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国两制”的困境与言论自由的消逝

香港，这座千年的帝国边陲与如今的金融城邦，曾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然而，近年来，香港的自由环境正迅速恶化。过去一年，香港国安处的监控视角已逐渐扩张到普通市民身上，从家庭主妇到外卖小哥，越来越多香港人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政治批评而被送进监狱。这些小市民被起诉或判刑的法源，几乎清一色是煽动罪（Sedition Law: 香港《罪行条例》第九与第十条，旨在禁止煽动叛乱、煽动对政府的仇恨或藐视等行为）。这项臭名昭著的殖民地法律已超过68年不曾被法庭引用，却在誓言帮香港洗刷殖民屈辱的祖国手中重新激活。

在台湾，政治批评被告上法院通常只有两种可能：损害名誉或造谣造成社会恐慌。法院的审理必须厘清被控诉的言论是否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这通常包含几个要点：言论是否基于事实、是否有合理查证、是否涉及社会公益，或是否纯属个人意见表达。但香港的国安法（National Security Law: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生效，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禁止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指定法官在他们的判决书中却刻意避开这些原则，只从字面上解释煽动罪。例如，家庭主妇罗爱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发表了一些非常普通的政治批评，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引用煽动罪中“意图引起震撼或藐视政府”的条款，判处这位患有抑郁症的母亲四个月监禁。这种解释法律的方式已是在干预人民的主观意志，无论言论是否基于事实或纯属个人好恶，只要法官觉得你的言论有“讨厌政府”的成分，就可以将你送进监狱，这已与中国内地没有差别。

自从《港区国安法》于2020年6月生效后，因言获罪的恐惧在香港弥漫开来，这点在社会调查结果中显露无疑。香港大学学者主持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长期针对各项议题进行民调，其中一项是香港人对各国人民的好感度。过去十年里，几乎稳居香港民众好感度冠军的是台湾人，相反地，中国人则稳定垫底。然而，在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度迅速飙升，习近平的政治声望也触底反弹。所有涉及中国的问题，全都在同样的时间点出现诡异的扭转趋势。这并非代表香港人突然爱上中国的一切，而是因为港人再也不敢批评中共了。

1980年代初期，中国和英国开始进行香港主权谈判时，曾有一种声音出现：香港会不会消失？会不会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国安法生效后，同样的疑问再次席卷国际媒体。这些疑问其实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香港的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而提出的方针，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会成功还是失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者孔誥烽去年出版了一本新书《边际危城》，这是一部很特别的香港研究，因为它没有涉入近年来最热门的研究主题，即香港的社会抗争。这本书的历史和制度考察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中共的“一国两制”本质上到底是什么？第二，香港的“一国两制”会成功还是失败？

“民族自觉”到“帝国吸纳”：中共策略的演变

首先，“一国两制”是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80年代初期铸造的一个新词，但这种治理模式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并没有“一国两制”的构想，当时中共拥护的是一种更加进步的理念——民族自觉（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指一个民族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乡下的一间破旧祠堂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Chinese Soviet Republic: 1931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等地建立的政权，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当时的宪法大纲第14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权，甚至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如蒙古、回藏、苗、黎、高地人等，他们有完全自觉权加入或脱离中华苏维埃联邦。这显然是与国民党打对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强调汉人的民族主义，强调一个以汉人为主、积极汉化其他民族的中华民族。中共当时非常反对这种观念，他们主张让各民族决定主权归属，而不是用武力强迫他们交出主权。

1936年，中共红军方面军在西藏康区协助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Bodpa People's Republic: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西藏康区建立的藏族自治政权，“波巴”是藏族人的自称）。当时中共同样宣称，坚决为波巴独立解放奋斗到底。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场著名的访谈中提到，他们将热烈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独立的战斗，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根据孔誥烽呈现的史料，这些支持民族自觉的进步理念，一直到1949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都还可以看到。但是，当新中国一建立，这些理念立刻被抹除。1949年10月5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发电报给解放军各级军官，下达了一道消除记忆的命令：“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被推翻，情况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不应再强调关于少数民族自觉的口号。”这几乎是坦率地承认，民族自觉只不过是个在内战中用来笼络各民族的文宣策略，一旦赢得胜利，就可以毁弃这些承诺。

西藏：一国两制的首次“实验”与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成为“一国两制”的首个实验场。1951年，解放军占领成都，濒临拉萨城下。西藏政府向国际社会求援许久，却被刻意忽视。这时，北京提出的17条协议（17-Point Agreement: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签订，规定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实行高度自治）虽然美好得不太真实，却也由不得达赖喇嘛选择。17条协议承诺，除了外交和驻军必须让渡给中央政府之外，中共将保持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维持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并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然而，这些高度自治的承诺只维持了不到五年。

1956年，北京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为平行于达赖与班禅的另一个权力中心。这严重违反了17条协议的承诺，让西藏的政治精英开始对北京失去信任。1950年代以来，藏人的世界一分为二。西藏周边的藏人被卷进批斗地主、农业集体化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而西藏的藏人则因为17条协议承诺的高度自治得以幸免。1950年代后期，大跃进开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非战争人为灾难，造成上千万人死于饥荒。大跃进在西藏周边的藏区引发大规模的武装抗争。藏人游击队和难民并非解放军的对手，纷纷向卫藏撤退。对西藏政府来说，这些藏人也是同胞，当然不可能拒绝，但这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双方的信任度越来越低，冲突越演越烈。1959年3月，在达赖喇嘛被解放军绑架的谣言中，西藏爆发全面的反中暴动。之后几个月，解放军对西藏进行军事镇压，造成数万藏人死亡。西藏的“一国两制”不到八年就在血腥中结束。

邓小平的“并吞策略”与香港回归

不过，中共似乎并不把西藏视为一场失败的实验。17条协议将在30年后改头换面，成为吸纳香港主权的中英联合声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1984年中国与英国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协议，规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并承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和香港基本法（Hong Kong Basic Law: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文件，规定了香港的高度自治、行政、立法、司法制度以及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主要架构，这并非巧合。因为1950年代负责构思西藏政策、并与达赖喇嘛政权谈判的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正是19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的邓小平。1981年，邓小平甚至有点得意地对英国外交大臣说，要理解他对香港提出的“一国两制”，可以研究他们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经验。显然，对邓小平来说，“一国两制”是并吞策略，而不是治理策略。“一国两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并吞。至于并吞之后如何兑现承诺、如何暴力镇压，那是治理议题，并不影响该次“一国两制”试验的评价。这让“一国两制”和中共建国前的民族自觉看起来非常相似，它们似乎都只是帝国吸纳的诱饵。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从东京飞往北京，准备和邓小平谈判香港的主权问题。在这场谈判中，双方各执己见，但就像在买卖牲口一样，没有任何一方觉得有征询香港人意见的必要。140年前，香港在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 1842年清朝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开始，其中规定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中从清帝国的手中转让给大英帝国。140年后，香港人口达到500万，逐渐起飞的金融业，让港岛像是一座舰群，插着无数耸天高楼。尽管经济上生机盎然，住在这里的500万居民，依然对自己的命运使不上一点力气。这一年，香港观察社做了一个民调，想知道香港人对自己的前途是怎么想的。结果，香港民众支持度最高的是继续被英国殖民，而香港人最恐惧、最想逃离的方案，就是后来城镇的方案——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北京知道，如果无法遏制香港商业精英和普罗大众对于回归中国的恐惧，造成资本出逃、股市崩溃、专业人士移民海外，那15年后北京接手的，就会是一座毫无价值的死城。为了遏制恐慌，邓小平向香港人承诺，香港的一切都不会改变。不但如此，祖国还要让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一个独裁政权会帮助好不容易并吞的领土民主化吗？这确实是一个自相矛盾、难以令人置信的承诺。但一直以来，国际社会普遍相信，就算香港没有越来越民主，中共也不会改变香港的高度自治状态。这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和西藏的“一国两制”最不同的地方。

香港作为中国经济支柱的独特地位

西藏的高度自治并不会为中共带来额外的利益，但香港的高度自治，几乎可以说是中共政权能够存续至今的最重要的支柱。中国和西方资本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信任鸿沟：西方资本不信任中国的营商环境，中国也恐惧不受控的外来资本。这两个想跟对方做生意的大户之间，需要一个双方都信任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香港。

在中国，法院隶属于党的政法系统。2018年，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中国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Separation of Powers: 指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由不同的机构行使，并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 指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政党、社会团体或个人干预的原则）的路子。但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包括技术和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种私有财产就无法得到保障。另外，中国官员的寻租行为猖獗，沈栋的《红色赌盘》就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经商要付出非常高的成本。在贿赂官员上，对西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环境。但这些信任问题全都因香港而解决。

香港拥有备受国际认同的独立司法，在国安法通过之前，香港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仲裁中心。香港有其他国家争相仿效的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香港一个独立的执法机构，负责打击贪污，以其高效和廉洁闻名）。香港官僚体系向来以手法廉洁和高效率闻名于世。同时，香港还有完全开放边界的贸易和金融市场。于是，香港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最佳门户。中国银行和企业也纷纷在香港注册或上市。孔誥烽告诉我们，中国国企在香港获得的巨量境外融资，是内地之所以能够实现“基建狂魔”的主要原因。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访华时，就曾对邓小平说，如果苏联有一个像香港这样的窗口，苏联的经济改革很可能不会失败，苏联也很可能就不会解体。

香港也是中资外流的主要窗口。中国企业通常会在香港“换壳贴皮”，以港资的面貌流向海外，借此逃避各国政府对中资的严格审查。中国的第一套航空母舰就是解放军利用在香港注册的创立旅游公司，骗过乌克兰政府和国际视线买到的。香港也是中共领导人及其家属储存和转移财富的主要管道。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栗战书的女儿利钱心年仅38岁，就在香港买下1500万美元的四层海景联排别墅。习近平的外甥女张燕男则在31岁时，就在香港浅水湾买下价值2000万美元的别墅。

互利共生到单向利用：香港社会矛盾的激化

既然香港和中国是互利共生的双赢局面，那香港和中国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呢？一向以政治冷淡、保守、务实主义闻名的香港人，怎么会在过去十年一转画风，选择用非常剽悍和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呢？而且这些暴力抗争还在香港市民中取得很高的支持度。

过去十年来，香港和中国从原本的互利共生，逐渐转变成中国单方面的利用香港，并将大量的负面效应给香港人承担。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共释出巨量货币进入市场，这是中共刺激经济的一贯手法。但2010年前后，中国本来就开始面对产能过剩、经济放缓的困境。于是这个时候，大量的中国资本外逃，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香港。这些中国内地的资本在香港疯狂撒钱抢地，而且抢的都是住宅用地。从孔誥烽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2010年之后，香港的房价所得比（Housing Price-to-Income Ratio: 衡量房屋价格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间关系的指标，通常用于评估房地产市场的可负担性）几乎是用飞的，原本花11年就买得起的房子，不到十年变成得花21年才买得起。这让房子变成香港人最渴望拥有的东西。

纽位大学上海分校的社会学者吴小刚去年出版的研究告诉我们，最影响香港人的幸福感和阶级意识的，并不是收入多寡，而是有没有房子。香港人主要是用你有没有房子来区分社会阶级。另外，香港本地资本也被大量涌入的内地资本稀释。香港现在多数的券商都被中资掌握，这让就业市场急速恶化。2000年的时候，内地中国人只占投行雇员的15%，剩下的85%都是香港本地人。但20年过后，也就是2020年，香港人的比例只剩下30%，60%的岗位被内地人取代。

不止老百姓的生活恶化，香港本地政治精英的地位也被侵蚀。过去100多年来，香港一直是一个由商业精英垄断政治的社会。港英时期，主要是英国资本家组成的正商联盟；97年后变成亲共的香港本地华商。而2010年前后，香港资本的“大陆化”，让香港本地商业精英的政治位置，开始被内地的政商精英取代。例如2011年成立的华金会，其成员清一色是内地富商或红色后代。近年来，香港特首大量从华金会选人进入港府，华金会对港府市政也有很高的发言权。

在生活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香港人同时发现，他们为了内地的繁荣发展，扛下了这么多负面影响，结果中共竟然还不兑现《香港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最终达致普选的承诺。原本香港人以为双普选会在2007和2008年分别完成，结果却遭到人大常委会一再否决，一再拖延。这个时候，香港人受不了了。2014年终于爆发了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抗争运动——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2014年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真普选的社会运动，示威者以雨伞抵挡胡椒喷雾，故得名）。雨伞革命是香港独立意识在香港年轻人之间萌发的起点。

1982年的民调显示，当时大部分的香港人并没有独立建国的想法。孔誥烽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一直以来，香港的民主运动都没有把港独纳入选项，而是把香港民主放在全中国的民主这个更大的事业当中。香港人一直有很强的地域认同，但这和港独是两回事。香港人之所以开始出现独立念头，是因为过去20年来香港恶化的生活环境，以及中共毁弃“一国两制”的承诺。

香港经验：对台湾的警示

过去几年，习近平的香港政策与他2014到2017年间处理新疆问题的逻辑高度相似。在新疆，2014年开始的滥刑滥诉，引发维吾尔人一系列犹如飞蛾扑火般的暴力袭警潮，最后导致中共引进再教育营（Re-education Camps: 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营地，官方称之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其对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并存在人权侵犯）进行更强烈的镇压。现在国安法对香港一般市民的任意迫害，与2014年新疆严打运动极为相似。

前面提到的家庭主妇罗爱华，她的四个小孩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当罗爱华们越来越多，香港人该怎么面对这个越来越窒息的生存空间呢？作为台湾人，能否再去香港吃美味的烧鹅腿，一点也不重要。我们可以在台湾遍地都是的烧腊店寻找替代品。但对香港人来说，他们该怎么办呢？而且别忘了，国安法第38条把非香港居民发生在香港境外的行为也都纳入执法范围。上个月1号，一位23岁来自中国内地的法律博士生曾宇璇，在香港被逮捕，同样是被煽动罪起诉。曾宇璇首次聆讯时，还身穿小熊维尼图案的T恤。孔誥烽在这本书中特别提醒，香港发生的所有“一国两制”的实验，其最终目的是在为中共并吞最后一块领土——台湾，累积可以用的治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