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洪流下的婚姻悲剧

在李瑞的政治生涯中，他的妻子范元珍是他最积极的揭发者。1959年的庐山会议（Lushan Conference: 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批判彭德怀而著名）上，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瑞，将另一位秘书田家英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揽在了自己头上，称“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此举引起毛的震怒，李瑞因此受到严惩，但田家英得以幸免。毛泽东曾说他恨死了李瑞。回到北京后，李瑞夫妇家中的电话被范元珍监听。当天津方面打来电话，范元珍听到对方说了一句“我们是道义之交啊”，她立刻向中央报告。第二天，李瑞的暴力批判材料就被没收了。三年之后，当组织有意重新启用李瑞时，又是范元珍的这次举报，使李瑞再次被下放劳改。这种最亲密的人之间的政治敌意，使得这个家庭的悲剧变得极其惨烈。这正是李瑞与范元珍的女儿李南央写作的中心，也是本次对话的焦点。

李南央回忆，在七七年大会上，刘澜波曾告诉她，李瑞被利用了。李瑞恢复党籍并成为局级干部后，与范元珍离婚。离婚后，范元珍便揭发了李瑞曾说过毛泽东的“坏话”，这让李瑞彻底“完蛋了”。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后来直到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年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政治运动）以后，李瑞才跟人说起，范元珍的揭发材料有“好几页纸”。李南央在母亲手中看到过这份材料，后来邓小平看了这份材料，说“太坏了，烧掉！”

李南央认为，范元珍当时可能受到了邓力群的迫害。范元珍在揭发时，难道没有考虑过自己也是“戴罪之身”吗？李南央觉得，这可能是她母亲的“小姐脾气”，或者说是一种“我只对自己负责”的毛泽东式思维。毛泽东做事随心所欲，不计后果，但他最后还是跟詹义夫和毛远新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毛泽东知道自己把天下人都得罪光了。

范元珍在离婚后仍坚持揭发李瑞，这不容易被理解，因为它并非组织的要求，甚至让组织感到尴尬。从这件事情中，没有任何人得到好处。李瑞被重新下放劳改，而他们的三个孩子成了反革命劳改犯的后代，需要范元珍一个人来抚养。如此不计后果，可见她当时的情绪激烈到了何种程度。在办完离婚手续之后，范元珍把前夫的被窝和衣物从窗口扔了出去，甚至持菜刀破门而入，不让李瑞吃饭睡觉，要求的是“清算二十年”。

政治清算与家庭冲突

这并非一般的夫妻反目和家庭冲突。李瑞说，他们之间的恶吵全因政治而起。从两人通信看，争吵时，范元珍总是指责李瑞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立场，要求他忍痛羞愧地回忆具体事实，作为清算。这样的政治清算，范元珍甚至要求当着孩子的面来谈。当时李南央十一岁，她童年记忆中父母的争吵永远是同一个模式：母亲在喊“你说呀，你说呀”，而父亲抱着胳膊，一言不发。在日记中，李瑞写道：“沉默不行，道歉更不行，认错是空洞，真正沉痛。”这是一条走到绝路的夫妻关系。

所以日后，当李南央看到早期父母之间通信的时候，她大吃一惊，不能想象信中的人和她母亲是同一个人。1939年8月2日，李瑞在信中写道：“看见了彻新的月光，却热烈地想念起你来。”他甚至在飞驰的汽车上，无缘无故地也会突然做起梦来。同车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他很喜欢开心，喜欢唱歌，很快乐。而范元珍在月光下的回信，同样深情。她写道：“我走在路上，看见蓝色的云彩，明亮的月亮。也是在这样的云彩下，这样的月亮下，我们度过了甜蜜的夜晚。也是在这样的月亮下，我们有过一点点艰难，谈论我们的过去。我为未来无数个这样的夜晚的希望而感到如此幸福。”

李瑞和范元珍在一二九运动（December 9th Movement: 1935年北平学生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相识。当时李瑞是武汉大学的学生，而范元珍是女中的高中生。他们加入了武汉的秘密学联。日后，范元珍成为《新华日报》的记者，得到周恩来的欣赏，称她为“骄傲”。1939年9月13日是他们的结婚之夜。他们在重庆红岩村借宿，三个月后，他们被警察释放。李瑞写道，范元珍在街头唱歌时非常抢眼，他看着她，觉得她那么美丽。李瑞的文字让他陶醉。许多知识青年都是富家子弟，放着好好的生活不做，跑到延安去吃苦，因为他们有理想。李南央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曾对母亲非常不宽容，但读完书后，她对母亲非常宽容，认为自己理解了母亲被洗脑（Brainwashing: 通过强制性灌输和心理操纵，改变人的思想和信仰）的整个过程。

延安整风与思想改造

《父母昨日书》是李瑞和范元珍从1938年到1960年的通信和日记，由女儿李南央整理。熟悉这对夫妇的朋友李普曾写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开始的。范元珍是这种改造完全成功的典型，而李瑞是这种改造彻底失败的典型。

延安整风（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42-1945年中共在延安开展的思想政治运动）时期的日记可以看出范元珍思想改造的横剖面。刚到延安的时候，范元珍的头脑和当时的政治气氛都相当开放。延安举行了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范元珍代表马列学院，扮演了国民党代表，把共产党代表辩论倒了，让大家笑喘了很久。1942年8月21日，她写到丈夫的时候，还充满着年轻妻子的爱恋，说“风吹过来，我多想靠着你坐一下。你睡了吗？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1943年4月1日，李瑞作为特务嫌疑被关押。当天日记中，范元珍坚信丈夫是被人陷害。她写道：“看是什么王八蛋搞的鬼。”此后数天她心绪混乱，但以对党的信任来保持平静。十天后，与两位高层领导谈完，她已经接受李瑞是敌人，认为过去一切都是为了麻痹她。但她不能完全收服感情，一到黄昏或者落雨的时候，范元珍就想念李瑞。她写道：“丢了旧的还要装新的，否则脑子一空，旧的又上来。”

一个月之后，她日记中出现了一个叫老邓的人，批评她：“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老邓，即邓力群，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组组长，日后中国著名的左派领军人物。他是范元珍的上级，负责帮助“抢救”她。范元珍在日记中写道：“自从在精神上和李瑞断了那年开始起，我就和我所属的集体亲密起来了。这种集体的亲密感越孤越紧。”七月份，范元珍本人也被当成了特务。她写下了自己的震惊和恐怖，痛哭，一身无力，两手发麻。六位群众陪了她整整一夜。人人相信她是特务，只要她说出是怎么加入的，就赦免她。三个月之后，小范不再哭了，就像反省文猛的“嗨”了。范元珍写出了两三万字的反省笔记，承认自己思想上是国民党的天然同盟者。范元珍说，是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让她学会了看文件和写报告。而之后讨论会上，老邓提到有问题的人时的缓和与真挚，让她下了决心。她写道：“我不应再有孤零零站在两群人中间的感觉，我要投向党的怀抱。”而李瑞，这次在她眼皮底下，成了“王八蛋”。她要揭发丈夫，仔细回忆丈夫生活中的一切。1944年6月，被关押了一年半之后，李瑞被证实无罪，恢复自由。

邓力群和范元珍的婚外情在延安已经广为人知。为《父母昨日书》作序的朱正说，婚变可以看作是范元珍思想改造完成的标志。李南央说，她对妈妈的感情非常深厚。当时他们周末各自回机关，有一个周末李瑞没回来，要李南央去他那里。李南央到了政治研究所几番，李瑞就谈到他和邓力群的关系。李南央记得自己根本没有睡，马上就走了。她一旦理解了，就同意离婚。回来以后，她还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告诉父亲她同意离婚，党不要干涉。李南央觉得她爸和她妈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她妈妈真的是把党的教条、教化放在前头。后来她觉得她妈和邓力群真是一对，就是邓力群那本《多二多个春秋》，她认真看了，觉得他们俩特别合适，都是把教条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怎么说的放在前头，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往这里套。那为什么他们自己没有坚持？党干涉了。杨尚昆的一个结论说得很多：“你们这样就给党抹黑嘛！”就是党让你结婚你就结婚，党不让你结婚你就离婚。这整个就是异化。李南央认为完全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政治与情感的纠缠

李瑞离婚之后大病一场，满城风雨。党组织开会，批判邓力群和范元珍。范元珍被下放到乔儿乡，作乡文书，处境难堪。1945年6月，李瑞与她复婚。后来，李瑞把杨尚昆关于邓力群的结论，用毛笔公正地抄了一封，表示范元珍对这件事情彻底认识了，接受党的决定。范元珍抄的那份东西，李南央一直留在手上。四十年后，这份记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李南央问父亲，为什么当时要跟她妈妈结婚？李瑞说，一是她妈妈当时“嘴言比较臭”，没什么人理她，他还是对她有同情。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她比邓力群好得多。李南央觉得父亲真是个“老头子”。所以她妈妈说她单纯，但李南央认为父亲从没说过谁的坏话。这种家长里短，如果他说一个人不好，那一定是在大是大非上。

李瑞对女儿谈到与她母亲复婚的原因，是以同情心来解释的。但在李南央读李瑞当年通信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当时真实而复杂的情感。1947年，也就是他们两人复婚一年之后，读完一本苏联小说，李瑞曾经写信给妻子，说这本书唤起了他被抓进延安保卫处之后，在政治跟情感上两种巨大的悲哀。悲哀是由于自己的忠诚受到滔天冤屈，悲哀是由于幸福的意外幻灭。他随即安慰妻子：“亲爱的，不要以为我的回忆中有着对你的怨恨。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美好、幸福、健康、愉快而热爱着吗？最伟大的人，是最有人性的人。”范元珍回复：“你已经考验了我的感情。我将从今以后尊重你。”过了一段时间，李瑞仍有充满激情的表达，但范元珍的回应越来越少。她说：“我的信不能安慰你。这是非法的。我不能再像整风前那样，一再以感情温暖，模糊了我们之间的分歧。”

两个人的分歧在建国之后，随着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加剧了。五十年代初，全国性的土改运动（Land Reform Movement: 19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Three-Anti and Five-Anti Campaigns: 1951-1952年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政治运动，针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展开了。1952年，范元珍要求李瑞必须送走自己的地主母亲，并以他的政治前途相威胁，当面向陈云举报。李瑞服从了，日后对母亲的愧疚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只用普通的婆媳矛盾，不能够完全解释范元珍的动机，因为在同一时期，她也斗争和举报了自己的弟弟，只因为对方有一个国民党岳父。

同一个范元珍，在1939年的信中，常常为想家而哭泣，并且对丈夫说：“我同情你的妈妈，这个苦难的年代，受创的老人。”但延安整风之后，她说，要用阶级观点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出身、环境、家庭，并且反复不断深化认识。一旦情感发生波动，她就要对自我展开积极斗争。在给李瑞的信中，她曾经提到过这种自我斗争的剧烈和痛苦，说：“我在整风之后，遇事之矛盾万端，是你所不了解其万一的。多年来，我之焦躁，即至疯狂，是极端矛盾复杂纠缠，而无力自拔的结果。”这也意味着范元珍的头脑中依然残存着动摇和疑惑。

在庐山会议之后，她举报了丈夫，但是组织在李瑞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发现了范元珍之前给丈夫的信。信中，她曾经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表示怀疑。而且对反右运动（Anti-Rightist Campaign: 1957年在中国大陆开展的政治运动，旨在打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时，一位年轻学生马云凤被划成右派，表示过不理解。李瑞在办公室被关押了两年。李瑞后来告诉李南央，她妈妈说毛泽东只是个老师，她并不真的看不起毛泽东。庐山会议后，李瑞被批判，关押两年。李瑞告诉李南央，她妈妈当时吓坏了，说：“我怎么可以怀疑毛主席？我怎么可以匹配毛主席？我怎么可以怀疑毛主席的伟大？”李南央说，她妈妈当时还说，毛泽东在看她反省。管家小潘当时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作为一个人，但后来就变得“邪气碰不得摸不得”。所以她妈妈后来就跟李南央说，她之所以受处分，就是后来认识到她怎么可以怀疑毛主席，他是高于我们所有所有人之上的伟大、毫无缺点的人。如果你看到他有缺点，不是他的缺点，是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你怀疑的内容是什么，只要你产生怀疑本身就是错的。李南央认为她妈妈是在一种高压下，她害怕了，她觉得她不能怀疑毛主席。后来慢慢地，她觉得她妈妈就是被完全灌输，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考之后，毛泽东说什么就当什么。

异化的人性与母女隔阂

范元珍曾说：“我解剖自己手是很重的，用于别人自然受不了，会有疼的感觉。”这种感觉，李瑞体会最深。但是，他对妻子的怜悯也最深。1960年，他去北戴荒劳改之前，范元珍已经提出离婚，并对他“全掌相加”，用钳子在门上砸出大窟窿。但李瑞在北戴荒的信中对她仍怀歉意，说：“这次我所犯的错误跟你带来的后果相比，你的精神和生活的负担比我还多，还重。”当时范元珍身体不好，在延安时曾经多次流产，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孩子们不知世事，给爸爸信中谈的都是吃西瓜和冰棍的细节。李南央给父亲画了贺年卡（Greeting Card: 表达节日祝福的卡片），并祝爸爸“多种一亩地”。但此时地里的重体力劳动和饥饿已经让李瑞承受不住了。他向妻子求援，范元珍买了饼干寄给他，但极不愉快，又提出离婚。李瑞回信保证不再麻烦她，但不接受离婚。范元珍写道：“十年来对你已无感情。”李瑞说：“此话并不确切。”此后，两人通信中断。范元珍把李瑞的信上交给了组织，当中有缺粮、饥饿等当时的禁忌内容。不过，怨气平息之后，她还是给李瑞寄了一些生活用品。

1961年11月20日，李瑞返回北京家中。十天后，范元珍再次提出离婚时，李瑞表示同意。那天吃饭的时候，馒头有大有小，李瑞随手拿了一个可能稍微大一点的馒头，范元珍大发雷霆，觉得他“丑啊丑啊”。李瑞当时就想，只要她开口说离婚，那是一定的。那他在法院为什么哭了呢？他不想离婚。李南央文章中有一个细节，她小时候老听父母吵架，但是推门进去的时候，他们俩正在拥抱亲吻。这让她印象深刻。他们有三个孩子，又是自由恋爱，又是热血青年，共赴延安，怎能是没有感情呢？李南央觉得她妈妈是不肯下这个台阶的，那就离了。离婚后，她妈妈就落井下石（Kick someone when they are down: 在别人危难时加以打击），就是“我可以负你李瑞，你李瑞绝对不能放过”。

范元珍离婚后的举报，断绝了李瑞的政治前途。不久，他被下放到安徽大别山的莫子潭水电站改造。刚离婚的时候，李瑞有过一别两宽的解脱感。但是李南央看到他在1962年10月5日的日记，那是他们离婚将近一年，他夜里听着悲伤的曲子。年轻恋人永别的悲剧，使他伤感。他在日记中写下陆游的诗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青红照影来。”而范元珍在谈到这段婚姻的时候，给别人的信中写道：“我与黎某有过20年夫妻生活，那是一个有缺点的共产党员和一个假革命之间的一场阶级斗争。时期长，过程艰苦，但就结局是一场胜利的斗争。”李南央好奇她是怎么定义这个胜利告终的。就是她最后离婚了，她隔手不开了。后来她不是到中南海里去看总理吗？当时陈毅也在场，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呢？”后来总理就说“这是大是大非（Major issues of right and wrong: 关系到根本原则和方向的重大问题）呢。”她回来之后就跟李南央讲，总理对于她的离婚是认同的。李南央说，总理一直对她父亲还是满赞成的。总理真的很喜欢她父亲。但当然，她父亲必须离婚，必须为环境付出代价。如果她父亲不离婚，周恩来也不会让范元珍欺负他们。范元珍从周恩来家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束花，那是12岁的李南央记忆中，她母亲唯一快乐的时刻。所以包着花的那张纸一直保存到了文革，被抄家之前，一张红色的透明塑料纸。

文革中的挣扎与反思

之后，范元珍被群众专政（Mass Dictatorship: 文革时期由群众组织对被批斗者进行批斗、关押和改造的形式），进了牛棚（Cowshed: 文革期间对被批斗的干部、知识分子进行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的场所）的干校。为什么她既然已经离了婚，而且跟周家也有这样的私交，怎么还会后来命运就没有再转机的机会呢？李南央说，她为什么没有转机？文化大革命她揭发的人太多了，她周围的领导她都揭发了，她爸爸的朋友也都揭发了。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她妈妈。像刘澜波，她妈妈她们也可以揭发。林树来也揭发。就是她把她爸最亲密的好朋友她都揭发给余若莫。所以后来就是她爸考虑复婚的时候，刘澜波他们才那么强硬。李南央说，就是党组都不答应，她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这也是后来恢复工作没法改良的原因。谁也不敢要她，哪个党的领导敢用你？用了哪天你再往我这儿揭发，对不对？只有毛泽东不怕，别的人谁都怕。

范元珍在干校劳动的时候身体不好，她只能双膝跪在田里面，爬着向前。但日后回忆起文革的时候，她说她唯一的痛苦是，她和李瑞的斗争已经为文革准备好了思想基础，却没有投身伟大斗争第一线的机会。很难说这是一种好斗的个性，还是一种真诚的政治理念。但是，当两者结合的时候，能够产生的破坏力是惊人的。在延安整风期间，范元珍在1944年的日记中写过：“我很想有机会遇到李瑞，以及所有他的朋友一起，让我表示一次对他们的怨恨。”二十年后，她的确这么做了。李瑞最难过的，是让孩子们代她受苦。李南央写道：“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瑞，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过来，李南央都会害怕，怕他们说“这女孩长得越来越像李瑞了”。他们不知道李瑞是这个家庭所有罪恶的源头。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代表什么？你父亲已经不在你生命中了？

其实是正常的母女关系之间的矛盾，她要把她上升到阶级斗争和革命不革命，这是她最有力的刀子，使她能够占据在道德的制高点。所以她就是异化。她好像是说你就是没有清除掉你头脑深处李瑞带来的影响。她一直是这么说李南央的。李南央认为，就是因为她还是有一个独立的思考。比如她说什么，李南央从来不附和，但是她不会说话。她能看出来李南央不同意，不信服。李南央的哥哥就很唯唯诺诺，其实哥哥对妈妈有很多理念，但是从来也不说。就是李南央对她的反抗她是能看出来的。

范元珍给李南央的信中曾经称赞过她的哥哥，称赞这位长子的思想改造相当成功，并且说他们母子之间交锋和交流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范元珍的话都是党的要求。1964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对子女进行阶级教育是父母的革命责任。所以，从信中，她认为李南央花时间去参加无线电通讯的培训，只是“砖不红”，只有技术，没有思想。李南央非常生气，她要求14岁的女儿离开家，去大别山找她父亲。李南央还是一个孩子，她不想跟父亲在劳改地生活，就在行李里面装了一本《共产主义接班人》，打算在去大别山的火车上，中途下车去流浪。李瑞连夜写信，劝走了前妻。

范元珍早年，曾经向李瑞在信中承认过，她总是要向生活中亲近的人发泄，从祖母到丈夫到保姆。李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只有男孩子发泄了。”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她向其女儿过去承受一切时的神色说她非常难过，伤心落泪。李南央回忆，文革时她妈妈把她的头在雪地上撞。这种恨意从哪里来？当时是1966年1月份，然后《人民日报》就出来说“抓军内一小撮”，就出来这个社论了。那就要写大批判大字报了。然后李南央就写大批判大字报，当时就要提到彭德怀。她妈妈看见了，但是她从来没跟李南央说过彭德怀要跟她发誓也没事。李南央后来理解她是一种恐惧，但是她不说，她就说李南央这大字报不该写。然后李南央就跟她顶起来，就不说话。然后她就急了，就真是往死里打。其实她那时候也是一种发泄，她也压抑了非常不正常的时间，她也一种恐惧。她又受批判，她又受苦，她又发现李南央又在这惹事。李南央的哥哥就看着她被打死，就说：“你说句话，你说句话！你看你把妈气成这样，你就说句话，你就逃不饶不就行了？”李南央就不逃不饶。范元珍对于丈夫和女儿的不说话有相似的激烈反应，也许背后也有相似的焦虑和恐惧。

在给女儿的信中，她曾经写道：“你认为我二十年来在对孩子发泄痛苦，这不符合实际。我对孩子的斗争，是严重的争夺下一代的问题。”她要求李南央清算李瑞的“老因”。1967年4月，李瑞曾经从安徽被水利电力部的造反派短暂叫回北京，见到了范元珍和久别四年的孩子。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4月29日日记中他写道：“晚上去孤居，小妹回来了。头脑清楚，有股犟劲。许多特点，大概像妈妈年轻时情况。”那天他们互相拿东西。一进门，李南央看见她爸和她妈坐在客厅里头，当时一下就愣了，不知道她爸怎么回来了。她愣了半天，想说叫不叫爸呀，叫了一把后来还得叫，就说“爸”。叫了就后悔了，觉得自己有“顾名思义”的单元，怎么这点阶级界限都划不清楚。然后李南央记得隔着家里的一个桌子，她爸在桌子那头，她在这头。她爸就跟她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我要在文化大革命里面经受考验，重新做人，跟着毛主席去革命。”李南央对她爸说的这些话印象很深，非常短。然后她爸就说：“那我走了。”因为他也觉得尴尬，没有办法跟她说话。然后他就回去了。他说：“那我走了。”李南央说：“好。”她觉得她爸想过来抱她，她就坚持着，说：“我在这时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后来，她爸也看到了结果，其实是挺尴尬的。她觉得她身体被她爸伤得很重，当时不理解，不理解。然后她就离开了。

六月，李瑞离京返回大别山之前，收到了长子范淼和长女李南央的信，对他直呼其名，李瑞与他彻底划清界限。信中写道：“因为你现在是专政对象，我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不存在什么感情。最主要的是在行动上站稳立场。”李相一好，是九岁的小女儿自己。说：“我也是这样想，幺幺。”李南央曾经好奇，这些孩子们写给父亲的信，在事隔将近六十年之后，怎么会这么平整，连一点折的痕迹都没有。李南央告诉她，李瑞把他们的信都贴在硬纸板上，这样就可以反复看，因为此后12年他没有再看到任何孩子们的笔迹。李南央说，写这句话的时候是硬性要求所写，还是说确实出自于真诚？她回答：“出自于真诚。”所以革命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必须要革命。你革命是什么？而你出身又这么不好，你就得让党相信你，你跟你爹妈不是一条心，你跟党是一条心的。李南央的话让她想起母亲在延安时期的日记，就是最后让她好像有点痛下决心说跟你父亲划清界线，是因为她说“我不能够再当党的弃女，孤零零地站在两个人群的中间”。就是而且你需要知道，竟然延安的人到后来是出去的。李南央说，这一封和父亲划清界限的信，她是应母亲的要求而写的，但写的时候自己是真诚的。

所以当范元珍说她一生中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她认真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批评自己。李南央对此非常感激，这几乎是她的生活方式。李瑞重写了他的辞职信和孩子的来信。他用线缝在一起，保存着。信中写道：“当然你的态度是正确的。我起初很难过，但后来我想通了。如果我的思想不彻底转变，如果我不跟着毛主席和邓主席，我真的无法工作或生活。”在这封信中，他告诉孩子们：“妈妈身体不好。你们要尽量减轻她的负担。”

1968年2月，李南央离开北京，进入三线工厂（Third Front Factories: 1960年代中国为备战在内地山区建设的工业基地）陕西汽车制造厂当学徒。范元珍写信给女儿工厂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告发她的反动思想，让组织教育她。李南央觉得江青很不好，觉得四人帮很不好，那怎么能汇报到党支部去呢？那不就得把她往死里整？这不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事情了。在那个环境中，李南央揭发过她妈妈吗？李南央说，她爸在北戴荒的时候，快饿死了，她妈妈去给他买饼干。就是这个。但是李南央前世绝对不是反革命，而且她一定是最革命的，她对李南央的教育是最革命的。你说这是揭发吧。后来她妈妈回来以后在抽屉里发现了李南央这份所谓揭发材料的底稿，撕成两半了。李南央发现了，气坏了，说：“妈妈，你怎么能把我的东西撕了？”她一气慌。后来，她告诉李南央的姨妈，说在关键时刻，家里人不会乱说。她不乱说，这意味着她还是有种解脱感。她为什么撕了？那毕竟她应该是一个完人，她是继革命的延安出来的，对不对？这是李南央保留的被母亲撕开的信的底稿。

三级铺专案组在1968年11月将范元珍列为专政对象，要求李南央提供揭发材料。李南央写道：“我总觉得，就凭我跟他生活中的接触，就凭我了解的材料，我真不知道他是反革命。虽然过去我曾经很恨过他，和他关系很不好，但是对他的大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肯定的。”1968年，父亲是反党分子，母亲是专政对象。李南央成了双料狗崽子（Dog Cub: 文革时期对出身不好的人的蔑称），她唯一的选择是背叛家庭，走毛主席给革命青年指出的光明大道。在秦岭深山里面，李南央说，她想上大学都想疯了，拼命干活。而车间里的工人也推荐她，当了工农兵学员（Worker-Peasant-Soldier Students: 文革时期大学招收的具有工农兵身份的学生）。但厂里的意见是，这样出身的人不予考虑。这相当于在政治上宣判她的死刑。她写道，人家的父母挨斗，都有恢复工作的一天。可她父亲是59年彭德怀的案子，就像一位坚决反对她儿子和李南央交朋友的老干部说的：“那是死案，这个女孩子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日后是在工厂里，一位来自北京南寺中的男孩，成了她的终身伴侣。然后，她跟李南央交朋友的时候，那当日那个党支部的压力就非常大，说：“你要跟她，你就没有什么以前的。”后来老师傅就跟他说：“你未来的老丈人，一定是好人。自古中央没有好下场。”李南央当时心里怎么反应？她觉得他们觉悟太低，觉得他们不懂政治，不懂政治觉悟太低。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就是接了地气的老百姓，心里内感的冲动真是很稳当。

为什么像江青也好，叶群也好，或者像李南央母亲这样也好，都是高级的革命干部，反而家庭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母亲对女儿本来这个爱是无条件的。李南央举例说，如果她跟女儿的观点不同，比如女儿投了拜登的票，她是坚决的川普支持者，她们这点事是不能谈的，但是这一点不影响她们母女的关心。政治是政治，亲情是亲情，两码事。可是共产党就把母亲异化成首先她是阶级的人。如果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那你就站在另一个阶级上。这个革命家庭是铁血形成的。你教育你的孩子，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革命和阶级的关系。这整个就是异化。

1976年，范元珍见到了女儿的男朋友。不久之后，她就要求李南央要么跟男友断绝关系，要么断绝母女关系，因为她知道这个男孩的爷爷在解放前担过保长，对她出身不满。男孩去性解释，范元珍回信说：“你的家庭我没有接触过。我只是从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阶级斗争背景，结合我当时经历过的经验来看问题。不一定正确，但我的自信也不是轻易动摇得了的。”此后，李南央离开了家。

寻找真相与和解

李南央回忆，那时候一点不开玩笑，同学之间就讨论说毛主席上不上厕所，真的觉得他就是神。现在想想傻到家了。李南央说她醒悟了，别人要问她“你不问你怕什么？你怀疑毛主席那你绝对是帮了你。”随时不敢想，到彻底的醒悟就是死亡，天的死亡时间。那李南央的底线是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为了老百姓，一个是屠杀了老百姓。共产党屠杀了老百姓，你就是国民党。所以李南央当时就说中国变天了，中国又走回到旧社会。她当时的感想就是毛主席是国民党。

李南央特别想听她爸这边的，就是他怎么说的。他知道的一定比她多，她太想知道了。毛泽东去世之后，李南央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打听父亲在哪里。在1978年3月，李南央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悼念周恩来的文章所附的照片中，她的父亲站在周恩来身后，只露了半张脸，但她一下认了出来，泪水几乎窒息了她。1978年7月29日，她发着高烧，赶了一天的路，在莫子潭的黄昏，见到了隔绝12年的父亲。坐在群山里的小石桌边，父亲向她讲述了往事。那一夜，她的高烧退了。

李瑞把庐山会议、三峡，他总当了毛的秘书，整个过程都跟李南央讲了。李南央一个工人，一个警卫之王，所有的东西都从报纸上看。李瑞说：“那你就开个天眼吧，你真的是开个天眼就知道是这么回事。”李南央一下就想起她爸。她说：“你等着，我一定会帮助你。”接到通知，即返京。李南央立刻向工厂告假。就是最后她去请假的时候，她的那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说：“我早就知道你爸爸，我看过你爸爸的书，看过你爸爸写的那毛泽东书。”李南央一下子就垮了。她原来以为他认为她爸爸是党文明，所以不接纳她。他根本就知道她爸爸是一个好人。所以李南央一下就垮了。她永远不会在那一刻入伍。大多数人会认为她是在自我保护，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难道你不明白吗？李南央不明白，她不能明白。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你可以对我说些什么。那不说你这人就得改造到死了，用你的牺牲，用你的生命来证明你最大的忠诚。意思就是说，她非得死了，像英雄一样死了，她才能活着的。所以她那时经历的老师跟着毛主席夺命道歉。她就希望哪天她死了，死了人一看她日记，知道她真是跟着党闹革命的。

1979年1月，当李瑞获得平反（Rehabilitation: 指纠正冤假错案，恢复受害者名誉）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已经62岁了。他回到湖南去探望等了他一辈子的母亲，老人已经神志模糊，问身边的女儿说：“这个老头是谁？”此时范元珍也早已从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她离休。李瑞出来以后，他也想着复婚，特别高兴，这是李南央舅舅说的。李南央问：“您父亲也有过复婚的打算，对吧？还是有感情吧？”李南央说：“还是有感情，而且他或者他觉得反正文化大革命都是那么揭发，你想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连蔡畅都给李富春一点情面。就是国民老太太都太厉害了，都太厉害了。所以我爸也理解，就是我妈也不是独一份，对吧？”那李南央现在为什么要反对呢？因为她妈妈那人，你想想，他俩延安以后，复婚以后俩人好过吗？没好啊。她妈妈那脾气改不了。李南央后来离开她妈妈以后，觉得世界上没有她吃不了的苦。

在女儿、朋友和组织的反对下，李瑞没有和范元珍复婚，而是另娶他人。在1984年，范元珍、邓力群等人同时写信，状告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瑞。另外，范元珍在这封信中，再次告发了刘澜波。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对李瑞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同年10月，李瑞离休。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中共八位元老参加的生活会上，受到言辞批判，被迫辞职，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不久，王震推荐邓力群接任赵紫阳任党的总书记。李瑞在口述往事中记述：7月11日，他给赵紫阳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以书面方式正式揭发邓力群的问题，并附上范元珍的抄件。邓小平7月14日批了三条：1.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2.纠正不算；3.保留邓力群候补；随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都圈了。那年10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就没法进入政治局了。换到中顾委（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1982-1992年中共中央设立的顾问机构）再选，落选中顾委常委，仅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阳对总副铭讲，李瑞为党立了一大功。他认为邓力群就是阻挠了改革开放，是把这个做法搞下去。当时邓小平发言的时间是最长的，说了三个小时。有人会把他发给赵紫阳跟邓小平写信这件事情理解为他跟邓力群多年前的私怨。李南央认为绝对不是。就是说他认为邓力群这个人的品德是有问题的，党是有结论的，这个人是绝对不会上去的。但是他的前提是他把胡耀邦搞下去，而胡耀邦是党的良心，是党的希望。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 指西方国家通过非军事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政治制度演变），重提阶级斗争，并率领一些报刊批评改革开放。直到1992年1月份，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重回轨道。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中顾委解散，李瑞彻底离休。次年，在美国，李瑞和女儿同看一部叫《中国革命》的纪录片。突然她喊：“停，倒回去。”在一闪而过的镜头中，她看到了前妻范元珍19岁的时候演讲的画面。那一刻，她的美和才情曾令她陶醉。然后，时间向前。1994年，李南央带着美国长大的女儿去看望母亲。73岁的范元珍没有再婚，她一个人住着四室一厅，家中仍然是文革式的模样，没有沙发，只有几张方凳，积满了灰尘。李南央心中觉得凄凉，因为屋主对生活是那么的欣慰所然。她写道：母亲的话题很快转向李瑞，说“反党分子当了部长，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李南央14岁的女儿被骂声吓哭了。范元珍拿出一块毛泽东的头像怀表送给孩子。她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Great Savior: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宣传称谓），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Three Big Mountains: 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对象）。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话一出口，她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李南央一直是直面看着她，觉得她真正就对毛泽东的那种纯净和爱在。这个时代已经开放，已经提供了很多多元的、批判性的东西，她对这些东西怎么看呢？她不看。她不是后来要看书吗？后来李南央给她看胡风平反的材料，但她不看，依然坚持胡风是大反革命。她认为像她和江青这样真正的革命者很少。李南央觉得她有一种高级的使命感，因为她除了革命，什么都没有。她不是主妇，她真的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人，她真的是挺可怜的。

这些话就是母女之间有没有说坐下来就是能够没有？李南央说：“我妈从来没给过我任何在平等的说话的机会。你想就那一次嘛，她问我女儿，说‘你哭什么哭？’然后我就说了，‘女儿，妈妈，这孩子是在美国，一句：大人说话要平等。’就这么一句话，我妈一下就抱不住了，马上就抱不住了。”李南央在文章中写道，母亲在暴怒中喊：“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她把李南央压在床上，打她的头，抓脑袋，李南央满脸失血。李南央和女儿逃了出去。范元珍在阳台上高声地贺骂“美国狗”。李南央说：“我们都是美帝国居民小狗，你妈妈也希望你从美帝国给她买点彩电什么回去是吧？美狗狗是要骂的，但是美狗狗的东西是要要的。”此后，他们母女没有再交谈的机会。

1997年，李南央写了《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这篇文章在香港的《开放杂志》刊发。一年多之后，由《湖南书屋》杂志发表了“删节版”，在大陆引起强烈反响。李南央写道：“希望我的母亲能够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我都写在这儿了。我对我的父亲是有批判的。”那些人把李南央骂得狗血淋头，她对她母亲的批判就更不能被容忍。后来她爸就跟她说：“真实就好。”不了解的人会觉得说李南央是想气一气她妈妈吗？李南央说：“我一点都不想气。我就是想真的，如果你能听我说一说，然后你把你这一辈子写下来，动笔写啊！你把人都骂了一个一溜扣没关系的，你只要把你经历的事情写下来多好。为什么你觉得这个重要呢？真相，留下你所看到的真相，这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传统是说等老人百年之后再写。李南央说：“对呀，那人家觉得更骂死了，一定是造谣，你干嘛？你妈活着你不写，对吧？你肯定是在编瞎话，否则你怎么不让你妈写？”所以李南央妈妈活着她写，邓力群活着她写，而且他们都看着她。因为有一个朋友告诉他们说他去看邓力群，看着邓力群的那茶具正摆着李南央那份《开放》。邓力群自己在自己回忆录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句，他承认错误，就是因为李南央写了。后来就在李南央文章写了不久以后，他有一次跟那些年轻人谈话的时候他说：“人都会犯错误，我年轻的时候也犯错。”

在2006年，李南央将《父母昨日书》送给母亲。李南央说，读这本书让她对母亲充满同情，因为她看到一个19岁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揭发别人而苦恼的女孩。最终，被她所献身的视野抛弃。这些从1938年到1960年的通信和部分日记，李瑞当年曾经把它们装在黑皮包里随身携带。庐山会议之后，上交组织审查，才得以幸存。日后成为了这本八十多万字的《父母昨日书》。这些信件中记录了不少范元珍为人妻、为人母的细节。生活是具体的，她有很多付出。为丈夫做棉袄和被面，整夜不睡，照料生病的孩子。李南央小时候哮喘的时候，她给她去拿药，睡得满脸是血。李南央说，那还是一个母亲的那种情感吧？到后来就不行了。那当然她写了那篇文章就撤离了。李南央后悔过吗？不后悔。她不后悔，而且她看了那些骂她的干部子弟，觉得真的挺可惜的。比如说像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就说：“我绝对不会像你那样喜欢我的女亲。”李南央觉得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对不对？尤其是你妈妈你爸爸就是做到那样的位置，老百姓了解你的家就不是你家的私事。如果每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写自己的历史，它就会成为一部历史的历史。后代人会把它看作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直到2008年，范元珍去世。在最后的50年里，这个家庭从未见过面。根据李南央的哥哥范淼的女儿范可米博客，长子范淼曾经背着母亲看望父亲，隐瞒了15年，在母亲和小妹心中被认定是大罪。最小的女儿姚姚一直拒绝再见父亲。在2006年，知道母亲得了癌症之后，李南央寄去了一张自制的卡片，写了一句话：“妈妈，不论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有多少不同，我始终感谢你给予了我生命。”编辑你父母的书信，实际上你也在不断地更新对你母亲的认识。李南央说：“对，就是明白了人不是孤立的，你要把人放到那个大环境里去，这样你就比较孤立。”如果有这份理解之后，按理说应该是她们母女之间可以有进一步沟通的一些可能或者一个基础。李南央说：“我跟你说，你说我有没有内疚？在这个之前，我不能不说我一点没有。她临去世之前，我觉得我还是想见她一面。她走了，我连见都没见到她，这点我是有内疚的。其实我就是一路开车回来一路哭，眼泪哗哗地流，我就没想到，她死了我还会难受，我自己都没没想到。反正是有一定的内疚。但是我看了我妈的遗嘱以后，我一点内疚都没有，我心死了，真是彻底死了。”

李南央给她看了范元珍的遗嘱，当中有这么几句话：“1989年天安门动乱事件之后，李南央被召回国，接受审查。随后她去了美国，伙同李瑞，利用香港和境外传媒，发表用歪曲事实、说谎造谣等手法写的书，把血缘身份当成是行骗牟利的本钱，配合境外反共宣传，把中共妖魔化的需要。”这是一位母亲最后留给女儿和世人的话。李南央看到在编辑父母书信的时候，常常在寻找那些与政治无关的真实的温暖的话语。但它们不多，即使父亲李瑞的笔下对爱人有柔情，但这种爱也是以政治为前提的。他对父亲关系始终有革命性的要求：一是有过斗争经验的，坚强的，没有所谓的女人气；二是政治开展有远大发展前途。即使在婚姻冲突的苦痛中，他在信中也对妻子写道：“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监督我，作为要上进的要求。”李南央说，她父亲跟她母亲通信的时候，她会觉得她母亲有一部分也是她父亲塑造出来的，或者鼓励出来的。这话不只李南央一个人说的，好多人看了都这么说，就是更同情她母亲，说她爸那时候比她妈更革命。

李瑞后来有没有想过说妻子对他的背弃或者是揭发也是在完成这个政治角色呀？李南央说她写过这个问题，她说：“你是这么教育你老婆的，你老婆当然要这么做了，你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是恶魔，你自己要求他干嘛？”他看了之后有什么表示吗？他笑笑。他说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对孩子没有任何条件的家庭，无论他们处于什么位置。李瑞说：“是的，我们只是做了革命。”李南央问有没有跟父亲谈过这个？她说：“没有，没有。我父亲说他是个政治家，他说我是一个很政治的人。”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异化的人。怎么理解李南央刚才说的那个异化？李南央其实想说的就是，共产党说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是为了后一代人的幸福。那么你一个共产党这样高级干部的家庭的孩子这么痛苦，她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幸福，如果自己的孩子都活得这么痛苦，她怎么能够去爱别人的孩子，让别人的孩子活得幸福？但是李南央女儿有另一个观察，她说外公因为这么多年被监禁、被关押、被单间监禁、被流放，他不会和家人交流。等于说他前四十年都是这样的，就形成了这样的生活模式，以后想改也很难。所以他最后能到这点程度已经挺不容易的。

李南央在对话中多次谈到政治对家庭的异化。这些年她所写的文章，整理父母的历史资料，都是为了将人还原为人。在李瑞病逝之前，李南央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父亲突然问了他一个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说：“你在别人眼里是不是一个漂亮姑娘？”李南央被这个问题问得愣住了。她的先生在旁边看着，事后跟她说：“你父亲完全处于一种孩童般的状态。他看到了你的笑容，那是你们俩之间最早也是最后的感觉。”1952年，当李南央两岁的时候，李瑞在给范元珍的信中写道：“当我看到你，我尖叫着：‘爸爸回来了！’然后我爬上去亲了你。然后我说：‘亲我，爸爸。’”那就是李南央小时候得到的一份父亲从未保留的爱。在生命的尽头，她才得以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