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穿越历史的共鸣：阅读与身份的连接

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深刻的议题：读书究竟与我们的生活有何关联？我希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我最近在阅读一本名为《朱顺水的医生》的书，这本书让我对朱顺水这个人有了更深的认识。朱顺水无疑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尤其与我们这些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他的故事，我们可以洞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并非最早一代被迫或主动前往日本的人。

纵观古代历史，有鉴真东渡、黄伯宗（黄蘖长）等先贤，他们都是为了传道而积极主动地来到日本。然而，自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明末社会动乱之后，大量人口，包括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因战乱、饥荒等问题，被迫或主动地来到了日本。在我看来，这在宏观层面上极大地促进了两个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但那些具体的个体，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呢？从明末到清末，中国有大量的革命党人也来到了日本。同样是因为在祖国遇到了各种问题——战争、饥饿等等——他们来到日本后，所遭遇的困境与我们今日的经历，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我希望借助朱顺水的简短故事，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2. 士人的抉择与生存：朱顺水的挣扎

朱顺水，大约出生于1600年，逝世于1682年，是生活在17世纪的一位中国人。他经历了明末动荡，特别是1644年明朝的灭亡。这个人非常富有才华，被当时的人誉为“江南文武第一”。他曾有十二次、甚至十三次被举荐入仕的机会，但都未曾应征。他原籍浙江余姚，一个文化极其发达的地区，他本人也确实是一位极具文化素养的人。

那么，他为何来到日本？他又在日本遇到了哪些事情？关于他在中国的故事，我将简略带过。他来到日本时已是六十岁，而明朝灭亡时他四十四岁。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认为当时时代最重要的工作中——抗清复明。他为此奋斗了近十六年，期间曾多次往返日本。这足以说明，在明末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航运是多么发达。据记载，当时从浙江等地出发，乘坐船只只需约十五天，也就是两周时间就能抵达长崎。航海路线已非常成熟。

在来日本之前，朱顺水曾到过越南，并在那里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他还曾与郑成功一同攻打南京，并且几乎就要成功了。然而，具体为何功败垂成，我并未查到确切原因，但似乎是因为当时松懈了，尽管南京已被围困，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却突然被清军冲散。那是1659年，郑成功部队兵败。

在那个年代，如果他选择留在明朝残余势力中，他面临的将是：要不被清廷捉拿，要不就是屈从于清政府做官，要不就是被杀头。没有第三条路。接受清廷的任命，意味着要改变发型（剃发）、改变服饰，这对于一位明朝士大夫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因此，朱顺水最终选择了抵达长崎，尽管这过程也历经艰辛。

这便引出了朱顺水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选择：生与死。在古代，“君辱臣死”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观念，国家灭亡，臣子理应殉葬。然而，朱顺水始终认为自己是“不争之臣”。他才华横溢，但朝廷腐败，从未真正重用他，因此他不认为自己应当为这样的朝廷殉葬。怀揣着这样的心境，他来到了日本。

来到日本后，他成为了“真臣”。因为明朝鲁王曾写信给他，称赞他的才华，并希望他继续投入到抗清复明的斗争中。这封信辗转多年才到他手中，他视之为与祖国联系的重要纽带，但从未向他人展示。可以说，他来到日本最重要的使命是“求援助”，以实现抗清复明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这恰恰说明，对于我们这代中国人来说，无论多么宏大的理想，都有可能无法实现。

朱顺水的故事与我们今天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我们来到异国他乡，不仅仅要面对金钱的问题，更要建立自己的生活，拥有自己的社区。而社区，是由人构成的。你需要交朋友，与你真正同情你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你是异国人就被看不起。我们是否会有一种“持路感”？作为成年人，我可能没有做中国人强烈的“持路感”，但我的孩子可能会有。

我曾与我的孩子讨论，认为这一代年轻人“没有血性”，因为他们希望拿到日本护照，可以自由地周游世界。有一次，一位非常友好的日本年轻人（他母亲是中国人）在采访我后告诉我，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大馒头”（包袱），但他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当我与他讨论“持路感”时，他表示从小就有作为中国人的“持路感”。那么，我们如何完成这种心理建设？仅仅依靠强大的内心是不够的。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寻找我们存在的合理性，来壮大我们的内心。

3. 异域的温暖：长崎的援助网络

朱顺水于1659年至1660年抵达长崎。长崎在日本历史上长期以来是明清时期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其开放的根本原因在于“赚钱”。当时的贸易利润极其可观，一篇台湾的论文指出，从中国运来的货物利润可达十倍，从日本运走的货物利润也达十倍。而若从中国贩运“生丝”（具体为何物尚不明确），再从日本运回白银等，一次航行便可获得二十倍的利润。因此，长崎的奉行（相当于市长或主管官员）常会写信感谢中国船只前来经商，并热切期盼他们再次光临。

在朱顺水抵达长崎三年后的1603年，长崎发生了一场大火，将城市烧得一片狼藉。此时，朱顺水等人无处可去，只能寄居在浩台寺（Kōdai-ji Temple），可能是在寺庙的外廊（乌下）。当时有多达上万人在寺中避难，因为日本的建筑多为木结构，这场大火的破坏力极为惊人，几乎摧毁了整个长崎。

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安东守渔（Andō Shōyu）出现了。我们知道，安东守渔一直对朱顺水分发俸禄，这得益于朱顺水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内在力量。当安东守渔的妹妹去世，她悲痛万分，但仍前来探望朱顺水。她对朱顺水说：“我杨老师四方所拒之也，使老师饿死，则我何面目立于乎？”（我的老师您被四方拒绝，如果让我看到您饿死，那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这段话，展现了安东守渔与这位中国文人之间深厚的真挚情感，其关系已超越了“高低贵贱”之别，而是视其为“学问之师”，甚至如同父子、兄弟般的亲切。

不仅是安东守渔，还有越州法师（Etsushū Hōshi）。当时一万多难民聚集，食宿无着，而越州法师及其在浩台寺的僧人却宽带并照顾朱顺水。后来朱顺水在给越州法师的信中提及此事，彼时他已在日本水户藩担任了重要的学术职位（类似祭酒或教育局长）。他写道：“自别之后，受大难之后，幽乎已七载矣。……火灾酷烈，……此时寄居乌下，家人义去。……和尚不以为嫌，凡于万众之中，独为尊礼。……门耳居两年，未曾……午夜挑灯，……款款隆情，至今实在心目当中。”可见，在最艰难的两年时间里，浩台寺的僧人为他提供了衣食住行，这份情感是多么宝贵和重要。

4. 学者的传承与影响：日本学术的转捩点

除了安东守渔和越州法师，还有第三位重要人物——安吉爵（Anji Jue）。安吉爵在日本历史上，尤其是在思想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朱顺水抵达水户藩后，担任了类似学术总顾问的“客师”一职。安吉爵当时年幼，十几岁时父亲便去世了，这与朱顺水早年丧父的经历相似。因此，朱顺水对安吉爵关怀备至，如同自己的儿子。

朱顺水写信给安吉爵，鼓励他不要放弃学业，并要求他每天报告学习内容和行踪，记录日记，反思所学所弃。他强调，每天学不够不要紧，但一个月积累下来，学到的东西将是巨大的。他对安吉爵的关怀，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当朱顺水年老时，安吉爵也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照顾他，端药、端水，包办他的生活起居，直至他去世。这种“生养死葬”的情谊，跨越了国界和文化。

朱顺水临终前，仍怀揣着反清复明的志愿，并留下了三千金（当时可能是铜，古代称为金）。据说，到了20世纪50年代，台湾学者还在慈成县的金库里找到了这笔钱，这体现了日本社会对历史遗迹的珍视。安吉爵后来成为了《大日本史》的第一任主编，水户藩也因其对日本历史和思想的贡献而备受肯定。正是他提出了“尊王攘夷”等口号，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按照朱顺水的解释，在他来日本之前，日本的学术思想基本被佛教所主导。甚至在隐元和尚及其派系到来后，据说有两千五百万人信奉，寺庙遍布，佛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朱顺水及其思想体系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日本的儒学格局，为后来的日本学术发展，包括与吉田松阴、幕末维新等运动的关联，奠定了基础。

5. 根植内心：社区建设的现代启示

总而言之，我想要强调的是，无论身处哪个国家，我们都不应妄自菲薄，也不必过度贬低自己或感到沮丧。国家的兴衰、好坏，并非我们个人的责任，那是“坏人”的行为。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建设我们自己的社区。

用 speaker 的话说，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区？一个“可以祭百里之命，可以脱六指之孤”的社区。在我找到的社群中，比如贾老师、后尘老师、阿古老师，以及其他一些日本朋友，你是否对他们有所期待？假如有一天我病倒在床，全家遭遇不测，没有饭吃了，我对贾老师或后尘的帮助是否充满信心？这就是你是否找到了你的社区。如果找到了，我认为整个社区建设就成功了。

这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点。通过朱顺水的故事，我们去探讨自己该如何努力建设这样一个符合我们期望的社区——一个能够担当重任、能在危难时刻相互扶持的社区。

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