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与“大声”的诞生
非常抱歉，刚才调试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耽误了大家十分钟。今天非常荣幸能在东京大学，感谢阿古老师和人民论坛的贾佳老师，以及各位老师的邀请，能在这样一个有文化氛围的媒体环境中进行讨论。今天我想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夹缝”，以及我们的空间在哪里？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大声”。它是我做媒体的一次创业尝试，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媒体或自媒体。我认为，在一个中文表达空间不被完全允许的环境下，我试图重新构建一个还能用中文正常思考、正常表达的空间。这把我们拉回了当下这个时代。
时代的困境与表达的退化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看到中文表达能力的迅速下降。曾经能够解读独立空间的外媒，在理解和报道中国方面也面临困境，能力有所退化。这既有媒体行业自身发展变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言论环境日益复杂，社会走向新集权。这种内外的困境在媒体公共空间层面尤为显著。
在全球视角下，海外中文空间在扩大和建设，但中文世界是碎片化的，充满困境，也伴有机遇。大家似乎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信息不缺，但试图解释中国、解释自己、解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路徑却各不相同。我希望“大声”能做的是，让中文还能表达真实，整合被掩盖的声音，并将其扩大。
“大声”的使命与个人历程
我希望把真实的中国讲给世界，同时也让那些与世界渐行渐远的中国人被世界了解，并让他们意识到不能忘记外部世界。此外，我希望没有话语权的人能被完整地听到。“大声”是我所有努力的结果和一次尝试，这个想法源于三年前。
我自认是北京人，但成长经历复杂。我曾在外媒工作，试图用一种既不完全脱离中文语境，又能贴近了解中国的方式进行报道，形成了一种“外围视角”。后来，我又回到中文语境，报道中国并解释我们所处的时代。从香港到美国，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还能做什么，最终在两年前创立了“大声”。
媒体的边界与KOL的转型
我将“大声”定义为一个独立的媒体，但并未直接使用“新闻媒体”的标签。在英文语境中，“news”是具体的。我稍后会解释，在海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大声”走到现在，我开始为它感到骄傲。最近我心态上有一个转变，我告诉自己要变成一个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一个“网红”。这个身份或许引人发笑，但我会解释为何有此转变。
中文表达的困境：政治化与原子化
首先，为何我认为中文世界的表达能力在下降？中文语言本身，在当前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越来越难以完整地说真话。语言被安全化和政治化了。我所说的“中文世界”不分墙内墙外，因为思想和表达的流动没有边界。
中文表达的问题在于：
- 被安全化和政治化：表达被迫模糊，真实被压缩。这是全民有意识或无意识执行的结果。
- 原子化的个体：大家害怕被误解，也害怕被举报。在社交媒体上，敢于直说胸臆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在海外，也存在害怕被“挂出来”、“开盒”的恐惧。这种沉默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
- 算法驱动的侵蚀：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算法驱动语言，在集权控制之上，迅速侵蚀我们的表达。我昨天在一个节目上花了两个小时讲中国新闻媒体行业发展史，因为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过去二十年新集权制度下技术、政治、言论控制以及自我审查和新闻审查的最终结果。
技术、资本与权力的合谋
一个常被忽视的点是技术和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它们共同改变着中国。如果将其称为“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 指由技术赋能的强大国家机器），那又是一个庞大的话题。我今天不得不使用GPT来调整文案逻辑，这让我警惕所有算法和AI都在控制我们的表达，而且这种表达是去人性的。
算法驱动，尤其是抖音、快手，导致一种短促、情绪化的表达，取代了系统、完整、诚实的叙述和思考。这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焦虑感。更可怕的是，自我审查成为习惯，这不仅是制度的手段，更是防火墙隔绝了中文世界与全球思想的连接。中文表达能力的退化，带来了感知能力的退化。
外媒的“盲点”与报道困境
表达能力下降之后，为何外媒离中国真实性越来越远？我称之为外媒的盲点。国际媒体，包括港台之外的外媒，在解释中国时越来越“失语”。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国际媒体自身的发展困境，以及全球自由世界媒体行业的挑战，都加剧了这一点。
在中国，外国记者面临极大困境。新闻签证数量有限，报道具体事件可能导致记者证被吊销。BBC在北京的分社曾只有三张记者证，且受外交部直接管辖。这种“悬在头上”的利剑导致外媒自我审查化。外国记者难以深入中国生活，即使外出也需记者陪伴。中国的排外、封闭和民粹化，使外媒常被视为“境外势力”。
外国记者安全感缺失，新闻助理被骚扰，这些都是具体问题。中国的混乱和社会信息，使得文化暗线难以被理解。报道经过多层过滤，变成宏大叙事，真实生活被压缩。最终，外媒看到的中国被抽象化，而中文世界看到的外媒又因自身问题而变得碎片化。
公共记忆的消失
一个巨大的痛点是公共记忆的消失。个人记忆和表达不被允许，新闻审查严苛。新闻档案下架，法院判决书、公开文本消失，数据库关闭，严重影响科研。记者网络被瓦解。曾经历中国媒体市场化、自由化时代的记者们，如今行业和这代人都被打散。公共事件记录被抹去，年轻一代无法接触上一代的知识结构，社会因此失去判断力。
海外华语空间的挑战
海外华语空间也存在问题。算法驱动，情绪优先；老移民与新移民理解差异扩大；中文记者互不信任；独立媒体间联合少，也不信任。信息很多，解释很少。基于这些现状，我决定创立“大声”。
“夹缝”中的职业生涯与“大声”的理念
我与许多在公共平台做内容的媒体人不同，我一直处于中间角色。学习外语给了我“生活在别处”的视角。从南华早报到NGO工作，我目睹了中国媒体行业的变迁。2009年后，关于信息开放的讨论消失。2014年，习近平上台后打击“五类人”，国际NGO在中国运作困难，大V被压制，媒体平台消失。
我曾因朴志强律师案被刑事拘留30天，试图被塑造成境外势力。这段经历让我深刻理解权力运作，也让我更加坚定要在自由环境中寻找机会。之后，我去了人物杂志，后加入端传媒。2014年，因无界新闻事件，朋友警告我“快跑”，我才彻底决定离开中国。
在纽约，我第一次感受到在自由法治环境下的记者权利被系统保护。之后，我回到BBC中文工作，经历了香港的变迁。2021年，我思考如何运用所学，重建个人主体性，将经历的体制风险转化为财富。
“大声”的定位与愿景
“大声”的独特性在于其“夹缝视角”：既不完全陷入中国叙事，也不完全接受西方叙事，致力于在两者之间进行翻译、解释、修正和补充。它不仅仅是内容生产，更是结构建设。我希望找到理解和解读中国现状的方法，并将其放大记录下来。
我致力于给没有麦克风的人更大的麦克风，恢复中文表达复杂性的能力。英文中的“nuance”和“narrative”的精确性已被长期异化和模糊。我鼓励人们不怕复杂性，坚持深入思考。我系统采访学者，是因为中文世界太缺乏这种面对复杂性、解释制度困境的长线内容。
我进入了一个最难的赛道——长视频内容。但我用心倾听，让受访者放松打开，呈现完整的、有温度的人。我希望呈现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经历的公共性，以及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困惑。我鼓励每个人成为个体化的人，思考“我是谁”、“我要做什么”。
挑战与抱负
我认为，中国制度对全球规则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我越来越少制造“新闻”，而是提供严肃、系统的讨论和思考机会。观众在“大声”节目下写“小论文”，这是一种独特的社区气质。
我创建了“大声网”，希望它能长久存在，成为用户系统表达的平台。我拒绝精英媒体人的傲慢，但我有强烈的专业骄傲。我每天也面临流量压力，但我坚持回到真实生活，鼓励普通人分享故事。
女性视角与“大声姐”
关于女性视角，我有一个极端女权的朋友，她认为东亚文化中的男权体系是权力结构。从小我就被教育女性不应“大声”。我坚持叫“大声”，因为在男权环境中，女孩常被系统性地不允许说话。我希望“大声”能呈现有力量的女性能做的事情，强调女性视角，去除男权表达关系，但绝非男女对立。
总结与呼吁
在表达能力下降、信息结构断裂的时代，“大声”不是情怀，而是我愿用下半生去实践的。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榜样，展示在自由世界中，自由灵魂如何获得自由空间的能量。我希望建立一个自由、体面、美的独立社群，并提供一种独立的解释结构，让中文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世界。
问答环节：希望、身份与语言
关于年轻人是否有希望：我理解年轻人的绝望感和虚无感。中国社会“原子化”严重，个人难以找到梦想和选择生活的机会。我曾经历过“白纸运动”，看到个人权利诉求的爆发。希望需要自己寻找，中国将面临结构性危机，但保持冷静理智的内心至关重要。
关于女性视角与节目方向：YouTube时政类节目观众以男性为主，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曾尝试平衡，但目前在最难的赛道上，我选择“杀入男人的世界”，挖掘他们的痛点。我希望能打败以王志安为代表的男性世界，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观众的“大声”。我决心成为一个不妥协的自由、体面、美的女人，不模仿男性思维。
关于粤语的独立性与香港文化传承：我非常惭愧未能学会粤语。语言学上，粤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我理解粤语作为文化身份标识的重要性，并鼓励香港人用精神力量、价值观和语言连接，但要保持开放心态。支持香港人的自由民主抗争，有这个态度就足够了。
关于情绪价值与现实改变：我接受当前媒体环境的现实，但拒绝完全迎合。我不会自我审查，也不会做违心之事。我坚持高专业标准，不追求客观中立，但努力不失去自我。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坚持，证明即使在夹缝中也能活下来。我需要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来“长大”。
关于自我和解与标签化：自我和解意味着自由、快乐、体面地活着，这是人权。制度本应帮助实现，未做到就该被批评。我鼓励大家审视自己，互相抱团取暖，照顾好内心。我曾有濒死体验，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更认识到活着的不易。我每天都在努力活着，并希望找到意义。
关于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危险的工具，各国表现不同。我警惕将不同政治概念混淆。中国当前的民粹主义，是CCP将家国情怀、大国叙事、共产主义手段与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非常可怕。美国的民粹主义则与身份认同、对进步主义失望有关。讨论时需小心定义，避免简单标签化。
问答环节（续）：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与社群
关于少数民族的表达与汉语特权：我非常在意语言的表达被污染和政治化。汉语在少数民族面前天然带有文化特权。我曾与维吾尔族朋友交流，理解他们承受的系统性压迫。我希望“大声全球版”能用中立语言（如英语）来呈现这些议题，并鼓励大家开放倾听，不被语言的奴隶。
关于粤语的独立性与香港文化：粤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有完整的语系。我支持其独立性。我理解香港朋友用粤语保持文化身份和社群连接，但我苦恼于自己学不会粤语。我鼓励大家保持开放心态，支持香港人的自由民主抗争。
关于情绪价值与媒体生态：我承认当前媒体需要情绪价值，但我不会仅凭此生存。我选择做自己，不迎合所有人。我接受现实，但坚持不自我审查，不违心做事。我需要流量和关注来支撑“大声”的运作。
关于自我和解与社群构建：自我和解是与自由、快乐、体面地活着和解。制度未能实现，故需批评。我鼓励大家审视自身，互相支持，建立有价值观一致的“同温层”，彼此温暖。我曾有濒死体验，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更珍惜活着。
关于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危险的潮流。我警惕将不同政治概念混淆。中国的民粹主义是CCP将家国情怀、大国叙事、共产主义手段与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非常可怕。美国民粹主义则与身份认同、对进步主义失望有关。讨论时需小心定义，避免简单标签化。
结束语
我希望“大声”能成为一个严肃、系统的讨论平台，让大家感受到被看见。我鼓励观众在“大声网”上表达，并彼此分享。我拒绝精英媒体的傲慢，但我有专业骄傲。我希望证明，不止一种成功方式。我将努力成为一个不妥协的自由、体面、美的女人，并希望大家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