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学加拿大》：政策的“只进不退”机制

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别学加拿大》，副标题是“一个国家如何同时把所有事情都搞砸”。这是2025年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光听这个书名和副标题，你就知道作者怨念极深。书的作者叫做特里斯坦·霍珀，他是加拿大《国家邮报》的专栏记者，报道了十几年的加拿大国内政策，他是对加拿大国内政策相当有研究和发言权的人。

加拿大这个国家曾经是所谓的“全世界最无聊的发达国家”，因为它非常富裕、非常稳定、与世无争，它无聊到好像历史仿佛已经在这里终结了。但是过去这10年左右，它却经常变成国际新闻的常客，而且在国际上引起很大争议的往往是那种让人一看标题就不太敢相信的新闻。比如说有一个退伍军人打电话给政府要一台轮椅升降机，结果接线员直接问他有没有考虑过安乐死；再比如有一位男老师穿着夸张到不可描述的女性假体去上课，学校却说这属于性别表达自由，我们不能管，家长如果胆敢质疑，家长反而会违法。再比如这些年加拿大在毒品非罪化上走得非常远，结果BC省宣布毒品非刑事罪化之后，吸毒过量死亡的人数从一年不到300个人飙升到2,500多人，而这个政策的推动者却回应说，那我们就应该提供更纯的毒品。很多人看到这些，第一反应大概就是加拿大的左派政府疯了吧，这又是左派在作妖。但是霍珀这本书想回答的是一个更加值得琢磨的问题：加拿大这些年出台的各种荒唐的政策，其实横跨了医疗、司法、教育、毒品、住房、言论、移民领域完全不同，推动者其实也互不相关，但为什么它们都能够全部顺利地落地呢？而且落地的往往都是非常激进的版本。更加要命的是，为什么哪怕很多政策后来有很多人反对，但它们也全都撤不回来呢？比如说有13个省长联名要求收紧保释条件，但是没有用；再比如说当初推动宽松的毒品政策的那位省长自己想踩刹车，但也根本没有用。而且过去十几年，欧洲美国都经历过急剧左转的过程，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把左派政策落地得这么极端的。所以加拿大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作者霍珀在这本书里给出的答案是，加拿大这些年出了一个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很多政策都是往前推一步特别容易，因为在推进这些政策的过程里，加拿大的权力部门里有各种牛鬼蛇神为它保驾护航，他们的权力都非常大。但是呢，这些政策往回退一步，代价就大到几乎没有人负担得起，因为每一项政策落地之后，都有一些很强大的东西挡在那里，刹车根本踩不下去。

政策只进不退的落地机制

接下来我们就去具体拆解一下加拿大这样一个政策只进不退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本来运转良好的国家，到底怎么样在没有独裁者、没有政变、多数人甚至一直在反对的情况下，把自己一步一步焊死在一连串坏主意上面的。我们先来看政策只要稍微往前一推就能够轻易落地的那一面，我们拿书里的重头戏安乐死来作为主案例，因为它把整个机制展示得最为完整。

加拿大最初合法化安乐死的时候，官方估计最后真正执行的安乐死数量是很少的，因为毕竟这是一种需要谨慎考虑的极端情况嘛。卫生部门当时的预测是安乐死最终大概只会占全国死亡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一年大约6,000个人，还有更加保守的估计。然后呢，到了2020年，安乐死的人数就已经飙到了一年7,600多人，2021年就直接破万，到了2022年，每25个加拿大死亡者里就有一个是安乐死，已经占到了全国死亡总数的4.1%。从安乐死被合法化以来，每一年的增速都在30%左右，而且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和加拿大几乎同一时期合法化安乐死的美国加州，人口跟加拿大正好差不多，同样是2022年，加州安乐死的人数是853个人，而加拿大是13,241个人，是加州的15倍还多。目前全球14个有合法安乐死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的增速哪怕是接近加拿大。

那么如此疯狂的一个局面是怎么样来的呢？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1. 民间游说开局：有一些民间的权利组织大力游说这件事，推动政府立法允许安乐死。这件事本身一点也不奇怪，民主国家的很多议程都是这么推动的。奇怪的是这个组织的规模有多小，在加拿大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是一个叫做有尊严地死去的组织，它的全职员工竟然只有14个人，年度捐款只有大约200万美元，就这点钱啊，在美国大概就相当于一条超级碗广告的价格。就这么点资金就把加拿大变成了全球安乐死之都。做个对比的话，美国步枪协会那种公认的强力游说集团每年运营费用大约是2亿美元。那为什么在加拿大能够这样花小钱办大事呢？因为在这之后的每一步几乎都是神助攻。
2. 法院开路：2015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审理一位渐冻症病人是不是有安乐死权利的案件里判定，任何患有严重且不可逆的医学状况的人都有宪法权利选择死亡。注意用词是“严重且不可逆”，不是“即将死亡”。法院把加拿大宪法里的一个词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的权利做了一个很让人窒息的解读。法院说，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权，政府就必须允许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让他们合法地死，他们就会非法地死，非法死就更加危险，所以不让人安乐死反而威胁了他们的生命权。这个脑回路我读的时候是花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3. 国会立法：最诡异的是，就是在22年前，加拿大最高法院审过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同样是渐冻症患者，同样是援引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这个条款，法院当时是5:4裁定禁止安乐死不违宪。宪法没有变，唯一变的是法官换了一批人。然后是下一步国会立法。当时法院给了一年的时间让国会去制定安乐死的具体规则。国会当时是认认真真地开了几个月的听证会，最后出了一份看上去相当合理的法案，那就是只有成年、绝症、死亡、可合理预见的患者才可以申请安乐死。这算是踩了一脚刹车。
4. 地方法官推翻：但问题是这份法案只活了3年，因为法院的第二波神助攻马上就来了。这就是下一步了，有一个地方法官再次开路。2019年的时候，魁北克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推翻了国会刚刚立好的那个法案，说只有绝症患者才有资格安乐死。这个限制本身就是一种歧视，你凭什么认定只有那些快死的人才值得被别人帮助去死呢？这不就是在否认其他有痛苦的人的人格尊严吗？你不允许其他有痛苦的人执行安乐死，你就是在歧视他们，连这都有平权服气。这个判例一出啊，有70多个团体担心安乐死因此被滥用，他们就联名请求政府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是联邦政府不但拒绝上诉，反而追认了法院的这个新判决。一个新法案后来被通过，放宽了安乐死的条件，不用是绝症了，批准的流程也简化了，由需要两个独立证人改成了只需要一个昏迷或者失去行为能力之后也可以被执行，只要之前批准过就可以。更加要命的是，这份法案还批准了仅凭精神疾病就可以安乐死，抑郁、躁郁、PTSD，只要你说这是严重且不可逆的，你就可以得到安乐死的权利。

然后呢，在安乐死被这样推到极致之后，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干脆就把它安乐死变成了治疗手段的一部分。作者说，加拿大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把安乐死当做一种医疗服务而不是一种公民权利来管理的国家，有一个官方指南甚至告诉医护人员他们有义务主动向患者提起安乐死，不是病人问了你你才答，而是你如果不主动告知，那就是你失职。作者说如果今天你把一个老人送进BC省政府运营的养老院，你就会收到一本手册里边列出了各种安乐死的选项和最近的安乐死协调中心的热线电话。反过来啊，今天好几个加拿大的残障权利组织已经不得不开始向他们的客户保证“我们不会建议你去死”，满满的黑色幽默的味道。这就是把政策往前推的那一面的标准操作流程：一个游说组织先用极小的成本开局，然后法院帮你打开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国会在压力下立法，然后法院再判立法太保守，然后政府就放弃了抵抗并且追认了法院的那个激进判决，一个激进的政策就这样落地了。

政治结构与体制的支撑

但其实还有很多是比这更加随便、更加容易落地的。2017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安大略省金斯顿的一场镇民大会上发表演讲，有一个观众站起来问他说你能不能够让那些跨性别的犯人转入到符合他的性别认同的监狱里呢？特鲁多随口就回答说“跨性别权利就是一种人权”。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就确认相关的政策变更已经在启动了。从此呢，任何加拿大男性囚犯只要自称是女性就可以申请转入女子监狱。有一个1995年因为谋杀女邻居并且对尸体实施了不可描述的行为而入狱的凶手，后来给自己改了一个女性的名字就被转入了女子监狱。一个公民在一个问答环节里随口一问，那总理随口一答，全国政策就这样被改变了，没有任何听证会，没有任何立法程序。

那为什么这套操作在加拿大跑得这么顺呢？答案藏在加拿大的政治结构里，主要是这样几大因素的叠加：

1. 总理的权力：在民主国家领导人里，加拿大总理的权力大得离谱，受到的实际制约其实非常非常少。美国总统几乎天天都要跟国会反复拉扯，而那些欧洲国家的首相啊、总理啊，他们通常都是靠比较脆弱的联合政府执政的，他们推行政策就要受到各方制约。但是加拿大的总理一手独揽了参议员、法官，乃至于理论上官职比他还大的总督的任命权，党内的倒戈也极为罕见。有一位政治评论家早在2001年就说过，加拿大“常常更像是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所以特鲁多在推动一些自己喜欢的政策方面，其实是可以横着走的。
2. 法官的能动性：在前面的安乐死这个案例里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就是加拿大有一大批法官都非常热衷于通过判案子、通过司法解释来积极地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加拿大的法官是特别特别地不甘寂寞了，用法学术语来说，就是加拿大的司法能动主义特别强。在这本书里的每一章里，几乎都有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法官作为关键角色。作者说，这些法官可能看了一眼《权利与自由宪章》里人身安全这样非常模糊的措辞就铁口直断，判定这就意味着你有不容质疑的宪法权利可以在学校的操场上吸毒，就判定你有不可剥夺的获得安乐死的权利。
3. 体制的信任：最后是第三个因素，它非常的隐蔽，但可能也是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加拿大人太信任自己的体制了。经合组织（OECD）的公共信任度调查里，加拿大人对政府的信任度超过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除了卢森堡和瑞士。这种信任在合理的范围内不是坏事，但是它的副作用是，几乎就没有人费心去给政府的决策设置各种刹车机制。用作者霍珀的话来说，就是加拿大人决定让一切都建立在“荣誉系统”之上，却没有想象力去思考为什么这会是一个坏主意。所谓荣誉系统就是假定大家都是好人、都是谦谦君子，加拿大人就是这么天真地觉得政府为什么要办坏事呢？又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要去钻各种政策的空子呢？可能是加拿大人过去好日子过得太久了，在要不要信任体制这方面已经有点集体傻白甜化了。在2012年的时候，率先把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写进安大略省人权法案里的政治家谢里·迪诺沃在她的自传里就说过一句大实话，她说这条修正案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没有人意识到它会有多大的颠覆性”，她还补了一句她说“我很高兴他们没有仔细看”。说白了就是她充分利用了加拿大人对体制的信任，所以你看啊，行政分支可以为所欲为，法官过于入世，民众对他们又过分信任，三个因素叠加起来，就让各种激进的政策的落地变得无比丝滑，推进政策非常的容易。

政策后撤的壁垒

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可能更加严重，那就是这些政策一旦推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而每个领域挡住这种政策后撤的力量还不太一样。

1. 宪法化：先是刚才说过的安乐死这个政策，挡住它回撤的力量是所谓的宪法化。那就是一旦最高法院把某一个东西定义成了宪法权利，那你要再收紧，在政治上就等同于要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那谁敢开这个口啊？哪怕政府真的想要踩一下刹车，比如说想推迟精神疾病就可以安乐死那个措施，这时候有尊严地死去那个组织，那他们的律师马上就会提起诉讼，理由永远都是同一条，那就是你阻止了公民使用安乐死的权利，那就是侵犯了他们的生命权，而法官们总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2. 经济绑架：再来看下一个也是危机重重的领域，那就是这些年加拿大的住房危机。加拿大的房价早就已经涨到中产普遍没有办法负担的地步了。有一个加拿大人在一个非常有名的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上赢了56万美元，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我终于有一点点可能买得起房的可能性了”。这位选手在《危险边缘》这个节目的历史上排名第六，而她的全部奖金在多伦多连一套公寓都买不起。2022年多伦多公寓的均价是82万加元，2024年的一个调查里，80%的加拿大人都同意在加拿大拥有住房现在只是有钱人的事，72%的无房者说他们已经放弃了拥有住房的希望。而与此同时呢，联邦政府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打开了移民的闸门，一年涌入超过100万人，而同期加拿大每年只盖了大约22万套新房，即使每套塞5个人，也刚刚够新移民住了。原本就缺的350万套住房，缺口一套也补不上。政府自己的分析师早就警告过上级，如果涌入太多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地方住，但是这份报告被彻底无视了。2023年总理特鲁多专程飞到安大略省的汉密尔顿这个地方宣布投入4,500万联邦资金去建造214套租赁公寓，如果按每套住2.5个人算，那么大概能够安置500多个人，而加拿大当时每小时就增加大约140个人。也就是说，在特鲁多飞过去发表了这个讲话再飞回来的这段时间里，这214套公寓就已经不够用了。那加拿大为什么不大力建房呢？原因跟我之前讲过的《丰饶》那本书的逻辑非常像，那就是加拿大的城市规划极端反对高密度建设，大多数城市百分之七八十的住宅用地只准盖那种独栋别墅，想改规划的话，要经历无穷无尽的审批和听证会。那能不能够往城市之外扩张呢？也不行，因为环保政策锁死了大片土地都不准开发。所以不是没有地，加拿大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而是制度本身不允许你建房。而这样一种住房供给非常吝啬的政策现状也很难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住宅房地产的总价值已经到了6.1万亿加元，差不多是全国GDP的3倍，房地产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0%，而美国只有18%，房地产跌一个百分点就蒸发610亿。所以政客们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目前多数选民还是有房的，这些选民都不希望房价跌，所以每一届政府拿出的所谓的住房可负担方案本质上都是刺激需求侧，比如说给首次买房者更多的贷款、更长的还款期，这些东西是完全不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的，只会释放更多的钱去抬高已经非常荒谬的房价。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一位教授说，加拿大对高房价是有文化成瘾的，政客们根本就不敢碰它。所以呢，挡住加拿大解决住房危机的力量，除了那些已经成型的制度法规之外，那就是经济绑架了。

3. 意识形态对抗：再说下一个领域，毒品政策。先来说一下加拿大现在的毒品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核心理念叫做“减害”，就是不要求那些吸毒成瘾者去戒毒，而是只求让你吸得更加安全。这套理念的起点和核心就是所谓的安全注射站。加拿大华人社区管它叫“吸毒屋”，也就是政府提供一个干净的场所，让吸毒者在医护人员的监督下注射毒品，万一过量了还可以当场抢救，不是帮你戒毒，而是让你吸得既安全又舒服。2003年温哥华在市中心开设了全球第一个这样的站点，从那以后呢，这套理念就一路扩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现在政府会免费给吸毒成瘾者发那种处方阿片类药物，理由是这样这些吸毒成瘾的人就不用去街上买那些来路不明的毒品了。现在各个城市大规模地分发吸毒器具，从干净的针头到冰毒管到可卡因吸食包一应俱全，BC省的医院甚至允许住院患者在病房里使用毒品，只要你遵守禁烟规定就行，吸烟罪该万死，但是吸毒是基本人权。最终呢，2022年的时候，BC省可以说是走到了终点，现在在BC省持有少量海洛因、可卡因、冰毒、芬太尼全部是非刑罪化的。而这样一套非常荒唐的毒品政策同样也很难回撤。那挡住它回撤的就是意识形态那套东西了。这种减害的理念是最最经典的白左的政策嘛，那你要跟它对抗，就是跟一套意识形态对抗，中间要避开一堆坑，翻过一堆大山。比如说左派非常擅长改词，就是把各种所谓的歧视性的名词改成所谓的中性的，不能说“成瘾者”了，要说“使用药物的人”，不能够说“过量服药危机”了，而要说“有毒药物危机”，这就是暗示问题不是在人吸毒，而是在于毒品的质量不好。这种改造语言的小花招今天的左派特别擅长嘛，于是呢，你跟他们辩论的时候，哪怕你是说正常的人话，那都变成歧视性的了。然后呢，他们的第二招是把减害这种理念从一种手段升级成了一种不可质疑的信仰。任何人提出也许光减害还不够，还需要治疗和执法，那你立刻就会被扣上反科学的帽子。BC省的前省长大卫·埃比自己就是减害运动的律师出身的，但是他后来试探性地提了一句对于重度成瘾者应该进行强制治疗，结果他那个阵营瞬间炸了锅，他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叛徒，他之前工作过的那个法律团体直接把强制治疗称为是一种“种族灭绝式的”做法。于是，当大卫·埃比当上省长之后，他就把刚才那个提议给收回去了。而减害的所谓的科学基础其实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的。温哥华那个全球第一个吸毒屋的研究者们反复宣称“科学证据表明我们这种安全注射站挽救了生命”，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11年的一个判决里就直接引用了这句话，但是仔细去看那些研究啊，实际上他们在科学上证据都是非常薄弱的，他们的样本都非常有限，研究的时间窗口都非常窄。再比如说，还有一个研究声称自己证明了这种吸毒屋不会增加犯罪，但这个研究结论基于的只是一个调查员每周在吸毒屋周围的街区观察了几个小时而已，这个调查只在开业前做了6周，开业之后做了12周，总共只有108个小时的观察。而更加关键的是，这个吸毒屋是9月底开业的，正好赶上了温哥华进入雨季，户外的人流本来就会减少。用阿尔伯塔省成瘾治疗负责人马歇尔·史密斯的话来说就是这是“现代医学史上最大的伪科学洗脑行动之一”。减害运动的真实后果是，2003年温哥华那个吸毒屋刚开门的时候，BC省每年平均有62个人死于药物过量，但到了2011年变成了293个人，到了2023年经过了十几年的这种吸毒屋的扩张，再加上那些更加激进的政策，这个数字变成了2,511个人。当然推行减害政策的那些人肯定会说，这肯定是因为减害做得还不够彻底啊，我们还要更加努力。

反歧视与刑事司法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同样争议巨大的领域，反性别歧视的各种政策。挡住性别政策后撤的力量呢，是把批评者直接变成罪犯。现在性别认同已经被写进了加拿大的各种人权法典，所以加拿大的人权仲裁庭就有权惩罚任何性别歧视的行为。有一家BC省的餐厅因为经理叫了一位非二元性别的员工“甜心”就被罚了3万加元。有一个小镇因为议会投票否决了LGBTQ骄傲月宣言，镇长个人被罚了5,000元，还被要求强制接受人权培训。加拿大的这个人权仲裁庭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有法庭的很多权力，却没有法庭的制衡，它的举证标准非常低，投诉方几乎是零成本，而这个机构本身是身兼检察官和法官，对于被告极其不利。比如说加拿大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有一个叫做杰西卡·亚尼夫的跨性别活动人士，一家一家地给美容院打电话，要求给她的男性生殖器做巴西脱毛。注意啊，她声称自己是跨性别的，但是她的生殖器是男性的，她要求的是那些女美容师给她的男性生殖器做脱毛。那当然很多美容师就拒绝，只要一拒绝她就向人权仲裁庭投诉对方歧视。被投诉的很多美容师都是移民女性，她们的收入本来就不高，现在她们还得自费去请律师来辩护。而这位亚尼夫她的投诉只需要在网上填个表就行了，很多美容院因为压力直接关了店，亚尼夫最终是被判定为恶意投诉，但是只罚了6,000加元，而且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她就开始对一些新的美容院提起了同样的投诉，反正成本这么低，下回搞不好遇上一个更加左的仲裁员，那说不定就成功了呢。作者霍珀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用这种方式来执行反歧视法的。澳大利亚的人权委员会只能够做调解，不能够罚款，英国类似的系统也从来没有给仲裁庭这么大的惩罚权。这又是加拿大独此一家的。

书里写到多伦多有一位校长在他们学校的反种族主义培训里，非常温和地质疑了一句他说加拿大的种族主义跟美国一样严重，这个说法可能有失偏颇吧，结果他就被培训师当众指为“白人至上主义”。这位校长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接受了几个月的调查，抑郁症发作，最后自杀了。作者说，加拿大的这整套反种族主义的话语几乎的确是从美国整体进口的，没有做任何本地化的调整。加拿大其实根本就没有美国意义上的那种奴隶制的遗产，加拿大建国前40年就已经废奴了。今天的150万加拿大黑人绝大多数都是1970年代以后才到来的非洲和加勒比移民的后代。还有人翻了翻收入数据，发现加拿大白人的收入在各个族裔里只能够排到中游，尤其在女性群体里，韩裔、华裔、南亚裔、日裔、菲律宾裔、还有阿拉伯裔他们的收入都高于白人女性，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官方的反种族主义文件照样把白人的压迫和奴役当做默认的出发点。

刑事司法与医疗系统

再下一个充满荒唐的领域是加拿大的刑事司法。在今天的加拿大，对罪犯进行保释和假释变得特别容易，尤其是对于某些身份的罪犯。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在1999年定了一个规矩，法官在给原住民被告量刑的时候，必须考虑所谓的“系统性背景因素”，也就是他们有没有受过所谓的压迫，比如说这位原住民的祖父母是不是上过那种有种族压迫色彩的寄宿学校，他的社区有没有过殖民创伤，他的童年是不是在寄养家庭里长大的，符合这些条件，量刑就要轻一点。然后呢，到了2019年国会又通过了一个法案，全面放宽保释条件，法官被要求用最不苛刻的条件给所有人保释，尤其得考虑被告是不是属于在司法系统里比例过高的弱势群体，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如果被告是原住民或者是其他的少数群体，那就尽量能放就放。这个法案的后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2022年的一天，有一个安大略省的警察在路边发现了一辆抛锚的车辆，他下去提供帮助，结果被当场枪杀，凶手麦肯齐是一个有大量的暴力和非法持枪前科的人。最初法官是拒绝保释他的，因为这种重刑犯肯定会对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嘛，但是几个月之后，另外一位法官改变了主意，不是因为这个麦肯齐变得不危险了，法官自己也承认释放他是一个有风险的提议，但为什么还是要把他放了呢？因为这位麦肯齐是一个原住民，法官说考虑到原住民在我们的监禁系统中比例严重过高，所以他有义务考虑麦肯齐的这个原住民身份给他假释。结果他一被释放就开始了各种犯罪活动，直到最后杀了那位警察。温哥华警方在2022年的一个数据更加触目惊心，在被逮捕的陌生人袭击的嫌犯里，有78%是已经有犯罪前科的。有一个叫做穆罕默德·马吉德普尔的人，有20多项前科，他在温哥华市中心随机袭击了一个19岁的女孩之后，只在监狱里过了一个感恩节长周末就被释放了，放出来两个小时18分钟之后就因为偷窃再次被抓，抓他的那个警察认识他。因为昨天刚刚逮过他，加拿大警察局长协会的联合声明说，加拿大有一个“让我们的工作都变得毫无意义的刑事司法系统”，而原本想要解决的那个过度监禁原住民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恶化了。2008年联邦监狱里20%是原住民，10年之后变成了28%。原因正常人都能够想到啊，因为降低刑罚不等于降低犯罪率。而且呢，被这种对原住民网开一面的政策伤害最深的恰恰就是原住民社区，因为罪犯的受害者往往就是同一个社区的人。萨省的一个原住民领地2022年的时候遭受了一次门到门的连环砍杀，11个人死亡，凶手就是本地人，有59项犯罪记录，就是在那前一年因为减刑政策提前得到了释放，原住民领袖在一个司法论坛上说得很清楚，他们需要的是更加有力的本地执法，而不是圣母心泛滥的各种减刑和假释。

最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危机重重的领域，这个领域可能会有点出乎意料，那就是一直被很多人称道的加拿大的免费医疗系统。加拿大每年的每人均医疗开支是9,054加元，在经合组织里属于最贵的一档。免费的东西其实往往是最贵的，但是这个最贵的人均医疗开支并没有换来最好的结果。有一份2023年的分析发现，这一年里有17,032名加拿大患者在等待手术或者在等待治疗的过程中死亡，数据不完整，实际的数字可能高达31,000人。而经常被引用的美国数据是每年大约有45,000人因为没有医疗保险而死亡。考虑到加拿大的人口只有美国的1/10，这就意味着加拿大可能有至少五倍于美国的人因为得不到适当的医疗而死亡。2009年的时候，温尼伯的一个医院候诊室里，有一位女士发现身边坐轮椅的男人没有了呼吸，这个人本来只需要一个常规的90分钟的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却在这个候诊室里被遗忘了整整34个小时，在此期间他呕吐了三次，每次都只有清洁工来擦地，没有护士被叫来查看他的情况。这件事在当时成了全国丑闻。但就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在加拿大的候诊室里，因为被忽视而死亡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在北温哥华有一位女性在候诊室的担架上躺了两天之后死亡，蒙特利尔的一家医院在几天之内有两个人死在候诊室，这些人都不是因为谁犯了错而死，而是那些医院都已经在超负荷地运转。也就是说，加拿大医疗系统的很多环节其实已经在面临非常严重的短缺。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说这是因为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僵化。在所有其他有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里，你都可以自己花钱买一份私人医疗保险，不想排队的话就走私立，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全都可以，甚至中国都可以，但是加拿大不行，只要一项手术是公立系统提供的法律就不允许私人保险覆盖同样的手术。作者霍珀说全世界跟加拿大一样，禁止私营医疗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古巴，而古巴禁止私营医疗的原因是它连所有的私营经济都一起禁止。

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还有一个非常荒诞的副产品，它人为地限制了每年能够培训多少医生。加拿大一共有17所公立医学院，政府给它们下达了指标，每年只能够培训大约3,000名新医生。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逻辑是每多培养一个医生就多一张嘴吃财政饭，所以只允许培训它自己觉得“负担得起”的数量。也就是说，在培训医生这件事情上，加拿大是完全的计划经济。结果就是到了2023年，每7个加拿大人里就有一个人没有家庭医生。维多利亚有一对老夫妻给他们看了几十年病的医生退休了，两口子怎么都找不到新的，最后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写得特别让人心酸，他们写“寻找一位持照医生帮忙我们续处方药”，末尾还追了一句紧急感叹号拜托了。那么这样一个已经危机重重的医疗体系能改吗？非常难。为什么这个医疗体系碰不得呢？理由可以说是很抽象，但又是无比强大，因为加拿大的免费医疗已经跟加拿大人的国家认同死死地绑在了一起。2024年加拿大国庆日的一份民调说，10个加拿大人里有7个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坏掉了”，但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同一份民调里差不多同样的比例，74%说他们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做过一档“最伟大的加拿大人”评选节目，结果冠军不是什么科学家，不是什么作家，而是加拿大这套医疗保险制度的创始人汤米·道格拉斯。政客们在国会里一点不带讽刺地把加拿大医疗系统叫做“世界上最好的医疗系统”说了不止十几次，而且不是哪一个党说的，是所有主要政党都这么说。医疗系统不只是政策，它是国民身份。你要改革它，你就不是在讨论医疗效率，你是在否定身为加拿大人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医疗体系几乎动不了。

经济的崩塌与最终的幻灭

不过呢，作者没有花很多篇幅介绍为什么加拿大人在这方面会形成这样强烈的认同。如果有朋友对这段历史有了解的话，欢迎你补充。那到这里呢，加拿大的这样一个激进的政策推得出去就收不回来的机制就基本上完整了。激进的政策落地非常的简单，法院、总理、议会、公众的盲目信任都在为它保驾护航，往前推的每一步都很轻松，但是往回退的每一步，你都要跟宪法、跟法院、跟意识形态、跟做加拿大人意味着什么开战。

而在这一切之上，这些年加拿大的经济也在逐渐地崩塌。作者说加拿大的人均GDP现在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加拿大人的富裕程度仅次于瑞士、卢森堡、美国和北欧最富的几个小国。一直到2014年，美国经济学家还在论证说，加拿大其实比美国更好地实现了美国梦，因为加拿大的收入增长更加公平，社会流动性更强，一个穷孩子在加拿大比在美国更可能变成百万富翁。但是2014年恰恰就是一切开始滑坡的那一年，沙特为了打压竞争对手疯狂地增产，油价崩了，美国很快恢复，加拿大却没有，它放任生产率和资本投资下滑，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资源产业，到现在加拿大连富裕国家前十都进不去了，爱尔兰、冰岛、澳大利亚一个一个地超了过去。经合组织2021年的预测说，如果趋势不变的话，那到2060年，加拿大将是发达国家里经济表现最差的一个倒数第一。所以当加拿大人发现市中心的地上满是针头、更衣室里出现了陌生男性、走在街上可能被随机捅刀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变穷了。作者霍珀在书的结尾说，加拿大人心中一直有关于自己的美好形象：我们的街道很安全，我们的制度非常公正，移民很感恩，政策很英明，我们的医疗是免费的，弱势群体得到足够好的关怀，国家富裕到意识形态再怎么折腾也扛得住。他们如此虔诚地相信这一切，以至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全都不再是真的了。2023年的G20峰会，加拿大代表团最大的新闻是他们的专机在新德里机场趴窝了，印度总理莫迪据说特意走过来很关切地表示可以借自己的飞机送他们回家，这是一个绝好的象征，一台只会往前开但是无法后退的机器，最终可能连前进也做不到了，它最后只能抛锚在跑道上等着别人来搭救。好，这本《别学加拿大》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并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