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从讳莫如深到隐秘运行的焦点

税收在其他国家通常是备受关注的重大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却带有一丝讳莫如深（指因有所顾忌而不敢说或不愿说）的色彩。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非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一种政治原则，认为政府在未获得公民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征收税款）的政治传统，且中国的税收体系以间接税（Indirect Tax: 指税负不是直接由纳税人承担，而是通过商品价格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的税种）为主，使得普通民众对自身纳税的体感不强。例如，在日本，政客竞选时满大街都在讨论税收；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标志性政策也是减税。然而，在中国，民众往往不清楚自己究竟缴纳了多少税。

但从2025年开始，税收已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尽管它仍在社会中隐秘运行。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2025年强化查税、加税的现象，以及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经济。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于11月4日发布了一篇文章，曝光了六起网红店的偷税漏税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网红店的偷税漏税规模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虽然金额不小，但与真正的巨额偷税漏税相比，规模并不算大。那么，为什么税务总局会突然关注起网店电商的偷税漏税问题呢？这源于国务院此前颁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它开启了互联网和电商领域大规模查税的序幕。10月份，全国所有电商企业都完成了首次集中的税务情况报送。目前，网上关于“电商查税”的讨论可谓“风声鹤唳”，许多电商从业者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无法继续经营。

今年，中国与税收相关的新政策和新征税措施层出不穷。此前备受关注的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共同申报准则，一种全球性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查税，即中国海外公民的境外所得税在国内征税，已导致许多在海外进行投资的人士接到税务局电话，要求补缴境外投资利润的税金。此外，上市企业查税也愈演愈烈。例如，宁波的化工企业宁波博会因被要求补缴4.8亿元税金而一度宣布停产，后经与地方政府谈判，于8月份完成申报纳税并恢复生产。因此，今年“倒查30年”（指税务机关对企业或个人进行追溯性税务稽查，追缴过去30年内的欠税）的事件屡见不鲜，各种征税措施数不胜数。

尽管中国缺乏纳税人意识，也没有明确透明的税收体系，但了解国家如何收税以及其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对于我们真正的纳税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25年中国税收强化的明显信号

2025年中国税收明显加强，国家正在强化征税，这一点有诸多信号可以印证。

首先是个人所得税。今年1到9月份，个人所得税共征收了7900亿元，同比增长8%。这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考虑到中国今年的经济形势，工资基本处于冻结状态，中国人均工资不可能普遍上涨8%。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3%，但这很可能得益于统计口径的“辛劳”。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能不下降就算不错了。与2024年全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1.7%的正常数据相比，2025年的情况只会更糟，因为失业率和全行业收入状况都不会好于2024年。因此，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够增长8%是极不正常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速度还在不断加快：1到4月增长7.4%，1到5月8.2%，到1到8月已增长至8.9%。这表明个人所得税的增长与税收加强有很大关系，与经济形势明显相悖。

其次是作为所有税种中第一大税的增值税。增值税的征收力度也明显加大。2024年全年增值税同比下降3.8%，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据，因为中国陷入长期通缩（Deflation: 指货币流通量减少，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经济现象），商品价格下跌导致商品总价值下跌，增值税随之下降是正常的。此外，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是过去增值税的主要贡献者，而2025年房地产和基建并未好转，PPI（Producer Price Index: 生产者物价指数，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指数）已连续38个月下跌2.1%。在所有这些数据恶化的情况下，增值税上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在2024年增值税下跌3.8%的基础上，2025年1到9月增值税却上涨了3.6%，这同样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数据。即使考虑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0.9%（且这已是统计局“辛劳”的结果），国内增值税的快速上涨也难以解释。虽然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今年有所上涨，但这些领域往往享受较多退税。真正火热的芯片等领域也享受退税，而不退税的传统强势领域在2025年并无起色。因此，增值税没有理由快速上涨。

无论是个人所得税逆势上涨8%，还是增值税逆势上涨3.6%，都清楚地表明今年税收正在收紧。其根本原因无需猜测：地方财政出现了问题。

地方政府的“阳谋”：多方强化征税

今年，许多强化征税的措施并非阴谋，而是公开的“阳谋”。

首先，如前所述，《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旨在加强对电商企业和电子平台的税收征管，弥补过去征收不足的问题。

其次是税收优惠回滚（Rollback of Tax Incentives: 指地方政府取消或收回之前承诺给企业的税收减免或财政奖励）。2025年1月7日发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Guideline for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中国政府旨在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文件）明确规定，未经国务院批准，地方政府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或差异化财政奖励。随后，4月24日启动了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向企业承诺的减税或财政返还政策，都将被清退，甚至要求补缴以前的税款。这无疑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但却违背了商业诚信，撕毁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有悖商业伦理。

再者是劳务报酬（Labor Remuneration: 指个人从事设计、咨询、讲学、演出等劳务活动取得的所得）的强制征收。针对像自由职业者和灵活就业者这类获取劳务报酬的人群，各平台强化了代扣代缴。过去，劳务报酬多由个人自行申报缴纳，现在国家为更快更好地征收这笔钱，要求平台按照累积预扣法（Cumulative Withholding Method: 一种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根据累计收入和累计预扣率计算应预扣税额）预扣个税。这意味着月收入在6250元以上的灵活就业者或自由职业者，其收入在到账前就已被代扣一部分税款。对更大额的自由职业者，影响则更为显著。

金税四期：数字化集权下的税务利器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金税四期（Golden Tax System Phase IV: 中国税务部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全流程、全要素、全业务智能监管的税务管理系统）的全面铺开和强化。金税四期从去年开始落地，今年得到了极大强化，其中一个里程碑是数电票（Digital Electronic Invoice: 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取代传统纸质发票和普通电子发票，实现发票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了全国统一。目前，全国95%以上的票据都是在金税四期统一标准下的数电票，纸质票据已越来越少。

金税四期作为一个大数据系统，对个人和企业的银行转账、企业财务票据等拥有强大的比对能力，使得国家能够进行更多维度的税务监管：

1. 资产透明化： 与企业相关的个人财产和资产对国家来说几乎完全透明。
2. 关联关系识别： 过去难以发现的企业间关联关系，如通过不同法人设立的“皮包公司”进行隐秘转账，现在在金税四期下可清晰识别。
3. 资金轨迹追踪： 资金的流向对国家而言也变得完全透明。

在这些能力之下，许多过去的个人和企业避税方法都将失效。例如，过去企业可能通过申报较低的社保工资，将另一部分作为“绩效工资”发放而不缴纳社保。但如果绩效工资每月数额固定或非常接近，金税四期能迅速识别这种异常，因为“绩效”不应如此稳定。员工工资申报与当月实际转账的差额，在金税四期中能被快速发现。

再如，虚开发票、没有匹配货物物流记录的情况，现在也极易被识别。为了维持小额纳税人（Small-scale Taxpayer: 指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且不经常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的纳税人）身份而开设多个公司分摊收入的避税手段，在金税四期下也可能因资金轨迹和业务关联被识别为同一实体。甚至，如果一个企业的利润率远低于同行业同区域的平均水平，金税四期也会触发异常警报，导致税务局介入查税。随着AI的介入，未来发现企业避税的方法只会越来越多、越快捷、越精确。因此，金税四期确实是一个强大的收税系统，国家的查税能力将越来越强，避税手段将越来越难，这使得税收收入的增加变得不再奇怪。

地方政府的“阴谋”：保护费式查税与财政困境

地方政府的捞钱决心不容小觑。当地方政府面临财政问题时，其捞钱动机是毋庸置疑的。过去，地方政府曾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远洋捕捞”（此处引申为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不惜代价甚至违法违规地对企业进行罚款或征收，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甚至闹出人命也置之不理。今年年初，国家强势介入遏制了这种行为，但并非出于“善良”，而是因为其对地方经济的破坏性太大。

虽然“远洋捕捞”得到了遏制，但这不代表地方政府没有其他捞钱方式。除了上述“阳谋”式的正常调整和规范收税外，地方政府还存在许多“阴谋”式的收税手段。由于中国非法治环境的特点，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对企业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许多地方现在对企业实行“摊派交税制”，即与企业的利润和营业额无关，地方政府根据财政缺口，直接向企业摊派税款。例如，地方政府可能需要4000万的缺口，便找十家企业，每家摊派400万。这最终演变为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讨价还价。我的朋友在上海开公司，也曾遭遇地方税务局以摊派方式，向其小公司索要数十万元税金。这种“商量着来”的模式，若企业不给，消防、工商等部门便会上门找麻烦，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经营。对于大企业，地方行政权拿捏的方法更多，这几乎就是一种“保护费”式的征收。这种“阴谋”式的摊派税收现在也屡见不鲜。

地方政府在财政不佳的情况下，捞钱冲动极强，收“保护费”绝不在话下。那么，地方政府主要从哪些税种入手呢？过去，地方政府曾通过随意罚款来增加非税收入（Non-tax Revenue: 指政府除税收以外的各项收入，如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但今年数据显示，非税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比下降0.4%，罚没收入下降4.3%。这并非因为国家“善良”，而是国家认识到，若任由地方政府随意罚款，可能导致整个民营经济的崩溃。因此，今年的解决方案不再依赖罚没收入，而是转向了税收。

中国有三种税：地方独享税（Local-exclusive Tax: 指税收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的税种）、中央独享税（Central-exclusive Tax: 指税收收入全部归中央政府所有的税种）和央地共享税（Central-local Shared Tax: 指税收收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享的税种）。中央独享税较少，如车船税、消费税。地方独享税多与资源和土地相关，包括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产税、资源税、城市维护费等。但随着房地产的下滑，这部分地方独享税的税机（Tax Base: 指税收赖以征收的经济实体或经济活动，如收入、利润、销售额等）大幅减少。

因此，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央地共享税，即增值税（地方可拿一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可拿40%）。这三者是中国最大的税源。在财政出现问题时，地方政府基本就是从这三个地方入手，想方设法获取更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企业增值税是互斥的，增值税收多了，企业利润就会下降，企业所得税就难以征收。因此，我认为地方政府现在主要侧重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税收挤压的经济影响：微操下的遏制与失业

地方政府的收税行为将对经济产生怎样的衍生影响？

今年地方财政面临巨大压力。仅1到9月，地方税收减少了619亿元，土地出让金在去年已经很少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了985亿元。然而，地方政府的公共预算支出（General Public Expenditure: 指政府用于维持日常运转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却增加了4179亿元。中国地方政府省钱非常困难，且未来支出还将因养老等原因进一步增加。税收减少、土地出让金减少、支出增加，共同造成了5783亿元的巨大财政窟窿。非税收入无法填补这个窟窿，需要更多的税收来完成。

粗略计算，今年比去年多征收了约3000亿元的增值税和790亿元的个人所得税。但这两个税种并非地方独享，地方政府最多只能拿到一半。因此，在5783亿元的财政窟窿中，这些新增税收只能解决一小部分。

这种收税手段也并非没有上限。政府不能无限制地征收个人所得税，也不能过度征收增值税导致企业倒闭。地方政府在与企业谈判时，会努力维持企业的运转，同时又能获取资金。中国现在进入了一种“经济微操”（Economic/Fiscal Micro-management: 指政府对经济或财政进行精细化、点对点的干预和调控，而非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阶段。财政微操要求地方政府在加税、收“保护费”的同时，又不能收得太多，以免“竭泽而渔”。

那么，这3000亿元的增值税和790亿元的个人所得税会产生多大影响呢？

就个人所得税而言，790亿元的增加将削减多少消费？目前来看，削减幅度不高。中国只有不到10%的劳动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因为起征点较高。这790亿元可能只占这些纳税人总收入的1.2%左右。对于高收入者，影响可能最大，最多影响其收入的2%，但对他们而言，影响也并非颠覆性的。因此，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对中国消费尚未产生颠覆性影响。

增值税也是如此。3000亿元的增值税是否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目前也还没有。财政微操者正在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既能多收钱，又不至于让企业倒闭。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真正的影响在于：企业虽然能勉强维持运转，但它们无法再增加投资，无法再多招人，甚至需要裁员。这种方法并没有快速让经济枯竭或休克，但它遏制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Fixed Asset Investment: 指企业在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如厂房、设备等）大幅减少，房地产和基建的疲软是主要原因。民间投资（Private Investment: 指非国有经济主体进行的投资）下跌3.1%，外资（Foreign Investment: 指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下跌12.6%。虽然今年有“两新两重”（Two New and Two Major: 中国政府提出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政策组合）政策，如设备以旧换新（Equipment Renewal and Replacement: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更新老旧设备，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导致设备工具购置大涨14%，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大涨6.4%，但若扣除这部分，新增投资其实非常可怜。例如，第三产业新增投资为负4.3%。

从区域来看，今年新增投资增加的只有中西部地区，这得益于国内产业转移。但东部地区下跌4.5%，东北地区下跌8.4%。外资下跌12.6%。总而言之，这种“竭泽而渔”式的税收征管，虽然通过末端微操避免了所有行业休克，但却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企业投资意愿受影响，直接传导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就业率。今年的失业率和找工作的难度无需多言，它立即反映在失业问题上，并将在中长期反映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潜力上。

因此，中国现在通过这种毛细血管式收紧的查税、增税和税收手段，短期来看，国家确实凭借“数字化集权”（Digital Authoritarianism/Centralization: 指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和管理）的能力实现了微操，将资金“抠”了出来。但这并非没有代价，代价已短期反映在就业率上，中长期将反映在经济的中长期增速上。

经济恢复的应然操作与政策反思

在后疫情时代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若想恢复经济，应采取何种“应然操作”？这很难直接参考国外经验，因为经济结构不同。许多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内需强劲，疫情后刺激内需即可恢复韧性。但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Three Engines of Growth: 指消费、投资和出口）中，消费占比一直很低；国内投资因政府债务而乏力；出口又遭遇贸易战。前几个月出口强劲，但10月份的下降表明这很大程度上是“抢出口”（Front-loading Exports: 指企业为规避未来贸易政策变化（如关税增加）而提前出口的行为）所致。若中国外贸迎来拐点，后续麻烦将更大。此外，美国最高法院很可能否决唐纳德·特朗普的“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 指一国对另一国征收与对方相同或类似水平的关税），这将拉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汇率差，例如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的关税差可能重新拉到30%以上，这对中国外贸而言也是不利消息。

从“应然”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恢复应着重于促进消费。但这并非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实现，因为这些政策本质上是刺激产业、去库存（如白电、手机、新能源汽车去库存），而非真正刺激消费。真正的促进消费需要进行“分配改革”（Distribution Reform: 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的改革措施），将政府手中的资金真正投入到养老金、医保或居民收入中，从而刺激内需。

其次，国家在房地产问题上的处理也值得商榷。尽管房价上涨是不好的，但目前房价自由落体式的下跌，国家处理得并不好。国家本可以在房地产方面做更多投资，例如在中大型城市加速建设保障房，以此维持地产投资和市场。包括去库存，如果由我来做，我会更早地松绑房地产政策，让市场稍微回暖。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极其巨大。然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对“房住不炒”（Houses are for Living, Not for Speculation: 中国政府提出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旨在抑制投机行为，回归住房的居住属性）抱有执念，认为其具有正义性，因此对房地产市场下滑无所谓。但房地产市场继续自由落体，如最近万科再次出现问题，甚至导致深圳地铁公司高管被抓，将引发更多麻烦。我认为房地产的“软着陆”应该比现在更软。

最后，许多资金应该投入到真正的居民再分配和福利中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方面狂投“新质生产力”（New Productive Forces: 中国提出的概念，指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狂拉股市。这些钱本应花在前面两个领域。

政策的往复无常与信心影响

对于电商行业和灵活就业政策的“往复无常”，例如前几年支持电商，现在又开始查税；提倡灵活就业，现在又开始收税，这是否会影响民众信心？

我认为国家并非想要打击电商，而是从很大程度上仍支持电商。只是电商领域过去是一个“税收洼地”。传统行业接入金税系统较早，税务掌握相对较好。而电商作为庞大且分散的线上商业流通领域，过去与税务局衔接不紧密，导致其成为税收洼地。国家并非想打击电商，而是想从电商领域征收应得的税款，这是一种收税策略。

管理税收的部门（税务局）与管理经济增长的部门（如市委书记）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从税务系统来看，他们当然乐意征收这部分税款。但他们可能对经济的了解有限。中国电商企业因内卷严重，利润率普遍很低。在这种微薄的利润率下，增值税等几个点的增加，就可能完全吞噬利润。中国企业对税收非常敏感。虽然从法律角度讲，交税是理所当然，但对许多企业而言，税金基本等同于其利润率。但这部分问题，可能并非税收部门需要考虑的。

因此，我认为对电商领域而言，这不像过去“房住不炒”和“三条红线”那样是真正要打击房地产，认为其过度发展。国家现在不认为电商领域过度发展，但确实将其视为一块“税收处女地”，希望从中获取资金。

畸形的转移支付体系与全能国家

关于中国的转移支付体系（Transfer Payment System: 指上级政府将财政资金无偿拨付给下级政府，用于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或支持特定政策目标的制度），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且畸形的体系。许多地方的转移支付金额已经超过了当地的税收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eneral Public Expenditure: 指政府用于维持日常运转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例如，四川省是转移支付的最大受益者，获得6700亿元，而其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5000多亿元。河南省也是如此。

这种畸形体系导致的问题是，这些地方政府往往既不会花钱，也不珍惜这些钱。过去，转移支付的钱很多用于基建，通过基建拉高房地产，再通过卖地给依赖转移支付的公务员。但从2023年之后，用于基建的部分已相对减少，因为政府债务过高。

那么，转移支付的钱现在主要用来做什么呢？目前，最大的用途是“三保支出”（Three Guarantees Expenditure: 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部分）以及稳增长、稳就业支出。“三保支出”的前两部分是保政府运转和保工资，第三部分是保民生（如低保）。中国政府的运转非常特殊，它不仅包括公务员的工资，还包括大量的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人员。这源于中国是一个“全能国家”（All-encompassing State: 指政府职能范围极广，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进行干预和管理的国家形态）。在改革开放前，几乎所有人都曾是财政供养人员（Public Sector Employees/Personnel Supported by Public Finance: 指由政府财政供养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现在，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又在大幅扩充中，这部分支出构成了“三保资金”的很大一块。

第二块是保增长和保就业。国家每年设定5%的GDP增长硬性指标，一部分通过统计局完成，一部分需要各地实现。过去主要靠基建完成，但现在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专项债（Special Purpose Bonds: 地方政府为特定项目融资而发行的债券，以项目收益偿还）的发行权大部分掌握在发改委（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中国国务院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财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 MOF: 中国国务院主管财政收支、财政政策的部门）手中，市一级政府无法自主决定。现在这部分资金主要投向“新质生产力”和制造业等产业政策领域。保就业则包括政府工程的“以工代赈”（Work-relief Program: 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时，优先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就业，以发放工资代替直接救济的扶贫方式）等。5%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息息相关，低于4.3%失业人口将大幅扩充，对国家稳定性构成巨大问题。

事权财权上收与项目制行政

为什么转移支付规模如此巨大？这源于中国事权（Administrative Power of Cities/Local Governments: 指地方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和财权（Fiscal Power/Financial Authority: 指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的权力）向中央大幅上收。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下降，需要依靠转移支付。过去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城投公司（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LGFVs: 地方政府设立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融资的平台公司）发行表外债务（Off-balance Sheet Debt: 指未在政府或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直接体现的债务，通常是隐性债务）或隐性债（Implicit Debt: 指政府或企业虽然没有直接承担偿还责任，但由于其特殊地位或承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需要承担的债务）来融资，但现在市权上收，地方已不能再用城投公司融资，专项债也需中央决定。

现在的中国地方政府更像一个NGO。国家有许多项目，地方政府需要像NGO一样，通过项目申请从中央获取资金。例如，国家要搞高质量耕地建设，村政府就得想办法申报这个项目，从国家要钱。各地政府都一样，新质生产力有新质生产力的项目，林业有林业的项目。地方政府申报项目，从国家拿到相应资金。但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实，效率如何，都值得怀疑。例如，地方养老金发不出来，却要搞高质量耕地，然后将一部分村里人的收入与此挂钩。

中国政府因此形成了一套系统：中央将事权和财权进一步收拢，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降低，必须依靠转移支付。中央政府也以此方式控制地方政府，要求地方像NGO一样申报项目才能获得资金。中央通过事权和财权的控制来掌握地方政府的行动。

这听起来似乎很好，中央政府英明，地方政府按中央指示执政，岂不效率更高？然而并非如此。首先，中央政策不一定符合地方实际，通过NGO方式申请资金，在地方运转时效率非常低下。其次，中央也缺乏足够的监察权力去抓住所有资金挪用和滥用的情况。整个系统形成了文书行政体系（Document-based Administrative System: 指政府行政管理主要依靠文件、批示、报告等书面形式进行运作的体系）与实际行政体系的脱节。例如，2022年的疫情期间，这种运转效率低下、距离决策遥远、实际效果不佳的问题暴露无遗。2024年将专项债发行权还给八个省份，也正是因为财政部和发改委的效率实在太低，无法维持GDP运转。

因此，转移支付体系的运转，很大程度上是靠项目制申报来完成中央项目。其背景是中央将财权、事权进一步向中央收拢。在这种情况下，转移支付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远超GDP增长，蛋糕越做越大。但这蛋糕越大，意味着中国被错配的资金越多，预算越“软”。转移支付的规模，可以近似于“软预算”（Soft Budget Constraint: 指政府或企业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预期会得到外部援助而放松自身约束，导致超支或效率低下的现象）的规模和错配资源的规模。整个软预算越来越软，错配资源越来越多，情况越来越糟。

地方债务、二次崩溃与赤字货币化

关于地方债务问题，今年年初的地方债务自审自批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量猛增，虽然其中借新还旧比例较高，但实际新增债务和债融资（指通过发行债券、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仍增长不少。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中国的财政问题真正无法支撑，转移支付体系崩溃，是否会导致大量中西部城市经历“二次崩溃”？这些地方政府本身没有钱维持庞大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将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裁员。裁员后，依赖这些人员工资而生存的服务业也将随之崩溃。这种崩溃将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二次崩溃。这种连锁反应可能使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崩溃程度远超想象，因为它将是“二次崩溃”，而非仅仅一次。

这种经济崩溃在中国已经发生。从各种数据可以看出，这并非“崩溃”，而是经济的萎缩。政府财政紧张，许多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完全依靠财政供养人员来维持。财政供养人员欠薪等问题也会反过来影响服务业，进而导致地方就业、增值税下降，进一步影响地方财政。

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赤字货币化”（Deficit Monetization: 指政府通过向中央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由中央银行购买，来弥补财政赤字的行为）问题相关。作为一个“全能国家”，中国政府有责任在地方没钱时提供资金。因此，无论如何，这笔钱都必须给，特别是“三保资金”以及保增长、保就业的资金。那么如何给呢？只能通过中央和地方发行债券，如超长期特别国债（指期限在10年以上，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特殊国债），通过项目向下拨款。但钱不够，就需要赤字货币化，商业银行买不了，就由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最近，逆回购（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 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将证券卖回给商业银行的行为，目的是向市场投放短期流动性）操作规模已达1.6万亿，数量突然大增。

因此，未来地方财政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确实会造成衍生的财政收紧，进一步影响地方经济。但是否会导致大幅度裁员和崩溃？我认为，至少在赤字货币化走到极限，即银行体系的息差（Interest Rate Spread: 指银行存贷款利率之间的差额，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无法维持之前，还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的投入会越来越多，转移支付会越来越大，以兜住地方的底线。这种“兜底”不会导致恶性通胀，而是会持续到银行系统无法承受，完全不可能向民间释放任何资金为止。

结语：财政与银行，中国经济的生命线

今年中国经济确实扑朔迷离。许多人认为情况很不好，但若非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似乎也能找到许多证据来证明其“不错”，例如医药、稀土“卡脖子”领域、AI等。但实际上，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未解决。今年，由于无法再依靠“远洋捕捞”和罚没收入，转而通过税收收入的挤压，2025年确实是“税收挤压元年”，或者说是“金税四期大限省危的元年”。今年新增了许多税收政策，其衍生效应将逐渐在社会上发酵，对社会活力的扼杀也将逐渐呈现。

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微操，因为它并非地方政府的运动式治理（如“远洋捕捞”和罚没），而是在合规框架内部进行的税收“绞杀”，国家都很难真正起到遏制作用，除非像过去李克强总理那样进行大幅度减税。但现在财政可能不允许进行如此大幅度的减税。因此，这种“绞索”在整个社会上会勒得越来越紧，这使得未来中国经济前景特别不乐观。

最后强调一点：中国出问题，一定是出在财政上。中国若要改变，无论是往好改还是往坏改，都是因为财政问题。因此，关心中国财政非常重要。因为许多人认为国家的生命线是军队，但实际上，这个国家的生命线就是财政。而财政的生命线是什么呢？是银行。中国银行体系运营的边界，就是财政生命线的边界。未来，我们将花更多时间来探讨中国银行体系及其在经济中的运作。中国何时产生变数，无论是往好变还是往坏变，其时机就是中国银行体系运营到边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