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否同向？

今天我们探讨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尤其对于海外的自由派人士而言。许多人为“爱国”提供了一种辩护：他们认为自己实实在在地从国家发展中获得了益处，那么爱国便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经常反驳这种观点，指出“国家好不等于你好”，中国的体制本质上是剥削性的。

但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会不会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某些领域实实在在地从国家获得了好处？他们会认为，自己作为国家的一份子，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存亡与共。甚至有人相信，如果中国战胜美国，他们能获得真金白银的利益，比如电脑会更便宜。那么，在中国，一个普通国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究竟是否契合？

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确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也给普通国民带来了一些实际利益。基于这些利益，人们如何区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否同向？进而，如果利益同向，是否就应该支持国家、无条件爱国？国家也正是利用“国富民强”这样的叙事，来强化这种捆绑。虽然我们常说中国是“国富民穷”，但许多人在经济好的时候并未切身感受到，直到近两年经济下行，才有所察觉。

案例一：“天网工程”的安全幻觉与监控本质

我们来看一个很有争议的场景：天网工程（SkyNet Project: 一个覆盖全国的视频监控系统）。这个工程无疑是为了高压维稳，确保国家能在任何风吹草动时找到你。然而，它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社会治安。许多来中国的欧美人，尤其是美国和法国人，都对中国深夜街头的安全赞不绝口。

“天网工程”作为一个压迫性工具，似乎带来了破案率提升和治安好转的正面效果。很多中国人因此觉得，尽管存在监控，但能换来安全也是值得的。

然而，我们必须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审视这个问题。横向来看，与G7国家相比，中国在公共安全摄像头上的投入占公共开支的比例高得吓人，摄像头密度非常恐怖。但这种高投入与刑事犯罪率、破案率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需要数据来证明。

纵向来看，与过去相比，中国现在的重大刑事犯罪率可能确实在下降，尤其是在城市。这一点让很多人觉得享受到了安全。但我们必须看到反例：这个工程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公共安全，而是为了监控人民。在实际操作中，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摄像头常常会“坏掉”。无论是在新闻采访还是法律辩护过程中，当需要调取证据时，比如发生学生跳楼事件，校方往往会以“摄像头正在维修”为由拒绝提供视频。只要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发生，整个系统的可信度就荡然无存。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以偏概全，系统的存在本身就带来了震慑作用。但社会治安的好坏，仅仅是因为摄像头多吗？这种因果关系未必成立。我认为，经济发展是更重要的因素。例如，我人生第一次丢钱包是1999年在西安，当时西安号称“贼城”。2002年以后，西安火车站周围的小偷明显减少了，并非因为摄像头，而是因为外企进驻，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流民减少了。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而非监控技术。

犯罪形式也在与时俱进，街头犯罪减少了，但网络诈骗不是依然猖獗吗？更重要的是，你真的有安全感了吗？在北京，家长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造成的交通拥堵，本身就是社会缺乏安全感的明证，这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

我曾亲身经历过摄像头的“好处”。2017年，我在广州火车站丢失了一整箱书在出租车上。通过报警和调取监控，虽然过程曲折，最终还是找回了失物。那一刻，我无疑是从摄像头中受益的。但这引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关注一次性的短期利益，还是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如果只看单次事件，我感谢摄像头。但从长远看，这种未经立法程序允许、动用公共预算建立的控制手段，本身就是非法的。在程序上，它不符合立法精神，即便它能带来安全，我们也不应支持。

当然，为中国辩护的人不会纠结于程序合法性，他们甚至认为，正是因为程序不合法，中国才能高效地建设高铁、开采稀土，在某些领域卡住美国的脖子。这种观点认为，过于注重程序的西方国家反而效率低下。但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很多治安好的地方，如日本，也并未依赖“天网工程”。日本甚至有过因交通摄像头泄露个人隐私导致巨额赔偿，最终撤除大量摄像头的案例。

作为律师，我必须提醒，对摄像头的过度依赖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我们不能为了所谓的安全，就放弃宝贵的隐私权。王立军时期的重庆，每个路口都设有警察岗亭，但最终都形同虚设。关键要看动机：你是为了人民的安全，还是为了控制人民？我去林昭墓时，从停车处到墓碑边，短短一段荒山野路，竟数出了29个摄像头。这显然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全方位监控每一个前去祭拜的人。

案例二：严刑峻法下的禁毒绩效与个人自由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中国的禁毒政策。中国禁毒力度空前，对吸毒者和贩毒者往往缺乏基本人权保障。在这种严刑峻法（指极其严厉的刑罚和法律）之下，中国的毒品问题确实比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控制得要好。很多人因此认为，国家采取的严厉手段虽然过度，但效果显著，是利大于弊的。

然而，中国的毒品状况真的比日本控制得更好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中国绝大多数死刑判决都与毒品犯罪有关，但在一些低线城市的娱乐场所，毒品依然泛滥。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王少光在90年代提出的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 指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不来自于权力来源（如选举），而来自于其治理的绩效（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

当我们用禁毒效果来讨论国家与个人利益时，其实是在问：你是否认可共产党的绩效？高铁、芯片、航母……如果陷入这套叙事，我们就会不自觉地与他们共舞。

“绩效合法性”的吸引力是全球性的。近年来，由于疫情和通货膨胀，美国、日本等国的国家绩效出现问题，导致民众开始质疑程序合法性的价值。许多人会想，如果选举出来的政府治理不善，那威权体制又有什么不好？最近台湾甚至出现一些过去观念正确的网红，开始宣扬“中国虽然没有人权，但中国很强大”。这背后，正是“绩效合法性”的强大诱惑力。

但我们必须论证，程序合法性优于绩效合法性。回到禁毒问题，我支持大麻合法化。人有堕落的自由，我有吸食大麻的权利，这是个人选择，吸不吸是一回事，但权利本身应该存在。强力管制只会催生高价黑市。一位精神病学专家曾说，任何成瘾性的东西，想从医学上杜绝都是不可能的。

当中国人拿禁毒有效来论证共产党的合法性时，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观念水位”较低。如果更多人认同“人有堕落的权利”，就不会把吸毒看作多大的事，自然也不会将禁毒作为评判政府合法性的标准。这本质上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治国观念，是我不喜欢的。

奇观、铁拳与经济周期：民众感知的变迁

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能直观感受到的是中国的某种秩序。大城市消费品极其发达，淘宝购物次日即达，治安也相对不错。这种秩序不包括言论自由、堕落的自由，处处都可能触碰红线，但它确实提供了消费的自由和某种程度的环境安全。

社会主义的铁拳，绝大多数人听过，但并未亲身感受过；而社会主义的秩序，他们却实实在在地体验着。当你告诉他那些他未曾感受过的危险时，他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街道窗明几净、基建宏伟壮观。他去纽约，觉得中央公园还不如合肥的公园；他来日本，觉得河流不如家乡的江河。这些可感知的、表面的东西，让共产党的叙事极具说服力。

我曾将此称为“建筑奇观”对年轻人的冲击。从1995年深圳帝王大厦建成开始，中国进入了基建狂飙的时代，几百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与这代年轻人的成长过程完全重合。这些速度奇观和建筑奇观，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制度的优越性。

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这种景观效应。一个生活在小县城的人，也能通过网络看到深圳和上海的璀璨夜景，仿佛自己也生活在其中，感官被同质化了。景观是眼见为实、传播迅速且廉价的。而那些更隐微的价值，比如纽约的文化多元性，是无法通过眼睛直观看到，且有一定感受门槛的。

当然，这种感知会随着经济周期而变化。当经济上行，大家都在赚钱时，可以忽略制度的危险。但现在经济下行，许多人失业、还不起房贷，而特权阶层依旧有吃有喝，不公平感就会浮现，人们开始思考社会结构的问题。

我们如何破解这种“绩效主义”话术？这非常困难。人是基于自身利益做判断的，很难相信纯粹的政治信仰。体制内那些工资有保障的人，自然会觉得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体的。而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那些未被铁拳砸中、身处社会底层，但又从国家发展中获得些许好处，从而对是否爱国感到犹豫和困惑的人。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并且会随着时间和境遇而改变。

残酷的共识：城市中产会与国家合谋吗？

中国社会一个真正残酷的问题是，许多普通人知道国家放弃了农村，也知道国家会放弃老年人。他们甚至将国家的残酷与自己的利益绑定在一起，认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其他国家好解决，因为“死了就好了”，国家可以淘汰掉这些“负担”。

这里潜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一二线城市的青壮年群体，是否会与国家形成一种残酷的共识？他们会认为，这个国家就像一个丛林，为了保住我们这几亿人的生活，可以牺牲掉剩下的十亿人。这在历史上早有先例，比如牺牲农村以支持工业的剪刀差（Scissor Gap: 指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而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形成的差额，常被视为一种对农业的剥削）。

这种牺牲一直在发生，农村社保与城市社保的巨大差距就是明证。这并非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而是正在进行时。在这种“鱿鱼游戏”般的状态下，人们为了活命，必须心狠，依附于最有力的“老虎”和“狮子”。接受这套逻辑的人，内心深处也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可能成为被牺牲的对象，但他会审视自己在“伤害链”上的位置。一个拥有合肥户口的城市居民，会觉得自己处于牺牲链的末端，暂时是安全的。

终极辩论：中共是否存在四亿人的稳固“基本盘”？

国家通过各种策略来维系不同群体的认同。对一些人，它强调经济绩效；当经济下行，绩效叙事失效时，它又转而强调安全——既包括治安安全，也包括国家安全。它会告诉你，日韩都是美国的殖民地，只有中国是唯一能站着对抗美国的国家。此外，还有航母、“墨子号”、DeepSeek等国家魅力的“克里斯玛”叙事。总有一款适合你。

面对这些宏大叙事，每个人都需要回归个体，思考自己与这个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航母上闪亮的鞭子，你是否意识到那是用来抽打自己的？

当然，我们不能将外部性完全抹杀。说航母、歼-20与你毫无关系，也难以说服人。这些军工产品确实能出口创汇，对地缘政治产生影响。但问题是，作为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其利润是否惠及全民了？

当经济寒冬来临，越来越多的人会遭遇切身利益的损害，比如房产烂尾、银行存款无法兑付。当他们表达不满时，又会遭遇国家的维稳铁拳。此时，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然而，最可怕的情况是，即便经济下行，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维持一个庞大的“基本盘”。这个基本盘可能多达三四亿人，包括体制内人员及其家属、国企员工、城市白领等。他们痛恨体制，却又渴望进入体制以求安稳。

这些人或许对现状不满，但他们与国家绑定的底线难以击穿。他们浸泡在官方释放的各种“好信号”中——经济光明论、西方衰落论，而所有“坏信号”都被屏蔽了。维持这套信号系统的成本并不高，即使财政紧张也能继续运转。

那么，这四亿人的基本盘是否真的牢不可破？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前提本身就不成立。党内高层都非铁板一块，何况是四亿利益诉求各异的民众。在关键时刻，绝大多数人都是“骑墙的墙头草”，会根据力量对比做出选择。历史上的王朝更迭，辛亥革命时官员们剪掉辫子摇身一变，都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种观点则更为悲观。这四亿人构成的基本盘，即便数量会因经济问题有所减少，但始终会有一批最坚定的人，成为变革的阻力。他们会成为大多数人民的敌人。在一个极权体制崩溃前，其力量总是显得异常强大。

最终，这或许是一个信念问题。有人坚信，经济持续恶化必然导致系统性崩溃，变化只是时间问题。也有人担忧，强大的技术监控和宣传系统，加上一个足够庞大的、利益深度绑定的基本盘，可能会让这个系统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将内部的压力向外转移，波及世界。

无论如何，探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