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疲惫根源：完美主义的陷阱

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台湾大学生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显著增加，从疫情前的16.3%上升至疫情后的25.5%，增幅达9.2%。此外，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高达94%的台湾上班族曾经历职场倦怠（Burnout: 因长期压力导致的身心俱疲状态），其中最常出现倦怠症状的时间是周一下午两点，这表明“蓝色星期一”的魔咒确实存在。

现代人为何活得如此疲惫？我们的一生似乎都在无休止的竞争中度过，努力挤进名校和大公司，比较谁加班最狠。社会似乎只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标准，一旦偏离这条轨道，人们就会感到不安。今天我们将探讨的书是《完美主义的陷阱》，作者是研究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 一种追求无暇和高标准的心理倾向）的心理学家托马斯·柯伦（Thomas Curran）。在书中，他将深入剖析病态完美主义心理的来源，以及持续追求自我成长实际上如何消耗我们自身。我们将学习如何对抗市场上各种“有毒的鸡汤”，迈向一个“足够好”的社会。

完美主义的类型与社会文化驱动

美国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说《椭圆形肖像》讲述了一个痴迷于完美的画家，日复一日地描绘他美丽的妻子，甚至没有察觉到妻子已病入膏肓。最终，当他完成杰作时，抬头却发现妻子已因病去世。爱伦·坡在19世纪创作这个故事，旨在嘲讽那些为追求完美而牺牲与朋友和家人相处时间的人。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自我牺牲和努力工作反而被公司视为一种荣誉，面试时甚至需要表现出为公司奉献一切的意愿。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几种不同类型的完美主义：

1. 自我导向型完美主义：这类人是工作狂，过度投入，即使没有人要求，他们也会自我驱动。
2. 他人导向型完美主义：这类人因为他人设定的高标准而要求自己。例如，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对员工设定了极高的标准。心理学家认为，这种为他人设定无法达到的标准，可能是为了弥补自己想象中的不完美。乔布斯希望将苹果设计得完美无缺，但当未能如愿时，他会将不满发泄到员工身上，导致下属对他非常反感，认为他性格低劣。
3. 社会期望型完美主义：这是作者在书中讨论最多的一种，它是一种集体文化氛围。人们总是担心别人会如何评价自己，害怕做得不好会被批评，从而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提升和持续改进中。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句话：“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别人比你聪明，而是比你聪明的人比你更努力！”然而，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从1989年至2016年，西方国家学生中的社会期望型完美主义增加了7.2%。我们可能会认为追求完美是正常的，但研究表明，完美主义与工作上的成功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性。熬夜学习和加班并不会让你更成功，只会让你感觉更有力量。心理学家帕特里克·高德罗（Patrick Gaudreau）发现，工作投入的时间与产出之间存在边际效益递减效应。工作时间过长后，产出将不再增加。狂热工作的人就像过度施肥的庄稼，肥料最初会被吸收并加速生长，但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变得没有反应。就像一个追求完美的厨师，过度加工食物，结果上桌时食物已经凉了。换句话说，完美主义者只是效率低下的过劳者。

经济系统与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

如果追求完美并不能提升工作表现，为何在过去30年间，完美主义的平均水平却在不断上升？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Karen Horney）认为，这是因为现代文化推崇一种竞争性个人主义（Competitive Individualism: 强调个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以此衡量价值的社会观念）。这种竞争性个人主义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文化鼓励高压环境，竞争的胜利者是赢家，为工作牺牲的员工是好员工，每个人都在比谁加班更晚；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注定是大多数，只有少数人能爬到金字塔顶端。这就像游戏规则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大多数人是被剥削的底层阶级。即使努力爬到中产阶级，一场经济危机也可能让你跌落。卡伦·霍尼指出，现代人“将自己束缚在无法实现理想上”，人们努力适应文化要求，实际上却给自己带来了更多挫折，最终导致现代人容易患上各种精神疾病，如抑郁、焦虑和恐慌。美国精神病学家大卫·伯恩斯（David Burns）更是直言不讳：“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无论你做什么，你都注定会输。”

除了职场竞争文化，人们感到自己不够完美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过去40年里，为了响应追求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 一种强调通过降低税收和放松管制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全球营销和公共关系产业迅速崛起。我们通常认为先有需求才有供给，但实际上情况往往相反。广告和营销公司必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这样人们才会消费。因为如果人们不持续消费，产品就卖不出去，公司就会破产。所以，即使人们已经拥有足够，资本主义仍然要想方设法让人不断购买。因此，企业不惜投入巨额广告预算，到2023年，全球广告产业产值已达1.4万亿美元。我们都认为资本主义能最有效地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但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除了生产产品，还必须创造对产品的欲望，让人不断感到不满。

这种策略奏效了。在过去40年里，广告业改变了人们的欲望。1970年代，当美国人被问及什么是美好生活时，他们的答案是拥有幸福的婚姻和孩子、一份充实的工作或改善社会。但在1990年代，答案变成了出国度假、购买新电视和赚更多钱。人们的欲望完全被消费所绑架，不再追求家庭生活、成就感和社群感。然而，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发现，人们满足物质欲望后，实际上并不会更快乐。从1940年到1990年，美国人的收入大幅增长，但美国人的幸福感并未随之增加。实际情况是，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达到临界点，如果继续追求更多财富，并不会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s Paradox: 指在一定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不再呈现正相关）。社会一直承诺给我们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更努力地为经济奋斗，但现在经济学家发现，经济改善并不会让人感觉更好。

教育与家庭：完美主义的早期塑造

作者进一步分析，追求更好、更完美的心理，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家庭、教育和工作环境。我们之前介绍过《成功反思》这本书，其中提到了精英领导制（Meritocracy: 一种社会系统，其中权力由有能力和努力的人获得，而非世袭或财富）的意识形态。它指的是社会相信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一个人的努力程度。这是1980年代全球化之后，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开始宣扬的一套论点，从美国的奥巴马（Barack Obama）到英国的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他们都极力倡导教育可以扭转阶级的论点。然而，如今很少有人相信精英领导制的神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处于顶端的成功人士并非完全通过自身努力达到那个位置。

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根据乐施会（Oxfam）2015年的调查，全球顶尖精英30%的财富来自继承，30%来自政商界的裙带关系，其余财富则来自投资和收租。相比之下，许多努力学习的年轻人，毕业后起薪低，甚至根本找不到工作。今天的经济系统甚至无法容纳它所创造的毕业生。在这种失灵的经济体系中，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压力变得更大。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中上阶层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压力实际上更为严重，因为他们的父母期望他们复制阶级，进入顶尖大学。2019年，联邦调查局（FBI）查获了一项名为“大学舞弊案”（Varsity Blues operation）的行动，一家公司专门提供服务，向精英父母收取高额费用，确保他们的孩子进入名校。他们一方面派打手到考场替考，另一方面贿赂大学行政人员。这制造了一种假象：孩子是凭好成绩考上的，有能力证明自己可以拿到录取通知书，而不是父母直接给学校钱。在美国名校圈里，甚至流行一种完美主义形式，即努力学习的人应该假装毫不费力。斯坦福大学将这类人称为鸭子症候群（Duck Syndrome: 指学生表面上轻松自如，实则在水下拼命划水，承受巨大压力的现象）。

这种完美主义对大学生的心理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大学生向学校报告焦虑的比例从2011年的50%上升到2016年的62%。2023年，台湾大学生抑郁症的比例更是高达25.5%。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中的精英领导制，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家庭内部的压力。作者统计了过去30年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学生对父母期望的感知，结果发现，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在过去30年里变得更高。因为当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时，父母也变得更加焦虑，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父母的焦虑会从小影响孩子，当孩子达不到标准时，可能会内化父母的责备，从而导致完美主义心态。另一方面，今天社会中那些过度追求完美的人，也许童年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家庭关爱和认可。这些人从小就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以获得家人的认可。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她出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她童年时家中所有资源都给了弟弟。这导致她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以弥补被家人排斥的感觉。结果，成年后她成为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但这种追求完美的驱动力，实际上是童年创伤。

职场文化：病态完美主义的温床

在今天的职场文化中，我们也能看到无处不在的完美主义压力。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公司重视对组织的忠诚度，做好工作就可以退休。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公司想要的是完美员工的典范。员工必须足够灵活，可以临时加班，下班后也要随时待命。例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说：“没有人能通过工作40小时改变世界。如果别人每周工作40小时，但你愿意投入100小时，那么四个月后，你将实现别人一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这种追求高工时的病态完美主义也弥漫在台湾社会。台湾的工时曾位居世界第六，在全球39个国家的统计中，台湾以2008小时的年工时排名第六，也是亚洲第二忙碌的国家。

作者还提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对企业经营模式进行商业评估，使用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一种评估大学研究质量的系统）来衡量产出。为了保住教职，学者必须不断产出文章。过去，只需要一两篇文章就能找到教职，现在至少需要四篇文章才能脱颖而出，进入就业名单。学校甚至开始要求学生评价老师，满分五分，教授必须保持四分以上才有机会晋升，三分就会被送去培训，低于三分甚至可能受到学校的关注。

这些工作系统内部日益病态的完美主义要求，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系统外部，自由接案。虽然自己当老板，可以随时随地工作，这看似更自由，但实际上是被完美主义所逼迫。因为接不到案子就没有钱，接到案子就必须满足客户。许多人甚至在休假没有案子的时候，还在想着此时应该工作。这种内疚感正是资本主义对完美劳动者要求内化的结果。你必须让自己像牛马一样工作，才能展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所谓的自由接案，实际上根本不自由。

2021年新冠疫情之后，3800万美国人辞职。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都是低薪工作，不如自由接案，至少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作者认为，这波辞职潮实际上是对职场文化中完美主义的一种反抗。近年来，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安静离职”（Quiet Quitting: 指员工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拒绝过度投入和加班，以重新掌控生活）运动，类似于亚洲国家的“躺平”运动，推崇不努力工作，只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他们强调工作并非生活的全部，要夺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民意调查，超过一半的美国劳动力目前正在“安静离职”。可以说，年轻一代已经看穿了完美主义的陷阱。

迈向“足够好”的社会：系统性变革的路径

在诊断了完美主义的来龙去脉之后，作者最终提出了对抗完美主义霸权的方案。首先，我们必须倒掉心灵成长的“有毒鸡汤”。这些鸡汤喜欢说，人生中的各种失败都可以转化为成长的养分。但这种“失败没关系，继续追求成长”的心态实际上并不健康。心理学家大卫·斯迈尔（David Smail）称之为“神奇的志愿主义”（Magical Volunteerism），似乎只要一个人说“我愿意从失败中站起来，我一定会继续成长”，就能实现。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实际上无法从失败中学到任何东西。我们认为失败背后有一些深刻的原因，但实际上，你之所以失败，没有挤进名校或大公司，原因很简单：是那些精英的孩子拥有更多的特权和资本，所以他们占据了你的位置。问题不在于你不够好，而是这个系统并非为你而设计。成功人士喜欢赞美他们的失败，因为这样人们就会不断自我修正和改进，而不是审视系统失灵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心理学家塔拉·布拉赫（Tarah Brach）提倡一种佛教态度，称为“激进接纳”（Radical Acceptance: 一种佛教态度，指完全接纳现实，包括痛苦和失败）。激进意味着完全接纳失败就是失败。这并非指低薪的人就应该接受低薪，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意识，认识到人们需要适应有毒的职场文化，实际上才是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个人成长的有毒鸡汤，而是系统性的变革。因为当今经济系统的本质是，无论大多数人如何努力，都无法成为赢家。这就像驾驶帆船，有时航行到危险区域，无论你技术多么高超，都会翻船。唯一不会翻船的，是那些有钱人的船。这不是你一个人能改变的。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我们集体航行的这个危险区域。所以在个人层面，我们能做的不多，必须诉诸集体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都在这个危险航行区域，一起采取一些安全措施，这样大家才不会翻船。

作者在此提出了三项值得我们参考的措施：

1. 让社会不再要求个人努力成为完美工作者：经济系统必须停止追求经济增长，因为追求经济增长的代价太高。例如，疫情期间，英国政府曾要求经济学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计算封城与否会造成多严重的经济损失。结果计算出，如果不封城，可以维持合理的经济增长，但会损失大约五万条生命。换句话说，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牺牲五万人，以换取持续的经济增长。这就像古代文明的祭祀仪式，大规模的人祭，只为崇拜人们迷信的神。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GDP就是人们迷信的神，即使牺牲大量生命也在所不惜。仔细想想，其实非常可怕。当社会还在发展阶段时，确实需要经济增长来摆脱贫困。但现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足够富裕，却仍然要求人们不断工作和消费。但如果我们要不断消费，就必须依靠广告来制造稀缺感，让人觉得生活永远不够完美，再次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走向一种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操纵人们欲望的经济模式呢？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思（Kate Raworth）提出了“甜甜圈经济学”（Donut Economics: 一种经济模型，旨在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同时尊重地球的生态极限）模型，为经济增长设定了上下限。增长过少，公民基本需求无法满足；增长过多，则会超出地球的生态承载极限。如果我们想避免全球生态环境崩溃，政府必须开始设定上限。
2. 取代滞后的GDP指标：一个国家的进步不应该用GDP来衡量，因为进步并非生产更多、消费更多。如果台湾的GDP很高，但却是通过压榨劳动力和高工时获得的，这在国际上看起来很好，但实际上大多数劳动者并不快乐。心理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指出，国家公共政策应该以国民幸福感为指标，只有公民的福祉提升了，才能称之为进步。因此，政府应该考虑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包括预期寿命、教育和生活水平）来取代GDP，例如新西兰和不丹已经转向以幸福感指标作为国家政策的依据。我们也可以从地方城镇的小规模实验开始，像北美的一些城市西雅图、维多利亚、欧克莱尔，正在进行用幸福感指标取代GDP的实验。如果社会不再疯狂追求GDP，不再需要无止境的工作、生产和消费，那么追求完美主义的病态文化自然会消失。
3. 应对失业问题：这很快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减少消费，许多东西就不需要生产，生产需求下降后，意味着一些人会失业。这就是世界各国政府不敢真正取代GDP指标的原因，因为这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动摇政权的稳定。因此，第三项集体可以改变的是应对失业问题。我们可以让人们分担工作量，将工作分配给更多的人，每个人工时更少。事实上，这已经在发生。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随着AI自动化的到来，员工不再需要每周工作五天，仍然可以完成相同的工作量。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实施每周三天休假的实验，结果发现员工压力减轻，幸福感提升，工作效率更高，公司营收也增加了。例如，微软（Microsoft）在日本的公司实施周休三天，发现生产力提升了40%。

总结来说，本期节目介绍了完美主义的心理学。完美主义在过去30年间日益普遍，但实际上，完美主义者往往是效率低下的过劳者。人们之所以不断想要更多，背后有广告业和消费文化的诸多操作。然而，追求遥不可及的理想，实际上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挫折。过度追求完美的人，也许是因为没有得到原生家庭足够的认可，或是被教育中的精英领导制所压垮，又或是被职场中有毒的文化所毒害。为了对抗当今的完美主义和励志成长的“有毒鸡汤”，我们可以采取一种佛教态度，激进接纳失败。没有必要将失败视为继续追求成长的养分，而是将失败视为社会系统失灵的信号。我们要做的是通过集体行动，迈向一个“足够好”的社会，停止追求经济增长，停止努力成为高效完美的劳动者，转而用幸福感指标衡量社会进步，并缩短工时、减轻工作量，让社会不再陷入完美主义的陷阱。