兰国际军团高流动性的结果，彭晨亮很了解。他曾在推特上转发过波兰装甲部队的视频，说：“作为轻步兵的我们哭死，希望军团能够拥有装甲单位。”所以，被俄军伏击的时候，他很清楚不会有炮火支援，他只能自己持枪而战。

当时发生了交火，彭晨亮的枪是AK-74U（AK-74U: 一种紧凑型突击步枪，是AK-74的短枪管版本），有30发子弹。按照潘文洋的经验，他应该交火拖延时间，呼叫友军支援。从地图看，这个十字路口距离最近的友军据点大约40米。但彭晨亮的队友向我确认，那天没有人救援他们。潘文洋说：“我不得不说，国际军团的指挥相当混乱。他们都说英语，但我们进入了一个L形死亡区（L-shaped Death Zone: 军事术语，指一种伏击阵地，敌人从两个方向形成L形火力覆盖，使目标难以逃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呼叫军队支援，其余的部队和士兵大多说西班牙语。谁会说西班牙语？所以指挥链造成了这种语言障碍，并将其与所谓的生命威胁联系起来。这就是我选择离开的原因。对他们来说，我很抱歉说那两个字，但事实上，他们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我问：“你是说‘炮灰’这两个字吗？”潘文洋说：“是的。但我不得不说，我不能有偏见。我知道在乌军的许多其他部队中，外国人受到高度尊重。他们的部队也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以非常高质量的方式训练他们，然后派他们执行任务。为什么？因为那些和我们说英语的人都死了。”

语言问题给俄乌战场双方都带来了很大压力。因为沟通困难，合作也困难。马卡龙在上一期节目中告诉我，他一开始甚至听不懂指挥官“下沉”的命令。在乌克兰军队中也存在问题。主要障碍存在于说英语的士兵和说西方语言的士兵之间。高山说双方无法沟通，合作困难。所以他的A队和E队最初分为英语和西方语言。但是，从他发给我的照片来看，到2023年，至少150位乌克兰国际军团的士兵阵亡。随着伤亡和离开，英语牌和西语牌常年都不能满员。那么到了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彭晨亮所在的连队已经是多语种混编。当他跟俄军交火的时候，大约在40米之外有一个友军的据点，但是据他的队友告诉我，当天并没有救援。

潘文洋说，在没有救援的情况下，彭晨亮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拔腿狂奔。所以很多人都说，他第一次任务，或者是他什么什么任务，然后死掉，他没有经验，这个观点是错的。潘文洋解释说：“今天的俄乌战争，它是一场全面战争，所有的战争，所有的战斗，它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就要执行，甚至它是处于一种临场自由发挥。它不像美军。我们有计划，我们有A、B、C、D计划。我们不能撤离海上，不能撤离空中，不能撤离陆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系统。还有所谓的三军协调。你知道他们的军队是如此强大。乌克兰不是。乌克兰没有那些东西。所以在这场冲突中，你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一种机会。”潘文洋回忆：“当我撤退时，几个乌克兰人掩护我。他们都牺牲了。没有他们，我无法离开那个位置。”我问：“为什么他们掩护你？”潘文洋说：“因为他们的防线是建立在那个位置，后来我们在往后撤的时候，他们一直挥手让我们过去。然后我们过去以后，他们没有撤离，他们还是守在那个地方。俄军就直接把他们的地方都给炸掉了。”我问：“当时情况来讲，他们知道你们是外籍兵团的吗？”潘文洋说：“知道，知道。他们真的为我们牺牲了。这是事实。因为这些乌克兰士兵，我才能活到今天。所以我仍然有理由帮助他们继续战斗。因为他们曾经救了我的命。他们用许多生命换取了一个。”

牺牲的意义与价值的思考

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俄乌双方的中国士兵都将自己的生死存亡视为概率。2024年11月4日上午，30岁的彭晨亮把他的生命交给了概率。他冲过了十字路口，跑向40米之外的友军据点。但这个十字路口的两所房子都有俄军，这段距离完全在他们火力覆盖的范围之内。他曾是中国的一名健身教练，经常跑步。在利沃夫之后，他每天跑8公里。当时，他尽力跑完了生命中最重要的40米。他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跑到军事基地，就在这所房子的入口处，他的头部被子弹击中。我收到了彭晨亮上级的官方回复，对他的死亡的军事调查正在进行中。这项调查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为彭晨亮的遗体仍在前线。在彭晨亮牺牲的当晚，11月4日，乌军失去了阵地。第二天，潘文洋给朋友的手机发了一条信息：“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离开了，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条信息。你是我在乌克兰遇到的最好的朋友之一。我非常想你。我也非常想你。我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

潘文洋在短时间内失去了他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如此痛苦。他说：“这就像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你所有的支持都被摧毁了。然后，因为他们不在了，你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会过上好日子。他们有善良的性格。他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所以我认为战争就是这样，把他们带走了。我无法释怀。”所以他想在这里告诉彭晨亮的父亲，如果他的父亲能看到这段视频，潘文洋说：“你的儿子真的是一个……我很抱歉我没能好好保护亮仔。我也不能把他带回给你。作为他的战友，我认识他很久了。我想说你的孩子善良正直。在人性的光辉下，我想说他坚韧不拔。所以如果有人想批评他，我想说他就是我的敌人。”

彭晨亮父亲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儿子的影响，他不能出境到乌克兰去取孩子的遗物处理后事。在给儿子朋友的信息中，他说：“我们这代人生活得不易，为了生存没得选。亮这代，可以心顺意走。她很单纯，心地善良，喜欢帮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太执着，到了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她母亲知道后，非常非常……我不能再说了。一个独生子女让我们操心太多。”

在彭晨亮的推特上，他曾转发过一段乌克兰人在街头送别逝者的视频，但没有悲伤的小符号来送别逝者。潘文洋说：“那些不去打仗的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你不必去那里。”潘文洋说：“我心里仍然有一个希望。我可以通过我激励更多的人。我用火点燃了蜡烛，让它燃烧。这样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能成为地上的鸟。”彭晨亮去世后，俄军在网上发布了他的照片，并在他身上画了一个红叉，称他为“纳粹古人”（Nacai Ancient Man: 俄罗斯军队在宣传中对乌克兰士兵或支持者的贬低性称呼）。这是俄军的做法。曾圣光去世后，他的日本战友发布了曾圣光的照片，说他们下辈子会是朋友。在这位士兵去世七天后，俄军也袭击了他。这位日本士兵是高山派去的。高山把它藏起来了。我问高山：“你看到它时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感到悲伤，尊重，心力交瘁。”我问他希望人们怎么理解他们。他说：“国际主义战士，为了心中正义的一方。”

我问高山：“你经历过多场战争，不同类型的、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域的，跟这场战争相比，你感受有什么不同吗？”他说：“这个战争太真实了，太残酷了，那实体都是一卡车一卡车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战线的不停崩溃，身边战友死的越来越多，这种信念会减弱，但不会消失。在乌克兰，也有很多厌战和反战的人。这是2024年，彭晨亮和一个乌克兰本地年轻人的合影。这个年轻人试图逃出乌克兰，他认为政府腐败，战争只是普京和泽林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 乌克兰现任总统）的事情，他不想为此送死。一年之后，彭晨亮阵亡，这张照片中间的人空了。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他不会选择像彭晨亮这样上战场，但他尊敬这个外国士兵。

我问高山：“那你对那些不想服兵役的普通平民，和你年龄相仿的人，你怎么看？”他说：“我不会责备他们，因为我完全可以理解有些人他们本身没有办法将生命托付给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军人的原因，因为军人他们是自愿从事这份保家卫国的职业。就整体而言，对乌克兰整体的国家战斗意志我还是非常敬佩和尊重他们。因为我们不能就是瞄定单一的个体，就整体来说他们的战斗意志还是非常强烈的，这点我是非常敬佩的。”

高山说：“乌克兰没有办法像美军那样打仗，因为它这个国家缺乏资源，它大部分能打到今天都是靠北约（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个跨大西洋军事联盟）和美国的援助，这毋庸置疑。但乌克兰这场战争，它比美国还值得敬佩的是什么？他们用民主的精神来表达自己。看看他们的牺牲，看看他们的精神。在这个时代，只有少数民族能做到这种精神。”

我在上一期采访马卡龙时，他发布了两名中国士兵刘杰和刘洪伟的死讯。我问他俄方是否有任何纪念仪式或颁奖仪式。他说没有。这就是他接受我采访的原因。他说，在这样的战争中，他随时都可能死去，而他的死将毫无意义。所以他选择说出真相。在乌克兰，彭晨亮阵亡后，按照他的意愿，他的朋友阿提把他和曾圣光、吴忠达的照片固定在一起，放在了阵亡军人的广场。曾圣光的母亲看到这张照片后，发了一条信息给他，说：“谢谢你，孩子。”

我想对马卡龙说，这就是一个正常国家和一个错误国家之间的区别。在俄罗斯，你不会有任何被正常对待的可能性。如果你死了，俄罗斯人不会纪念你。但在乌克兰是不一样的，你在乌克兰的行为会有人记住，会有人去给你纪念。所以我认为马卡龙说他自己是没有立场、没有价值观的，我希望如果他看到这个节目的话，我希望他能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价值观还是很重要的。

我采访时，俄乌战争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但结局很难预料。在我采访期间，加入110旅无人机部队的中国国际士兵告诉我：“他这个头像是独立广场缅怀烈士的时候拍的。”他说：“也许将来也会有人站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方式缅怀我。”而他的同事天下未功发给我这句话。彭晨亮生前和阿提去看利沃夫的阵亡军人广场时，曾经说，如果他阵亡的话，想长眠在乌克兰。我采访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女孩也来到了这个广场。她的名字叫苏菲，在欧洲一所大学读哲学博士。听到彭晨亮的故事之后，她到乌克兰来参军，当医疗官。

这个女生很有名，她车上其实带了一面美国国旗。看到她肩膀上面那个黑的青条旗，她应该是乌克兰人，就是在乌克兰的军队里边服役的人。带着美国国旗是一个不少见的现象，不能说常见，但是我都看到过很多乌克兰人、南非人、罗马尼亚人，包括彭晨亮都带着美国国旗，因为美国国旗的象征是为自由民主而战。可惜的是，现在这一届特朗普（Donald Trump: 美国前总统）的政府已经不再维护这样的价值观了。我认为他脑子里只有短期的利益，他完全没有想到整个世界秩序的维持是更加长远的。

在这场战争中，人们在做出不同的选择。高山对我说，他仍然能够感觉到强烈的吸引力，想要重回乌克兰战场，但是他不会再回去了。他说：“找我合适对象结婚吧，让我妈安心，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步骤。妈，等你这句话应该很多年了吧？其实我应该退役，退役之后就开始。但是我也比较特殊，我父亲去世，我才突然给姐姐叫我妈妈说，我人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生孩子，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在失去两位好朋友之后，潘文洋曾经说：“够了！”他在2024年年底回到台湾，在高雄大学继续他的学业。但我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写完了一本书，之后他就要重回乌克兰。这次不再去国际军团，而是直接加入乌军的部队战斗。潘文洋说：“人们可以忘记，但工作仍在，所以精神仍在。如果我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希望我的精神能成为别人的生命。但如果你此刻在战场上，你可能承受的压力甚至比以前更大。你这次怎么判断？”潘文洋说：“如果我要判断时间，那和商人没什么两样。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我问：“所以你不考虑？”潘文洋说：“我不考虑。我们以为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但我们却成了历史的燃料。但没有我们的燃料，历史就不会前进。它就不会有故事。”我问：“你会在最后的战斗中感到孤独吗？”潘文洋说：“我的灵魂不只代表一个人，而是我。我的灵魂也是我留下的。我想我最好的朋友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即使我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也能感受到同样的存在。只要我拿着枪，穿着军装，我能感觉到他们就在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