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大家深度解读的书叫做**《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 英国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所著，探讨人类社会如何通过交换和创新实现进步），副标题是“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在变糟呢？如果你每天都刷手机看新闻，你大概率会觉得这个世界快要完蛋了：经济周期下行、地缘冲突不断、气候危机逼近，更别提AI现在还要抢走我们的饭碗。

我自己看待近期的未来，其实就比十年前要悲观很多，从过去这几个月我在这个频道里分享的书里，你应该也能够感觉得到。但是现在我依然相信，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的话，人类社会大概率是螺旋上升（Spiral Ascent: 指事物发展并非直线，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向前）的。今天的世界比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都要好得多得多，而人类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只不过难免在一些时候，我们会正好处在这个螺旋向下的那些弧线里。我这种对于长期未来的乐观信心，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十年前读到的这本《理性乐观派》。它的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 英国科普作家，以其对进化、基因和经济学的独到见解而闻名）。这本书里的这种乐观不是鸡汤，而是用冷冰冰的数据和非常硬核的逻辑，把悲观主义打得满地找牙。比如说，他会用很多事实和数据撕碎那种过去的时代是田园牧歌的文艺幻想，他会告诉你，其实前现代世界根本就不是什么伊甸园，而是充满了暴力、饥饿、短寿命的地狱。真正把人类拉出野蛮的，正是被一些知识分子、文艺青年最鄙视的商业贸易；真正拯救森林的，是高科技的集约农业；而真正废除了奴隶制、解放人类的，其实正是那些极端环保主义者极度痛恨的煤炭和石油。悲观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不需要动脑的情绪姿态，而乐观必须建立在事实和逻辑之上，这就是书名所谓的理性乐观派（Rational Optimist: 指基于事实和逻辑，对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的人）。我是非常不喜欢那种无脑的正能量的，但是我非常赞赏这种理性的乐观。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人类社会一直趋于进步呢？答案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两个字：交换（Exchange: 商品、思想、服务等在不同个体或群体间的互通有无）。商品的交换、思想的交换，用马特·里德利的话来说，交换之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像是两性交配之于生物进化。而不同的发明在贸易的路线上相互交配，瞬间就产生了马车、蒸汽机、芯片创新。因为交换爆炸式的加速，而促成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穿越时空：揭露前现代的残酷真相

我们就首先来会一会悲观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情绪——怀旧。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是在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往往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乡愁，我们总是能在文学作品和自媒体上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感慨：过去的日子多好，简单宁静，有人情味，古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才是真正的生活。但是里德利说，这完全就是一种错觉。为了让读者切身感受一下古代人实际上有多惨，里德利带我们做了一个思想实验。他让读者坐上一台时光机，回到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心心念念的19世纪初年（Early 19th Century: 指1800年至1850年左右的时期，工业革命刚刚起步）。

我们假设现在你就走进了当时简·奥斯汀（Jane Austen: 英国著名小说家，作品多描写19世纪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生活）笔下那种英国乡村的一户农家。请注意，那时候英国农民是社会的中产阶层，是生活境况偏上的人家。映入你眼帘的第一幅画面似乎还挺温馨的：你看到那一家人围着炉火，父亲正坐在炉火旁大声朗读《圣经》。但是你很快就发现，那家的男主人时不时地要停下来剧烈地咳嗽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当时的建筑缺乏有效的排烟系统，那个屋子里满是非常呛人的柴火烟。里德利在书里引用了环境史学家的研究，他们发现这种室内空气污染的程度，相当于这个屋子里的每一个人每天都要抽两包烟。而这家的父亲因为长期的吸入烟尘，很可能在53岁的时候就会死于慢性支气管炎，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几年可以活了。那时候的人肺都普遍不好，呼吸道疾病是头号杀手。但更加让你崩溃的，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各种疼痛。你看到女主人正在捂着她的腮帮子，非常痛苦，因为她的牙坏了。在今天你下楼找一个牙科诊所，打一针麻药，20分钟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那个田园牧歌的1800年，对不起，没有牙医，没有麻药，所谓的治疗就是你去父亲的院子里找一个铁匠，用生锈的钳子硬生生地把牙给拔下来。类似的各种剧痛可能会伴随你的一生。

接下来你又发现在这家人里好像少了几个人。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1800年的家庭，那他们应该已经生了6到8个孩子，但是你只看到了三个。那其他人呢？他们都在后院的土堆里埋着呢。1800年，即使是在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英格兰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不到40岁，而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居然只有可怜的30岁，每两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到成年。古代所谓的多子多福，真相其实是非常残酷的——多子多死。下一幕，家里的那个大儿子给你倒了一杯水，你把水杯凑到嘴边，突然闻到了一股非常浓烈的奶牛味，注意不是牛奶的气味，是奶牛身上的那种味道，因为在那个时代人和牛都是在同一条溪流里取水和排泄的。接下来女主人请你留下来吃晚餐，她招待你的是一锅几乎没有任何滋味的牛肉炖洋葱，而肉质坚硬得像是鞋底。这家人平时的饮食除了稀粥和干瘪的水果，几乎没有其他选择。更让人绝望的是，一到天黑，全家人就只能在黑暗中发呆，因为牛油蜡烛实在是太贵了，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用于夜间阅读或者娱乐的照明工具。现在你还会觉得这种生活诗意吗？

那相比之下，我们今天这些现代人，哪怕是相对并不富裕的群体，也拥有着当时的世界首富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法国波旁王朝君主，以其奢华宫廷生活和绝对君权闻名）都无法想象的奢侈。当年路易十四每晚享用晚餐的时候，有498名仆人伺候他的饮食起居。但是假设你只是今天巴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还要挤地铁上下班，可是当你走进超市的时候，迎接你的食物的丰盛程度是会让路易十四惊掉下巴的。你可以在这家超市里买到新西兰的黄油、印度的香料、南美的咖啡、热带的菠萝。你想要去旅行吗？你只要买一张廉价机票，就能够飞到路易十四做梦都去不了的地方。你想听音乐吗？你不需要像路易十四那样养一个非常庞大的宫廷乐队，你只要点一下手机，那全世界最顶级的交响乐就会响在你的耳边。路易十四的那种富有是建立在剥削他人贫穷的基础之上的，而你我的这种富有是建立在全球化协作网络（Globalization Collaboration Network: 跨越国界的生产、贸易与知识共享体系）之上的一种共同富裕。

繁荣的本质：时间与专业化分工

里德利在书里写到这里，提了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才叫做繁荣（Prosperity: 经济上的富裕与兴盛）呢？我们过去总是习惯盯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GDP的增速，但是里德利提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洞见，他说繁荣的真正度量衡其实是时间（Time: 衡量事件持续性或间隔的维度）。繁荣就是你用同样的工作时间，能够换取多少商品和服务。经济增长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人类节省时间。在书里，里德利用人造光成本演变（Evolution of Artificial Light Cost: 指获取相同光照所需工作时间的显著下降）给我们算了一笔账：1800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你想要获得相当于今天一只灯泡照亮一个小时的光，你需要工作多久呢？答案是六个小时。你没有听错，你干了大半天的活，赚来的钱才够你在晚上点着那根昏暗的蜡烛看一个小时的书。而到了1880年，煤油灯出现了，这个时候为了获得同样光照的时间成本降到了白天工作15分钟的工作所得。再到了1950年，白炽灯普及了，这个成本降到了8秒。而今天呢，用LED灯来照明一小时的成本，你只需要工作0.5秒就能够赚到了。6小时对0.5秒，这是43200倍的差距，这就是繁荣。以前你需要花一整天去河边洗衣服、去井里取水、去山上砍柴生活，而现在自来水管、洗衣机、天然气都替你做掉了。机器和技术替我们包揽了生存的苦役，把人类的生命从单纯的活着解放成了真正的生活。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描述，今天无数人当然还是为了生活奔波，但确实已经与古人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繁荣的本质是节省时间，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到节省时间的？答案是专业化的分工与交换（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change: 个人或群体专注于特定生产环节，并通过交换满足彼此需求）。我们经常能在都市人里听到另外一种与怀旧同样流行的声音，那就是他们高度赞美自给自足，比如说我自己种菜、自己做衣服、自己盖房子、回归自然，这才是最高级的美德。但是在里德利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因为自给自足其实就是贫穷和匮乏的代名词。

驳斥自给自足的谬误：烤面包机计划

为了证明这一点，书里写了一个非常好玩又带点荒诞色彩的真实案例，这个案例可以叫做烤面包机计划（Toaster Project: 2009年托马斯·思韦茨尝试从零制造烤面包机的行为艺术实验）。2009年的时候，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一个年轻的设计系学生托马斯·思韦茨（Thomas Thwaites: 英国设计师，以其“烤面包机计划”等项目挑战现代工业生产链）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完全靠自己，从零开始，亲手制造一台最普通的烤面包机。他在英国的超市里买了一台最便宜的烤面包机作为参考，那台机器只要3.94英镑。他把这样一台只值几十块钱的机器拆开之后，整个人都傻眼了：这么一台低技术含量、看似非常简单的机器里，竟然包含着400多种错综复杂的零件，它由100多种不同的材料制成。为了遵守他自己定下的要从大自然获取原材料、从零开始的这个规则，思韦茨就开始了一场像行为艺术一样的旅程。

首先他要获取铁，因为英国现在已经没有仍然在商业开采的铁矿了，他就跑到了一个废弃的矿井里，自己挖了一手提箱的铁矿石，拖上火车运回伦敦。他本来想自己搞一个高炉，结果失败了，最后还是作弊了，用了一点成品的铁。第二步他要获取铜，用来做电线，最后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从矿石里提取出了一点点铜。第三步他要获取塑料，他本来想去英国石油公司（BP: 英国跨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弄一点原油来自己提炼，被人家拒绝了。最后他只能够妥协，用土豆淀粉做了一种非常粗糙、非常脆弱的生物塑料来代替。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给自足的实验，最终耗时九个月，花了将近2600美元。最终他做出来的那个烤面包机非常丑陋，像一坨融化的泥巴，而且连插上电能不能够用、会不会爆炸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你选择放弃自给自足，直接在街边的超市只要花4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秒杀它的产品。而这件事最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人知道怎么样从头到尾制造一台哪怕最最简单的烤面包机。那个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组装面包机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去钻探石油来提炼外壳的塑料吗？他当然不知道。那个在海上钻探石油的人，他知道怎么样去冶炼电线里的铜吗？他当然也不知道。这种知识是极度分散的。你花一个小时的工资就能够买到的廉价烤面包机背后，其实是全球数百万人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晶（Collective Wisdom and Labor: 指全球范围内无数人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创造的知识和价值）。矿工挖矿、石油工人钻井、卡车司机运输、超市理货员上架，这成千上万你不认识的人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你能用极低的成本在早上吃上一口酥脆的烤面包。正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自给自足，选择了专业化生产并与他人交换，我们才实现了共同的富裕。这就引出了我们这座人类文明大厦最底层的基石，也就是我们开篇就提到过的那个关键词——交换。

交换的深层动力：比较优势与思想交配

动物界也有互惠的行为，比如说这一次你帮我梳毛，下一次我帮你抓狮子。但这和我们人类才会的交换有着本质的区别。交换是我给你我手里的这一个东西，来换取你手里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东西。交换对于人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交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直接红利，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间接红利。它带来的直接红利就是经济学上非常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Comparative Advantage Principle: 经济学概念，指一方在生产某种商品或服务上的机会成本低于另一方）。假设原始人老王非常擅长做鱼钩，他做一个鱼钩只要三个小时，但他不太擅长抓鱼，抓一条鱼要四个小时。另外一个原始人老魏非常擅长抓鱼，抓条鱼只要一个小时，但他又很不擅长做鱼钩，做鱼钩要两个小时。如果他们各自自给自足，那么老王想吃到鱼得花七个小时，老魏得花三个小时。但是如果他们分工，然后进行交换，老王专门花六个小时做两个鱼钩，给老魏一个；老魏专门花两个小时抓两条鱼，给老王一条。那结果就变成老王只花了六个小时就吃到了鱼，他节省了一个小时；老魏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得到了鱼钩，也节省了一个小时。明明这两个人做事的效率都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居然两个人就都凭空多出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一个小时如果遍及整个社会，那会产生多么可观的价值？这就是分工和交换的数学魔法。

而一旦开始了这种物物交换，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间接红利就出现了，那就是思想的交换（Exchange of Ideas: 不同思想、知识、技术在个体或群体间的传播与融合）。我们前面说过里德利的比喻，他说交换之于人类文化的进化，就像性之于生物的进化一样，交换就像是思想在做爱。生物为什么要有有性繁殖呢？因为如果只有无性繁殖，那么突变出了一个拥有高效肺部的个体，和一个突变出拥有强壮腿部的个体，如果他们相互之间不结合，那就很难很难出现一个能在陆地上高效呼吸、又能够高效行走的完美的陆生动物。性就让不同的优秀基因得以重新组合，就极大地加速了生物的进化。文化也是这样的，一旦有了贸易和交换，那么发明了车轮的部落和发明了金属冶炼的部落，在他们的交易路线上相遇，他们的思想一“交配”，就能生出一种叫做马车的新事物。这就是人类的文化能够快速进化的底层逻辑，这也就是里德利说的集体大脑（Collective Brain: 指人类社会中，个体知识通过交流与协作形成的总和智慧）。集体大脑而不是个体的大脑，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这我们在**《智能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尤瓦尔·赫拉利所著，探讨人类如何通过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塑造历史）那本书也提到过。人类历史上的无数经验都证明，贸易和交换的规模越庞大，文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越是迅猛。

反过来，一旦某一个群体断网了，他们从这个巨大的贸易和交换网络里失联了，那么后果往往就是文化的停滞、技术的倒退。比如说大约在一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就把澳大利亚边上的一个海岛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 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岛屿州，其原住民曾因与大陆隔绝而技术倒退）和澳大利亚大陆彻底隔绝了。岛上的4000多名土著就被困在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里，而结果因为他们的人口基数太小，这样一个微型的集体大脑就变得非常脆弱。如果这个部落里唯一一个掌握了某种高级捕鱼技术的人，在没有教会徒弟之前就不小心掉下悬崖摔死了，那这项技术就永远失传了。结果呢，当17世纪欧洲人重新发现他们的时候，塔斯马尼亚人的技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他们失去了骨质工具，甚至丢失了缝制衣服的技术，在寒冷的冬天他们只能够几乎全裸，靠涂抹海豹油来御寒。对于人类文化来说，孤立就是死亡，自给自足就是技术退化。人类的智慧其实不是存储在个体的大脑内部的，而是存在于大脑之间的连接上，这就是为什么由交换塑造的这个网络是那么的重要。

交换塑造文明：农业、城市与国家权力

在交换和贸易的网络开始在古人类之间蔓延开来之后，思想的这种“交配”就不仅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它还直接催生了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两个基础设施——那就是农业和城市。传统的历史课本里一般会说，人类是先有了农业，有了剩余粮食，才养得起各种农副产业和手工业，有了这些生产剩余才有了贸易。我们一般是很熟悉这个路径的，是吧？但是里德利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也许我们正好把顺序给搞反了。其实是在远古时代早就已经存在的贸易网络，创造了对农业的需求，其实是反过来的，是贸易催生了农业革命（Trade-Driv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指早期贸易需求促使人类定居并发展农业以生产可交换的剩余粮食）。因为有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农业诞生前的几万年，那些四处游荡的狩猎采集者就已经在跨越几百公里频繁地交换黑曜石、贝壳这些商品了。当这些原始的倒爷们在各个部落间串联倒货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商业需求就出现了，那就是拿什么东西能够稳定地跟他们换取这些珍贵的奢侈品呢？有一个答案就是量产粮食。所以有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最早定居下来种地，一开始就是为了生产多余的粮食，好去换取那些来自远方的商品，像什么贝壳、木材等等。人类最早的农业也许根本就不是为了自给自足，一开始可能就是为了出口创汇。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城市也拔地而起了。很多人认为城市天然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是帝王将相发号施令的地方。这是里德利通过秘鲁沙漠里的古城卡拉尔（Caral: 位于秘鲁沙漠的古代城市，被认为是美洲最古老的城市文明之一）的考古证据，证明城市一开始可能纯粹就是为了贸易而存在的。卡拉尔这座古城里没有古物、没有陶器，甚至没有任何战争防御工事，但是它依然非常繁荣。内陆居民种棉花做成渔网，拿到这里和沿海的居民交换凤尾鱼，根本不需要皇帝的规划，互利的贸易自然会催生出城市。再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乌鲁克古城（Uruk: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古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那里挖出的最早的文字泥板写的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的英雄史诗，而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会计账目。会计学（Accounting: 记录、分类、汇总和报告经济交易的系统）才是文字真正的母亲，因为在充满陌生人的城市里，市场交易需要契约和记录。

历史反反复复证明了一个冷冰冰的规律：那就是商人和工匠通过分工和交换创造了繁荣，而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 指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拥有公共权力）负责挥霍和垄断它。古代的大帝国往往都是吞噬创新的寄生虫。比如宋朝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最有创新力的地方，但是到了明朝的时候，国家的集权能力大幅提升，把盐、铁、茶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国有化了，甚至禁止私人出海，造船技术也被彻底地封杀。反观同时代的欧洲，因为它的地形非常破碎，没有办法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反而成了创新的温床。如果你在法国受压迫，你可以跑去瑞士；如果在德国找不到投资，你可以去荷兰。欧洲的崛起就是因为它没有成为另外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从而就给那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贸易和思想交换留出了野蛮生长的空间。哪里有充分的贸易和自由的思想交换，哪里就有繁荣，这是一个历史铁律。

交换升华道德：信任与利他

不过听到这里，很多爱怀旧的人可能还是会说，我承认贸易和交换确实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繁荣，但是你总得承认商业是冷酷的、自私的吧？它会让人情变得淡薄，让世界充满了算计和欺诈。古代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贫苦，但是也充满了纯真。但是里德利说，这恰好是把事实给弄反了。实际上，恰恰是那些被很多怀旧派鄙视的市场和商业教会了我们信任陌生人，甚至把敌人变成了朋友，从而制造出了各种人类的美德。为了证明这一点，里德利引入了行为经济学里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行为经济学实验，测试人们在分配资源时的公平性与互惠性）。

最后通牒博弈的规则很简单，就是给你一笔钱，比如说100块，让你分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对方只能够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如果他接受呢，你们俩就按照你提议的那个比例来分钱；如果他拒绝呢，那这笔钱就会被没收，谁也拿不到一分钱。从纯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角度来看呢，你应该只给对方极其微薄的一点点钱，比如说一块钱自己留99块，因为对于对方来说，拿一块总比什么都不拿强吧，他应该接受。但实际上，人们到底会把多少钱分给对方呢？这得看这个人有多现代。有一个研究团队带着这个博弈游戏跑到了全世界15个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始部落，他们找了很多人来做测试。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是那些最封闭、最少与外界进行商业交易的部落，反而是最冷酷无情、最自私的。比如说，亚马逊雨林里自给自足的马奇根加人（Machiguenga: 亚马逊雨林中的一个原住民部落，以其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闻名），他们通常只愿意分给对方15%的钱，而且对方居然都觉得这非常正常，都坦然接受了。反而是被那些怀旧派认为是道德沦丧的那些处在现代高度商业化社会里的人，绝大多数人都会分给对方接近一半的钱，40%到50%左右。在刚才说的这个实验里，像是肯尼亚的奥尔马人（Orma: 肯尼亚的一个民族，其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受现代市场影响较大）这样完全融入现代市场、经常需要高度分工并且与外人做生意的部落，他们的慷慨程度和西方大学生几乎一样，非常接近50%，甚至还更高。这个庞大的跨文化实验证明，如果你生活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你反而会更加慷慨，而你越是田园牧歌的自给自足，你反而越是吝啬。而那些怀旧派错的是有多离谱！

为什么会这样呢？逻辑是这样的：在没有贸易和交换的世界里，如果你想要别人的东西，那最高效的方法就是抢嘛。这个时候暴力就是生存优势，而事实上，在那些没有商人、没有金钱，就是那种纯天然的原始部落里，死于暴力的男性比例是惊人的高的。在一些原始部落里，成年男性死于他杀的比例高达10%到60%，哪怕是在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20世纪，把两次世界大战、把所有的局部冲突和大屠杀都加在一起，死于暴力的人口比例也远远低于他们。但是一旦交换出现了，那逻辑就变了。如果你想长期地从别人那里得到东西，你不能够抢，你得换。为了让对方愿意跟你换，你就必须要建立声誉，你就必须表现得公平，你甚至要学会共情，也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他需要什么。所以改变我们人类道德的底层变量，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交换。是因为我们想要利己（Self-interest: 追求自身利益），我们想要换到东西，所以我们被迫学会了利他（Altruism: 无私地为他人利益着想），也就是公平交易。久而久之呢，这种被商业利益给逼出来的行为习惯，就刻进了我们的大脑，刻进了我们的文化里，变成了我们引以为傲的各种美德。就像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强调商业对社会风俗的积极影响）说的：“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良善的风俗。”

驳斥末日论：外推法陷阱与创新催化剂

说到这里，我相信证据和道理都已经足够的充分，能够说明只要物质和思想的充分交换不断深入，人类世界就是迈向进步的。但是很多人会提出一个新的疑问，他们会说以前进步了是没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资源快要耗尽了、环境被破坏了、气候变暖了、AI要取代我们了，好日子是不是就已经到头了呢？其实担心好日子已经到头、世界即将毁灭这种情绪从来就没有消退过。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大群人，甚至是一大群非常聪明的智者，非常严肃地论证世界要完。但很讽刺的是，末日恐慌的历史也同时就是被打脸的历史。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00年的末日预言，那就会发现那简直就是一部被打脸的连续剧。

1830年代英国桂冠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对工业革命持批判态度）痛斥工业革命是撒旦的模仿，他预言社会正在倒退，即将爆发大饥荒。结果紧接着工业革命就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活水平提升。1960年代环保主义者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 美国生物学家，以其《人口炸弹》一书警告人口过剩危机）在**《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 保罗·埃利希于1968年出版的书，警告人口增长可能导致全球性饥荒和环境灾难）这本书里信誓旦旦地说，70年代印度绝不可能养活自己，数亿人将会无可避免地被饿死。结果话音刚落，绿色革命爆发，印度迎来了连年的粮食大丰收，不久之后甚至成了粮食的进出口国。1970年代著名的智库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 一个全球性智库，以其《增长的极限》报告警告资源枯竭和环境危机）运用计算机模型，发布了**《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布的报告，预测地球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存在极限）非常严肃地预测石油、铜这些关键自然资源将会在1992年左右彻底耗尽。可结果呢？技术进步带来了各种替代品和新的勘探技术，各种关键资源的储量不降反升，资源价格反倒是下跌了。

那为什么这些聪明绝顶的悲观主义者总是错得这么离谱呢？里德利一针见血，他说这些思维方式实际上都落入了外推法陷阱（Extrapolation Trap: 线性思维，假设世界按现有趋势发展，不考虑新变量）。那些悲观主义者的底层逻辑永远都是一种线性思维，线性外推。他们的想法其实都是：如果世界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下去，那么灾难必将会发生。比如说，如果伦敦的马车按照现有的速度增长，那么伦敦马上就会被马粪淹没。那再比如，如果中国人都照着美国人的耗油方式去开车，那么全球石油立马就会枯竭。而最新的一个案例呢，就是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还在X上刷屏的一篇文章——“2028年全球智能危机”报告（2028 Global Intelligence Crisis Report: 一篇推测AI取代白领导致经济崩溃的报告）。这篇文章推演出了一个在不久的将来AI取代白领，引发消费萎缩，然后引发连锁反应，最后导致经济系统崩溃的这样一幅末日图景。其实这篇文章就完美地掉进了外推法陷阱，它就是假设只有AI这一个变量在狂飙，而人类社会不会有任何新增变量来应对，那结论当然是社会崩溃啊。

但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奥秘恰恰就在于，世界永远都不会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比如说当某种资源变得非常稀缺、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不会等着耗尽这种资源坐以待毙的。因为市场价格（Market Price: 商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就是一个非常刺耳的报警器，它会立刻刺激成千上万个聪明的集体大脑去进行思想交换，去寻找替代品，去发明新技术。马粪的危机被汽车的发明解决了，而旧能源的危机会被新能源解决。我相信AI时代也是一样的，人类社会会生长出一些前所未见的、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新变量来应对这些新问题。坏消息从来都不仅仅是危机，坏消息往往是创新最强的催化剂（Catalyst for Innovation: 促使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的产生的因素）。

反击反现代化偏见：化石燃料、集约农业与气候变化

顺着这个逻辑，里德利正面硬刚了今天最流行的几种反现代化的偏见。首先是被一些极端环保主义者痛恨的化石燃料（Fossil Fuels: 煤、石油、天然气等由古代生物遗骸形成的能源），比如煤炭和石油。在环保叙事里，它们是万恶之源。但是里德利指出，化石燃料其实是人类伟大的解放者。在煤炭被广泛使用之前，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依赖于当期的太阳能，也就是水力、风力、木材以及人和动物的肌肉。罗马帝国和金字塔的辉煌是建立在残酷地压榨成千上万奴隶的肌肉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化石燃料的出现，实际上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海量的能源奴隶（Energy Slaves: 比喻化石燃料等能源所能提供的巨大能量，相当于大量人力劳动）。为了维持你现在吹空调、坐地铁、看手机的现代生活，如果换算成成人的体力劳动，那就相当于你需要150个强壮的成年人每天不眠不休地轮班为你踩动感单车来发电。如果你生活在美国，那你就需要660个这样的奴隶。正是煤炭和石油，让奴隶制在经济上变得极其不划算，从而在根本上消灭了奴隶制，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苦役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如果没有煤，英国要把全国面积一样大的森林全部砍光，才能够维持早期的工业革命。化石能源不但没有毁灭自然，反而是拯救了这些森林。

里德利反击的第二大偏见是对农业现代化（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运用科技和集约化管理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担忧。很多人呼吁要回归那种原始的有机农业，但是里德利指出，集约化的这种高产农业（Intensive High-Yield Agriculture: 通过高投入、精细管理实现单位面积高产的农业模式）才是环保最大的功臣。如果我们在1998年还使用1961年的低产水平来养活全世界，那我们需要额外开垦的土地面积就相当于整个南美洲减去智利那么大。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砍光地球上所有的热带雨林。

再接下来呢，里德利对于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地球气候系统长期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些担忧也给出了有别于主流声音的见解。他说联合国所有关于未来极端变暖的计算机模型，他们的核心前提假设都是21世纪的全人类都将变得极其富裕，从而就消耗了巨量的化石燃料。也就是说，极端气候发生的前提是我们的后代比我们富裕得多得多。但是既然他们远比我们有钱，他们掌握着远超今天的科技，那他们抵御风暴、抵御干旱的能力就会远远碾压我们。而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同等规模的飓风袭击富裕的佛罗里达可能是零伤亡，而袭击贫穷的缅甸却会导致巨大的人道灾难。财富才是最好的气候防御系统（Wealth as Climate Defense System: 指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能增强社会抵御气候灾害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为了防止百年后那些模糊的灾难，就强行剥夺发展中国家使用廉价化石能源的权利，让非洲人继续受穷，这在道德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甚至是邪恶的。更加让人意外的是，《自然》杂志引用的NASA（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数据证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地球实际上变得更绿了，增加的绿叶面积相当于整个亚马逊雨林的大小，这就是所谓的碳施肥效应（Carbon Fertilization Effect: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促进植物生长的现象）。

AI浪潮与理性乐观的道德责任

最后我还查了一下里德利对于当前的AI浪潮（AI Wave: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的趋势）的见解。现在最流行的悲观主义就是对人工智能的极度恐惧，很多人担心AI会摧毁所有的工作，甚至引发人类的末日。针对这种新一轮的悲观呢，里德利以及深受他影响的理性乐观派协会，给出了一个非常有理性乐观风格的回答。他们认为对于AI的恐慌同样是一种错觉。AI大模型不仅不会消灭人类的集体智慧，反而正在极大地拓展我们大脑之间的连接效率。就像历史上的机器替代了肌肉的劳动，从而释放了大量的人类时间一样，AI也会替代大量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从而将人类的思想解放出来，去进行一些更加高级、更加深度的思想交配与创新。只要我们保持思想和技术的自由流动，那人类的境况就一定会变得更好。

一直都是那个道理：交换带来繁荣（Exchange Brings Prosperity: 贸易和思想交流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动力）。当然繁荣总是会引来寄生虫，那些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阻碍创新的垄断者，那些打着环保或者道德旗号试图扼杀新技术的官僚，都随时准备掐断创新的火苗。历史上创造出那些光辉灿烂的文明中心的巴格达、北京、巴黎，都曾经因为保守的禁令而扼杀了理性的光芒。但是里德利认为，今天在全球化的这张大网里，创新之火已经是彻底地分散了，它是如此的自下而上，没有任何单一的力量能够把它彻底扑灭。哪怕某一个大国走向封闭，那么可能印度、非洲、拉美的某个角落依然会接过创新的火炬继续狂奔。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依然有很多苦难，依然有10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所以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的舒适和对未来的无端恐慌，就自私地选择减速，去限制技术进步，去切断自由贸易。那无异于切断了底层穷人翻身的唯一希望，这不仅是危险的，更是邪恶的。

所以在今天这个充满焦虑的时代，乐观不仅需要极大的智力勇气，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Optimism as Intellectual Courage and Moral Responsibility: 指在面对挑战时，选择积极看待未来不仅需要智慧，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所以请挺起你的胸膛，敢于做一个理性乐观派。当然本频道以后肯定还是会介绍不少悲观主义色彩的书的，但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悲观者的推演和警报，恰恰是乐观者用来解决危机、推动世界向前的最强催化剂。我们需要一双悲观的眼睛来武装乐观的心（Pessimistic Eyes to Arm an Optimistic Heart: 比喻以批判性思维审视问题，但保持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

好了，这本《理性乐观派》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